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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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1）



第十四章  “庐山会议没有完”
一、继续审查
　　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上午，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李德生前来接我们。这里我说一句话：无论是在军委办事组时期，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李德生同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相处不错。这也可能是造成了他在一九七五年因被江青等人告状而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的原因。
　　下了飞机以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随即离开机场，返回到他们的住所，我则留在机场，准备迎接从庐山回来的飞机。下午周恩来与康生乘坐的同一架专机回到北京。我看到，他们两人显得很亲热。“九大”以后，凡是周恩来外出，都是由康生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即被称为“康代总理”。然而，很少见到周恩来和他如此亲热。我当时内心里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九月九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八月十四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这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十四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吴法宪说到会议上的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我就对周恩来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在庐山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八月十四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没有什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也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康生一听就火了：“你念了语录很好，但是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争论了起来。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二、林彪要我见毛主席
　　国庆节前夕，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约林彪去谈了一次话。从中南海回到家里，林彪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下。
　　我到了林彪的住处。林彪见面对我说：“毛主席谈到了庐山的问题，我说，我选吴司令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从林彪的话中我听得出来，他的意思很明显，毛泽东在考虑把我拿掉另找人选。林彪则是在尽力保我。
　　林彪接着又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我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就给毛泽东打电话请求接见。回到家里，我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一见毛泽东。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
　　我原以为，这件事林彪和毛泽东已经说好，没想到一打电话毛泽东却不见，又让我碰了一个大钉子。等到国庆节以后我又两次请求见毛泽东，他还是说不见。这样，我前后三次请求见毛泽东，都被拒绝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过去在空军有什么事情请示毛主席，总有一个答复。这次在庐山犯了“错误”，从此坐上了冷板凳，我心里清楚地感觉到，大概毛主席已决心把我赶出中央了。
　　二十年后我看到有关文件，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在南巡时讲话说，黄、吴、李、邱在庐山上分裂党，犯了错误，但是他还是要挽救我们。毛泽东还说，我们几个在庐山会议以后根本不去找他，但是他还是要找我们。这就很不符合事实了，明明我三次求见都被拒绝了，还要说我们坚持错误，不去找他！
　　被毛泽东三次拒绝后，我把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听了后，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说，我准备再写个检讨。这次林彪同意了。

三、检讨还是过不了关
　　我回到军委办事组，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说起此事。我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他们三个都不同意我写。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也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得更直爽：“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我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接下来，我不用秘书，自己用了两天的时间，写了一个二千多字的检讨，送上去了。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我当时心里想，不管批得好批得坏，总算是有了一个回音。哪知道一看吓了一大跳。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
　　第二条不只是批我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第三条是批我说的“毛主席伟大谦虚”：“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对这些批示，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通。什么叫光明正大？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在中央全会上公开讲的，怎么就不是光明正大。我在庐山上的讲话哪一句是假话呢？那都是白纸黑字有证有据的嘛！说我们“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都是那么好骗的吗？人家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点吗？说：“有党以来，没有见过”。怎么没有呀？不说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以前的事，就说第一次庐山会议或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斗争，哪次不比这次厉害得多！一个人站错了队，反正是“错也是错，对也是错”。看来，这次庐山会议得罪了他老人家，我是死活过不了关了。
　　我把毛泽东的批示拿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以后，黄永胜和我一起把这个批示报告给了叶群，因为毛泽东在我的检讨书上还写了“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他的意思是要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也检讨。
　　这样，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写一个检讨。当时叶群的意见是要军委办事组的宋诚来帮她写这个检讨。叶群这个人很精，她考虑到“林办”的秘书们还都不知道庐山上发生的事情，她怕扩散。这样又由我们找来宋诚帮助，由叶群亲自布置，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了。
　　这一下，毛泽东很快就又批了，而且批得比我的更厉害。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就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接着他说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他还说“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
　　当叶群说：“天才”方面的语录时，毛泽东批示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最后，毛泽东又把我们都捎上去了，说：“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我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比较一下。他们都说，毛泽东对叶群批得更厉害，而且批叶群，直接关系到了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名。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粉碎“四人帮”以后，都说毛泽东对江青早有觉察，并且有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而江青在被“公审”时扬言：“都说毛主席对我有批评，你们拿出来，我看看。”实际上，这个证据谁也拿不出来。毛泽东的权威在我们党内是一言九鼎，不论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打倒与否，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对江青有一个哪怕是像对叶群这样的批示，江青也不至于到那样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关键是毛泽东对江青究竟是袒护还是“批评和斗争”。
　　接着就轮到黄永胜了。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再像在庐山那样，一下飞机就拉去彻夜长谈，拼命地拉黄永胜了。他看看实在拉不过来，也就批开了。十一月十三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就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因为我们黄、吴、李、邱四个人都是红一方面军和四野的干部，所以毛泽东把我们叫作“一统天下”。李德生、谢富治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把他们掺进来，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叫作“掺沙子”。毛主席希望他们进来以后同我们来斗。但是李德生、谢富治对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大家都是实实在在地工作，所以同我们相处很好，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随后，毛泽东又自己决定，把他在庐山会议期间写的《一点意见》，转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批判陈伯达，批判“军事俱乐部”，同时也进一步批判我们。这样毛主席一手在全国发动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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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2）



四、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华北会议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而华北会议的召开，则是由三十八军给军委的一个报告引起的。
　　三十八军是北京军区建制的一支野战部队，驻守在京、津一带，军部设在保定。这是东北四野的一支老部队，也是当时全军在装备上、力量上最强的部队之一。当时在保定还有河北省军区。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发出“军队要支持左派”的命令之后，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在保定各支持一派，从而使保定地区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双方积怨甚深。一九六七年中央下决心解决保定地区的问题，陈伯达到保定讲了话，在言论上倾向河北省军区，引起了三十八军干部战士的不满。
　　庐山会议以后，陈伯达垮台了，三十八军党委于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日给军委写了一个报告，由我们转给了毛主席。这个报告告了陈伯达一状，说陈伯达在一九七O年，从唐山到保定到处开会、讲话、接见，说陈伯达是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
　　毛泽东看了以后，如获至宝，就在三十八军的问题上作文章。他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示，指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特别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写上：“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最后毛主席指示：要北京军区召开一次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进行“批陈整风”。
　　毛泽东这一批，谁也不敢说二话，全部照办，林彪也没有办法。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后，决定将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扩大到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军委各总部的团以上干部。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还指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三人领导会议。后来周恩来提出，这是一个军队的会议，军委办事组不参加不好。这样，毛泽东又批准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共五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负责。会议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而且他对华北会议的安排和处理，很明显是表明他不再相信我们军委办事组了。也可以说，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以后，这次是首先向军队开刀了。
　　华北会议从一九七O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一直开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整整开了一个多月，这也是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次毛泽东决心要“挖墙角”（这是毛泽东的语言，即挖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的“墙角”，好让我们垮台）。所以为此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会议期间，除了五人小组以外，他还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江青先后两次在会议上讲话，并点了很多人的名。会议的情况，都由这些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只有我和邱会作二人完全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华北会议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实际上会议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李雪峰和郑维山。李雪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在庐山会议上，他们俩和陈伯达都在华北组。当时，李雪峰是华北组的组长，他把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出了简报，这一来就闯了大祸。
　　除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牵连外，就是陈伯达在视察保定的时候，由李、郑二人陪同。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来视察，李雪峰是地方领导，郑维山是军区领导，能不去陪一下吗？毛主席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中央文革当时权倾中央，成了全党、全国的太上皇，还不是毛主席您老人家撑腰的吗？您委任了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不但解决各地而且解决全国的问题，李、郑作为一个地方领导能不让他跑，让他说吗？就是康生、江青来跑、来说，你一个领导能制止得了吗？这又算得了什么？所以说“路线”错了（就是跟错了人）一切都错了。“路线”对了（就是跟对了人）一切都对了。为了打倒陈伯达，也是为了“挖墙角”，李雪峰和郑维山也只好作了牺牲品。
　　华北会议刚一开始，以三十八军政委王猛为首的人就对李雪峰、郑维山群起而攻之。这个王猛，当时可真是够“猛”的。在会上猛攻李雪峰、郑维山，后来成了“文革”红人。
　　华北会议的最后，有一天晚上突然通知我和邱会作去参加会议。我们到会以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第一、撤销李雪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第二、撤销郑维山中央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他还宣布了中央关于北京军区改组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副政委。
　　然后，周恩来作了会议的总结，同时又重新宣布了陈伯达的错误，但这时已经叫作“罪行”了，并给陈伯达扣了几顶帽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陈伯达这一下子是彻底的完了。从陈伯达的事情上，我看到毛主席的作法是一旦得罪，就要一棍子打死，而且还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有人说，郑维山是林彪的人，这是不对的。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的人。据我所知，黄永胜曾几次提出要调梁兴初来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但是林彪不同意。他对我们说：“一定要保留四方面军的人。”这样，林彪几次将郑维山保了下来。而这一次江青向毛泽东提议，毛泽东下了决心要把李雪峰和郑维山拿掉。这也是给林彪和我们军委办事组看的。
　　虽然这次华北会议没有批判黄、吴、李、邱几个人，但是我在心里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以后事情怎么发展很难预料。但是黄永胜还是满不在乎。

五、毛泽东：“不要学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黄永胜提出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报告，结果毛泽东批准同意了。
　　会议准备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由黄永胜代表总参，李德生代表总政作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报告。然后讨论战备训练工作。这时李德生已经成为主要领导，李作鹏、邱会作和我的地位都已经降下来了。会议由黄永胜和李德生负责。
　　会议期间我曾提出，我们军委办事组是不是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也好下个台。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同意，他们说：“屎不臭，挑起臭。”我说：“我和叶群已经检讨，虽然挨了批，但总算有个交代。你们三个人没有写过检讨，不如借这个机会过关。”他们还是不同意，都说：“你检讨过不了关，我们的检讨也过不了关，一样的。”这样，我也就没话说了。
　　在这个会议上天天出简报，都统统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时我们没有听到各军区、军兵种的人说起庐山会议的事情，反而有不少人说好话，赞扬军委办事组是历届军委领导中工作最扎实的，说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如何好，如何正确等等。总之是一大片的好话和赞扬声。我看到以后有些担心，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但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也就仍然登上去了。
　　结果简报送上去，毛泽东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到了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上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跟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毛泽东这个批示下来后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给了林彪，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都传阅了。这一下黄永胜着了慌，说：“毛主席批评了，怎么办？”这时，会议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去了。我们只好召集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连夜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议开得很突然，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接着我作检讨，我把我的检讨和毛主席的批评都念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作了检讨，这时大家表情严肃，陈士渠说：“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其他人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会后，我们军委办事组一起商量，决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每人把会议上的检讨归纳一下，写出一个稿子送中央和毛主席。这时我提出要在检讨中写上对张春桥表示歉意，但他们三人都不同意写，关于我们之间串联的情况也没有写。
　　他们三个人的检讨经过集体研究后上送中央、毛主席。我当时还想：怕是你们的检讨也通不过。结果一下子毛主席批准了，说他们三个人的检讨是：“很好。”我真不明白了，我这个人一再检讨还过不了关，而他们一再不检讨，反而是一检讨就过了关。看来还是不检讨的为好。
　　在黄永胜三人的检讨上，毛主席还批了一段说：“吴法宪、叶群过去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这个话周恩来又传给了我们。毛主席还指示：”要召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要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住所突然召集会议，要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参加。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第三是吴法宪过去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作一个汇报。”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笑了。这时候，康生起来要去厕所小便，毛泽东说：“李作鹏，你去扶一扶康老。”这样要李扶康生去小便，李也不得不照办。让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扶康生去上厕所，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康生离开书房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宣传起了康生。他说：“康生在苏联就反对王明，是个坚决的反王明分子。回到延安，又和王明斗……”说到这里，康生回来了，毛泽东又对他说：“你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你是站在正确方面的。”
　　其实康生在苏联时根本谈不上反什么王明，相反还是王明最大的拥护者。这些情况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他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康生在庐山会议立了大功。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
　　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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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3）



