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再光复”是中国人民持久战的历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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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台湾问题的历史源头是1895年日本对晚清中国的掠夺，近代中国因应外患入侵而启动的文明转型也在此时开始。正因为如此，光复台湾的使命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工程的历史原点。

对日抗战50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在军事上光复台湾、政治上恢复主权，是中国人民以血肉创造的历史进程。然而，1945年光复台湾后，在中国内战与包括美日同盟在内的世界冷战的双重构造下，台湾很快又沦为美日新殖民地，然而这却成为现代意义“台独”想象的开始。

因此，现代中国排除外来压迫、收复台湾，或者说台湾复归新中国，包括琉球群岛与钓鱼台列屿的正义实践，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台湾再光复。隆重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正是对这种文明意义的负责任宣言。

台湾再光复是中国人民持久战的历史实践

回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当今世上只有日本和台湾地区公然抵制。其后，AIT（美国在台协会）以宣称“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未定”来助阵，表现了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双重殖民的关系，以及战后法西斯势力并未根绝的事实。

日本和台湾地区抵制九三阅兵，表面原因是争议历史解释权，其实是中国内战与世界冷战双重构造的历史遗绪，也是日本和台湾地区政治属性的反映。美国是这种政治属性的“扛把子”，同时也是继承与升级日本法西斯的全球化新法西斯霸权。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的殖民地、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在，就是日本征服未竟的“大东亚共荣圈”。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所以只有中国大陆除外。这种政治格局，是对中国人民持续推进反法西斯工程，直至完全胜利的历史召唤。

也就是说，历史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考验远不止于对日抗战胜利：内有文明转型期间的国共路线矛盾，外有美国新法西斯控制下的新殖民地岛链围堵，而台湾问题成为这种内忧外患的集中表现──既是内战遗留，又是外力抓手。

美日新旧法西斯利用台湾问题破坏中国的文明转型与民族复兴，对中华民族构成台湾再光复的必要性──正因为二战后新法西斯势力操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事实，明白告诉中国人民：台湾光复不止于《马关条约》后的50年抗战，更有赖于《旧金山和约》后对于台湾再光复的持久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后，中国文明转型与民族复兴的任务落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与历史在1949年的选择。1971年，联合国大会追认这种选择的合法性，第2758号决议就是具体文证，那天正好是台湾光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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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本的受降典礼。

不甘失败的国民党僭用后来被联合国否认的“中华民国”，长年以“反共”军事戒严统治台湾，强以“中国代表性”灌输台湾民众。台湾民众被输入“中国代表性”，却与“中华民国”的统治边界大异小同、甚至敌对，结果就是台湾（人）既区隔或有别于共产党主政的中国大陆，又逆反或盲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教条。

难怪“台湾民族建构论”学者施正锋说：“台湾人是在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下，才真正反中国……有意无意间，国民党的差别待遇政策恶化台湾人原来对所有大陆人的敌意。”[1]──以自揽建构的“中国代表性”来戒严统治台湾，造成台湾人逆反中国（人）和大陆人的敌意，这分明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岛屿的“反共”恶政使然，却殃及整个中华民族。

但反过来看，对虚构的中国政权反射遍及全中国的敌意，难道不是虚妄的想象和自欺而已？毕竟国民党政权早已无法代表中国（人民）。更何况，在这虚妄的基础上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台湾民族”，难道不是进一步重蹈虚妄自欺的覆辙？

这种意识形态的台湾（人），恰恰是美日反共同盟的可乘之机，台湾遂成为法西斯外力阻挠中国复兴的前沿，再次充当日本法西斯以华制华、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原来曾经代表全中国与领导对日抗战的“中华民国”，如今彻底异化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掩体和台独符号。

这就决定台湾再光复的历史进程，除了要排除新旧法西斯外部势力，还要解放已成为国家统一障碍的异化物。

何谓“中国版图中的一个叛乱政权”

今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透过“代表权／主权／管辖权”的语汇组合，来表示自1971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以不同方式行使对台湾的主权权力；并以二战秩序和国际承认作为一中叙事的主调，来驳斥赖清德声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的说法。

其实赖清德的说法，不过是混淆主权权力与实际统治，何况实际统治未必是合法统治──如美日法西斯统治琉球。“从未统治台湾论”只能强化“中国内战未决”的实况，却无法缔造“台湾地位未定”或“台湾已经独立”的结果。

