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面对国际关系的十大挑战

忙里偷闲

中国人大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这标志胡锦涛正式向习近平移交了所有国家职务以及权力，习近平总揽党政军三方大权。属于习近平的时代拉开帷幕，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全面掌控中国的国际事务。在习执政期间，中国预计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中国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都未曾有过的可能。如何让世界接受一个崛起中的强大中国，习近平必须给出中国国际观的全新诠释，这不仅要有足够智慧与耐心，更要有自信和主见。

中国崛起、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单极强权、发展中国家普遍的经济成就，构成当今国际格局的三大现象。同时，“围堵”中国也伴随着中国“威胁”甚嚣尘上，这是习近平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当然，世界各国对崛起的中国充满想象，不断预设中国可能的国际角色与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非常关心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外交是“软”还是“硬”。

一、以中国思想融铸新的国际观

“国际观”是一个国家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总认识，决定着处理和应对国际事务的总的方针政策及思想基础，更是“国家观”的自然延伸。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观不仅影响自身利益、地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习近平在接任国家主席后，能否正确评估当前中国所面对的世界形势，制订行之有效的国家战略，树立相应的国际观，是他作为国家主席的首要挑战。

中共建政初期，面对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时期战争不可避免。他一方面积极做好“以战保和”的准备，积极介入朝鲜战争；另一方面透过政治努力最大限度孤立和分化主要敌人，建立以“三分世界”理论为标志的“反帝统一战线”，使中国成功防止了美苏两大敌对势力的侵害。其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转折性的判断：考虑到美苏战略平衡改变，世界大战可能避免，中国应当抓住战略机遇期努力发展经济，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为中国争取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

今天，习近平所面对的世界格局有所不同。伴随中国崛起伺机而来的“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亦已成为客观现实。今后，中国还要不要“韬光养晦”？又应该如何“有所作为”？习近平必须予以回应。

首先，“中国威胁论”是配合遏制中国发展的理论前提。这是基于霸权更替规律，既得利益者必须对“挑战者”在崛起中惯于进行的指控，美国誓言“绝不做老二”的吆喝只是这种理论贫乏的一种歇斯底里。其次，它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和疑虑。表明一些国家对中国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对中国国情和现行国家战略更是认识不清，是大部分中小国家自然而然的心理反应。最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制造”不仅同发达国家、也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竞争。因此有不少国家的政府迁怒于中国，以掩饰本国的难作为甚至不作为。基于以上不同原因，我们不能把“中国威胁论”以及对中国的“围堵”一概地等同于与中国为敌。它更多地是一些国家对新的国际形势“水土不服”，也真实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快速发展且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不适应。

要让世界接受自己的高速崛起，中国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对那些不理解、不适应这种转变的国家，中国应该“心平气和”理解外界的顾虑，透过时间和空间消除误解，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和必然性，毫不牵涉到对外威胁，而是对世界和平与经济的积极意义。对企图透过手段阻碍中国发展的国家，则必须以事实和行动予以直接回应。

中国历史上是世界一流强国，在局部区域内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当时的“国际”交往作出了表率，既享受了“万方来朝”，又维护了和平交往。在当今国际关系历史中，以强权划定地缘势力俨然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和真理。要想扭转几百年来的恶性循环，建立以中国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发展格局，将会是中国未来“有所作为”的战略着力点。习近平应该有决心沿承和发展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分世界”理论，和平崛起战略思想等，让中国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及改造现代国际观，消除军事威胁下的干涉主义，约束资本和政治霸权思维，让发展、和平、互助成为新国际观的主流意识。

二、体现王道而非霸道的实力观

实力观即是一个国家如何认识自己的国际存在以及根据什么样的价值内涵追求和构筑支撑它的力量。中国近年一直被其他国家要求做“负责任”大国，这缘于承认中国的实力但同时对中国实力感到疑惑。如果中国的实力是以发展、和平、互助为依归，并且展现亲和与诚信，是大部分国家的朋友，那么它所支撑的就是以道德与仁义主导的王道、而不是赤裸裸的霸道。中国的实力观一方面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这种地位的性质。

目前世界的实力概念反映出的是西方的主流价值。美国就是依靠军事和政治的硬实力、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巧实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软实力三大杠杆建立起当前反映其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原始的“炮舰、鸦片、圣经”的实力法则并没有根本改变，秩序的形成过程始终伴随着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与强制。当美国强调自己的巧实力和软实力时，更多只是用“巧取”来掩盖“豪夺”，这绝不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中国应该改写“国强必霸”的规律，以经济互助、思想价值交流和人文社会追求作为中国实力的基础：以“刚柔并济”纠正美国的“软硬兼施”，以“韧”挑战“巧”，以威武应对霸权。

