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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共替苏俄屠杀中国人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8 19:25
标题: 中共替苏俄屠杀中国人
本帖最后由 樊梨花 于 2016-7-8 20:29 编辑
斯大林给冯玉祥毒气弹
1919年徐树铮历经5个月的战争，收复外蒙、唐奴乌粱海。1920年列宁把赤化全球的“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其将中国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1920年苏共支持曹锟吴佩孚击败了收复外蒙的段祺瑞、徐树铮。接着，曹锟政府也反对苏联侵占外蒙；于是1924年苏共就支持张作霖、冯玉祥来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苏俄支持冯玉祥搞掉段政府，不过是想把冯玉祥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
1924 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后，李大钊决定采取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李大钊亲自对冯玉祥做了许多工作，还通过派人和书信往来对冯玉祥部下也做了不少工作，向他们宣传和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李大钊也亲自劝说冯玉祥同意在军队中建立政治俱乐部，对国民军进行政治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宣侠父、陶梁等人负责。同时，李大钊还派出许多同志直接到国民军中去，深入中下层官兵进行活动。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对工农运动也持开明态度。
1924 年11 月，冯玉祥宣布下野，自释兵权，隐居五台山。李大钊认为冯在此时下野对国民革命不利；冯部也会因冯玉祥的引退而被分化瓦解；同时看到，西北地区远离海口，段张势力鞭长莫及，大有活动余地，同时西北背靠苏联，可争取苏联援助。于是，李大钊又一次向冯玉祥伸出了援助之手。
1924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1924年12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领导东到东北三省，西到陕西北部，包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察哈尔、内蒙等省的整个北方地区党的工作，由李大钊总负责。同时，李大钊又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负责人之一。他积极组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领导国民党各地基层组织，利用国民党的旗帜进行了大量工作。
1925年初，加拉罕通过李大钊等人，首先开始做驻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胡同意苏联方面派军事顾问团到第二军进行工作。不料4月10日胡景翼突然去世，致使计划告吹。
1925 年1 月，李大钊同孙中山的代表徐谦，同冯玉祥进行了多次交谈，说服冯玉祥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一职，冯所部改称西北军。为了进一步促进苏联援冯，李大钊多次奔波往返于北京苏联大使馆与张家口冯玉祥军总部之间，终于促成了苏联援冯这一计划。《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写道：“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的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特别考虑了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统战政策影响。”于是，加拉罕在4月28日向准备派往冯玉祥部队的苏联军事顾问说明对冯策略时，明确肯定：“冯军为中国北方国民解放运动之柱石，应造成冯军之战斗力使之强固持久。”莫斯科得此消息后当即拨出步枪18000支，机枪90挺，大炮24门及相当数量的弹药，并提供飞机10架等，经外蒙古之库伦迅速运送给驻张家口的冯军。从此冯玉祥就得到大量的俄国金钱、军火以及俄国的顾问。与冯玉祥同一系统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长岳维俊以及他的部下邓保珊等当然是步冯玉祥的后尘，他们同样地获得苏联的金钱、军火和顾问（陈碧兰《我的回忆》）。
1925年5月，联共中央政治局无视中国国家主权，决定在北京成立以其驻华公使加拉罕为主席的领导中心，并在广州、冯玉祥部、岳维峻部建立三个军事小组，开展对中国内政的全面干涉，酝酿内乱。
而斯大林心生一计：抓住冯，使其占领地内蒙古与外蒙古合并成独立的蒙古国，于是鲍罗廷被派往考察并促成此事。所幸冯尚有中国人之底气，没有出卖内蒙。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更是多次讨论了进一步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2000多万卢布大规模援助计划的可能性。并派出军事专家，令中共通力合作，协助其开办各种军事学校。1925年5月初，第一批苏联教官组就到了张家口，在国民军第一军工作。一个月后，另一组顾问被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工作。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将要与奉系军阀展开决战，苏联政府甚至特别派遣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担任过西南战线司令员，有着突出战绩，战后就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叶戈罗夫来华担任驻华武官，以便就近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万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绝密）》，转引自《吴廷康》，P233注1）。总数800多万卢布的军火，可见斯大林为搞乱中国的决心有多大，甚至给了如此之多毒气弹！
毛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多好的朋友，在“731部队”之前，冯玉祥就用苏共的毒气弹毒杀中国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1925年10月正式批准给予冯玉祥的首批军火价值为最初提出的计划的1/4。其援助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已明显超过了对广东国民党的援助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加拉罕所说：“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既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削弱之。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沈云龙前引书，第43辑，第537—539页)。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l8门以及药品等等。(苏联国防部档案，转引自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第10页)
根据冯玉祥1926年8月15日在莫斯科所立的借据，苏联在两年中援助冯玉祥的军火有:步枪31500支，子弹5100万发，机枪227挺，炮60门，炮弹5.
