明末清初赴欧的5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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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赴欧留学生——郑玛诺（1645）

    南明派往欧洲的使臣——陈安德（1649）

    轰动欧洲的中国旅者——沈福宗（1681）

    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黄嘉略（1702）

    康熙派往欧洲的使臣——樊守义（1709）

    中国最早赴欧留学生——郑玛诺

    郑玛诺（1633~1673），号惟信，教名Manuel de Sequeira，广东香山县（澳门）人。他是有确切史料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赴欧中国人。

    1633年（或1635年）生于澳门，郑玛诺出生时，葡萄牙人已入居澳门80年，澳门已从小渔村变成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的著名港口。福音在澳门广传，不 少中国人纷纷归入主的名下。郑玛诺的父亲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圣名安多尼，他与有“安南使徒”之称的法国人陆德神父往来密切。郑玛诺在陆德带领下信主。陆德 对郑玛诺非常关爱，他常在日记中称其为“我的中国小孩”或“小玛诺”。郑玛诺在归主后进入澳门教会学校学习，由于成绩优异，深受西教士赏识。1645年， 澳门教区正拟设中国神职人员，陆德神父提议率领中国及安南北圻、南圻少年各一人赴罗马深造。12岁的郑玛诺被教会选中，随陆德神父赴罗马深造。

    当年12月20日，他们从澳门乘船前往罗马。次年1月14日，到达麻六甲（今马六甲），船随即遭到荷兰人掳掠，他们被荷兰人押送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监 禁。三个月后他们获释，再次西行。船经过印度洋，来到印度果阿。他们离船登岸，经波斯到达亚美尼亚。郑玛诺在亚美尼亚某修道院灵修六个月，因他极富语言天 才，很快学会当地语言，与当地人谈吐无异。经过土耳其时，郑玛诺被当成鞑靼人遭到拘押，因其流利的亚美尼亚语而被释放。

    历经五年的艰苦跋涉，郑玛诺终于到达罗马。他入读耶稣会主办的圣安德肋学院，以1年10个月时间，完成欧洲中学生4年内的全部课程。1653年加入耶稣 会，并转入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希腊语等多门课程。毕业后居留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与文学，中国人在罗马著名的学校中教授 希腊文学，在历史上，尚无先例，此举给中国人赢得声誉。1660年，郑玛诺继续攻读神学，1662年4月在葡萄牙候船期间曾到哥因勃拉大学就读。在欧洲期 间，郑玛诺晋铎，成为神父。1666年4月，在受到葡王召见后，和其他14位宣教士自里斯本扬帆东渡，10月到达果阿。由于时值杨光先教难，宣教士被逐， 没能立即回国。于是，郑玛诺在到孟买以南的一个港口宣教。1668年，郑玛诺返回澳门，在大三巴神学院温习中文，曾上书耶稣会亚洲区总会长，他认为“过去 教会长期不让中国人担任神职，而只靠欧洲人前往传道，这对福音在中国传播很不利。” 1671年，他奉康熙上谕，随同闵明我、恩里格到北京，从事宣教活动。此时，郑玛诺身患肺病，又加之水土不服，使病情加剧。在与病魔争扎了一年之后，年龄 不到四十岁的郑玛诺于1673年5月26日在北京安息主怀。

    南明派往欧洲的使臣——陈安德

    1649年，南明永历皇帝在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宗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卜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 明朝廷，司礼太临庞无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阜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

    历尽千难万险，他们于1652年12月来到了威尼斯。起先，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弗朗西斯科·莫林拒绝接见“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国明清交战双方间保持中立。 卜弥格设法求法国大使帮忙，终于得以见面，卜弥格和陈安德就将信件递交给了弗朗西斯科·莫林。然而，法国人的介入却使罗马教宗英诺森十世产生了反感，而新 当选的耶稣会总长古斯维斯·尼克尔又认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将会危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使得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意大利一等就是3年。期间，罗马 教廷3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对卜弥格和陈安德持消极态度的英诺森十世去世，新任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卜弥格和陈安德。亚历山大七世虽然同情南明朝廷和永历皇 帝的艰难处境，但他提供不了实际帮助，只写了封回信让“南明使臣”带回中同，在信中他祈祷南明能渡过难关。教宗的同信使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欧洲有了活动空 间，他们来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觐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约翰四世答应给予南明政府军事援助。