中国今天的实力首先应该建立在“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上。中国有句老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就是要求自己在一个公平秩序下实现经济发展，而不应唯利是图、恃强凌弱。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与欧美的殖民主义雷同，虽然客观上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但也就成为另一个霸主。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放弃资本扩张、市场占有的目标，改为经济互助、共同发展，也就是对贫穷国家开放市场、提供资本和技术帮助，最终结果一定会是双赢的。

其次，中国应该将民族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作为国际关系的实力，是我们倡议国际合作的准则，但这不是“输出”。一些人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担忧中国会重蹈覆辙。目前看来中国并没有“输出”任何思想和价值观的想法，中国将自己的事情做好，加强与其他国家交流“中国经验”，让别人认同和参考这些的经验，那就是实力。最后，还需要在人文社会领域有所建树。所谓中产，显然不只是一种财富概念，更重要的是中产社会所展现的生活安逸和社会文明。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阶级概念，让中产陷阱的经济学谬论激发各种社会焦虑。如果以一种新的人文社会形态来思考国家发展并获得成功，就是中国贡献国际社会的另一种“实力”。

三、让发展成为国际观的硬道理

发展已经成为21世纪各国政治的主题，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只有发展方能解决落后。但在求发展的过程中，争夺利益与资源却产生了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究其原因并不是资源匮乏，而是贪婪。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就是贪婪的工具，很多人还认识不到资本贪婪所导致的经济扩张才是影响各国公平交往的真正原因。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必须警觉，不仅拒绝随波逐流，还要树立“重义轻利”的旗帜，让共同发展、共同受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展带来的应该是动力而不是仇恨。

国际关系今天所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将国与国关系的性质从政治军事竞争转移到体现公平公正与互惠经济民生的合作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广泛的区域及全球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有利于促进实现地区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但经济并不是发展的唯一主题。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千差万别，相互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难以避免。只有透过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同时发展各自的人文社会和思想价值认识，加强国家之间文化、社会、科技和学术上的交流，才能有机会从根本上消除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

中国在和平发展上最有发言权。它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非依赖践踏别人的尊严，更不是透过经济和军事威胁。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经济民生发展是世界和平的硬道理，不是美其名曰“保护”经济发展而进行军事扩张所能做到的。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提升了国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中国应该继续提升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应该是无私的、是互助的、是共赢的，应该被视为中国国际观的具体展现形式之一，更是中国实力观的真正实践内涵。

四、人民外交的战略意义

现在，无数国人来往世界各地，不管是旅游、经商、求学、还是建立新生活，人民外交在无声无息迅速铺展。相对于任何形式的官方外交，“人民”外交好像不再扮演任何角色，是历史遗物，只有职业外交官才是对外交往的恰当人选。这恰恰忘记了国际关系的真正意义。当中国崛起引起外界疑虑，要正确认识国际关系或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新型乒乓球式的“人民外交”。

今天，只是少部分中国人出国就已经在不少国家产生极大反响。试想，如果人数增加十倍，甚至百倍，他们会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可能要比较一下外交官和“人民”对他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显然温州移民在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商业行为比驻当地大使馆的外交官们的活动更受到当地民众关注。有些人忘记了官方外交只是一个国家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主导。

国际关系的实质是人与人、商与商、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往。日本和韩国在过去20多年的外交成就，民间外交功不可没。日本能够迅速改变二战的印象，一度成为东方文化代表，在生活艺术层面更让不少民族趋之若鹜，这都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日本国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大举出国旅游经商的原因。过去十多年韩国同样在步日本后尘，韩剧、三星手机、骑马舞比韩国外交官显然更能够帮助它建立国际关系。

既然如此，中国是否应该有效利用后发优势。要看到中国出国人数规模将远超日韩之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对他国的影响力也是日韩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崛起中的超级大国，需要与更多国家维持良好关系。但它的国际观又约束着自己，面对国际环境与偏见让它如履薄冰，历史上任何崛起大国都无法提供参照。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国际关系的挑战，决定了非官方交往的关键作用。

