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
他的二哥给父亲帮忙，父亲给他准备了一些汗衫等针织品让他到马路摆个地摊赚个零花钱。有天来了个买主，见他是个乡下人，就说都买了，给了他几捆钱，最后剩了点零头，说：“钱不够了，我家离这不远，你跟着我去家里拿吧。”走到半道上这个人遇到个熟人，这人就向那人借了一些钱交给老二，老二觉得刚才那些钱都数过了，就没再看，回到家里交给了父亲，父亲也没仔细看就把钱扔进了保险柜里。过了些日子，父亲打开保险柜把钱拿出来到银行去存，不料银行职员一看每捆钱只有表面一张是真钱，其他的都是白纸，于是叫来警察把父亲带到了警察局，把他当成了诈骗犯扣押起来。不过这件事也好弄清楚——诈骗犯哪有这样干的啊！当时有个在警察局上班的叫刘福谦的乡亲做担保，父亲很快就被放了回来，父亲也没找这个老实巴交上当受骗的老二包赔损失。
有一次，比我们大一辈的另一位本家来天津谋事投奔我家，我们叫他叔叔。他个子高高的，身体很健壮，穿着黄色土布抿裆裤子，白色粗布对襟掛子，头上箍着白毛巾，一副农村打扮。有天母亲拿出一个很大的包袱交给他说：“这都是新布头儿，有的挺大块儿，你背着它到街上摆个摊，赚了钱你做零花钱，去吧！”
他扛着包袱走了，到了晚上他原样把包扛了回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没卖一块布。有个邻居对母亲说：“看见你家这位老乡，扛着个包袱在一条胡同里转来转去，不知他干什么。”原来他怕见人，也怕说话，就这么找没人的地方转悠一天回家吃饭。母亲教他说:“找人多的热闹地方，把包袱铺在地上，让路人看见这些布，好买你的布呀！”晚上他回来了，没扛回那个大包袱，手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硬纸盒，进门对着母亲说：“嫂子，有人用这棵人参换了那包袱布，你看！”我和母亲凑过来一起看这棵“人参”，还有细细的虚根嵌在白纸盒上。父亲接过来一看，原来是萝卜根儿！父亲这一气非同小可，抡起胳膊来把它扔到了地上，“这不是萝卜根吗？哪来的人参！” 我和母亲都有些心疼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这大概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母亲对叔叔说，“行了，吃饭吧！”父亲也只好作罢。
到1948年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天津，天津的守备司令陈长捷很顽固，死不投降，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已经不能去上学。每天炮声隆隆，晚上的照明弹在天空中往返穿梭，照得如同白昼，各家的玻璃窗上都贴上纸条以免玻璃破碎伤人。我们都不敢睡觉，怕被炮弹打中，又怕房子中弹而倒塌。母亲把我们兄弟姊妹6人分别掩藏在大立柜和八仙桌子、条案下面，在上面堆放了许多东西。
那时我们这个“黄家大院”有一部分国民党士兵住在前院的东屋，我有一次站在门口巴头探脑往里看，只见木架子上放着许多手榴弹，地上放着上了刺刀的枪。他们的左胳膊上都佩戴着一个袖章，上半截是红的，下半截是蓝的，而且每天换一次，今天红的朝上，明天蓝的朝上，我至今不知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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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临解放的时候这些大兵慌了神，乱了套，他们紧张地敲各家的门，要衣服，好换上便服逃跑，有几家给他们扔出了棉袄棉裤。我家也来了一个当兵的向母亲要棉袄，母亲在大立柜里翻了半天找出一件大哥的棉袄，他试了试，那年大哥虚岁才15岁，他哪穿得了啊，说了声“太小”，还给母亲就走了。没来得及逃跑的向解放军交枪投降，院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们跑到院子里，后院当中堆着一大堆国民党大兵们脱下的军装，还有不少呢子大衣和枪支弹药，大家围着看，谁也不敢动。
我随着大人们跑到大门口去看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穿着厚厚的草绿色军服，头戴大皮帽。这时他们整好队，队伍浩浩荡荡向东开去。一个声音从队伍中传来：“大米白面吃上喽！毛主席万岁！”
我的老家在河北滹沱河畔，我的父亲17岁的时候背井离乡到北京大栅栏一家草帽店学做生意。因为他念过4年的私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