六、周恩来带着我们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十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车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车。我坐这样的专车还是头一次。我在空军多年，“近水楼台”，只坐飞机，没有坐过专车。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毛主席不坐专机，只有建国初期坐过几次伊尔－14型专机。那是由刘亚楼司令亲自陪同。以后怕出危险，就由中央做出决定，毛主席外出只坐火车不坐飞机。这是题外的话。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你睡不着觉啊？”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我写的检讨同以前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了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八点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集体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他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这个意思我不是完全理解，我想可能是我们在庐山会议本来是想批一下康生、张春桥，但是反而倒了一个陈伯达，又引出了黄、吴、叶、李、邱一大串，这不是原来的本意。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他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象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十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一回到北京，毛泽东又召集我们到他那里开会，想了解我们到北戴河的情况。那天，他一见到我们就问：“挨批了吧？”他的意思，是说林彪批评了我们了吧。这时没有人吭声。我壮着胆子说了一声：“批评了。”周恩来也笑着说：“批了，批了。”这一下子毛泽东高兴了。
　　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印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
　　对毛泽东的这句话，我们几个都表现出感激的心情。并异口同声的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关心和爱护！”
　　毛泽东又问我：“你的检讨写好了吗？”我说：“明天送主席。”他却说：“不用急，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写。也请永胜同志转告叶群，写好了直接送给我。”
　　之后，他又要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中央工作会议的具体问题，如各地要有多少人到会等等。周恩来说：“回去研究一下，向主席写一个报告。”
　　这些问题说完，毛泽东站起身，向我们挥了挥手说：“散会”。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没有同我们任何人握手。我们从他的书房里出来时，心情已经有所缓和。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什么道歉的话。黄永胜说：“你这个人一左一右怎么回事？”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这一次，能让我们平平安安过这一关，就谢天谢地了。”李作鹏说：“这还是暂时的，这个问题没有完。”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我鼓励自己，要沉住气，可还是不行。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批示）是一样的，要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全国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前周恩来召集了政治局会议，规定由我们几个人在会上作检讨，并要我第一个发言。

七、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会议仍然与九届二中全会一样分组，我还在西南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在原来的大组。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在后面指挥。毛泽东决定，把我们的检讨发给每个人先阅读，以后再开小组会议批判我们。
　　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
　　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同志对我们没什么积怨，这时的会议气氛显得比较缓和，各组都批不起来。这与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的态度大大不同，那里大家一哄而起。可现在大家却都说是“情有可原”，甚至有些人同情我们。
　　会上也有很积极、很活跃的人，如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就点名批判我。但她也有友好的表示，西南组的正、副组长张国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周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曹轶欧商量，说要猛斗我两天。曹轶欧反对说：“不要加码，不合乎毛主席的批示。因此他们的意见被曹轶欧制止。由于康生是中央常委，所以曹轶欧的意见非同一般，她说不行，张国华和周兴也就那样办。
　　我们这个组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张国华他们不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而是听曹轶欧的，也很会见风使舵。当时，让我感动的还是这几位老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他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我没想到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的前期，他们是被我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发言比较客观，调子并不是很高。可能他们对中央的情况了解多了，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人，积极性蛮高。
　　到了会议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出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陈锡联当即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我跟他说：“当时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讲过。这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让他们讲就是了，没有问题。”
　　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我说：“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我说：“不用了”。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我想，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这件事。他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他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人来说，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到了会议快结束时，王辉球和王秉璋来找我向我解释。解释什么呢？说是在会议上被逼的，讲过以后又道歉，说是不应该讲。我说：“你们讲嘛，我没有意见。只要你们讲的实事求是就行了。”
　　会议开了十多天后，秘书组要起草总结。原来对我们错误的调子提得很高，而且言过其实，戴大帽子。后来由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张春桥他们多次修改，把一些过重的话都删去了。特别是张春桥，后来黄永胜告诉我，很多话都是张春桥提出删改的，对我们表示友好。这个稿子送给毛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我们表示，中央工作会议对我们的批评，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我们一定要接受批评。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其它？但是有一点，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八、中美关系的改善
　　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又紧接着召开第二个会议，原班人马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因为中美关系有和解的迹象。
　　中美和解的事情，以前就有酝酿了。首先是尼克松公开发表讲话，说他愿意访问中国，愿意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这个消息曾在《参考消息》上发表过。接着，就是“乒乓外交”事件。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时候，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样世乒赛以后，美国队来北京访问了，周恩来还接见了他们。第三是斯诺访华。一九七O年十二月，斯诺在北京见了毛主席。毛主席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发出信息，说：“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作中间桥梁，经过他多次向美国秘密传话。
　　之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表示准备来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经过慎重的研究，毛泽东决定同意基辛格来谈。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是，同意基辛格来谈，具体的工作由周恩来全面负责。周恩来让外交部通过叶海亚总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不断与美方联系，最后商定，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的到北京来，飞机降落在南苑军用机场。
　　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外交部方面由王海容司长和翻译唐闻生去巴基斯坦接基辛格，还派了中国的领航员一同前往，把他们的飞机领进来。飞机方面的事情，周恩来交给我来负责。一路上的航行安全保护，机场着陆等都由我负责。另外，基辛格来时准备把南苑机场封锁起来，以免走漏消息。
　　这件事情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起，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全党全国对于基辛格的到来，思想上要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不然的话怕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主席在政治局讨论时决定，趁当时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在，一起开个会议，怎样在全党和全国转这个弯。
　　这样，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刚结束，会议的人员编组都不变，就又开起了中美关系通气会，内容是讨论中美关系。会议首先由外交部和中央联络部详细介绍美国的情况，并通报了中、美通过巴基斯坦之间多次联系的情况。接着，传达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以及外交部的意见。外交部的意见说，我们欢迎基辛格先来，因为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有所转机的时候了。我们首先要争取通过中美正常关系的建立，进入联合国；第二、要求美国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争取解决台湾问题；第三、中美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提出来，如美国在华财产的冻结问题。如美提出归还，我们准备怎么对付等等。
　　外交部的意见还说，在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能一致的一致，不能一致的放在一边，继续和他们斗争。我们的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又建交又斗争。
　　最后，我们要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教育，要在思想上转过弯子来。为此，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央的正式文件。
　　这里我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说，林彪和我们是因为反对和美国改善关系、反对中美建交而投靠苏联的。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据说毛泽东一九七二年会见尼克松时曾经说过：“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现在见上帝去了。”很显然，毛泽东这里指的是林彪，但他的这种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事实上，在整个中美关系转变的过程中，林彪除了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以外，没有说过任何其它的话。当时，为了庐山会议的事情，林彪自己已经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精力去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据我了解，在国家不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不主张和美国直接对抗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九五O年在决定出兵朝鲜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本来，他是率领军队入朝作战的最合适人选，但是林彪的态度是消极的，毛泽东只好去请彭德怀出山。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发一九七一年五十七号”文件中指出：“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
　　与之相对应，在当时国家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林彪是坚决主张防范苏联的。自一九五九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起，中苏两党的关系便逐渐破裂。之后，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蒙、中苏边界调兵。考虑到这一情况，林彪首先向党中央提出建设“三线”的建议。这个问题正合毛主席的意思，所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所采纳。第二、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研究部署了在北方的防御体系。把重点战略防御目标从南面防御美、蒋转到了北面防御苏联。第三、为了防止苏联方面的核突袭，以及苏联机械化作战的强大实力，林彪考虑了一套“山、散、洞”的构想。即靠山、分散、洞库隐蔽的防御作战方案。这个设想，当时得到毛主席的大力支持。
　　所以，说林彪和我们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这是凭空转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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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4）



九、管不了的林立果
　　林立果到空军以后，开始还比较谨慎。但后来，在空军党办一些人的怂恿下，仗着自己是林彪的儿子，就越来越不象话了。他和党办的一伙人，不但在空军司令部兴风作浪，而且闹到了外地，将整个空军都搞得乌烟瘴气。我由于一直兼任着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对空军的事没有太多的时间过问，空军的主要工作当时是由空军政委王辉球和空军党委其他人负责。后来我因庐山会议的事，逐渐从中央退下来以后，回到空军一看，才开始听到对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反应。但由于庐山会议的问题，我被搞得焦头烂额，想管也无能为力了。
　　大约是一九七O年十月，叶群对我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我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我听了以后说：“既然你同意了，我也就没有意见。”
　　林立果去了广州不久，就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感到不错，觉得还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就上报了总参。这个材料后来经毛泽东和林彪的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
　　这之后，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开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下去的时候少说一点外行话。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为了这件事，我又打电话去告诉叶群，叶群也不同意。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后来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
　　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在搞调查研究，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一九七O年十一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说是在空九师蹲点，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对我说，他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
　　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和空军二高专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再就是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前面提到过，我在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以后，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大肆宣传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的意见，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大肆宣扬之风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这个“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八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却仍然进行得热火朝天。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在庐山上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从山上打电话给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统统洗掉。同时，我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也要求他这样去做。
　　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和秘书张叔良一起来到空军学院，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一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两千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了，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磁带也全部洗掉了。事情办完以后，陈绥圻打电话到山上告诉了我。
　　我开完九届二中全会下山，到空军学院为“三代会”作总结的时候，还特别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老实说，关于“讲用报告”的事，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也有些事情是我当时想到了，但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另外，我也开始感觉到，在林立果的支持下，空军党办的人已经开始不听我的招呼了，而且空军的事情也有些失控。比如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虽然我再三强调了组织纪律，作了几个明确的规定，在“三代会”上也收了一部分，但是其它散发出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收回了，而且代表们回去照样宣传。根本上的原因是这些事情牵涉到林立果和林彪，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也被庐山上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上空军里的这些事了。
　　后来，空军内不断有人向我反映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想让我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一九七O年中，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张雍耿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反映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在沈空情报部散布说，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谁要阻挠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都不行。这个处长还说，以后到空军司令部，不要随便找人，在司令部就是找曾国华、何振亚，到情报部就是找贺德全，到作战部就是找鲁岷。
　　另外，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的秘书张云龙调到广州军区空九师以后，发现了一些情况不正常，就向我汇报。结果空九师的干部把他看成是钉子，对他进行跟踪、盯梢，把他所有的情况都记录下来，并且有意地将他派到下面的团里去，不让他呆在师部。
　　还有，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秘书李学敏，随邝任农到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后，他告诉陈绥圻说，刘锦平的秘书在上海扬言说：“不让学习林立果的报告是歪风。这个歪风，在民航是顶住了的。”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所以听到这些反应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一九七O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一次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高得不得了，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听到这样的反映，我很快给三十四师的负责人打电话，叫他们以后不要再这样搞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还收到了两封信。空十二军的一个署名江卫东的在信里说，现在从空军直属机关一直到广空，到十二军，都在以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态度来层层站队，把我和“吴办”都划到了对立面。江卫东的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我要秘书把它交给了进驻空军的李德生。
　　我收到的另一封信，是广州军区空军桂林场站政治处一个叫吴统成的干事写来的。这封信反映说，广空政工会议期间，有一个副部长告诉桂林场站的副政委，说林彪曾经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看了以后对林彪说：“这比你当年还成熟。”信件还反映，这个副部长还告诉那位副政委，要他们赶紧对“讲用报告”表态，不然的话，就要犯错误。吴统成认为这件事情有损林副主席的威信，因此写信向上反映。
　　吴统成的这封信是直接写给林彪的，但信被作为一般的群众来信处理，首先到了军委办公厅，办公厅主任萧剑飞看了后，因为信中的事情涉及到空军，就把信转给了我，要我负责处理。我让人把周宇驰找来，给他看了吴统成的信。周宇驰看完后故作惊讶地说：“这是谁造的谣啊！这封信谁看了谁都会生气的。现在快到国庆节了，还是要保护林副主席国庆节能出场要紧。这封信是不是不要转到‘林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算了。”
　　我说：“你可以亲自到广空去一趟，主要是到桂林场站去平息这个问题。要找到吴统成，告诉他他的意见是对的，我们支持他。同时告诉广空，今后不要再这样搞了。”周宇驰当即答应，说：“我第二天就走。”可周宇驰离开我家以后，不久就来了一个电话，说：“首长，我不能去了，林立果找我有别的事情。”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有了林立果，周宇驰就可以违抗我的命令，我竟然连周宇驰都指挥不动了！
　　我给当时的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打了一个电话，把吴统成信中讲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要他注意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同有关的人员谈一次话，再不要作这样的宣传了。我还告诉王璞，大托铺基地公开出售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很不好，要予以禁止。
　　过了两天，萧剑飞给我来电话说：“林办”正在查找吴统成的信，要我赶快把信退回去，他好转“林办”处理。我告诉萧剑飞说，这封信我已经处理了，处理结果我会给叶群打电话的。接着，我打电话到北戴河给叶群，把吴统成的信在电话上给她念了一遍。然后我告诉她，为了保护林副主席的声誉，我要周宇驰亲自去一趟广空，平息这个问题，但是周宇驰竟然不去，没有办法，我只好给王璞打电话，现在王璞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叶群说：“既然是这样，你把吴统成的信烧掉就算了，不用再转到‘林办’来了。”
　　接着，我又打电话责问周宇驰：“既然我们已经商定，由我们直接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又捅到‘林办’去？”周宇驰向我解释说：“因为事情要牵涉到林立果，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和林立果通个气。”
　　这个情况使我感觉到，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我已经控制不了了，让林立果到空军来，实在是一个大失误。
　　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着空军党委、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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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5）