中国崛起就好像一只温顺的大象跑到人家的菜地，威胁显然不是来自它的温顺，而是来自它的现实存在。当中国有逾亿人把友谊、亲善和经济利益带向世界，其影响焉能小觑。中国一直强调“听其言观其行”，但我们是否想过，其他国家也在听你官方的“言”观你人民的“行”。当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西班牙耀武扬威，采购奢侈品的中国游客在香榭丽舍大道炫富，别国人民对我们的误解可想而知，不会因为我们派了几个文艺歌舞团出去就可以改变，更不会因为进出口数字增加而被忽略。

习近平应该认识到人民外交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有计划地让中国人成为最具国际视野的新民族、了解中国所面对的各种意识挑战、以国际主义者的身份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必须积极看待中国的人民外交，让它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有生力量，而不是矛盾的导火索。

五、积极推动国际秩序重塑

国际秩序就是在一定的道德认识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工业革命和二战的结果，以西方价值观和行事模式主导，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唯一标准，以利益博弈和势力对比作为国与国关系的交往准绳。日积月累就客观造成了歧视、欺压、盘剥，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南北关系紧张。

中国的崛起为国际秩序进行重新梳理和恰当调整提供了前提条件。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勇于为建立与时俱进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和承担义务，中国义不容辞，其他大国也必须要重新适应中国，这是必然的发展规律。

中国应该把联合国体系作为国际事务管理与国际秩序重构的重要着力点。在美苏争霸时期，联合国是一方用来打击另一方的工具；在单极格局里，美国的想当然令联合国形同虚设。即便如此，任何国家今天都摆脱不了联合国是全球性规范体系的基础，如果没有《联合国宪章》，世界将无法想象。随着多极化发展，世界将会呈现更多元的力量共存、相互竞争与制衡，联合国的作用将更凸显。对于不寻求霸权的中国，联合国的作用是积极的，因而应该着力支持其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有效平台。

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养晦”有余、“作为”不足，甚至受制于不“强出头”的祖宗遗训，在一些主要国际议题上只是被动反应。然而“强出头”和“有所作为”并不相同。在尊重一些国家对中国有顾虑的前提下，中国需要以创新的态度认识自己的角色与责任。我们要找到消极回避和积极应对的转折点，不能丧失修正国际秩序的有利时机。今天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已经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一些议题还需要中国主持公义，中国必须以此原则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寻找新平衡。

为更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义的方向发展，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员问题上，中国应该支持该原则，力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第三梯队国家的积极参与，但反对仓促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否决权。为了更有效推动联合国的领导性，可考虑推动如金砖会议、APEC等架构归纳到联合国的协调框架内，加强这些组织与联合国事务从管理和认识层面上相互促进。并积极推动欧盟、东盟、阿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沟通、互助机制与联合国建立更为紧密的互动，让区域和全球事务之间的发展能够互补。多边多极的政治环境要求“多元”的组织支撑，这是改变世界秩序的根本所在，也是对既得利益者的主要挑战。

六、站稳第三世界的立场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分世界理论是否对中国还有现实意义？第三世界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将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对习近平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和战略问题，更是中国以后数十年发展机遇的现实议题。

三分世界理论的核心是正确认识世界，即是科学认识中国的自身以及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它一方面说明世界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与这个世界以及其他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它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更是世界观。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富有了，应该与那些“穷亲戚”保持距离，减少负担；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大国，要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这样才能够满足发展需要。这两种观点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矮子思维”。这些“穷亲戚”已经展现出三十年前中国在启动经济发展时的态势，它们的规模将不亚于中国。

今天的国际形势告诉我们，第三世界国家依然有着极大的经济和民生挑战，在大国政治间艰苦求存，但其中不少已经找到适应自己的发展方式，它们正展现着活力，通过努力推动自己的发展。巴西、印尼、土耳其和其他不少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属于这个行列。

无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较多地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市场倾斜，邓小平的“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减弱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承担，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无可避免，但并没有丢弃中国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关注和价值认同，而且在艰苦的发展历程中，逐步恢复了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使之重新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而当今，发达国家仍然将第三世界国家作为资源的掠夺对象和市场扩张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强有力的代表为其发声和争取。中国今天加强了这个地区的投资、援助和经济合作，但并没有积极构建对这个地区的全方位政策体系，只是模糊沿袭过去对这个地区发展的感情，以碎片的方式推进。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优先发展关系应该是以中国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国际观的具体实践。中国坚持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是重新认清三分世界理论在国际关系里的新价值。