    1656年3月，卜弥格和陈安德踏上了回程。当他们到印度果阿时，知道了南明永历政权已岌岌可危。虽然约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为难“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 民当局还是不允许他们前往澳门，葡萄牙殖民者此举是为了确保与清政府的贸易不受影响。卜弥格和陈安德再度不顾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从陆路抵达暹罗(今泰 国)首都大城府。在那里，他们从海盗手里雇用了一艘船前往现今的越南北部，此时已是1658年初。他们徘徊于中国边境，卜弥格于1659年去世，陈安德将 其安葬后独自一人带着几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云南向永历皇帝复命。

    永历皇帝最终没有盼来欧洲的援助，1662年他被吴三桂俘获并被处死，而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陈安德1659年后在历史上也不见了记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南明派遣使臣前往罗马一事，中国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现在很多研究南明史的也不太重视这一点。往往 是搞宗教史的会比较感兴趣。台湾国立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有收录这方面的资料。其中有南明皇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庞 天寿——教名阿喀琉斯，写给罗马教皇、耶稣会会长的信件。信件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绝对是珍品。这本书讲到了很多细节，比如葡萄牙炮兵参与抗清战争，比如 南明军队出现绣着拉丁语的旗帜等等）

    轰动欧洲的中国旅者——沈福宗

    沈福宗（英文：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或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1657年－1692年，生于南京，是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人之一。中国史籍对他的生平只字不载，西方史料却对他的经历和事迹有诸多描述。

    沈福宗早年曾随传教士学习过拉丁文。1681年，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准备回欧洲述职时，沈福宗接受其邀请一同前往。1684年夏天，他们抵达了法国 巴黎。当时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一时间沈福宗成了巴黎的焦点人物，法国人纷纷谈论他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中国人的到来很快就传到了被称为“太阳王”的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耳里。

    9月，路易十四特地邀请沈福宗等人到凡尔赛宫做客。晚宴上，沈福宗表演了汉字书法。路易十四对汉字的深奥感慨颇深，不久巴黎即有报道称“中文大约有八千多 字，同一音有不同的声调，而同一音又有数十种不同意思，需要学习三寸年才能熟练使用，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忆力之强和想像力之丰富”。沈福宗还将孔子、康熙皇 帝等人的画像展示给了法国君臣，加深法国人对这些栩栩如生的中国著名人物的印象。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敬意，路易十四命令打开新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 有喷泉，让沈福宗尽情欣赏。

    沈福宗在巴黎逗留一个多月后，便随柏应理前往罗马办理教廷事务，教宗英诺森十一世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对在中国传教的意见。沈福宗在罗马生活了一 年多，随后又辗转比利时，于1687年3月到达了英国。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获悉沈福宗抵英后，派著名画家戈弗雷·奈勒爵士专程为沈福宗画了一幅全身肖像 画。不久，詹姆斯二世把沈福宗召到了牛津行宫，希望他能在英国旅行期间帮助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沈福宗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沈福宗认识了图书馆负责人、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他们两人曾多次进行研讨，沈福宗回答了海德诸多有关中国的学术问题。为了表示尊 敬，沈福宗称海德为“德老爷”，海德则呼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现今保存于大英图书馆的沈福宗与海德之间来往书信和谈话记录显示，海德曾告诉沈福宗， 他想创建一种全欧洲都可以使用的汉字注音体系，沈福宗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汇》介绍于他，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交流连中国象棋和围棋的下法以及两种 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杨六丨四捍”的游戏规则（这两种游戏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绝迹）也均有涉及。后来海德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中国度量衡考》和《东方游 艺》，可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几个月后，海德在觐见英国国王时，直言沈福宗在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上出力甚多，并说自己从沈福宗身上学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詹姆斯二世由此衷心喜欢上了这个懂礼节、有修养并且知识丰富的中国人，他多次邀请沈福宗到英国宫廷做客，给予他极高的礼遇。

    1688年，沈福宗告别英国，开始了他的葡萄牙之行。对于葡萄牙这个国家，沈福宗并不陌生，在澳门他就见到过许多葡萄牙人，也听过一些关于葡萄牙的事情。 但到里斯本后，他终于明白了领土面积和人口还不及中国一个省的葡萄牙为何能割据中国澳门。此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权的漠视已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 流。

    17世纪往返欧洲旅程中的风险和颠簸非现今时代所能想像，欧洲之行拓展了沈福宗的视野，但他为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691年沈福宗在回国途经莫桑比克 附近时去世。第二年，将沈福宗带至欧洲的柏应理在乘船途经印度果阿附近海域时遭遇风浪，在船倾斜过程中，柏应理被落下的重物击中头部身亡。