十、庐山会议后的江青
　　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以后，江青等人反而对我们几次故作姿态，表示友好。我想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我们制造假象，麻痹我们。一个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动静，表面上嘻嘻哈哈，但是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一棍子打下去。这方面江青实际上是受命于毛主席。
　　首先是江青到军委办事组来看望我们。江青是从来不到军委办事组来的，但庐山会议后的一天下午，江青突然来到我们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和我们一起陪着她，在办事组里东转转、西看看。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对我们客气过。她说她是支持军委办事组同志们的，然后又同我们哼哼哈哈地扯乱谈。在我的记忆中，她呆了个把小时就走了，我们也没有留她吃饭。
　　不久，江青又想起要照相，请林彪和我们一起去钓鱼台她的住处。江青又是搞灯光，又是摆姿势，又是拿道具，忙个不停。给林彪照相时，她要林彪手拿毛泽东的著作，戴着眼镜，做出一副认真读书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就登在《人民画报》上，以表示团结。
　　大概是一九七O年十一月，周恩来要我亲自送江青到海南岛去休养。以前，江青每次乘飞机外出，周恩来都要我陪同，可在庐山会议以后，周恩来就不叫我陪同了。但这次他又安排我送江青。
　　一上飞机，江青就要我和她一起打扑克。我没有这个心思，就推说我要保证飞行安全，不能玩。江青坚持要我参加，说：“好好玩一回吧，其它事情不要你管。”我只好从命，打完了扑克，她就开始追问我，到毛泽东那里究竟告了她一些什么状。我只好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她接着又说：“你还写了两次检讨，黄、李、邱他们根本不作检讨，一点责任也没有，太不象话！”我一听，心想，她这话，是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只好来了个不吭声。
　　到了三亚，江青一个人独占一座专门给中央领导修的房子，我则住在海军招待所。一天之内，江青要我到她那里去好几次，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什么安排警戒呀、车辆呀、游泳的地方呀，事情真多。她还想去湛江，要我到湛江去看地方。我去了一看，湛江没有适合江青住的房子。回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她才算了。
　　处理完江青的事情，我便回到北京。结果回来没有几天，周恩来又要我再去三亚，把江青送到广州去。原来是因为江青嫌三亚这个地方不好，住不惯。我又急忙调飞机并随机飞到三亚，把江青送到了广州。
　　在广州，江青住在珠江边一所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房子里，我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这一次江青不让我走了，要我陪同她在广州一起玩几天。可住了不到三天，又出了问题。江青住的房子虽然好，却由于珠江上过往的船只过于吵闹，让她晚上睡不着觉。
　　到了第二天，江青坐着汽车，一下子到了机场，要飞机立即起飞回北京。我得到通知，立即赶往机场，并在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要我无论如何想办法拖住江青，不能让她回北京。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见，他们俩口子的事情我也搞不清。但周恩来的话是必须照办的。我就对江青说，北京天气不好，硬要起飞是很危险的。江青只好又回去了。
　　到了晚上，周恩来给我来了电话说：“你想办法动员江青到上海去，我已经给张春桥打了电话，通知他也动员江青到上海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我告诉江青，这几天北京的天气都不好，不如先到上海去住几天，然后再回北京为好。江青同意了。这样，我又陪同江青坐飞机来到上海。当时，周恩来为了江青的事情也是两头为难，为毛泽东的这个“家庭问题”费尽了苦心。一方面是毛泽东的意见要坚决照办，另一方面是江青又不能得罪，连我们都感到为难。
　　一九七一年八月，周恩来突然要我和李作鹏一起，送江青到青岛去。因为青岛有海军的一个基地，周恩来让李作鹏去的目的是便于照顾江青。我向周恩来提出，是不是让李作鹏一个人去就行了。周恩来不同意，说：“你是管飞机的，你不去行吗？”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李作鹏一起，陪江青到了青岛。为了一个江青，周恩来竟然要我们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一到青岛，江青就到处跑。一天，她跑到了一个公园里，让当地的群众发现并围了上来。群众围得越多，江青就越高兴。可是我们却十分担心，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江青爱出风头，感觉还很好。
　　一天，江青提出要到胶州湾去看看。为此，海军方面调动了四、五艘舰艇，让她乘着军舰去胶州湾看了阵地，玩了一天。江青又心血来潮，要海军组织演习给她看。李作鹏没有办法，只好组织了一场演习。李作鹏还给我们每人送了一身海军军装。第二天，我们都穿上了海军军装，照了不少的相。
　　就在这时，我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叶群回到了北京，说可能得了癌症。正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袁升平赶到了青岛，来看望江青和我们。我和杨得志也是老搭档了，我就把江青交给了他和李作鹏，立即返回北京。
　　刚刚回到北京，又听说江青把手摔断了，周恩来要我立即派飞机，送最好的大夫吴階平到青岛为江青看病，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江青非闹着要回北京。周恩来又要我去青岛把江青接回来。到了青岛后我问李作鹏，江青是怎么把手摔断的。他说：“什么摔断了手！也就是有一天晚上，她睡觉不注意，从床上掉了下来。其实什么也没有摔着。”他接着又说：“江青难伺候，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她让我们把几个海水浴场的人都赶走了，让她一个人到那里游泳，可她还是不满意。她到海军的任何单位，我们都是按照最高的规格来接待她。她吃完、喝守，抺抺嘴就走，完了还骂人。”李作鹏对她也非常不满意。
　　就这样我们把江青接回了北京。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九月份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到南方去了，一路上去串联，要拿掉我们，而我们则完全蒙在鼓里，正在疲于奔命忙于侍候毛泽东的夫人。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

十一、和叶群的最后一面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上旬。叶群因为在乳房上发现了一个肿块，害怕是癌症，回到北京，到三O一医院检查身体。那几天，我正好奉周恩来之命，同李作鹏一起，陪同江青在青岛玩。听到这个消息，我便于八月七日下午回到北京。回来后，我就和陈绥圻一起到毛家湾去看望。
　　当天晚上，开完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要我和邱会作一起到毛家湾去找叶群，向她要回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幅“龟虽寿”的字。周恩来告诉我们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一次他去看康生，康生拉着他的手说：“你看我有没有历史问题，材料都在这里。”后来周恩来就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的“龟虽寿”，毛主席写给林彪的是全文，就要周恩来把那篇找回来，作为范本。
　　我和邱会作就到了叶群那里。只见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和张清林也在那里。我们说明了来意，叶群就要林办的秘书去找那幅字。然后，叶群就一手拉着林立衡，一手拉着张春林，宣布他们两个当天就要订婚。我和邱会作立即就向叶群表示祝贺，一个是祝贺林立衡的婚姻大事，再一个就是祝贺叶群经检查不是癌症，这真是双喜临门。
　　等林办的秘书把那幅字找出来以后，我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要我立即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和邱会作就告辞走了。八月八日上午，叶群坐飞机回北戴河，我又到机场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
　　这之后，我与叶群还通过一次电话。九月上旬，空军召开航校工作会议，部署学校工作，九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向全体与会人员做报告，中间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要陈绥圻帮助找两部影片。她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要秘书从王辉球那里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二、毛主席南巡
　　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完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为实现“九大”的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他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的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是在九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是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
　　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济南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情况和与人谈话的内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于八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在武汉，他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他又相继在长沙、南昌分别召见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他于九月三日到杭州、九月十日到上海、九月十一日到南京，先后同上海、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谈了话。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同吴德、李德生谈了话。
　　毛主席一开口就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毛主席总结了十次路线斗争。这样把我们的问题也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纲上。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个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材料，批了三十八军和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议，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报告上加上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指庐山会议华北组那个攻击张春桥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周总理也作了总结，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没有问题了，解决了。其实，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级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这些，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中央来作。”“当然还是要挽救，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救得过来救不过来，也难说，凡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了没有？改也难。”
　　在这之后他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当然这些是整理以后的毛主席的讲话。我还听说，当时见过毛泽东的一些人说到，毛泽东当时直接点我们的名，对他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倒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和黄、吴、李、邱的关系是很好地呦。”他们当时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竟然紧张得忘记了表态。
　　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不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泽东明明亲自对我们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可到了下面又说：“黄、吴、李、邱倒了你们怎么办？”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周恩来代表中央对我们的“错误”作了结论。从那以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可他跑到下面又说：“现在不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第三、明明我在庐山会议以后三次要求见毛泽东，都被他拒绝了，不见我。不仅是我，就连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见毛泽东也没能见到。可到了下面他却说什么“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第四、毛泽东经常亲自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他自己有意见当面不讲，或者是只讲好听的，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还一再对我们封锁消息，不准参加谈话的人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他有意见可以摆到当面来谈嘛！他自己老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但是他自己这样做是光明正大吗？
　　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作准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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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6）