也就是说，根据1943年中美英联合发布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战后秩序的正统基础是“反法西斯战争成果”，而不是“旧金山体系”──美国违反同盟国决定的战后秩序，在《旧金山和约》中刻意模糊台湾地位，再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干预中国内政，自属非法的帝国主义行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1949年做出的历史性选择，震动一切帝国主义、新旧法西斯和国内的买办资产阶级，导致美国组织起以“冷战”为名的全球性反共围堵链，这就是《旧金山和约》与《台北和约》的真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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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28日，“日台合约”在台北签署

美国利用美日安保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继承、吸纳、升级二战轴心国的军工能量与侵略模式，成为全球化的新法西斯霸权，只有新中国和前苏联是美国在亚欧大陆上尚未征服的异己。于是，未经清算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罪恶，通过美国借尸还魂的反共改造，而祸延至今。

1951年9月，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以改造日本来剑指中国和苏联。“北约”12个创始国，以及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等与美国军事同盟的亚太国家，违反《联合国家宣言》不得单独同敌国媾和的规定，在排除中、苏两方的算计下，全部签署了袒护日本的《旧金山和约》，制造出朝鲜问题、琉球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论”。

二战后，美国不但没有清算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罪恶，反而通过《旧金山和约》和同日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在“冷战”名义的框架下，将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历史复制起来，完成新旧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岛链闭环。只不过，新法西斯势力还需要一个“法理上”的抓手。

这时候，僭号“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内战遗留集团，适时充任了美日法西斯势力侵略中国的内应装置。

1952年4月28日，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小时，蒋集团与日本签订《台北和约》，自甘形式上“两个中国”的外力傀儡。然而《旧金山和约》却在《台北和约》生效之前生效，后者沦为对前者的重申、确认和补件──对日和约有了“中方代表”。

操控共和国时代的“民国”，正如操控民国时代的“满州国”，是美日相继的法西斯势力以复辟前朝的方式来“分而制之”“以华制华”。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约是新旧法西斯彼此承接的“法理”标志，国民党一手配合的《台北和约》则是完成这种“法理”标志的句号。

在《台北和约》里，败退台湾的蒋记国民党图谋法西斯国家的政治承认，竟以承认放弃对日索赔、确认中日战争只有4年、“台湾地位未定论”等作为交换。无论其中哪一样，都是出卖中华民族的不平等条约。这就足以解释2024年6月，驻法大使卢沙野指称台湾当局只是“中国版图中的一个叛乱政权”。

僭号“中华民国”的蒋记国民党不是逃出境外的“流亡政权”，而是依赖法西斯外力盘踞中国台湾省的“叛乱政权”，自然无权与战败国日本处置“台湾的地位”。日方也在1972年承认并声明20年前的《台北和约》无效──联大第2758号决议案已经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蒋介石是惧日崇日时代的产物

“中华民国”不仅是在1970年代以后才被国际社会判死，更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下走向自我灭亡──民国继承晚清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体质，蒋介石与国民党又始终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维和做派来统治民国，这就是后者只能作为近现代中国文明转型过渡阶段的决定性因素。

到了对日抗战时期，蒋记国民政府指挥失能、贪污腐败、派系政治、民生困苦的病灶加速积累，且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进一步恶化──蒋介石自毁统治中国正当性的行为在于启用日军打内战，为此还包括纵放冈村宁次。

更令人非议的是，基于“反共”同好，蒋介石是同盟国领袖中鼎力支持日本“国体护持”（保留天皇体制）的人，[2]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根苗。

纵观蒋介石自1931年以后对待日皇与日本军阀的诸多政策、协定、宣言和做法，明显与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和成果背道而驰，这就是台湾当局与法西斯国家一道抵制今年九三阅兵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本身是惧日崇日时代的产物。晚清败于甲午战争以后，一门心思向战胜国日本取经，1904年颁布的《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就明确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培养基地。后来清政府规定留日学生归国后直接授予军官衔，形成制度性人才输日管道，日方也乐于借此影响中国。

在辛亥革命前，较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有蒋百里、蔡锷、张孝准、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等人。蒋介石也在那时留学日本，不过他是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东半殖民地战败国的学生向先进的战胜国取经，成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客观背景，这种背景直接影响到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体系。保定军校前九期教官中，多数人拥有留日背景，蒋百里制定的《军事教育大纲》就以日本陆军大学的教育模式为参考蓝本。

这说明无论“保定系”还是“士官系”，都是当时中国军事教育日本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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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军校期间着和服与同学张群合影。

