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证明MAGA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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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号“邸报”

近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等机构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搜捕行动，导致美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1月7日，美国公民蕾妮·古德被ICE在执法行动中射杀；1月24日，ICE再次在抗议活动中射杀身为抗议者的37岁护士普雷蒂。于是，针对ICE的抗议活动再次升级，明尼苏达、旧金山、奥斯汀、纽约、华盛顿特区等多地相继爆发抗议，抗议者与ICE、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冲突愈演愈烈。

1月26日，美国记者、作家、《大西洋月刊》专栏编辑亚当·瑟韦尔在该杂志发文，描绘了明尼苏达居民在面对ICE执法时的反抗行为，强烈抨击特朗普及MAGA支持者群体的意识形态。

文章原标题“Minnesota Proved MAGA Wrong（明尼苏达证明了MAGA是错的）”。中文版由微信号“邸报”翻译，观察者网转载此文，仅供读者参考。

【文/亚当·瑟韦尔（Adam Serwer）摄影/杰克·卡利法诺（Jack Califano）】

明尼苏达人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抵制暴露了MAGA的一系列错误预设。



教堂里的人只用了几分钟就都知道又有人被枪击了。我当时正和特里格夫·奥尔森（Trygve Olsen）坐在一起——他是个高大的男人，戴着羊毛帽、穿着蓬松马甲——他举起手机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短信。那天是他50岁生日，也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之一。我问他有没有特别庆祝一下。“我该做什么？”他反问，“难道要待在家里拆礼物吗？我应该在这里。”

他来到位于双子城以南约15英里的伯恩斯维尔市“拉维尼亚基督教会”，帮助那些因害怕而不敢出门的家庭领取食物——自从两个月前ICE进驻明尼苏达州以来，有些人几乎就没出过家门。教堂里堆满了成托盘的冷冻肉类和蔬菜、尿布、水果和卫生纸。外面，一名身穿皮质机车背心、胸前绣着“拉丁美洲摩托车协会”徽章的男人，金色胡须上结着冰晶，正指挥着一列汽车在雪地中缓缓前行。

后来我们得知，那位中枪身亡的人名叫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是一名重症监护室护士。事发时他正在一家甜甜圈店外用手机拍摄执法人员。国土安全部官员声称他曾持枪威胁执法人员；但现场视频显示，当他被戴面具的联邦特工推倒在地并殴打时，手里只拿着手机。一名特工从他枪套中取走他合法持有的配枪，另一名特工则朝他背部连开数枪。普雷蒂之死提醒着所有人——如果明尼苏达人还需要提醒的话——人们有理由躲藏起来，而那些试图帮助、保护他们或为他们抗议的人，也有理由感到恐惧。

这间教堂的会众主要是西班牙裔和工薪阶层。牧师米格尔·阿维莱斯（Miguel Aviles）告诉我，自联邦特工抵达以来，教会已发放了大约2,000份食品包裹。他说，许多躲藏的人“正在等待庇护申请结果。他们已有工作许可等合法身份，甚至有些是合法居民，但他们依然害怕出门。因为肤色，他们不敢出门。”

联邦特工已在该州逮捕了约3,000人，但仅公布了其中约240人的姓名，因此不清楚其余被捕者中有多少人真正犯有罪行。受逮捕行动及其引发的恐惧影响的人数远超此数。明尼苏达公共广播电台估计，在“联邦执法活动频繁的学区，最近几周学生缺勤率高达20%至40%”。

我不知道联邦政府当初涌入明尼苏达州时究竟期待什么。去年11月下旬，《纽约时报》报道了一起主要由索马里裔人士实施的公共福利欺诈案。拜登政府时期的联邦检察官早已起诉了数十人。但在《时报》报道刊发后，特朗普总统开始大肆抨击索马里人，称其为“垃圾”，宣称“不希望索马里移民进入美国”，并宣布将派遣数千名武装联邦移民特工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本周末，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些特工之所以在此，是因为“大规模金钱欺诈”。但真正原因或许是：大多数明尼苏达人并未投票支持他。特朗普曾说：“我在明尼苏达赢了三次，却没得到应有的承认。那是个腐败的州。”事实上，他从未赢过明尼苏达。