十三、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八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参加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开完政治局会议，已经是九月十二日凌晨一点左右了。我回到西山住地，告诉陈绥圻，快要召开三中全会了，看样子还得准备在会议上再作一次检讨，所以要很快再写出一个检讨来。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文件，包括前两次检讨稿，都保存在空军大院的家里。因此我告诉陈绥圻，准备第二天回大院，开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
　　九月十二日起床，吃过午饭，我就和陈绥圻及秘书张启尧等人一起乘车下山，回到了空军大院。我按照周恩来前一天晚上的指示，开始阅读中央政治局印发的、周恩来准备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在讨论时提出意见。陈绥圻则是根据我的吩咐，开始找我过去的两次检讨，准备写新的检讨的材料。
　　看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想再抽出一点时间来处理一些空军的事情。当时空军正好在召开航校工作会议，于是我约王辉球和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司令员薛少卿一起，在晚饭后找八航校的校长和政委谈话，解决他们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我们一起到了办公楼的三楼，找他们谈话。然后，我看还有时间，就又会见了刚刚从部队调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想解决一下空政文工团里的派性和团结问题。
　　就在与空政文工团六个指导员谈话中间，大约是当晚的十一点钟，周恩来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我回答说：“没有。”周恩来再次追问我：“究竟有没有？”我说：“绝对没有。”但周恩来仍然告诉我：“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立即打电话到空三十四师，问师长时念堂有没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出乎我的意料，时念堂告诉我，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并说：“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我立即感到有问题了，因为平时任何专机的调动，都必须经过我来批准，但是这次三叉戟的调动情况我竟然不知道，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查问过来的。我立即问：“胡萍在哪里？”时念堂回答：“在西郊机场。”
　　我立刻要胡萍听电话。胡萍向我解释说：“是飞机改装以后的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追问：“为什么要飞到山海关，而不去别的地方？”胡萍没有答复。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
　　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我当即告诉胡萍，飞机修好了立即回北京。
　　放下胡萍的电话，我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了我和胡萍通话的情况，以及我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示，飞机返回的时候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我又立即把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传给了胡萍。
　　过了不大一会儿，周恩来又打电话找我，告诉我说：“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去，叶群说‘还没有调飞机，等一会儿，我给吴胖子打电话，要吴胖子调飞机过来’。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
　　不久，叶群果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林总要到大连去，让胡萍来一下，如果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因病正在住院，再说他的飞行技术也不好，还是让时念堂去吧？”叶群不同意，说：“时念堂不熟悉，还是让胡萍来吧，他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告诉叶群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决定，要请示总理。”
　　同叶群通完电话，我又立即打电话，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
　　放下电话，我就带着秘书张叔良、警卫员薛邦喜，直接从办公室去西郊机场。这时，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零点左右。
　　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在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
　　不久，周恩来又来电话说：“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飞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我说：“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
　　我当即打电话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要他打开所有的雷达进行警戒，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他打掉。
　　紧接着，周恩来下达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国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起飞，如果要起飞必须要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电话向北空的李际泰、沈空的张雍耿传达了禁航的命令。其它军区空军，我要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作了传达。当时我找司令部参谋长梁璞没有找到，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他到天安门组织国庆节预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个值班的副参谋长负责传达的。
　　随后，我又向空三十四师的时念堂当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师在西郊、南苑、沙河三个机场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要立即传达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两点多钟，周恩来又打来电话问我在那里，我说还在西郊机场。周恩来说：“我叫杨德中到你那里来。”我说：“好。”杨德中随后就赶到了机场，和我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不信任我了。
　　到清晨三点多钟，时念堂报告我说：“有三个人到了沙河机场，要直升飞机起飞。”我当即命令：“不准起飞，如果起飞就把它打下来！”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时要我查一查，这三个人究竟是谁，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
　　不久，直升飞机强行起飞了。我报告周恩来说：“飞机飞向南口方向，我已经命令张家口的歼七飞机准备起飞拦截。如果直升飞机飞向国界，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处置。
　　当直升飞机飞越南口和怀来时，我又向周恩来报告了一次，飞机飞到张家口附近时，我请示周恩来说：“飞机已经由歼击机跟踪，如果再向北飞，就把它打掉。”周恩来表示同意。以后，直升飞机开始在张家口上空盘旋，又经宣化、怀来、南口，飞回到沙河上空，并有向西郊机场飞行的趋势。我向周恩来报告说：“看样子是要在西郊机场降落，但是万一飞向北京市里，我就把它打掉。”周恩来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电话，我和杨德中一起走出候机室，来到室外，遥望天空，这时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飞机了。但是过了一会，飞机并没有在机场降落，而是向东飞去。我向周恩来报告说：“我已经命令由空二十师来接替空七师继续跟踪。”周恩来说：“好！”
　　这以后，直升飞机又开始向怀柔方向飞去。我打电话报告周恩来，说：“如果飞机向海外飞行，或者向大连方向飞行时，我就命令跟踪的歼击机把他打掉，主要是怕飞机飞往南朝鲜。”这些周恩来都表示同意。
　　这时，周恩来已经派了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了解情况和“协助指挥”，梁璞也回到了指挥所。
　　当直升飞机从张家口往回飞的时候，我已经查明了直升飞机上的人有一个是周宇驰，但还是不清楚其他的人是谁。他们乘坐的汽车上留有一双鞋，还有一大包美金。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了周恩来。
　　上午八点多钟，直升飞机迫降在怀柔地区。这时我才彻底查清，飞机上除了周宇驰以外，还有于新野和李伟信。驾驶员一共两人，机长陈修文。当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周宇驰命令陈修文往乌兰巴托方向飞行，但陈修文机智地骗过对方，飞回了北京，结果被周宇驰发现，开枪打死了陈修文。直升飞机降落以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捉。在监视这架直升飞机的过程中，杨德中始终同我在一起。
　　这时，时念堂来电话报告说：“毛主席那里的警卫部队，要派人进机场，给毛主席打野兔子吃。”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我把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向时念堂作了传达。
　　这之后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空军还有那些单位，你认为是没有把握控制的？”我回答说：“除了上海的空四军、空五军以及广空以外，其它各军区空军，我都比较有把握。”周恩来接着告诉我说：“已经决定对空军的机场、海军的码头各进驻陆军一个营，以保证安全，防止外逃。”我表示同意，并希望立即这样做，周恩来说：“好！”
　　到了中午十二点，我看在西郊机场没有什么事情了，就向周恩来请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周恩来说：“你在西郊机场再待一会，我派李德生到西郊机场来协助你，回头我再通知你怎么办。”李德生不久就到了西郊机场。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周恩来通知我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离开西郊机场之前，我跟李德生、杨德中商量，让胡萍先回三O一医院，并派我的车送胡萍。
　　九月十三日下午一点多钟，我同李德生、杨德中一起到了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张春桥已经先到了，他们两人同我紧紧地握手。然后周恩来说：“政治局准备集体办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在人大会堂，李先念、李德生、李作鹏、邱会作在京西宾馆，康生、江青在家里，汪东兴保卫毛主席。”
　　接着，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她也同黄永胜和我紧紧握手。她手里拿了一副扑克，要张春桥、黄永胜和我一起在东大厅打牌。我当时很奇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打牌！是想试一试我们的心情吗？反正我心里没有鬼，打就打！就这样，我们四个人一起打牌，结果我和黄永胜一头赢了。江青看我们没有异常的表现，就出去了。
　　不久周恩来进来，要黄永胜准备一下全军的作战部署，同时要我准备一下空军的战备资料，准备晚上开会研究。另外，他还要我们通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员也一起来参加研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我要张叔良打电话告诉空军作战部和雷达兵部，要他们立即准备空军的战备情况和防空作战预案，向我汇报。
　　九月十三日下午六点，雷达兵部的一个处长向我汇报了雷达兵的部署情况，并带来了作战防空部署图。我听完汇报以后，又进一步考虑和准备意见，准备晚上向周恩来和黄永胜汇报。
　　晚上九点钟，周恩来召集黄永胜、我、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的人一起开会，先听取阎仲川的汇报，然后又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黄永胜提出，南口方向没有部署部队，这是一个空隙，应该立即调一个师去加强南口的防御。这一措施经毛泽东批准后，马上进行了实施。
　　会议上，周恩来和黄永胜都认为，空军现在的防空部署比较恰当，特别是对苏联的防空作战部署很好，不要再作变动，主要是提高警惕，防止空袭，防止飞机外逃。要作具体的布置，包括空军、海军、民航的一切飞机都不准起飞，不许再有一架飞机外逃，要坚决堵住一切漏洞，坚决守住空中防线。
　　会议开完，已经到了九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半了。周恩来要黄永胜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住在西大厅，要我和他自己一起住在东大厅。然后，我们就各自进入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上午起床以后，我首先在电话上向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要求空军指挥所再清查一次，禁航的命令是不是落实了。我还再三告诫他们，无论如何，绝对不准再跑一架飞机。不久，空司来电话请示，各个航校是不是可以在本场上空进行训练飞行。我说：“绝对不行，要坚决执行禁航的命令。如果有哪个飞机起飞了，要拿领导是问。”
　　九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和我一直研究全国、全军的情况。研究以后，由周恩来亲自通过电话，将我们研究决定的部署传达到各个大军区。
　　九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报告了防空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部署，以及派陆军部队进驻空军、海军机场和码头的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
　　我在会议上提出，应当向全军发一个电报，说明派陆军部队进驻机场、码头，是为了协助空、海军和民航保卫机场、基地，各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不要认为陆军是去监视空、海军的，以免增加矛盾，引起不愉快。空、海军的同志应当欢迎陆军的进驻，陆军也应同空、海军多商量办事，双方要很好地协作，共同完成保卫机场和码头的任务。周恩来和黄永胜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黄永胜当场找来总参的一个同志草拟电报，交周恩来审改后，交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传阅，然后送毛泽东批发。毛泽东立即就批发了这个电报。大约在九月十五日凌晨二点，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仍然分住两处休息，大家都没有回家。
　　一九八一年我来到济南以后，听空军的同志告诉我，当年陆军进驻空军机场以后，有的地方不仅不允许空军的人出入机场，甚至连上街买菜都不允许，以至连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困难。这样做未免有些太过分了。林彪跑了，与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无辜的！
　　九月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我起床以后，空司来电话报告说，禁航的命令已经全部得到贯彻落实，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我要他们继续检查，防止发生飞机、人员外逃，防止出事情。
　　下午三点，我和黄永胜来到周恩来那里办公。我们进去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在那里。接着，周恩来带领我们集体了解“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研究问题，包括查询三叉戟飞机的下落等。
　　到了下午五点，周恩来告诉我们，外交部已经报告，证实有一架中国的大型军用飞机，于九月十三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这个地方失事，飞机上的人员全部死亡。周恩来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交涉，由我大使馆派人去实际察看情况，并设法拍一些照片，送回外交部。
　　到了晚上八点钟，周恩来又告诉我们，三叉戟飞机确实已经烧毁，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已经全部烧死，飞机残骸散布在温都尔汗附近大约八百米的范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向我们表示友好姿态，外交部已经电告驻蒙使馆，将死亡人员和飞机残骸拍摄照片送回国内，最好能将遗体也运送回国。
　　周恩来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
　　周恩来说：“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清，明天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这个问题。”说完，周恩来就准备去向毛泽东汇报，我们也就休息去了。
　　九月十六日上午，我起床后首先给空司指挥所打电话，检查空军各个机场的情况。下午三点，周恩来起床以后，我向他汇报了自十三日以来空军贯彻执行命令的情况，以及陆军部队进入空军机场的情况。周恩来听了以后，表示满意。
　　周恩来又问我关于民航的情况，我说：“民航的主要负责人之间不团结，有意见分歧，但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说的话他们不会听的。”周恩来说：“是不是请李德生同志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民航的负责人先谈一谈，然后再召集会议解决？”我表示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下午五点，周恩来先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再带我到福建厅，让我看驻蒙古大使送回来的照片，要我辨认一下这些人的遗体。他们人虽然烧死了，但是遗体还勉强可以辨认。我大概找出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以及其他人的遗体。至于飞机，大部已经烧毁，只能看到散布在草地上的残骸。从残骸上看得出，飞机在迫降时是右机翼先着地，然后引起油箱起火的。
　　看完照片，周恩来要我先回房间休息，准备晚上八点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九一三事件”的处理。他准备先请示一下毛泽东。接着他又说：“已经几天没有洗澡了，想洗个澡。”我看得出，他是松了一口气。我当即回到东大厅的房间里看文件。