8万发，军刀5000把，飞机10架。同月，苏联还决定拨给冯玉祥铁甲机车8辆，汽油3750普特，飞机油750普特。1926年1]月24日，国民联军总参谋长鹿钟麟率参观团离华赴苏访问。斯大林接见鹿钟麟，并答应向国民联军“援助10万银元之军费”(鹿钟麟:《访苏见闻》)。他还答应为冯玉祥提供“5万人的军事装备，但后来他又决定全力以赴，提供了比这个数量多8倍的装备。”(毛以享:《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02页)
苏联策划反奉战争
1925年7月，吴廷康带来中国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里，就有“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指令。为更有效地在中国制造战乱，加拉罕亲自策划了郭松龄（1882年）反叛张作霖的军事暴动，李大钊奉旨做了很好的工作，才有郭松龄的反戈。二虎相争，苏联得利。
1925年，郭松龄夫妇到日本参观军事，闻张作霖正在日本采购兵器，要与南方国民革命军开战，郭松龄不满，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1925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到奉天，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切陈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在滦州，回奉听候命令。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得了苏俄大批军火、经费乃至毒气弹的冯玉祥与郭松龄及张作霖另一部将李景林结成“三角联盟”，并于11月20日签订密约。
郭松龄起兵前，称病住进天津意大利医院。张学良于1925年11月20日前去探望，劝他回奉天向“上将军面陈意见”。郭则表示：“上将军脑筋陈旧，在杨宇霆这帮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力挽回，必须赶走老杨这帮人，父让子继，由我们来干”。此时，郭松龄的谋逆已表露无遗，可张学良仍未及时制止，可见张学良确实想当头子。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把不赞成反奉的30多军官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11月23日，7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消灭苏联敌人的血战就此打响了。12月6日黎明，郭军攻占锦州，7日兵锋直指沈阳。
15 日，日内阁决定增兵满州，从朝鲜及日本国内调派部队组成“满州派遣队”开往沈阳。日本还给张作霖提供贷款、军火和情报。
20 日，苏共的棋子——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名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民众》书，号召“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这次反奉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26 日，共产党发动南京、上海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31 日，北京各团体召开国民反日进兵大会和示威游行。此外，天津、杭州、武汉、长沙、广州、福州等地群众也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抗议日本出兵。可见，共产党之猖獗。
12 月22 日，郭军发起总攻击。23 日占领大民屯，对兴隆店奉军司令部形成包抄之势。但这时郭军左右两翼受到奉军猛烈攻击。奉军还与日军联合出动飞机轰炸郭军阵地。奉军两翼得手后，中路乘胜反攻，使郭军陷入包围中。郭军虽再三冲杀，终于大败。24 日，郭松龄夫妇向营口方向逃走，途中被奉军逮捕，次日被杀害。
如此，苏俄策动的战争把日军也卷进来了，遭难的只有国家和人民。张作霖勾结日军固然当受谴责，但勾结苏俄就更是彻底地卖国。
1981年“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这是张学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对良师益友郭松龄的深切缅怀
正当郭军与张作霖奉军激战之时，国民军系加紧控制了北京，冯的嫡系鹿钟麟以京畿卫戍司令身份，权倾一切，1925年11月26日鹿逮捕段祺瑞的智囊曾毓隽，29日李仲三逮捕了姚震。冯玉祥1925年12月30日还命令部下张之江谋杀了曾经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将军，为苏共报了仇。
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四出活动。苏联代表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10月16日攻占上海，11月7日占徐州，奉军退守山东。1925年10月22日斯大林亲笔签批：“拨给孙传芳100万发德国造子弹，条件是，孙允许其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合法化，并对拨予子弹之事严格保密，决不可牵涉到苏联政府。”目的显然是帮助中共通过工人运动来掌控上海等地。10月26日又签署命令催督该批子弹“尽速调运”。须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正是孙传芳，斯大林两边给武器就是要挑起中国人自相残杀！中国人死得越多，对魔鬼共党越有利！
1928年6月4日苏联特务炸死了张作霖，苏联解密档案已经证实这一历史事件。然而，中共历史教科书及其网站、词典依然胡说是日本人杀了张作霖。
1929年6月，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直接指导中东铁路工人拥护苏联、反对国民政府占领中东路的斗争。1929年7月斯大林公然侵略我东北，中共竟然帮助俄国人屠杀中国人，李立三、恽代英等头目提出 “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周恩来、刘伯诚、叶剑英等人，由俄国人每月供应3000万卢布，从俄国到中国东三省，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徒，组织义勇队，参加俄国的侵华战争。致使黑瞎子岛为苏联占有。
中共一边打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崇高旗帜，一边却拿着侵略者的资助；听命于侵略者，在侵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时刻，公开宣布武装保卫侵略国，并以武装暴动进攻本国政府，配合侵略者。这就是匪党卖国的铁证。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7-8 20:30
本帖最后由 樊梨花 于 2016-7-8 20:34 编辑
中共是苏俄的侵华工具
1920年列宁把赤化全球的“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的旧战略，重新放到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之刻不容缓的日程表上，尤其将中国当成了他首要的和主要的进攻目标。苏联通过把从战场抓来的战俘培训为共产主义者后，再把他们遣送回国，以便传播列宁主义。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苏共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中共的建立就是苏共在远东的一个战略安排即：遏制列强在华的势力，以保障苏俄的安全。现在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真正“缔造”中国共产党的，并非中国人，而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1920年苏联共产党直接派维经斯基（吴廷康）在中国上海组建了这个党，连它的名号也是维经斯基所确定。作过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在回忆录中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国人直接命令的：他去拜访陈独秀时，俄国代表也在座，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后来中共夺权以后，亿万次地歌颂中共如何光荣成立，其实翻开史实一看，不过是在外国人导演下的一幕为俄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汉奸戏剧。