即便是联俄容共的黄埔军校早期，尽管在政治组织和政工体系方面吸纳苏共模式，可在军事技术方面仍不脱日本化的影响。比如高级军事教官有留日背景的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林振雄等人；以及早期使用的军训教材，很多直接翻译自日本陆军教材或沿用保定军校的日式教材。

如此一来，早期国民党军不仅在战术、炮兵、步兵操典方面深受日军体系的影响，甚至在“绝对效忠”与“牺牲精神”方面也不免武士道的浸染。但这种源自日本封建幕府的家臣思想，容易导致军官走向派系化，以及无谓牺牲的决战模式。

至于地方军阀如晋系、桂系、滇系的首领和高级军官，也多选择去日本军校镀金，来增强权力。尽管后来国军阵营有德系、美系的装备与顾问加入，但由于更早期的日本化国军已高升领导位阶，于是国军教育、作战和指挥体系就形成日系主导的倚外自重的各色拼装部队。当国军与侵华日军对阵时，在双方高层看来就成了“师友会”。

两个战场的组合与两种路线的消长

不同于半殖民地高层日本化的国军拼装部队，同时代的共军特色是结合苏联革命经验与中国农民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实践。

中共领导层把苏联的军事组织与中国农村游击战的需求结合起来，既不同于苏联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红军，也不同于苏联工业条件下的阵地战模式；而是立基于中国农民的军队，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

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统分析了中日国力、战争阶段（防御、相持、反攻）和民众动员，形成完整的契合中国实际的战略体系‌。白崇禧将其总结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诀，史迪威也因此肯定共军有效的抗日战术。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称：蒋百里更早提出持久战。但后者依然是日本军事传统中的线式防御──通过构筑连续防线（如战壕、碉堡、铁丝网等）来阻滞敌军进攻，并依靠火力优势来消耗敌军，比如“三阳（洛阳、襄阳、衡阳）”决战思想即是。但以国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若照搬这种日式要塞化战法，只能是填充、耗损更多人命。

可悲的是，蒋介石打大型会战与反共内战就用这套日式战法，直到今天继承国民党反共的民进党，依然是搞全岛要塞化──即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是也。这种差异源于根本性质的不同：共军是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军队，国军是在日本军事理论下从军阀体系改造而来的产物，从而决定两者不同的作战模式与结果。

共军是人民军队，国军是建制军队，性质决定由国军担纲正面战场的大兵团正规作战，由共军充任敌后战场的小部队游击战。国军印证了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条件，共军诠释了中国“积小胜为大胜”的抗战成果，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工业化部队的侵略，中日大型会战是败多胜少，阵地节节后退，伤亡步步堆高。半封建、半殖民地建制军队的线式防御结构性弱点，比如派系、地缘忠诚、编制变动、人事制度缺陷、补给脆弱、统帅能力参差、稳定性问题等，在大规模、持久性、地域跨度大的战争环境中，就更容易显现与恶化。

与此相对，共军在敌后战场进行游击与不对称作战，在群众动员与根据地建设，在兵员补充和情报、渗透能力，以及在对敌牵制与消耗作用方面，无论是心理上、政治上以及战后正当性上，都赢得极大影响力。毕竟，建制先进的日军难以应对这种中国草根式的战法，而对国军却显得自信满满。

以抗战胜利前一年为例，冈村宁次、畑俊六等人敢于发动豫湘桂作战，就是不把国军布置出于己的线式防御看在眼里。在8个月内，日军拿下百余座大小城市，伤亡国军逾50万人，攻陷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相当于1个白俄罗斯，或者6个台湾省那么大。这种溃败甚至动摇了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信心，间接影响雅尔达密约以牺牲中国权益来换取苏联参战。

然而，日方也暴露超过其占领能力的战线长度，共军使用“敌驻我扰”的战术发起反攻，从而扩大解放区与民兵规模。换句话说，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辩证组成对日抗战的中国战场。

但是，豫湘桂正面战场的溃败与敌后战场的反攻也形成一种对比，反映的是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差异──倚赖外援的阵地战被动防御，对比群众路线的主动游击。1943年冬以后，随着欧洲战局日趋明朗化，蒋介石自淞沪抗战以来倚赖英美外力打败日本的想法就更加失控，进而呼吁美方“欧亚平分论”，成为豫湘桂国军大溃败在战略思想上的原因。[3]

反观共军方面，可借用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来一言以蔽之：“The Communists are the only truly unified, disciplined, and popular political force in China.”（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有组织、有纪律、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力量。）蒋介石虽然在日记（1944年11月）中写道：“美军延安视察团所见者，仅共方作戏，未察其真。”酸味很呛，但反而佐证该报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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