　　晚上八点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福建厅等待。一直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才穿着睡衣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当时的周恩来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他首先给大家看了外交部送来的照片，然后说：“已经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很快要发一个文件，把”九一三事件“通知到全党。”他提出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文件。周恩来还说，文件上要表扬一下林立衡，因为是林立衡首先向周恩来、汪东兴报告“九一三事件”的。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接下来，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和他两人共同回忆的林彪过去的十六条错误。我记得大概是：
　　一、林彪在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36）时，就怀疑红旗究竟打多久，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封长信，就是针对林彪的。
　　二、一九三四年，在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林彪拥护王明路线，写文章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
　　三、遵义会议后，反对毛泽东的作战计划，说什么“现在是走‘弓背路’，不走直路，弄得部队非常疲劳”。
　　四、长征部队到达贵州以后，林彪主张在土城同敌人一次决战。土城战役没有打好，部队向云南转移的时候，林彪不愿意去。
　　五、在土城战役之后的不利情况下，林彪又主张在贵州的鲁班场同国民党打一个决战。
　　六、红军过金沙江以后，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不要毛泽东和朱德指挥队伍，要彭德怀来指挥，并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彭德怀出来。
　　七、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林彪拥护张国焘的主张，所以张国焘的伪中央选了林彪当中央委员。
　　八、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林彪不愿意留在陕北，要求毛泽东给他两千人、枪，他要带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九、林彪不愿意当红军大学校长，认为这样就是贬低了他。
　　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林彪又执行了王明的路线，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不搞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十一、陕西洛川会议上，林彪主张扩大规模运动战，不主张搞游击战。
　　十二、平型关战斗以后，毛泽东指示以营为单位进行游击战，而林彪主张以团为单位开展运动战。
　　十三、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居功自傲。
　　十四、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单人独马地闯到阎锡山的部队里，被阎锡山的部队开枪打伤。
　　十五、林彪在负伤以后，要求到苏联去养伤。当他从苏联养伤回来以后，中央派他到重庆当谈判代表时，他有“右倾”情绪。
　　十六、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在东北不愿意执行毛泽东和中央的先打锦州的指示，主张先打长春。
　　今天我写到这里，不禁感概万千。一个人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是几十年的帐一起算，一无是处，没有一点是好的！林彪既然是几十年来一贯犯错误，一贯反对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任命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而且要把他称为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呢？
　　我到济南以后，看到了萧萧所写的《“九一三事件”以后的林立衡》，也不禁为林立衡的遭遇大惑不解。当年曾受到中央文件表扬的林立衡，为什么以后的遭遇如此之惨？个中详情，只有林立衡自己来解了。
　　九月十六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后，周恩来说：“明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回家住，不用住在人大会堂和京西宾馆了。黄、吴、李、邱也回家住。吴法宪在政治局的活动多，空军的指挥暂时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组成五人小组负责指挥，并派李德生协助吴法宪处理空军的一些问题。”说完，周恩来还问我是不是同意。我怎么说呢，只有表示坚决照办。
　　临散会，周恩来还高兴地说：“今晚由张春桥做东，买一瓶茅台酒。”张春桥马上说：“好。”马上叫服务员拿来一瓶茅台酒，给政治局的同志每人倒了一杯，大家碰杯以后都喝干了。我不会喝酒，做了一个样子。喝完酒，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说：“大家回去休息。”
　　九月十七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就去找周恩来，向他请示说：“我准备回空军了，看总理有什么交代。”周恩来说：“你回去吧。回去后可以在空司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要注意稳定空军和民航，弄清问题，防止人、机外逃。为了帮助你工作，我准备派杨德中到空军去参加你们的会议。”
　　我回空军大院以后，先到空司指挥所了解情况，然后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了林彪等人外逃的“九一三事件”，要大家揭发批判。我首先在会议上作了检查，表示空军的问题，首先我要负产主要责任。会议上，大家发言踊跃，纷纷起来揭发问题，并对‘九一三事件“表示愤慨。会议开到十二点钟，杨德中一直在座。但到下午三点继续开会时，杨德中就没有再来了。
　　九月十七日晚上，我又检查了一次空军各部队的情况。结果还好，部队、机场、学校等所有的单位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到了九点钟，周恩来打电话问我：“空军司令部有五个人跑到了广州，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周恩来说：“你立即查一下，我也要广州军区查一查。”我说：“好。”
　　结果一查，是空司汽车队的王琢、雷达兵部的许秀绪、情报部的王永奎等人。我当即通知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焦红光查明情况和堵截，要他们见到空司的这五个人，就立即逮捕起来，押送回北京。
　　过了一个小时，焦红光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这五个人，说这几个人先是到白云山雷达站，以后又到了九师沙堤机场，最后向北走了，现在已经到了韶关附近的雷达站。我命令焦红光立即把这五个人逮捕起来。焦红光说：“已经要求广州军区协助我们办理此事。”这个情况，我很快报告给了周恩来。
　　到了晚上十一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说：“据广州军区报告，这五个人已经抓到。你要注意加强对空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强调纪律，所有人员不经过请假批准，不准外出。如果有人要外出的话，请告诉我。”我向周恩来表示坚决照办，同时将他的指示转告曹里怀、王辉球、曾国华等人，要他们一起进行布置。
　　就在这天晚上，染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
　　处理完这些事情，已经是十七日深夜了。到这时，我才回到家。见到陈绥圻，我简要地告诉了她这几天的情况。我说：“我对‘九一三事件’以前确实毫无所知，如果我知道了，我绝对会报告中央，绝不会去投靠苏联。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最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
　　陈绥圻说：“见到你很高兴。今天张叔良告诉我，在查抄于新野的宿舍时，查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对你和‘吴办’每天的活动都有详细地记录，连秘书张云龙是什么时候走的，接替他的秘书是谁，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有记录。真是想不到，他们对我们竟然使用这种特务手段！”
　　陈绥圻还告诉我：“张叔良说，王飞已经通过空军党委下命令，任命他为空军党办的处长。王飞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根本不知道，你看他们把我们架空到了何等地步！对你进行封锁，连你身边秘书的任命都不通过我们。”说完，她就叫我赶紧休息，说我这几天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九月十八日上午我起床以后，吃了一点早饭，就到空司指挥所去开会，继续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同时，我要曾国华召集空军直属各大部的人开会，整顿空军直属机关的行政管理工作，严格出入和请假制度，以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晚上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我晚上八点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于晚七点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把空司的会议交由梁璞继续主持。
　　晚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央文件。经过会议逐字逐句地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发。
　　散会以后，我回到空军办公楼，继续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发言都比较积极，但也有少数几个人默不作声，其中有空司气象部的副部长，他表示不相信会有“九一三事件”，说：“这是不可能的。”会后，我和王辉球、邝任农、梁璞等人一起找那位气象部副部长谈话，他仍然不相信。我要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谈完话，已经是九月十九日清晨，我就在办公室支上一张床睡下了。
　　九月十九日上午起床以后，我仍然没有回家，就在办公室里吃了一点饭，然后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我首先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通知空军各单位继续开会，揭发批判“九一三事件”，并将会议记录上报，同时考虑进一步揭发问题。然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错误，准备写出检讨，上报中央。
　　下午三点，周恩来通知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到人民大会党谈关于民航的问题，至于民航哪些人参加，要我们自己定。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要民航的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参加会议。
　　下午四点，我和曹里怀、邝任农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告诉我们，北京卫戍区从周宇驰和于新野乘坐的直升飞机上，查出了一部分材料，其中有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写给林立果的秘信，密告毛泽东的南巡讲话，说毛泽东已经在讲话中点了林彪的名。另外还有一个名单，周恩来要我辨认一下。这个名单里的大部分人我是认识的，但也有少数几个人我不认识。于是周恩来就要我同李德生一起，到空军司令部去查清楚。同时他还决定，由李德生负责，把名单上的人都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便召开会议研究民航的问题。民航到会的有张瑞霭、刘崇福和徐伯龄。由于他们三人意见分歧比较大，周恩来便指示李德生负责进一步搞清情况，并找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谈话。
　　散会以后，我到西山参加黄永胜召集的军委办事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周恩来指示由黄永胜代表中央传达了中央文件。传达完文件，黄永胜又要求各部门回去立即组织传达，并开展揭发批判林彪等人的运动，运动的情况要向中央写出报告。
　　军委办事组会议开完，我又回到空军大院。晚上周恩来告诉我，空军的传达由李德生和我两人共同负责。
　　九月二十日凌晨一点，李德生找我一起同空六军军长吉士堂、政委司中峰谈话，追查王飞九月到空六军检查工作的情况，看王飞是不是借检查工作的名义秘密到了北戴河。谈完以后，李德生让我们先回去，准备第二天再找王飞谈话。
　　凌晨三点，李德生又来找我和梁璞一起辨认周宇驰带的那份名单，结果梁璞全部认得，名单上的人都是司令部的。李德生决定，他自己立即去亚非疗养院准备地方，同时由我和梁璞负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名单上的人全部送到亚非疗养院监管起来。李德生还确定，由梁璞具体承办这件事，他自己在亚疗负责接收。之后，我们便开始分头行动。地方准备好了以后，李德生给我来电话，要梁璞开始送人。等这件事情办完，天也就亮了。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师以上干部在办公楼开会，首先由李德生传达了中共中央五十七号文件，接着我补充传达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的林彪十六条历史错误。李德生在讲话中还说：“吴司令多次向我主动作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我都报告了周总理。”
　　下午，在李德生、杨德中的参加下，我开始召集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会的人纷纷积极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我要大家对我的错误也进行批评，但他们的发言都没有涉及到我，只有梁璞说了一句：“王飞曾经说了许多假话来欺骗你，但是你过于相信王飞。”
　　在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会的同时，空军直属机关各大部，也分别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五十七号文件，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林立果等人。晚上八点，我听取了各大部的汇报。
　　当晚九点，周恩来打电话找我说：“要对空军和民航各单位的情况进行检查，如果有问题，要立即向我报告。”
　　放下电话，我马上找民航总局副局长马仁辉，一起分析民航所有机场的情况，并研究如何堵塞漏洞，防止人员和飞机外逃。谈完以后，已是晚上十点了。我当即将民航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一一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从九月二十一日零点起，我开始向中央写检讨。我一边回忆，一边构思，一直到凌晨四点才睡觉。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我起床以后，李德生通知我，要我转告刘锦平到京西宾馆去谈话。我随即打电话通知了刘锦平。然后，从十点半开始，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六点才体会。这天的会议，李德生、杨德中没有来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我检查了空军各单位的情况，特别是陆军进驻机场以后，双方团结的情况。一般地说，双方都是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办事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下午三点，我向周恩来报告了检查的情况。周恩来说：“你们检查一下很好，一定要搞好团结。”
　　下午四点，我继续主持召开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点才结束。晚饭是利用休息，在会议室吃的。开完会，我同李德生一起找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谈话，他当时在解放军三O一医院看病。李德生首先向龙道权传达了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精神，然后我要他立即赶回广州军区去主持工作，并交代了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要他坚决贯彻禁航的命令、严格管理部队、一切问题要多请示和报告广州军区等。
　　接着，我同李德生又找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谈话，他当时也在三O一医院治病，要他回南京军区空军主持工作。我还特别交待刘懋功，要他特别注意空四军和空五军的问题，因为王维国和陈励云已经被隔离，要他认真组织好这两个军的班子，以指挥队伍。
　　谈完话，我就在办公室主持起草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报告，准备上报给中央。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表态拥护中央五十七号文件；第二部分是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揭发出来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如何进一步深入地揭发和批判。一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四点，才在办公室休息了。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在办公室里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写的报告。下午两点，继续召开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再一次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对林彪等人进行了揭发批判。我的发言大约两个小时。我要张叔良记录我的发言，并据此草拟我向中央的检讨。
　　张叔良写完以后，我又修改到深夜十二点，然后交张叔良重新抄录一遍，于次日凌晨四点由我签名以后发出。我在检讨中再次明确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并在检讨的后面附上了揭发材料。
　　大约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钟左右，我接到中央办公厅王良恩转达的周恩来指示，要我把空军的实力，以及部队、学校的位置和防空作战的部署制成表格，并附上地图送给周恩来。我交代给梁璞和作战部的人员，要立即制作表格和写好报告。梁璞他们一直弄到天亮才成。表格和报告作好后，我约王辉球一起审阅以后，签署上报。
　　由于这些文件牵涉到空军的整个情况，属于核心机密，因此在送走之前，我亲自给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要他自己到西华门去接。打完电话，我又派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吕秋振亲自送这些文件到西华门，并交代一定要亲自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打收条。
　　在这段时间，张叔良还把他主动记录下来的有关十二日晚上和十三日所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给我看了，其中包括他在场听到的一些往来电话和我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他都记录在案。我看了以后，表扬他主动作了这件事情，并告诉他，这个记录，我没有时间详细看，先由他负责，保存在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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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7）