也许特朗普政府官员原本希望会有几个煽动者制造暴力事件，从而为他幻想的那种镇压行动提供借口。又也许他们以为只会遇到一种漫画式的“抵抗”形象——那些在网上愤怒咒骂特朗普、却不敢真正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人。

然而，在这片冰封的北方，他们发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场真实、广泛、有组织且绝大多数非暴力的抵抗运动——这种运动唯有在持续遭受压迫性暴力时才会出现。至少有数万名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保卫他们的邻居和自由。他们并不追求社交媒体上的关注或点赞。除非像普雷蒂和蕾妮·古德（Renee Good）那样被联邦特工杀害，否则其他活动人士甚至未必知道他们的名字。许多人出于对政府报复的恐惧，使用代号或化名。他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一些担任志愿者或观察员的人告诉我，他们曾被ICE特工尾随回家；他们的通讯内容已被渗透、截图并发布到网上，迫使他们不得不启用新的加密聊天群组和代号。随着普雷蒂被杀视频的传播，观察员们最急切的问题之一就是：他的代号是什么？



奥尔森最初与我联系时使用的代号是“红熊”（Redbear），但后来同意我使用他的真名。他答应让我随他一同送货。装货时，他只穿了一件红色长袖衬衫和一件马甲，似乎毫不在意明尼苏达的严寒。

“这是我人生第一份‘职业’，”当我爬上他的卡车时，奥尔森说道，“欢迎来到地下世界。”



参与抵抗联邦政府占领的明尼苏达人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很少有人能被归类为“职业活动家”。他们是普通美国人——有工作的人、父母、朋友、邻居。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抗议者，他们会参加如上周五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举行的游行，以及在遣返航班起飞的机场集会。许多抗议者曾遭遇催泪瓦斯和辣椒喷雾，以及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周五双子城游行时，我的钢笔墨水都冻住了，根本无法记笔记。

第二类人则用车装载来自教堂或学校的食品、洗漱用品和学习用品，送给躲藏在家中的家庭。他们还帮助无法工作的家庭支付房租或房贷。除了跟随奥尔森送货，我还随一位名叫阿曼达（Amanda）的双子城母亲一起送货（她要求只写出名字）。她的小型轿车后排塞满了三个儿童安全座椅和散落的玩具。她告诉我，她孩子所在的小学有100多名学生突然不再上学，于是家长们自发组织起来，为这些家庭送食物、接送孩子上学，并安排被困在家中的孩子进行游戏聚会



阿曼达的父亲和丈夫都是移民，她本人也会说西班牙语。“我可以成为想帮忙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之间的桥梁，”她对我说。每次敲门前，她都会先打电话通知对方，以免他们误以为是ICE设下的圈套。在一户人家，一位女士让我们绕到后门，因为一辆可疑车辆正停在前门怠速运转。在另一户，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开心地接过阿曼达递来的塔吉特购物袋，里面装满了学习用品。

第三类人面临与联邦特工发生暴力冲突的最大风险，他们被民间称为“ICE观察哨”（ICE Watch），尽管这一称呼并无官方性质——据我所知，只要你监视ICE，你就是ICE观察哨的一员。这些吹着哨子的行人和司机自称“观察员”或“通勤者”，他们在社区巡逻，寻找联邦特工（通常通过悬挂外州牌照的SUV识别），并向邻里发出警报。被联邦特工杀害的两位明尼阿波利斯居民——普雷蒂和古德，就属于这一群体。

特朗普政府官员和MAGA阵营的意见领袖反复将这些活动人士称为“暴力分子”，声称他们参与“暴乱”。但明尼苏达的抵抗运动恰恰以有意识、有策略地避免肢体冲突为特征。活动人士选择强调保护、援助和观察。一旦事态升级，通常是由联邦特工主动挑起。今年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三起凶杀案中，有两起系联邦特工所为。

“社区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当地索马里裔活动人士玛莉卡·达希尔（Malika Dahir）告诉我，“我看到邻居们从盟友变成了家人——甚至比家人更亲——彼此问候，提供食物、接送孩子，提供各种支持，一旦发现ICE或任何危险，立刻互相提醒。”