    （沈福宗与海德的这次会面海德在他的著作中有所提到，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这位沈福宗的学术水平比较 一般。海德最初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对他礼敬有加，交往久了对他的评价就成了“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二人在谈论围棋的时候沈福宗表现出 有些一问三不知的状态引起的）

    黄嘉略——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

    童年

    黄嘉略出生于17世纪下叶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黄江卿（音译：Hoang Kian Khin），曾任御史（Visiteur imperial巡视江南和山东两省，父亲1638年生于兴化，是家中独子，常接济穷人，其中一名曾受恩惠的人是天主教徒，为了报恩，于是引导黄氏信教，希望他的灵魂能进入天堂。1651年，黄父由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施洗，取名黄保罗（Paul Hoang），黄父此后非常虔诚，更曾希望过独生修士生活，致父母要胁报官，黄保罗只得于1670年迎娶江西省广信府杨氏，1679年誔下黄嘉略。

    黄嘉略出生前，黄父曾誔下四名女儿，他们向上帝许愿，若能誔下男丁，会将献给上帝。黄嘉略出世后，由当地一名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施洗，约1686年前后，其父病逝，刚巧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李斐理（Philiber Le Blanc，又名卜于善）到兴化传教，黄母将儿子托附给他。三年后，李斐理又将黄嘉略托交另一位外方传教会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ne），期间曾拜一位信奉基督的举人江为标为师，习以汉语、拉丁文、中国典籍及基督教义，曾游历中国多个地方。据黄嘉略所述，16岁时，“出一些没有必要详述、但两位先生认为正当的原因”，他被安排回乡，不久母亲病逝，守孝百日之后，他又再离家。

    远赴罗马

    黄嘉略等人1703年抵达罗马时，当时接见他们的教宗应为克勉十一世

    中国礼仪之争白热化时，康熙大帝正值盛年，恰逢罗马教皇克勉十一世亦只上任数载，不同阵营的在华传教士各自争取两边的支持当时正值康熙年间，各会传教士在 中国礼仪之争上势成水火，李斐理及梁弘仁属于反对儒教祭祖的一方，与耶稣会立场对立，1701年，在华传教士决定选出梁弘仁，向罗马教廷述说礼仪之争，希 望获得教廷支持，他之后与黄嘉略重遇，1702年2月17日在厦门一同登上一艘英国商船，远赴欧洲。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礼仪之争以梁弘仁为代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持与耶稣会相反的立场，黄嘉略从小受梁弘仁的教育，因此思想上也是完全反对中国礼仪的。在其罗马日记和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人黄嘉略对中国礼仪的鄙夷）

    当时随行的中国人，除了黄嘉略外，还有一名叫李若望（Jean Ly）的人，但有关他的记载更少。商船船长名叫珀蒂（Petit），曾途经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圣赫勒拿岛，约9月时曾遭遇猛烈风暴，犹幸10月抵达伦 敦。1701年3月，西班牙爆发继承战争，英、法两处分属不同阵营，处于敌对状态，黄嘉略亦难以到达法国，一行人最后乘客巴伐利亚选帝侯使节的船，终于在 1702年10月31日抵达巴黎，12月29日又乘马车离开，前法国南部城市那里，乘坐地中海航船。

    （有关这些事件在黄嘉略的日记中都有记录，此外外方传教会还包有黄嘉略与四川教友的通信，罗马日记是用文言写成的，与后来的日记是法语不同）

    1703年3月3日，他们一行人在意大利的里窝那登岸，再经比萨、钖耶纳等，3月9日到达罗马。教皇在3月26日接见梁弘仁及黄嘉略等人，并为两名中国随 行人员会说拉丁语而感到高兴。梁弘仁多次会见教廷，反驳耶稣会的立场，1704年11月，当地传闻教廷已对礼仪之争有了决定，他所属的外方传教会要他留在 罗马，打听消息。1705年10月，教廷宣布争论结束，他们一行人亦在同年12月13日返回巴黎。

    （教廷最终的决定就是禁止中国教徒行祭祖祭孔礼，教皇派了级别为宗主教的铎罗去北京宣旨。此前康熙和 耶稣会是对铎罗的到来很有信心的，为此在耶稣会递交罗马的陈述上康熙还加了朱批，耶稣会还联络上百举子搞了个“万言书”支持自己的立场。没想到铎罗一来就 泼了他们的冷水。康熙恼怒地把铎罗赶出北京，铎罗不识抬举，跑到南京去宣了一遍教皇圣旨，最终导致了康熙的禁教。）

