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灭亡正孕育着阿拉伯世界的新生？

忙里偷闲

　　美国近来的空袭让早就处于实际分裂状态的伊拉克成了世界的中心，但这片土地上的问题并不是炸弹过后才出现的。诚然，“伊斯兰国”（ISIL）的嗜血让文明世界惊愕，但野蛮部落残酷暴行的恐怖情绪和对受难者的自然同情终究只是主观的，总还有些情况需要仔细谈谈。

　　有分析人士感叹伊拉克的“消失”，就该国的现状而言，“灭国”也绝非危言耸听。总理与总统彼此拥兵自重更显出其中乱局抑或难以收拾。不过，以伊拉克的立国根基看去，这对于中东竟也算一桩塞翁失马的事情：伊拉克的灭亡，或许正意味着阿拉伯的新生。西方自一战结束后在中东地区强行设置的地缘政治拼图，更将因此崩裂。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灭国终究是罕见的新闻，自从苏联、南斯拉夫解体以来，很少有地图改变颜色的时候。这与二战后国际秩序固然大有关系，但归根结底也终究是美、欧大国左右联合国的结果：但凡风吹草动，他们总能一手压制，如有需要，更可直接出兵。从这里看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20世纪末叶及至21世纪初期并无明显变更，而这点正是伊拉克等国诞生的源头。

　　翻开历史，外界自然感慨于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上古文明，可这煌煌业绩早已绝嗣，当今中东的基业要从六七世纪的阿拉伯化谈起，也从那个时代开始，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广阔地域虽然部族林立，但没有分化出当今的如许诸国征战。在大唐与大食平分秋色的时代，当下遍体鳞伤的巴格达正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宛如《一千零一夜》中传颂的那样。

　　从十字军的时代开始，西方世界对于中东便有了“裂土分疆”的意愿，尽管狮心王（Richard I of England）或巴巴罗萨（Friedrich I Barbarossa）大都被萨拉丁（Saladin）和他的后继者们赶回欧洲，但当最后一个控制中东的政权——奥斯曼帝国陷于“西亚病夫”的困境后，列强的瓜分豆剖就随之而来。在中国民众有感于“时局图”上中疆土四分五裂，“东亚病夫”如不革命就死路一条时，“西亚病夫”已经误入歧途，并在英、法《凡尔赛条约》体系瓜分之下土崩瓦解：《洛桑条约》、《色佛尔和约》之后，中东在列强“指导”、“庇护”下就变得遍地大王旗。

　　伊拉克的“独立”可算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国第一任执政费萨尔（Faisal I of Iraq）在与英国间谍头子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合作并宣示与伦敦的“精诚协作”后，他虽被法国逐出叙利亚、黎巴嫩地带，但英国念及旧情，就出于“稳固托管地”的念头，将其亲手立为国王，使之在1920年登基。独立后的伊拉克虽名为王国，实为英国殖民地，直到二战结束，英国的霸权消灭而美、苏的霸权呈现为止。

　　尽管彼此分裂，伊拉克等中东国家也曾想过打破界限，尝试联合。就在1958年前后，伊拉克、埃及等国都组织过阿拉伯国家的联盟，但同埃及不成功的盟约一样，伊拉克与约旦的结盟仅有短短的半年。在此期间，政变的伊拉克建立了共和国，并在美、苏两大国之间首鼠两端，尽管复兴党政府试图把阿拉伯人的情绪写进国旗，但萨达姆（Saddam Hussein）政府在海湾战争前依靠着美国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英国的力量已经消失，大国的阴影却始终左右着很多“阿拉伯强国”。

　　当萨达姆自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整合阿拉伯世界时，美国就迅速把他的威权打翻在地，海湾战争的结果让世界发现中东虽然现代化了，但大国对其加以强力手段的调节却也并非难事。美国固然无意打破秉承《凡尔赛条约》建立的伊拉克国，但华盛顿终究需要一个听话的管理者，正如费萨尔国王曾经对伦敦俯首帖耳那样。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萨达姆被挂在了绞刑架上，而曾经被他打压的什叶派人士们就这样身披着上书“真主至大”的国旗继续和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之后的华府要员们打交道，直到需要“亚太再平衡”的奥巴马将驻军撤走，但他到底留下了规模巨大的使馆卫队。

　　在分析人士看来，除去桀骜而杀人如麻的“伊斯兰国”（ISIL），伊拉克的各派人士虽然彼此攻讦，势如水火，但从南到北，无论是库尔德人、什叶派政客还是逊尼派政客，他们大都算是对美国顺驯的。当下的世论虽试图将与总统马苏姆（Fouad Massoum）不睦的总理马利基（Nuri Maliki）塑造成一个“反美”的角色，但后者掌国十余年的现状也决定了他终究是一名亲美人士，这也使得巴格达城中近日虽然府院几乎交兵，但各方都还是要寻求华盛顿的理解。

　　在ISIL大兵压境之际，政令难出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仍内斗不休，其前路难免显得晦暗，此前已有分析人士借美军空袭的军备指出，美国对于伊拉克的干涉已经显得有限，似乎在撤走官民之后更有放弃该地的打算，巴格达难免显出几分末日危城的意味来。

　　在北方的库尔德人随时要举起亚述八角星，ISIL大军更席卷新月沃地之际，国号屡变的伊拉克其实倒也已经不在乎遭遇一场国祚断绝的打击，毕竟，对于这个凭借《凡尔赛条约》才在一战后突然被欧美推上前台的产物来说，它的命运多数时间不在自己手中，也难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不可否认，当灭亡突然到来时，新月沃地必然要变作修罗场，“椰枣之国”也难免要经历转型的阵痛，但对名存实亡的伊拉克来说，却也显得“长痛不如短痛”。一旦这个曾经被西方人为划定的地带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命运，美索不达米亚上的新旗帜和新政府虽然未必会在短时间内交出令外界满意的答卷，但如果伊拉克由此终于从西方摆布中解脱，凡尔赛体系构筑下的中东环境倒也因此终于迸裂一角。对于自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就被彻底分而治之的中东阿拉伯人国家来说，这种毁灭或许就有着全新的意义，而阿拉伯世界的新生也许就将从伊拉克的尸体中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