如果说明尼苏达抵抗运动有一种核心意识形态，或许可以称之为“邻里主义”——即无论对方是谁、来自何方，都要保护身边的人。这与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哲学形成鲜明对比。副总统万斯（Vance）曾表示：“美国公民看着隔壁邻居说‘我想和有共同点的人住在一起，不想和四个陌生家庭做邻居’，这完全合理且可以接受。”而明尼苏达人坚持认为：无论你出生在明尼阿波利斯还是摩加迪沙，你都是我们的邻居。这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基督教精神，却显然被美国一些最有权势的基督徒所憎恶。

周三，我在塔吉特超市停车场见到了两位代号“绿豆”和“钴蓝”的志愿者。此处距离两周前古德遇害地点不远。钴蓝本职从事科技行业，但最近花在巡逻上的时间已超过日常工作。绿豆是位生物学家，但她告诉我，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资助她研究的经费未获续批。两人都未曾想过自己会做现在的事。“我本该在树林里悄悄观察昆虫，”绿豆说。

大多数“通勤者”两人一组行动——副驾驶监听调度员提供的ICE遭遇地点，并可通过数据库查询联邦特工过去使用过的车辆牌照。绿豆向我解释了他们如何识别ICE车辆。（尽管边境巡逻队和ICE都在明尼阿波利斯，但大家都统称他们为ICE。）一旦确认，通勤者会紧随特工车辆大声鸣笛，直到对方离开社区或停车下车。

据我的同事罗伯特·沃思（Robert Worth）报道，这些通勤者并无中央领导，而是由当地有经验的活动团体培训而成——这些团体曾参与过往年的反警察暴力抗议，以及近期洛杉矶和芝加哥的移民执法突袭行动。观察员被教导要严格遵守法律（包括交通规则），并尽量避免与联邦特工发生肢体冲突。

如果特工拘捕某人，观察员会设法获取其姓名以便通知家属。但ICE更倾向于秘密实施逮捕——观察员称之为“绑架”。绿豆说，更多时候，当志愿者引起注意后，特工会“选择撤离而非硬碰硬”。“老实说，他们就是一群懦夫，”她补充道。

当我们驾车穿过帕德霍恩（Powderhorn）社区时，几乎每家商铺橱窗都贴着“ICE滚出去”（ICE OUT）的标语。涂鸦谴责ICE随处可见，还有大量张贴着古德照片的海报，上面写着“被ICE杀害的美国母亲”。

听着调度员的通报，钴蓝不断向绿豆传达ICE车辆位置、被特工围堵或威胁的通勤者信息，以及可能的“绑架”事件。

巡逻约30分钟后，绿豆发现一辆悬挂外州牌照的白色Jeep Wagoneer，念出了车牌号。“确认是ICE，”钴蓝说。我们开始尾随这辆Wagoneer穿行社区。另一辆通勤者车辆也加入我们，尽可能制造噪音。

约10分钟后，Wagoneer驶上高速公路。绿豆继续跟了一段，确认它不会折返社区后，我们才掉头返回。

大多数与ICE的遭遇都如此结束。但有时情况会恶化——就像古德那样，她在执行绿豆和钴蓝如今正在做的任务时被杀害。观察员们深知，即便看似微小的接触也可能致命。

次日，我随另一对使用代号“朱迪”和“青柠”的通勤者驾车巡逻。两人都告诉我，她们是反锡安主义犹太人，曾参与支持巴勒斯坦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青柠的日常工作在一家堕胎权利组织，朱迪则是一位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我曾在约旦河西岸做过‘保护性在场’（protective presence），”青柠说，指通过在巴勒斯坦社区现身来威慑定居者暴力，“这非常相似。”

开车约一小时后，我们发现了一辆ICE卡车。朱迪立即猛按喇叭，我听到她喃喃自语：“我们只是在开车，只是在开车，这完全合法。我讨厌这样。”我问她们是否害怕。“我不觉得害怕，但我可能应该害怕，”青柠说。

朱迪说，古德遇害几天后她外出巡逻时，曾被联邦特工围堵并大声呵斥。“非常可怕，”她告诉我，“杀人显然是种恐吓手段。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说，ICE特工拍下了她的车牌，随后出现在她家门口，从车窗探出身子再次拍照——明确告诉她：他们知道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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