    黄嘉略在罗马停留了3年，此段时间偶然会誊写文书，常会到当地的San Clemente、San Andrea、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教堂弥撒，当然也会到圣伯多禄大教堂，曾在日记中记录多项见闻和当地人的故事，但他与同行的李若望当时均染有肺病，曾经吐血、病得不能执笔，由当地医生治病。

    从小在外方传教会会士的教育，黄嘉略在礼仪之争上亦质疑耶稣会支持儒教祭祖的立场，对耶稣会声称受到大批中国学者支持犹为怀疑。逗留罗马期间，他在 1705年5月的日记中亦对中国圣贤嗤之以鼻：“吾天主圣教之圣人，生平何其修德、谦让、爱人...岂同中国所谓之圣者，且不识天地万物之真原，又无道及 身后之永报。”

    定居巴黎

    黄嘉略18世纪飘洋出国，名义上成了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1706年3月，黄嘉略与梁弘仁回到巴黎。当时巴黎正牵起“中国风”的浪潮，中国工艺流入当地， 礼仪之争亦惹来法王路易十四干预，在黄嘉略重返巴黎的三年前，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刚从中国返回法国，引起哄动，黄嘉略的出现，自然引起当地文化圈及王室兴 趣。

    当时在享誉法国文化界的法国皇家学术总监桑波比诺(Jean-Paul Bignon)，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黄嘉略自述：“我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游历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如今又致力对敝国各方面的研究，因而有可能为国王 殿下（路易十四）光荣的计划做出某些贡献。本着这一想法，我投身下饮誉全欧的桑波比诺教士麾下，他以对科学和文学的热爱、对所有文人的全力保护而闻名。我 毫不费力就获得他信任，他希望获知遥远国家发生的一切。”

    此后，黄嘉略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成为“太阳王的翻译”，但后世史家对此仍抱有怀疑。法国20世纪知名汉学家艾田蒲(René Etiemble)曾说：“他在国王图书馆做了一个闲差，有人说他是太阳王的翻译，此话让人觉得言过其实。”但中国史学家许明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却找到 与黄嘉略一同编写汉法字典的傅尔蒙的手稿，文件指：“黄先生是中国人，起先是罗萨利主教（梁弘仁）的秘书，后来担任国王的翻译。”较公认的说法是，黄嘉略 当时毋须在皇宫或外交部工作，主要只在国王图书馆内，整理中文书籍，当中不少是由传教士带回法国。

    不过，这份差事并不意味黄嘉略的生活变得富庶。他在法国生活时，常要为金钱烦恼。在往后的日记中，黄嘉略曾说“一点银子也没有了”，要跑到桑波比诺要钱，成婚后，有时会由太太代为出面要钱，但他们一家有时连取暖用的木炭也不够用。

    有一封1713年11月14日写成的信件，署名是桑波比诺，收信人可能是一名朝廷财政官员，信中说：“先生，我可能终于让您烦厌了，但怜悯心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关一个外国人，他就是我们的小中国人(Petit Chinois)，您已经对他展示了善心，可是国王的赏赐是他赖以维生的全部收入。昨天我在凡尔塞宫拿到了国王谕令，我恳求您下令发钱，请您赐予我这个恩惠。”这封信，显然是代黄嘉略出面，向宫廷拿钱。

    成家立室

    梁弘仁等人带同黄嘉略到达欧洲时，原先是希望他在当地受训，之后返回中国继续传教。人在欧洲的黄嘉略，与中国教友的通信并无中断，亦得知大清朝廷开始管制传教活动，他最终决定留在法国，黄嘉略说：“为了今后不能再自己作主改变决心，我甚至结了婚。”他的决定引起梁弘仁不满，但桑波比诺决定为黄嘉略作担保， 并且向法国朝廷为他取了一笔钱，梁弘仁最终只得同意黄嘉略留在法国。

    1713年4月25日，黄嘉略与巴黎女子玛丽（Marie-Claude Regnier)成婚，外父母为路易喜黎（Louis Regnier）及路易丝伐鲁(Louise de Vallois)，小夫妇最初住在盖奈戈街（Rue Guénegaud)，该条街道今天尚存。同年8月5日，梁弘仁亦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病逝。1714年约1月，他们又搬到卡耐特街（Rue des Canettes)的一套公寓。