以后中共的经费、方针、干部任免和人员培训，全是苏共操办的。中共在中国叫“党”，在共产国际的系列里，不过是一个下级机构即“中国支部”而已。它是俄共的一个附属党，其一切活动与决策都得听从俄共的指令。俄共还不断派遣顾问对中共进行监督与指导。这是苏俄推行的红色殖民主义。而苏俄红军则在1921年上半年直接攻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由此上演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百年的空前悲剧。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纲领宣称：要让蒙古、新疆、西藏自治，要将它们划入“某个民主联邦”。就是说，中共建党之初，就要将中国的蒙、藏、疆等奉送给苏联！邪教从开张的第一天起就在骗人！一大党章只有俄文本，没有中文本！那是俄国主子编出来，令中国奴才遵照执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像中共一样，由外国人来操纵筹备成立，再由外国的专门机关发布行动命令，而这个外国一直侵略中国，还占领着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这个政党不遗余力为外国势力服务。1929年，正当中国政府的东北军为反抗苏联侵略浴血苦战之际，中共却奉斯大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此时，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由俄国人每月供应3000万卢布，从俄国到中国东三省，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徒，组织义勇队，参加俄国的侵华战争。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它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这种汉奸行为得到了苏共的极高的赞赏。
而且这个政党的灵魂，即党纲党章，都是这个外国文化的变种，中共一大党纲就是一个马列化的纲领，此后马列主义几十年如一日地是中共的指导思想。1945年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共独自制订的。连党章要到“七大”才能独立自主制订，这是哪个国家的党？何止是照搬外国，根本是唯命是从，成了外国势力的基层组织。
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1年6月张太雷抵达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出席了中共一大会议。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未出席。陈独秀曾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13人），我因事没参加。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陈独秀、李大钊之所以不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他们“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不愿明目张胆地当俄国人的“傀儡”；以免损害了自己的权威。
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作为各国共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也就是说，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共产国际与各国党之间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规定了共产国际可以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包括改组各国党的领导机构、选择领导人。而具体到中共，任用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是共产国际的一贯做法，当时中共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共产国际选择和任用的。陈独秀从一大到五大担任中共领导人，是共产国际定的。中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领导中共作，中共六大上向忠发的突起，都是苏共决定的。甚至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
周佛海回忆：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认为中共要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为马林说：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而成绩却如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独秀却说：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了。马林要求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陈独秀难以接受。马林对陈独秀吼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从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随即拒绝与马林再来往。1921年10月4日，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 号的住宅里，陈独秀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被法租界巡捕逮捕。从北京赶回上海的张太雷和李达拟了电报，请孙中山出面援救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给上海法领事拍了电报后，孙中山也打了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马林以巨款贿赂租界当局，还交了保证金500 两白银（5000元大洋），使陈在关押两天后即保外候审。10 月26 日，租界会审公堂以陈独秀“违背禁令”，出售禁书《新青年》杂志等罪名，按照《新刑律》第221 条的规定，着陈独秀罚洋100 元充公，抄出书籍等予以销毁结案。经过这次事件，大家都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获得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很重要的。陈独秀从此改善与马林的个人关系，最后只好乖乖的领苏联的经费，听苏联的命令指示。他任总书记五届期间，向共产国际要钱、报帐成为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做了卢布党总书记。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共的所有经费，悉数来自共产国际，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喂养，中共一天也活不下去。从此中共成了苏共的儿子党。因此中共一切重大决策包括人事的任免，都要听命于莫斯科甚至斯大林本人旨意，便毫不奇怪。
1922年7月16-23日召开的中共二大宣称：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李大钊在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会上也声明这点：“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这表明中共在建党之初就服从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中共从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全部党员3万人，大会发表莫斯科宣言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分离权和自决权，中国是无法统一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有12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六大更增加了中共对苏共的奴性。
