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薄熙来的政治遗产 还会出现下个薄熙来

Frank

薄熙来的教训告诉中国，若忽视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缺少制度性的监督，就会出现另一个薄熙来。纵容“深红”、“极左”势力，拒绝普世价值，很可能导致文革重来。

一切如人们预料的那样，重庆市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双开”。

中共在宣布十八大会期的同一天，宣布了党内对薄熙来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将薄熙来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一个中共高官来说，这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

感谢薄熙来，为2012年的中国人奉献了一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系列政治大戏：叛逃领馆、律师杀人、跨国绯闻、耳光的故事、与多名女性发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当这一切都尘埃落定，一个重量级红二代黯然离场，中国应从中沉淀出怎样的教训？

重庆出租车司机眼中的薄熙来和王立军，与中国官方定性的薄熙来和王立军，决然不是同样的形象。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以及同样滥用职权并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薄熙来，在重庆出租车司机的口中，是“大英雄”。直到王立军被宣判的那天，在重庆，仍有重庆市民用朴素的语言告诉我，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么好的官”下台，不是因为贪腐，“哪个当官的不贪？关键是他们没跟上面搞明白关系。”

重庆治安变坏

司机们说，王立军下台后，重庆交巡警平台的警察少了很多，抢钱、劫车的人又出现了，似乎重庆离开王立军，换了任何一任公安局长都好不了。他们说薄熙来之前，重庆市容破旧，薄主政重庆，城市面貌几年就焕然一新。

如今，薄熙来以及他昔日的手下干将的贪腐事实正在逐步清查，那些曾对薄熙来抱有幻想的中国人也在慢慢清醒。可是，民众曾经的拥护是无可否认的。

为何与薄熙来这个贪官相比，其它官员并没有得到同样的民意待遇？一位大连市民曾对我这样说：并不是薄熙来把大连管得有多么好，而是大连前后几任市委书记都不怎么样，大家想来想去，觉得薄熙来也就不错了。

所以，并不是薄熙来有多么好，也许他只是会作“民生秀”。薄熙来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重庆推广的经济政策，在薄下台后曾招致广泛批评，认为重庆经济政策为未来留下了财政亏空压力，但按照学者荣剑的话说：“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任何地方的财政预算、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都缺少一个有效的审核机制和监督机制，选择何种发展路径，不应该也没法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有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模式，肯定比只有一个模式要好。”

重庆的财政隐忧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但曾与薄熙来同朝为官的其它大员们应有所反思：在注重发展的同时，若忽视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缺少制度性的监督，就总会有另一个薄熙来站出来，用表面文章、“民生秀”的假象，赢得“民智未开”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支持。

在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案宣判、薄熙来被“双开”后，新华网分别发表了《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任何人践踏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厉惩处》等文，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的尊严与反腐的决心。然而，真的是所有罪恶都收归法网了吗？

内地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认为，在现有的制度土壤里，“薄熙来一定还会再长出来！”他评论道：“为了避免这样的现象，在目前总的权力结构不能改变的前提下，要对官员管理体制作相应的改造，从任命、监督到罢免，要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例如，官员的财产公布问题，能不能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实施？例如，能不能更加充分利用网络的监督力量，等等。”

按照官方的说法，薄熙来“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如今，薄熙来已为他的“用人失察”付出了代价。中国著名维权律师刘晓原问道：“薄熙来对王立军要承担用人失察责任，那么，谁来承担对薄熙来用人失察之责？”

应彻底抛弃极左势力

薄熙来到重庆，下车伊始就开始了他的重庆论述建设工程，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据新华社、《重庆日报》等官方媒体报道，其后几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数成员，以各种方式肯定和称赞了重庆“唱读讲传”活动，有高层领导认为，这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有效载体”。

“仅唱红一项，就支付成百上千亿，无论是纳税人缴纳的，或是黑打掠夺的，都应该反思。”前律师李庄如是评价“唱红”：“服装费、差旅费、唱红奖金、唱红加班费……，影响的社会生产力以及给民众洗脑造成的危害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薄熙来的幸运在于，“唱读讲传”刚好迎合了党内就“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之争的讨论，并以重庆实践为“核心价值”派添加砝码。正是因为有了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才让“中国这一套”有了唱大戏的空间；正因为拒绝承认普世价值，才有了中国独特性的所谓执政正当性存在。今天那些仍然举着红色旗帜、毛泽东画像、“薄熙来是人民的”的极左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论述空间中找到了重生的土壤。

在薄熙来倒台后，那些曾经高唱《东方红》、对《毛泽东选集》爱不释手的极左势力并没有死心。

在今年九月的全国多城市反日大游行中，人们惊恐地看到了统一印刷的毛泽东画像，高喊“毛主席，我们想念您！”的群众成千上万地走上街头。他们以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抗议现政府对日不够强硬，借机泄愤制造社会混乱与恐慌，表达的与其说是反日与崇毛，毋宁说是对如今的当权者的否定。而从几天的打砸抢烧情况看来，这个国家的最高层似乎并不能有效控制这样的局面。

而荣剑在他的《回望重庆》系列文章中指出，对薄熙来与重庆来说：“红色成为其最安全的保护色，足以维持其党内正统地位，不会遭致根本反对。”如此，薄的教训告诉中国，红色未必能保护所有人，一味纵容“深红”、“极左”，以“核心价值”、“独特性”拒绝普世价值，很有可能引火烧身。

2002年中共十六大，当江泽民离开中共权力核心时，外界曾评价，江为中国政权的正常化交替作出了贡献，由邓小平确定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在江时代得到了巩固。十年后的中国不能止步于此。薄熙来的政治句号为中共执政后第二次权力和平交接拉开了帷幕。

尽管没有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样的“和平交替”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的伤害：法律被当作政治游戏的工具，曾经的“谣言”被一件件证实，政府公信力彻底扫地，极左势力垂死挣扎……“薄熙来案本质上是政治案件”，在网络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透了这一点，捉摸不透的政局为民间对政治斗争的惨烈程度增添了魔幻想象色彩，加重了民众生活在中国的不安全感。

权力更替亟待制度化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曾指出，目前中共权力交接方式和权力运行越来越不可预期，权力制度更迭的制度化和无序化在今天的中国政治当中相互伴随。“这样的制度不是通过选举制度和立宪制度奠基的，而是通过权力的公平政治博弈来替换的。”

可以预想，若中共再无高层人事的制度化安排，薄熙来一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被罢黜的中共高官，高层政治“内斗”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