七、“睦邻外交”隐含的刚柔并济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显然需要与它们处理好关系，才能为自己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过去一百多年，不论是中日、中苏、中印、中越、朝鲜战争，还是最近的东海和南海争议，无不彰显中国与邻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合作与矛盾。中国一直强调“与邻为善、与邻为伴”，过去十多年更将周边关系界定为“睦邻、安邻、富邻”，但中国的崛起以及面对大国关系主导下的地缘政治变化，这样的政策已不能够满足变化中的新现实。

周边国家对崛起的中国态度已出现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它们从贸易和经济层面对中国越发倚重，希望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它们也对中国的实力感到疑虑、担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产生恐惧。一些试图制约中国发展的国家借用这种复杂心理企图得利，让一些国家误以为“围堵”是应对中国“威胁”的恰当做法。随着中国继续发展和强大，这种心态还将存在一段时间。对这种疑虑既需要理解，同时又更要积极化解，避免心理误判激发矛盾升级，这会一直考验着习近平。

我们深信所有邻邦都不希望与中国为敌，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已经认清中国的战略要求，知道中国的国策是和平且积极的。更重要的是，有些国家是从意识形态和原始的地缘政治认识（如印度、越南），或从机会主义（如菲律宾）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因此，公开和坦诚的睦邻友好思想和政策是应对可能冲突的最佳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应该积极发展、巩固与邻国“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坚持双边沟通，反对任何第三方干预中国与邻国的关系。特别针对美国，应清晰说明中国态度的依据，避免那些傲慢和幼稚的政客产生错误决策的风险。任何企图对中国进行围堵的蛛丝马迹，都应该积极反对。这不只是说给美国听，更是做给邻国看。

睦邻政策绝非绥靖政策，它展现的是刚柔并济，“睦邻、安邻、富邻”是为了构筑和平、友好、互助、共同发展的周边环境。以日本为例，中国就必须坚定回应其任何违背或改变历史的做法。当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必须给予最坚定和及时的反击，要旗帜鲜明说清楚东海问题的性质，同时应该积极向全世界公开批判日本对历史的鸵鸟思维和机会主义，不客气、不隐晦。使日本右翼政客不能继续蒙蔽日本国民，更不能借用政治手段模糊年青一代的历史认知，企图诱使中美在东北亚发生冲突从而坐享政治利益更是痴心妄想。中国不会上当，美国也不是一个莽汉。当然，作为大国，中国应该尝试与诚恳认识历史教训的日本打交道和做好邻居的充分准备。

八、以道义法则规范新型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是影响国际格局演变和形势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历史上它曾经以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军事政治结盟和势力划分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但冷战结束和美国霸权梦逐渐苏醒，大国关系在内容和结构上渐渐发生了与以往根本不同的新变化。相对于历史上常见的以对抗、军事冲突为主要特征的大国关系，“竞合关系”已逐渐成为当前大国之间，尤其是传统和新兴大国互动的主流形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国之间的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它无意改变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中国更无意取代美国“世界警察”的身份，但对这个“警察”的作为应该给予规范。如果美国是“世界警察”，中国就应该对“警察”的任意妄为进行有效制约；美国政治崇尚制衡，对此应无异议。美国诸如因安全想象而对他国实施政权更迭，因文化信仰而不惜牺牲无辜生命，根据一国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进行国际干预，中国都必须严加批判。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以“大国责任”来“期许”崛起的中国。显然，他们是以自己的定义要求中国，希望以他们的“大国责任观”将中国限制在内。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责任观，这种责任绝非建立在一国的私利之上，八国集团所代表的“大国俱乐部”早就应该走进历史。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大国之间的沟通，但关键不在于参与什么组织，而在于代表什么价值观和为谁说话。

中国应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所倡议的大国责任观是：付出，不是榨取，是义务和权利的结合。大国责任必须从公平发展、维护和平、积极承担责任和成本、救灾防灾、环境保障等方面去落实，还包括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承诺对最贫穷国家开放市场，积极倡议大国的自我约束论。既然是大国，就更应该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主动放弃某些私利，特别是军事侵略的权力。只有建立在批评和约束传统大国观的基础上，大国关系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九、让军事回归自己应有的位置

在以往的世界历史，军事力量一直被强化，战争是直接影响国际格局与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但军事强国是否一定就是世界领袖，这就取决于它的国家战略和外交上的价值标准。中国从来就不认为战争可以造就世界领袖，二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很好例子。中国没有依仗军事实力对他国进行掠夺的历史，也没有借助军事力量图谋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前例，从来就不相信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的关系。在今天，如果中国能以自身的努力让军事因素从各国交往中逐步消退，这将是为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