第十五章  阶下囚
一、在人大会堂被逮捕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四点，我的秘书张叔良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上午八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接到通知以后我问黄永胜，准备开什么会，黄永胜说他也不知道。这时我就估计，很可能是要处理我们的问题了。想到这里，我就更加急于修改我的检讨和催办周恩来所要的空军全部实力的报告，以便即刻上送，了却在收审我之前要办的两件事情。待检讨报告送出，吕秋振也把空军实力报告的收条拿回来以后，我才放心了。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早上六点钟，我要警卫员薛帮喜帮我打一点早饭，并要张叔良通知陈绥圻到我的办公室。陈绥圻来了以后，我说：“这么多天了，我一直在办公室没有回家，主要是怕下面的部队出事。我马上要到人大会堂开会，现在有几件事情要交待一下。第一、我的皮包里存放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给中央的报告，你统统带回去保存一下。第二、我去开会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我已经请求中央对我进行审查，我相信自己是经得起审查的，我自己了解自己。第三、今后孩子要靠你抚养照顾，我可能见不到他们了。”
　　陈绥圻的回答很简单，她说：“你的问题我最清楚。你放心，中央会实事求是的。我相信你，要经得起考验，千万要活着！”
　　我告诉她，我整晚都没有睡觉，很疲劳，要她先回去。她拿着皮包就走了，表现得非常稳重而安定。我一直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着她走回宿舍去。接着，我要张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因为那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我在这天晚上做了什么。
　　七点半，我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汽车一到北门，就有中央警卫团的人员下来拿走了薛帮喜手中的皮包。进门以后，他们把我带到了门房里，告诉我说，毛泽东有命令，今天开会不准带枪。接着，就搜了我的身，把我身上的眼镜、钢笔都拿走了。
　　我到了福建厅以后，看到有两排坐椅对放着，一排是沙发，一排放的是藤椅。警卫让我坐在第一排的藤椅上，后面坐了一个彪形大汉看着我。邱会作比我先到，黄永胜、李作鹏跟着进来，都受到了与我同样的“待遇”。我心里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概这样办过了很多人，现在终于轮到我们这几个了！
　　我们四个人到齐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刘贤权、张才千，以及北京卫戍区的吴忠、杨俊生，公安部的李震，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等也都来了。他们坐下以后，周恩来说：“你们四个人同林彪的关系至今都没有交代，中央等了你们十天。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停止你们的一切职务，给你们每个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地反省检查自己的错误。你们年纪都大了，生活上会有人照顾。你们的老婆、孩子只管放心，组织上会照顾他们，请你们相信我周恩来。”
　　接着，他就对黄永胜说：“你是怎么搞的，毛主席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黄永胜一声都没有吭。周恩来说：“好，你去吧。”说完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同黄永胜紧紧握手，由吴忠把黄永胜带走了。
　　接着，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呀，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我说：“我没有做亏心事，我自己最了解自己。”这时候李作鹏大声说：“晓得你搞了些什么名堂！”我没有回答。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又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我们坐电梯到了地下室，我看到地下室有一排车，我上的是二号车。很快，我们这几辆车就从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向外驶去。