自中共成立后，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不断指挥。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不仅指导党中央的重要方针、政策基本来自莫斯科，而且在具体工作的指导上，一些基层组织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甚于党中央。陈独秀常发牢骚：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廷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在陈看来，广东区委常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味道。鲍“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
在中国成立的共产党，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是苏共的“儿子党”。陈独秀后来认为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误会”。他认为当时中国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十月政变“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一群中国人，参加洋鬼子策划的汉奸卖国贼组织——共产国际远东办事处中国支部，它的纲领规定了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内容。古往今来的汉奸们还不曾如此明目张胆过。假如今天也有几个洋奴在一外国特务操纵下成立一个党，这党绝对服从外国党的指令，靠洋主子的资助活命，目的是推翻当局；定被当作卖国贼枪毙！
第3节 没有卢布，中共不可能存在
1920年4月中旬，维经斯基赴沪，俄共派遣特使将价值10万美元钻石到上海变卖，不止一次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即为2万美元。给他的任务是克服中国革命的分散状况，将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成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1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30元报酬”。1920年8月，《新青年》杂志开始接受共产国际资助，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引发著名的“胡陈分流”。维经斯基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并返回了俄国，不仅工人学校等被迫停办，中共的组织经费一度支绌，1921年1月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晋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
1921年1至2月，广州无政府主义激进青年领到苏俄给的生活津贴，每月20港元。
1921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有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还设有情报部。旋又设立东方大学和劳工大学，专门培植远东共党干部。
当时陈独秀已没固定收入，只能靠编辑《新青年》杂志维持生活。李大钊是中共里面几乎唯一在任的大学教授，每月收入不到200元，纵使可以捐出部分，对党的工作所需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他成员根本没有稳定收入。包惠僧在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维经斯基很快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马上就无法开展工作了。李汉俊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筹不到区区十几元的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他还是靠了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包惠僧说：如果不是马林来，党的“一大”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如果不是他四处奔走，国共联合战线可能推迟，或者搞不成。
马林于1921年4月来华，并拨款给“中共”活动。据《包惠僧回忆录》，马林抵沪后立即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筹备中共一大，向6个外地支部寄送通知，邀请每一支部派两名代表赴沪与会，每位代表汇路费100元，回程时再领50元川资。毛泽东就是靠这笔钱，会后游历杭州南京。毛此时在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年薪仅百余银圆，他不断给报社投稿以赚稿费，很辛苦。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共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200元路费”。那时一小职员每月工资15元，就可维持4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150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50个月的伙食。曹锟贿选，向猪仔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5000元大洋。俄国人仅只用150元，就赢得了“一大”代表。俄国人这小小的投资，是最划算的“生意”。
马林从此便留在中国直接领导中共。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1921年中共一大刚结束，张国焘草拟工作计划，上海总部及京汉穗湘等分部，各地出版工人刊物，约30人每月领取津贴2035元，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为每月一千零数十元。马林表示均由共产国际补助。据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80元，尚略有活动费。在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经手用去1.2万元，而张国焘所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据马林记载，张太雷每月从他处领取大洋220 元，是当时香港海员工人月薪的10倍。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提到：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共从共产国际收到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1922年12月初，陈独秀到莫斯科开会，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根据陈独秀的要求，12月，苏共起草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一年支出为12000金卢布，平均一月1000卢布，其中包括支持《向导》周报的210卢布和印刷传单、宣传员以及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开支等。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拨款大大超过了此限额。如1923年5月在上海负责经费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维尔德就致密信给共产国际称，不知道刚刚收到的9600元是谁汇来的和做什么用的。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陈独秀、张国焘等分别签收1000墨西哥元、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陈独秀在1923 年6月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指1923年头6个月）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有1600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一年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款20余万大洋；每月共产国际给费用平均在2万元左右。
