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怠工属于政治社会学里的“软抵抗”范畴,是“力量相对弱的一方最常用、代价较小的反抗手段”(参阅经典分析: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国的干部在民众面前,依然是相对强的一方;他们要想以维稳的名义抓人关人,照样抓照样关,硬得很。但他们在高层领导面前,是相对弱的一方,“软抵抗”是他们最方便的武器。
这才是深层的体制性难题。这个难题在中国的解决,不知道还要耗费多少代人的努力。好在中国有大量体制外和体制内的明白人,不会被“贤能官员统治制度”的迷魂汤灌醉(F. Fernandez-Armesto, “In Praise of Petty Politics”, Wall Streel Journal, 10 June 2015, p. 13)。那些负有责任心的人士,不会放弃在中国建立有效的、独立的、可持续的权力制衡制度的事业。这是比办周永康之类案件更加关乎中国未来的高难度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