二、一觉醒来，窗户上都焊上了铁条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点半左右，我所乘坐的二号车，随着前面的一号车从大会堂地下室驶向地铁，一直开到建国门，然后向东行驶。大约经过一个小时，把我送到了北京卫戍区二师驻通县的一个连部。
　　到了以后，有一个高个子团长，把我领到了一座楼房的第三层楼上靠楼梯边上的一间房子里，叫我暂时在那里休息。那个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上面有军用棉被和草垫子。还有一张三屉桌和一张凳子。我连日来都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下，实在疲劳，一到那里就想睡，但是因为床太窄，一转身就有掉下来的可能性，我没有睡着。
　　到了中午十一点钟，团长用铝盆给我送来了一点面条和一点熟牛肉，告诉我说：这是请厨房做的。到了下午两点，我听到走廊里人声嚷嚷，并且听到锯铁条和焊接的声音，这时团长进来，我告诉他，这个床太小，请他给我换一个大一点的床。他答应说：“好。”下午就给我搞了两张单人床拼起来了。由于过度疲劳，我很快就睡着了
　　下午五时，我一觉醒来，那个团长就叫我搬到南面的一个屋子里。我一看，好家伙，整个屋子的窗户上都焊上了铁条，门上还加了锁。这是专门为我焊好了铁窗、铁门，成了一间单人牢房。在牢房里，按照我的要求，用两张单人床给我铺好了一张比较宽的床铺，床上垫有一块草垫，放着一副战士用的被褥。一张三屉桌和一张凳子，也从北屋搬到了这里。从此，我开始饱尝铁窗的风味，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团里派了一些干部，组成一个班，由团长带领，专门负责看守我。除了那个团长，其他人都同我一起在连队吃饭。
　　北京的九月下旬，天气渐渐变冷。由于走得匆忙，我身上只穿着一身单衣裤，唯一带出来的一件毛背心，也放在我原来坐的车上没有拿下来。因此，天色一近黄昏，寒意渐深，我就不禁冻得受不住了。
　　吃晚饭时，他们给我从连队的食堂打来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还有一点青菜。我只喝了一点稀饭，吃了半个馒头。团长问我：“你为什么吃这么少？”我回答说已经吃饱了。这时我看见，看守我的人员已经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我的房间门口还增设了双岗。
　　那天晚上，因为冷，加上又比较疲劳，吃完饭我就睡下了。但是却翻来覆去地还是睡不着。到晚上八点钟，我向看守我的人员提出，请医生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随后就送来了药，但是一直看着我把药吃了下去，才走开。吃完安眠药，我这一觉就从晚上八点半，一直睡到了第二早上九点才醒来。
　　起床后，他们看我没有洗脸的毛巾和牙具，就给我买了毛巾、牙刷、牙膏和一个塑料杯。然后，带我上一个集体的洗脸室洗脸。到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原先住的是一个班，如今却用来关押我一个人。我还看到，楼上的卫生条件极差，灰尘很厚，到处都是蜘蛛网。
　　早饭时，他们给我打来大半盆米饭，还给我炒了一点鸡蛋。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特殊优待。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吃过连队的饭了，现在吃起来，就不禁想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感到有些亲切之感。进而想到了红军时期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岁月。现在的条件再怎么差，也要比那个时期好多了！再想一想，如果不好好吃饭，万一身体垮了，又怎么能应付今后大量的审查，说清楚自己的问题？想到这里，我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多吃一点，尽量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中午碰上了连里炸油饼，他们给我拿来了一块，大红有半斤重。我吃了一半，还喝了一碗汤。刚吃完，团长就过来了，又问我怎么不吃了，我回答说：“实在吃不了。”
　　第三天，九月二十六日，看守人员开始同我说话了。第一个同我说话的是一位指导员，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天气冷了，我没有带增添的衣服，冻得受不了。”他答应向团长反映。我又问：“你们都是干部吧？”他说：“我们都是临时调来的连、排干部，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以后，除了一个副营长在看守的时候对我的态度不大好以外，其他的连、排干部的态度都很好。慢慢地，我对这种生活也就习惯起来了。
　　第四天上午，我正在床上坐着，那位团长进来了，突然叫了声：“司令员，身体怎么样呀？”我赶紧说：“你以后别叫我司令员了，叫我老吴就行了。这几天累了你了。”他说：“你刚来，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准备。我们会逐渐给你改善生活条件，让你休息好。你有什么要求也可以提出来。我就在隔壁的房间陪你，你有事，随时可以通过卫兵来叫我。”我说：“非常感谢你。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天气冷了，但是衣服、被褥都不够，衬衣也没有换洗的。”他说：“我们已经向上面反映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团里先给你一套衬衣、衬裤和一条绒裤。”我说：“谢谢你们了。衣服和裤子我家里都有，能给我拿来就行了。”他听了后说：“那么请你开一个单子，我们向卫戍区写个报告。”
　　于是我开了一个单子。接着，我又向王团长提出洗澡的问题。他说：“团里的澡堂子坏了，要修理一个月才能使用。你现在先用点热水擦擦澡，以后再到我家里去洗，我家里有澡盆。”我说：“这样不妥吧？”他说：“没有关系。你不认识我，我在苏北就认识你。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说，我给你反映。为了保证你的健康，我们已经把团卫生队一个比较好的医生调来，跟你住在一起，以便照顾你。”我说：“你们太忙了。请放心，我不会出问题的。”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暗示他，我不会自杀和跑掉的。
　　从此以后，王团长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来看我一次，晚上就睡在我隔壁的房子里。一个星期以后，王团长来告诉我说：“以后要逐渐改善你的生活，以保证你的健康。现在是住在一个连队里，将来要搬到团部的招待所去。”这以后，每天连里在吃饭时，都给我另外炒一点猪肉，或是鸡蛋，以示优待。
　　整天蹲在牢记房里，没有事情做，我就请求给一套《毛泽东选集》看，他们立即就给我送来了。我没有报纸看，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向他们提出来以后，每天又发给我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参考消息》。后来，我又开始写毛笔字。这样，我的情绪慢慢地就稳定了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又要求每天到外面去活动一下。于是，他们就在走廊上划了一块将近二十平方米的地方，用铁丝拉了一个隔离帘子，就叫我在这个地方活动，上午和下午各三十分钟。
　　我从来没有蹲过监狱，不知道什么叫“放风”。有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突然开门叫我出去“放风”，我不懂，就问他，什么叫“放风”？他解释说，就是叫我出来在走廊上活动活动。我这才知道，这就叫“放风”。其实走廊上一点风都没有。他们说，以后给我找一个地方，到外面去活动。
　　又过了十多天，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套衬衣。由于长时间没有衣服换，换下来的衣服脏得很厉害。我想将换下的衣服自己洗一下，就要求团里代我买一块肥皂，先记下帐，等我以后有了钱再还给他们。他们说，不用记帐，以后我换下来的衣服，都交给他们，由他们来帮我洗，不用我自己洗。
　　到了十月下旬，团长又给我取来了必要的衣服和洗漱用具，以及棉衣、被子、大衣等用品。这样，过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十月底的一天，我又向那位团长提出要点书看，请他向上面反映一下。他问我要什么书，我说要一些马列的书。我开了一个书单给他，过了一星期，我要的书全部都给我拿来了，而且还都是我过去看过的书，上面有我过去看书时划过的杠杠。看到这些书后，我知道老伴还在家里，心中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不是吗，别人是找不到我原来看过的书和衣服的，只有她才会这样一本本，一件件地找出来，经过检查以后才交给我的。
　　拿来了许多书，我就有事情干了。这以后，我整天读书，每天晚上都一直读到九点。看守人员不断地叫我休息。我说：“过去战争年代，是一仗接着一仗。解放以后，又是忙于工作，虽然读了一点书，但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得补上这一课。
　　大约是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团长带了一辆吉普车来，叫我去洗澡。汽车先在团里的营区转了一圈才进入了澡堂。我一看，好大的一个营区，团部的一个小办公楼就在附近。
　　这是澡堂修复以后的第一次烧水，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团长、看守人员和我。我们在大浴池里洗了一个多小时，王团长命令看守人员为我擦了背。从这以后，每个星期我都要去洗一次。
　　到了这时，我的监禁生活就走上了轨道。同时，我同看守人员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融洽了起来，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也不时同我说一说。但我们从来不谈及别的。在人格上，他们对我是尊重的。
　　从我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上面的人来过，也没有问过我什么问题。我心里想，几十年来都没有这样清闲过了，这倒也好，休息一下脑子，看以后怎么办吧，反正我心里没有鬼，不怕鬼叫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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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8）