1924年，中共实得苏联提供日常活动经费约36000元，每月的平均收入在3000元。
1925年每月平均约领苏共经费3300元。
1926年俄共政治局决议“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1926年，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每月6千元；1926年，中共每月实际得到的苏援活动经费己超过1万元。1927年再增经费预算每月1.2万元。1926到1927年春，仅李大钊经手的经费就达数万，款子均由穗汉国民政府苏联代表处汇来。另外，党校开办费5万元，每月开支1.5万元。组织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用款3万元；在准备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据上海区委报告，曾向俄国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国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国民党人提出援款要求，国民党人则同意给罢工工人5000元。1927年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万元。
1927年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秘密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说明已给通过领事馆武汉政府寄去200万卢布，但强调说：这笔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进一步）寄出经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345、349页）。1927年7月5日，共产国际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3.95万元。1927年8月9日，鉴于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须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捕一带二。共产国际代表为此拨款千元。1927年8月国共彻底破裂后，共产国际拨给中共的日常活动费就达3万元以上。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南昌暴动南下占领广东汕头的报告。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为将已经送去库伦的41名接受过军事或政治工作训练的中国学生送往广东，加强南昌暴动部队的骨干队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把他们送回国去拨款4000美元。
1927年7～9月，当毛搞湖南农运和秋收起义时，获得苏联经费6万元，占1927年中共获得“特别费”的1/4。秋收起义是“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反革命行为”。9月6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拨款17128美元。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报告，已与济难国际代表商定：济难国际每月提供两湖地区1500元，江苏2000元，广东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转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应请济难国际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济难国际1928年初为1927年后三个月实际拨款1.9万美元。
1927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单独汇给中共北方局3000美元用于暴动，后又寄出4500美元。11月，为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预算。12月为广州起义和善后用款10万元。这些费用都是莫斯科供给。
除非正常性开支外，共产国际在1927年预算内的拨款总数为187674元。中共中央每月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到的款项平均在1.5万元。但加上济难费等，特别是到8月以后，每月经共产国际联络局提供给中共的费用，平均应在2万元左右。加上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济难国际、农民国际，以及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等相继介入援助中共，因此这一阶段的财政收支已难有确切的统计。由于这一年重大事件频出，受难者众多，故济难国际的援助力度极大，且已形成定期拨款。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全部开支19万卢布，由共产国际埋单。
中共“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达60万元以上。向忠发说：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帮助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第三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1928到1932年，每月预算5万元左右。1927年后每年仅用于“特别费”一项，中共就得到几十万元上下。1928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1929年预算，仅特别费一项，就要求100万；1929年每月仅活动费约4万元；1930年，党活动费每月约5万元；全年济难费11.4万元；全年团费7万元等；1931年，每月美金1.5万元，中国钱5、6万元(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87-189，三联书店1999年，香港)。负责坐镇上海租界领取和分配苏联汇款的人就是陈云，中共在各根据地、白区各地下党能否形成气候与经陈云处得款多寡有相当关系。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也与就近夺取汕头、厦门或广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参崴运来的苏援枪械有关。所以，在井冈山时代，中共曾先后8次发动以夺取上述港口为目标的战役或战斗（包括三打潮梅），不过均告失败。1923年毛说，共产主义要在中国胜利，非得苏军从北边打进来不可。江西根据地失陷后，红军在长征中转向绥远、宁夏、甘肃地区，也与靠近外蒙、接受苏援枪械有关。1934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连遭严重破坏，经济一时陷于绝境，史沫特莱捐出四万美金，才助中共度过难关。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1936年4月，季米特洛夫正式要求废止反蒋口号、搞统一战线。并对毛组织援款，此可谓雪中送炭。毛感激不尽说要“饮水思源”。1936年9月，莫斯科拟用150辆汽车来回两次把500-600吨军用物资运到中蒙边境交中共；10月莫斯科又策划把1千吨军用物资运到新疆哈密交给中共；中共因西路军的覆灭而未能领到这些物资，但11月至1937年1月，也收到了至少180万美元的巨款。1938年，中共虽然每月从国民政府那里领取50万中国元(折合16万美元)军饷，仍要向共产国际索取30万美元款项和一批印刷机械等。1940年，根据周恩来的申请，季米特洛夫建议斯大林向中共拨款35万美元。1941-1944年仍不断有临时拨款。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抗战开始后，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的援款总数，就达到385.2394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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