中国的孙子兵法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它同时也认定“兵者，诡道也。”这很好反映了以战争实践政治目标并不被中国文化所推崇，也说明了中国的“非战”思想。但这并不否认军事仍然是21世纪国家实力不可缺少的要素。从利比亚、格鲁吉亚、伊朗、朝鲜近年的经验就可以看到军事实力对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也就更能够明白当年中国两弹一星的战略意义。这一系列背景的内在联系就是让世界明白军事实力和战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性。

虽然说中国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性的，但它并不足以提供安全的环境。朝鲜半岛的动荡证明了中国的独善其身并不现实，最近钓鱼岛冲突就在警示着日本右翼依然有着复兴的可能，美国在两岸出现冲突时向台湾海峡派驻航空母舰，这都说明了防御也要有其积极性，而不是等待别人兵临城下才发挥作用。为了更长时间维持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国要让无事生非和机会主义者意识到中国有可以“亮剑”的充分准备，这就要求中国拥有先进的军事科技体系和军事工业体系，以此来匹配它的军事思想与国际观，确立积极防御的军事实力，才能巩固和谐局面。

中国应该针对世界的安全环境提出积极与和平的构思，还应该积极思考如何缓解大国之间以及第三世界内部的冲突。对于热点地区与议题，如以巴、朝鲜半岛、印巴、非洲的各种冲突、反恐等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以创新思维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为这些地区注入正能量。中国的军事思维是作为隐藏在国家观背后的关键元素出现，对中国军事实力的猜忌直接影响对其国家观的认知。中国无需忌讳，更应该积极展现自己的军事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真正内涵。

十、重构国际关系的管理体系

新思路需要新的组织结构支撑，重构中国对外关系体制因而成为中共当下要认真考虑并实施的关键议题。中国对外关系将在未来二十年产生极大改变，如果还仅用外交部为主要工具来应对这种变化，从思维上就不能够形成足够能量。中国必须与时俱进，建立长远、积极、结构性机制，推动它的国际观在世界有力发展。

目前以外交部为核心的单极外交体系在应对新的世界格局时，战略创新思维明显不足。突出的表现就是重视了危机管理，却忽视了对危机的前期预防、对国际议程的主动塑造及提前进行战略布局，结果是对外交往中被动应对的居多。中国必须积极总结外交实践经验，加强对国际形势以及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问题的系统研究，同时要加强对国际形势、秩序变革、大国关系、气候变化等战略性问题的系统关注。

以维持传统的外交为例，新型外交官的培养势必强化。依据新型的国际观培养外交人才，仅靠学院式的培训已相当落伍，应制定培养外事工作需要的人才规划，重新构思对外关系人才的培育模式。中国外交已经趋向于多层次化和“大众化”，培养传统外交人才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要极大扩宽外交人员的来源，积极扩大政治之外的多层次对外人员的系统培养，平衡政治与其他能力的匹配。

中国应该努力建设更多世界一流智库，让它们为更多国际事务出谋献策，形成社会和学术领域的积极氛围，在处理危机和争端过程中给予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建议，有利于弥补传统外交官的僵化和教条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一批智库，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智库不能够只是坐而论道，政府也不应只听不用。目前智库只是作为政府的附庸，这样的智库不要也罢。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应对国际挑战将会是一段长时期的任务。目前的体制和组织将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以创新的思维，结合官员、事业团体、学者、企业、老百姓、志愿者的多主体角度，促成社会普遍对中国国际观的认识，对中国应该建立的全民外交体系给予配合，让中国现代文明以“地球村”精神作为其内核，为了世界的和平、中国的持续发展、发扬兼善天下的中国思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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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想要赢得世界尊重的大国，仅仅拥有物质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一种超越了特定国家利益的道义力量。实力只会使人畏惧，思想才会让人尊重和认同。所以，中国对外关系要进入一个新阶段，必须有一种超越利益跃升理想层次的使命感与方向感，走出那种实用主义外交的阴霾，构筑自己的道义高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审时度势，在尊重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主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以新任总书记正式登上治国舞台后，便提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复兴”不仅是国力的复兴，也同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复兴，是推动国际和平发展的理想复兴。我们殷切期盼习近平能抓住有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促使中国的内外关系在当前大势下顺势而为，实现中国真正的复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