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他们把事实说出来，B至少要被判20年。
可比起女儿的生命安全，他们更在乎自己的声誉。
可没想到，撤诉后，他们迎来一场更大的“浩劫”。
这就好比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边是B，一边是简。
中间夹杂着简父母。
只要放倒中间的两块“骨牌”。
一切都迎刃而解。
B继续顶风作案，实行第三步计划——
再次绑架简。
简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后，彻底爱上了B。 生活一切照常。
表面上，她生活一切照常。
可背地里，她一直和B保持书信来往。
B在信中要求她：
“要像爱丈夫和男人一样爱我。”
她疯狂地爱着B。
“我要嫁给他，要一起生孩子。”
简以为，B这样做是为了协助她完成“外星人计划”。 与此同时，简母再次被B迷得神魂颠倒。
1975年4月到1976年3月，简母和B见了11次面。
他们在禁忌关系的边缘疯狂试探，屡试不爽。
唯一庆幸的是，简父在绑架案后已经清醒。
他算是这起悲剧中最早“醒”过来的。
他早已看出B是“人面兽心”。
看着日渐沉沦的简母，他狠心提出离婚。
孩子归他，让简母去跟着B生活。
那一刻，简母才意识到，自己错得太离谱。
这个家庭已经因一个恶魔，变得支离破碎。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以为简母清醒了。 想不到，简母又做了一个十分荒诞的决定。
1976年。
B在另一座城市买了家娱乐场馆，叫简去帮忙。
得知消息后，简跟中了邪一样，天天在家闹，要去找B。
简母毫不犹豫送简去坐飞机，亲自把羊送入虎口。
这到底是什么母亲啊！
过了大概2周后，简被送回家了。 但她很生气，一直嚷嚷着：
“我要去找B，我不要回家。”
原因有二。
一，她的“外星人计划”还没完成，但距离16岁越来越近了。
二，她感觉自己离不开B了。
而另一头的B，又开始为简“出谋划策”。
他安排简离家出走，并留下一封信。
信中写道：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不让我做对的事，
那我只能做错的事。
在你们接受我做自己之前，
我不打算回来。
我只想做自己，
我要和B在一起。”
简父母别无他法，只能等。 可是等了2周，还是毫无音讯。
无奈之下只好报警。
终于，100天后，B又一次在房车里被捕。 房车里贴满简穿着新娘礼服的照片。
而简却不车里。
就在大家都以为简已经遇害时，警方在一所学校里找到她。
原来，简一直以B女儿的身份在上学。
白天，她是女儿；
晚上，她是新娘。
这4年来，简经历了200多次的猥亵，已经彻底被洗脑，被掌控。
她所经历的一切该有多痛苦？
我们无法想象。
幸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后，她真正意识到： B是恋童癖，不是什么真爱。
所谓的“外星人计划”，也不过是恶魔的圈套。
可这时，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法院判B有精神病，在精神病院待不到半年，无罪释放。
出狱后，B对简一家的威胁未曾停止。 2004年，简一家人不得已向法院申请了禁令。
禁止他再跟踪简一家人。
再后来，他因另一起猥亵儿童罪，和非法持枪被判无期徒刑。
入狱前，他喝药自杀身亡。
他走了，
带着简一家人和其他受害者的噩梦。
他们终于不用再担心受怕。
为了这一天，他们等了整整30多年。
而这起悲剧带给每一个人的警示，还在持续着。
据数据显示：
2017年至2019年6月，
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8332件。
图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以上数据只是公开的部分。
还有多少被掩盖、甚至都没上报的侵害？
我们无从得知。
还有一组关于侵犯者的数据。
中国女童保护发布的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显示：
熟人作案占比66.25%，
陌生人作案27.44%。
也就是说，大部分侵犯都是“熟人作案”。
那些看起来很友好的人，正在侵犯我们的孩子。 因为人们对熟人，防范意识很低。
而这，便成了他们作案的便利“条件”。
有一句话说：世上最不能直视的，只有太阳和人心。
没有一个恶魔会把“恶”字写在头上。
所以，作为父母，作为监护人，一定要警惕。
学会判断身边的豺狼虎豹。
就拿简的遭遇来说。
其实，悲剧本可以不发生。
如果简的父母多点防范意识，
如果具备正确的伦理道德观，
如果懂得用法律保护权益。
可是，他们都没有。
他们的悲剧时刻提醒着我们：
与其赌上孩子的整个人生，不如给她们灌输防性侵的意识。
同时自身也要洁身自好，明辨是非，不让恶魔有可乘之机。
毕竟你永远都不知道，邪恶的手隐藏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