    不过，两夫妻婚后常要为银子（Yn Tze)费心。1713年12月7日，黄嘉略在日记写道：“今天上午，黄小姐前去桑波比诺府上跟他谈了许久，他让她星期六来取银子。”星期六，“得到的回 答是明天再说。”结果直到星期二才拿到钱：“他不愿多给，只给了50。”日记上亦有记载他们夫妻买彩票等生活小节，不少篇幅亦有谈到太太发脾气。1713 年10月19日：“黄小姐不肯睡，怒怒。(pou khen choui, nou, nou )。”1714年3月20日：“她身体不大舒服，生气了，因为我没有如她所希望那样，问她哪儿不舒服。”6月17日：“她莫名其妙又生气了。”两人又试过 一同上教堂，但中途太太突然发脾气，黄嘉略一家人只得回家。法国学者马松（Andre Masson）就曾戏称黄嘉略是一名“吃苦耐劳的模范丈夫”。

    两夫妇除了常为生活开支惆帐，两人亦身患疾病。太太经常头痛、感冒、胃痛、腿痛等，但黄嘉略的肺病更严重，吐血、发烧时有出现，而且久医无效，不停恶化，他为此曾要求与妻子分床，但后来妻子又改变了主意。黄嘉略在日记上，亦特意记载了太太行经的时间。

    1715年3月4日，他们的女儿出生，以母亲名字命名，叫作黄玛丽(Marie-Claude Huang)。同一时代的《官话字经解》作者、德国汉学家拜尔（T.S. Bayer，1694-1738)就曾说：“这个女儿活脱脱是一个中国人，她的脸和肤色恰恰具有中国人有别于欧洲人的那些特征。”拜尔应该没有亲眼见过这名女孩，但据后人考证，当时他的同侪、法国天文学家德里尔曾住在巴黎，而且与黄嘉略是邻居。

    客死异乡

    黄嘉略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两年，女儿出世不久后，他的法国太太病逝，确实死亡日期并无记录。他说：“我不想再妻，以便把全部时间用来为公众服 务。”1715年，路易十四驾崩，1716年10月13日，久病缠身的黄嘉略亦在巴黎卡耐特街的寓所病逝，享年只有36岁，死后遗下一名女儿，交由外父母 照顾，国王向她给予一份年金，但当时皇室对黄嘉略遗下的一堆文稿，犹为重视。

    黄嘉略死后第三天，国王财政委员会主席诺阿伊认为，必须从速将黄嘉略的书籍和手稿，送交国王图书馆，以免遗失；当时负责执拾遗物的官员布瓦万，是国王图书 馆的管事，他点算出黄嘉略共有319本中文书籍，另有一批《汉语语法》的手稿、一份以中文书写、用以表达时刻的文稿，当中有不少手稿最终决定由傅尔蒙接 手，但傅尔蒙交代自己真正接管了黄嘉略哪些遗物时，不同年份撰写的清单常有出入，部分手稿亦可能遗失。

    黄嘉略死后一个月，桑波比诺曾写下一封文书，交代黄嘉略的遗物安排。“国至陛下依据外侨财产处理权，接管原属黄先生的所有物件。阶下昨日传谕予我宣布，他 将上述物件所值，在清还偿务后，合部赠予已故黄先生的岳父。”谕令要求黄的外父短期内要照顾黄嘉略的女儿，直至完成清理遗物后才会敲定照顾期，此后王国将 考虑上述限期结束后为其女儿提供生活及教育所需。

    黄女在巴黎的生活，目前所载不多，亦未有证据说她曾怀孕产子。现存有一封写于1735年7月14日的书信，并没有台头及下款，当中曾无意中提到黄小姐不久 前逝世，若然此信属实，黄女应在20岁左右死亡。至于黄嘉略死后葬于何处，同样没有记录，但有后世学者估计，以他生前的家底，死后相信只能葬于公墓之中。

    （黄嘉略的《汉语语法》现存残本，在许明龙的《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有部分收录，诸位可以读一读，与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作一番比较）

    （黄嘉略和孟德斯鸠的交往现在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事实上这事情也确实很有意思，当时黄嘉略一文 不名，孟德斯鸠也是个没什么名气的年轻人。机缘巧合二人竟然产生交集。孟德斯鸠后来在他的书中有对中国文化的大量描述，我们看到其中引用了众多的中国典 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鞭辟入里，孟德斯鸠说“这些材料都是来自于黄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