三、五次提审
　　大约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团长来告诉我，说有“中央首长”来找我谈话，要我有一点思想准备，等他们到了以后他再通知我。我问在什么地方，他说就在这座楼里。

我心想，两个多月了，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过话，今天来的“中央首长”是谁呢？难道是叶剑英吗？要谈些什么呢？是他们搞清楚了情况来放我出去吗？因为我同“九一三事件”确实没有牵连，在一些问题上有失察的错误，顶多是撤销我的职务，总不至于把我关在这里长期监禁吧。
　　那天上午，我照常看书、写毛笔字。等到了中午十二点，“中央首长”仍然没有来。午饭以后，我就睡觉了。下午三点，团长来叫我，说“中央首长”来了。我随他走出房间，来到了上一层楼的一个大房间。我看见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铺了白布，并放上了热水瓶和茶杯。正面坐着团长说的两位“中央首长”，一位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另一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他们二人的两边，又各坐着一个人，一个是公安部政治部的何副主任，一个是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李副主任。
　　李震和吴忠都是经我们的手提拔起来的，但今天也摆起了“中央首长”的架子，难道毛泽东已经把他们提升为“中央领导”了吗？是不是已经补选成了政治局委员，有这么快吗？他们一脸阴沉地叫我坐下。接着开始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九月十二日晚上的情况。我说：“九月十二日晚上的问题，我同周恩来总理不断地通电话，对所有的情况，周总理是最清楚不过的。”他们还是要我再说一遍，我只好把情况又说了一遍。我说完后，他们就说今天先谈到这里，以后还会再同我谈话的。这一次审问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看来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这个审查是没有一个头绪。看来，我一时出不去了。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团长来跟我说，已经正式来了通知，要我搬到团部的招待所去。我听了很高兴，他要我先过去看一看。我说不用了，搬过去就是了。王团长说：“车子就在下面，下午就搬吧。”我说：“好。”
　　下午五点钟，团长带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上车以后，车一直向西开，到了团部宿舍楼旁一座两层的楼房。他们要我上楼，我一看，二楼上一共六个房间，其中给我两间，一间放东西，一间睡觉，事先都安装好了铁门、铁窗。每个房间有两个窗户，铁窗外面有纱窗，里面有玻璃。房间都是刚粉刷过的，空气也比较好。我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双人的木板床，铺着新的床单和两床褥子，被子是从我家里拿来的。还有夏天用的草席和蚊帐。屋里有一张写字台，供我读书写字，还有一张三屉桌，供我吃饭用。另外，还给了我一个新的热水瓶和茶杯，一个沙发和一个软椅子，还有一个衣架、一张中国地图和一个温度计。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医生和一个干部。我们所住的房屋之间，建有一道取暖用的火墙。后来我才知道，这道火墙每年要烧掉四吨煤，都是公安部送来的。这道火墙的烟筒建得不太好，每到刮西北风的时候，烟总会往里面倒灌，真是把我们呛得够受的。
　　走廊的北屋是一个大房间，也是我活动间，每天下午，我可以到那里活动一下或散一散步。另外的两个房间都是储藏室，里面放了不少东西和取暖的煤，还有一个公用的盥洗室和一间厕所。
　　看守人员都住在楼下，大约是一个班。后来我慢慢知道了，他们都是些连排干部，一共有三个副连长、七个副排长。他们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不能跟任何人说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更不能说看守的是什么人。
　　他们在楼下安排了一间厨房，由看守人员轮流做饭吃，主食全是大米和富强粉。一般早上有油饼、咸菜和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两菜一汤。他们还不时买点鸡、鱼什么的，给我改善生活。另外，他们还给我买了一些茶叶、饼干、糖果和水果等，也可以吸烟，每个星期洗一次澡。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李震和吴忠两人又突然来到我的牢房里，问我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还说天冷了，要我保重身体。他们还告诉我，中央成立了专案组，由他们两人负责我的专案，所以他们今后还要同我谈很多次。今后就随便了，有什么就说什么，实事求是，四川有一句话叫竹桶倒豆子——干脆。我说：“那就好，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又说，今天只是来看看我，就不谈了。说完以后，他们就走了。
　　第二次审讯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份。一天下午，李震和吴忠又来了。这次主要是问，叶群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一些情况。我跟他们说：“八月八日我奉周恩来之命，到叶群家里取一副毛泽东给林彪写的字，并且谈了谈林立衡的婚事，没有谈什么别的事情。”
　　他们反复追问：“有没有说到‘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这样的话。我多次说明，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只有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在一次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我们这些人，行伍出身，搞武的行，搞文的斗不过他们”。我强调，林彪这样说，绝不是要搞武装政变的意思。
　　他们说：“庐山就是一场军事政变，你知道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没有听说，也没有见到军事政变。我听毛远新说庐山是军事政变，但我想不出这样说有什么根据。我知道毛远新并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这次审讯还涉及到“谋害毛主席”和“武装攻打钓鱼台”的事情，我说对这些事情我一无所知。他们也承认，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你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要问问你，以便把事情搞清楚。”这时，天已经不知不觉地黑了下来。李震说：“今天就谈到这里。记录整理以后，你要签字，你认为有出入还可以修改。另外你要好好地考虑，写一些揭发材料。”
　　到了三月份的一天，晴空万里，天气已经转暖。下午两点，团长来说：“今天下午‘中央首长’要再一次找你谈话，地点是在北京市里。”
　　我随王团长下了楼，看到已经准备好了两辆吉普车。我上了前面的一辆，坐在车后座的中间，身边是两个看守，团长则坐在前面副驾驶员的位置上。后面的一辆车是随车。出了营房门向西，即上了北京到通县的公路，到了建国门以后，汽车又向北往清河的方向走。我不禁问：“不说是到北京吗，怎么又往郊外走？”王团长解释说：“‘中央首长’指定了一个地方，走到清河就到了。”
　　大约三点多钟，突然到了空军高级防空学校。这个地方我是认识的，门口有高大的铁门，我们的车一到，两个战士迅速地把大门打开，车一直向里开进去，到了办公楼后面的一座小楼前停下来。只见李、何两位副主任在楼下等我。我到了以后，就领我到了楼上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里边有很大的一张床，铺上摆了两床很漂亮的被子，挂着尼龙蚊帐。我不禁想：这是为谁准备的？因为“中央首长”还没有到，他们要我先在床上休息，还给我拿来茶水。
　　下午三点半左右，北京卫戍区的那位何副主任来叫我出去。我跟着他走过一个过道，然后进入一个大厅。厅里铺着地毯，四套沙发摆成四方形，我进去以后坐在南面，李震、吴忠、郭玉峰、杨德中坐在对面充当“法官”。我同他们几个原来都很熟，但现在我成了囚犯。
　　李震一开口就要我交代：“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是如何从北京调到山海关机场的。谈话一开始，陪着我的团长就要走，但李震叫住了他，说：“你不要走，你可以听一下。”
　　于是，我把九月十二日晚上如何得知三叉戟飞机调动的事情，从头说了一下。说完后，他们又叫来胡萍和我对质。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对质的结果和我讲的是一样的。胡萍走了以后，我对杨德中说：“那天你也在场。你是奉周总理的命令来监视我的，我当时的情况，你不是一清二楚的吗？”杨德中说：“十三号中午你要胡萍不要回家，而要他直接到三O一医院去，这是为什么？”我说：“胡萍是在三O一医院住院，当然要他回三O一医院，难道这还有什么问题吗？再说，我派车送他之前，也是经过你同意的嘛！”
　　我这一辩驳，李震索然大怒，说我态度不好，要我端正态度。于是，我不再吭声，不再说话。审问陷入了僵局。于是，郭玉峰出来圆场说：“我们主要是搞清问题，不是逼你说什么。”
　　不久，吴忠和杨德中退场走了，剩下了李震和郭玉峰，他俩又要我把九月八日到十二日的情况再说一遍。我说完后天色已晚，他们说：“今天就到这里，吃完饭以后再回卫戍区。”
　　吃饭前，他们和我闲谈了一会。李震问我：“你知道这个地方吗？”我回答说：“不知道。”李震说：“这就是林立果所设的据点之一。原来是一个车库，他们在上面盖了一层，就成了楼房，还修得这样漂亮。”我说：“这个地方我过去来过，但那时没有这样漂亮的房子。”
　　据我观察，当时的高级防校好像成了一所监狱，门被换成了铁门，墙上也架设着电网。我估计，里面肯定关了一些人。
　　吃晚饭的时候，我一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吃，专案人员在另一个房间吃。给我这个犯人吃的居然也有鸡、鱼、对虾和大米饭等。我好久没有享受过像这样的美餐了。我吃饭的时候，李震进来看了一下，说：“好好吃饭，身体还是要搞好的，要保证你的身体健康。”
　　吃完了饭，他们就让我回通县的驻地。我上车以后，经过高级防校的院子时，看到有一些穿蓝裤子的军人在走动。我心里想：这里可能关押了不少空军的人吧，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受到我的株连呢！
　　我们从通县出来时，是个好天，到晚上却突然下起了大雪，而且越下越大。等回卫戍区的时候，地上已经铺满了雪。由于雪天路滑，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了通县的团里。回到房间里，团长又同我说了一会儿闲话。他说：“你不认识我，我从前是在新四军三师的一个部队里，你当时是政治部主任，我见过你。我姓王，现在任团长，今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通过警卫人员随时找我，我还给你找了一个‘放风’的地方，让你每个星期有两、三个上午，可以坐车到那里去活动。”原来他是三师的老部下，这让我很高兴，我说：“谢谢你！”他又说：“天已经晚了，你好好地休息吧，等天晴以后，就带你出去活动，那个地方是我们的油库，一般人是禁止到那里去的。我们这个部队是机械化部队，汽车很多。”说到这里，王团长看了看表，说：“已经一点多了，你休息吧。”
　　过了不久，王团长来通知我跟他去“放风”。我随他上了汽车，这个车的玻璃用布挡住，不让我看到外面，也不让外面的人看到我。车子走了没多远，王团长就说到了。我看到这里是个油库，他们已经在一个草坪上用砖砌成了一个四方形的墙，上面没有顶棚，只有一个出入门，但从墙缝中还是可以看见四周的庄稼地，但离村庄很远。虽然如此，这是这些天来我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我真是很高兴。我一边深深地吸着新鲜空气，一边在墙中间散步、做体操。活动了一个小时以后，团长就要我回牢房。
　　从这以后，每个星期我都可以到那个油库放两次“风”。不过有时要车比较困难，就会一个星期也不出去。不出去时，他们就让我在营区的马路上散步，两头放上岗哨，不让别人通过。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旬的一天，已经是晚上十二点钟了，突然有人来把我叫醒。我糊里糊涂地起来，也不知道干什么。王团长叫我穿上衣服，说是有人要找我谈话，就在团部的办公室里。
　　我穿好衣服下楼，上了车。车一直往东开。在夜里也看不清，好像是在营区的最东面的一座楼，一上楼就是一间会客室，桌子上摆着一盆饺子，还有菜和酒。看来他们刚刚吃过夜宵，还喝了酒。
　　王团长叫我先在会客室里等候。这时我听到隔壁有人说：“你的问题就谈到这里，回去写一份材料给我。”我知道前面已经审讯过别人，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果然时间不长，王团长就来叫我到隔壁去，我看到李震和郭玉峰在里面。
　　我坐下以后，李震就问我：“你认识梁璞吗？”真是怪事，我一个空军司令能不认识自己的参谋长吗！难道梁璞也出了事情吗？李震又说：“请你交代一下同梁璞的关系。”我说：“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工作关系，我一时说不完；要说私人关系，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李震说：“梁璞交代说你们搞了一个作战计划。”我说：“空军的作战计划很多，有对苏联的，有对台湾的，有对印度的，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李震说：“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防空作战计划’。”我问：“那个计划有什么问题吗？”李震不回答，只说：“你说说情况吧。”
　　我说：“一九七一年五月间，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来华，进行中美会谈，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尼克松本人也向斯诺表示愿意访问中国，中美有建交的可能，同时联合国也有恢复中国代表席位的可能。这个问题对台湾的影响很大，因此台湾必然要想方设法地破坏中美谈判。在五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研究对美政策时，毛主席、周恩来都提出要防范台湾方面破坏中美谈判的行动。后来果然，军委总参和外交部不断地报来材料，说是台湾方面准备采取行动。为此，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示要军委办事组召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和作战部长开了一个星期的会，会议认为，台湾方面有可能采取陆、海、空军统一行动的方案。会议分析，陆军登陆可能有三个方案，第一、以一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掩护下登陆，企图占领一个不大的地方；第二、以一个团的兵力打上来，占领几天就走；第三、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突然袭击，抓一把就走。另外，他们的海军和空军也有可能同时袭击我舰队港口、沿海城市和空军基地。侦察机也可能深入内地进行侦察活动，其重点可能在广东、福建和浙江。会议以后，我们将情况以及对台作战的反击方案，都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和周恩来。毛主席批示照办，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画圈表示同意。”
　　我还告诉他们，梁璞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总参的指示，空军又召开了各军区空军首长会议，研究并确定了空军的作战部署。会议决定，在不削弱北方对苏作战和保卫首都的防空力量的原则下，调整兵力如下：第一、调三至四个地空导弹营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在连城、福州、南昌、宁波四地配置地空导弹；第二、调四个高炮团加强汕头、漳州、福州、衢州、杭州等地的防御力量。以上安排，于七月底上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并上报毛主席、林彪、周恩来批准后，立即行动。这就是梁璞讲的“空军的作战计划”。
　　我又对他们说：“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难，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保存有这个计划，你们只要去查一下就清楚了。”
　　我这样说了以后，李震和郭玉峰都有些明白了，要我写一个材料给他们。于是我就在办公室里写这个材料，一直写到天亮才写完。我把这个材料交给李震他们时，李震对我说：“这个计划是林彪以广州为基地搞‘政变’的计划，你知道吗？”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林彪要搞‘军事政变’，他要搞军事政变能这样明目张胆吗？几次召开会议研究，上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难道他就不怕暴露吗？我从来没有听说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这是第一次听你们说起这件事情。”
　　李震和郭玉峰同时说：“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来找你证实这件事情。”我又问李震：“梁璞知道林彪要以广州为基地搞‘政变’吗？”他说：“梁璞也不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个作战计划。”我又问：“你们掌握了什么材料吗？”李震说：“这是我们的事情，你就不用问了。”
　　我想，这肯定是什么人为了邀功请赏而捅上去的。但是也不能这样捕风捉影。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决定的事情也成了“政变”吗？这未免太儿戏了吧！这种事情别人不清楚，难道政治局的人，包括周恩来也不清楚吗？
　　以后我听说，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很大的悬案。这未免有些小题大作了。在那个年代许多问题都被渲染了，被歪曲了。这是那个年代的特点，只要说得神乎其神，大家就相信。说它很平常，很正常，人们就不相信。群众是这样，难道我们的领导干部也都成了这样吗？
　　这个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谈完以后，他们就走了，我也就坐上吉普车，在两个看守人员的押解下回牢房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四月中，一天下午，风沙很大，王团长又来通知我说：“中央首长”又来找我谈话，地点是在清河，要我准备乘车前往。我随同他下楼上车，沿北京的环城公路向清河驶去。沿途看到路旁的树已经绿了，春意盎然。但是真不知道我在这牢房里还要过多少日子。难道这样长的时间中央真的还搞不清楚我的问题？真的不知道我和林彪的“政变”没有任何牵连吗？
　　大约下午三点钟，车到了清河。这次，只有北京卫戍区的何副主任在等我。他告诉我，“中央首长”还没有到，要我在房间里休息一会儿，还给我沏上了一杯茶。
　　下午四点，李震和吴忠来了。李震问我：“身体怎么样？”我回答说身体还好。李震接着说：“准备给你改善一下生活条件。我们给你找了一所房子，有院子，可以散步，星期天可以会见家属。”我问：“是真的吗？”吴忠说：“是真的，房子在北京的东面。”
　　我想：这下可好了，大概我们的问题搞清楚了，可能放出来改为软禁吧。
　　接着，李震要我交代庐山会议的情况。我把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又说了一遍，谈着谈着又不觉天黑了。李震说：“就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吴忠又说：“李部长对你很关心，亲自给你找了一所房子，离城很近，买东西也方便。”
　　最后，仍然和上次一样，晚饭一共炒了四个菜，让我吃了一顿饭。完了以后，我回到牢房，王团长告诉我：“明天就派人去给你打扫房子和修理暖气。那座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我说：“那就谢谢你们了。”这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想，我们党毕竟是实事求是的。这一定是毛主席，特别是周恩来还了解我。想着很快将与家人见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一觉，我睡得真好。
　　第二天上午，王团长来看我，说：“今天就派一个班去替你打扫房子。”我问：“房子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就在东城外朝阳门南，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我们保护你的一个班也搬过去，还准备配给你一个炊事员。现在都是连、排干部给你做饭，他们不会做饭。”我说：“这大半年辛苦你们了。”王团长说：“我们是按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办事。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你不要谦虚。”
　　我亲眼看到王团长给宋参谋交代任务，让他带领六、七个战士去打扫房子。下午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说：“房子很不错，院子里有走廊，有草坪。你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
　　第二天宋参谋他们又去打扫了一天，回来告诉我说，已经搞完了。我心里想，大概明天就可以搬过去了。可是过了四、五天还没有消息。我不禁问宋参谋，准备什么时候搬家。宋参谋说：“检查了一下，说是暖气不行，要修理。”
　　又过了一个星期，北京卫戍区政治部的何副主任来找我，要我给一个人写材料。我问他什么时候搬房子，他说：“暖气坏了，现在正在修理，等修好了再搬。”我开始有所怀疑，是不是情况变了。但是上面的人说法又那样一致。心想也可能是暖气真的坏了。
　　但是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消息。我想，搬房子的事情是不可能了。又过了两个月，公安部的李副主任来了，我又问他：“搬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到了现在还一直无声无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现在不行了。这所房子离城太近，容易被群众和外国人发现，准备另外再找一个房子。”我听了很生气，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
　　李副主任说：“你不要怀疑，我们给你找房子是真的，是中央的指示。不是我们要欺骗你，我们也弄不清为什么前面要你去，后面又不要你去了。你就在这里安心地住下，争取早一点把问题交代清楚。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团里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李部长反映。”
　　我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想，这是上面有人在作梗。我想周恩来为人宽厚，做事留有余地，搬家很可能是他提出来的意见。而江青和康生、张春桥他们向来不与人为善，最有可能是江青，有她在上面一手遮天，我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生活待遇倒是其次，关键是我的问题。从李震、吴忠他们的调查来看，他们对我的问题早已清楚了。但是中央对这些问题不清楚吗？周恩来、汪东兴、杨德中他们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事件，难道他们不清楚吗？难道毛主席不清楚吗？为什么要这样？要说我有错误，我不回避；要说我搞“政变”，事实证明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是想不通。
　　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比较清楚的事情，越搞越复杂，调子越定越高，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前面审查别人的人，过几天也受到了审查。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就说当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李德生，本来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信任的人。整个“九一三事件”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派他到空军来监视、控制我。以后，他也一直负责处理中央和空军的专案。一九七三年“十大”时，他还被选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后来听说，他被免去中央副主席职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我们有牵连。
　　再说李震，当时是中央专案组的要人。我们的案子，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主管，我们的情况他是很知情的，全部的底细他也都了解。但是到了现在，我这个“囚犯”还健在，他这个“法官”却早已作古了。关于李震的死因也成了一个疑案，到现在还有争论。公安部的结论是自杀，可家属的意见是他杀。这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信任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呢？许多人说，他的死是因为他太知情的缘故。他的死，与我们以及林彪案件有什么关系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空军的王辉球、曹里怀和梁璞，他们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曾经主持过一段空军的清查工作，我妻子和孩子的关押、审查，是他们负责办理的。但他们在空军主持抓人和关人工作不久，一九七二年就开始审查他们的问题。到了一九七五年梁璞也被送到了农场劳动了。当然，这些都是一九八二年我“保外就医”，到济南以后听说的。
　　所以，毛泽东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一批一批地打倒。看见那些审讯我的人很神气，我就在心里想：不要自我感觉太好，只是还没有轮到你们的缘故。政治上的问题，对错与是非，要留与后人去评说。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太过，绝则过。
　　搬家搬不成，我也就在这里安心地住下去了。黄永胜在被审判的时候曾说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由他们去吧。”
　　以后时间长了，大概专案组看到我这个人，就是放了我，我也跑不了，没有必要派那么多人来看管我，影响许多人的工作，就让一些人回去了。王团长也走了，留下宋参谋负责。听口音，这个宋参谋是冀东人。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态度也很好。王团长还经常来看一看我，有时还带着政委、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等一起来，但是都不公开职务。他们走了以后，看守人员就告诉我这人是谁，那人是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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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9）



四、囚徒生活
　　由于长期的监禁，没有事可干，为了消磨时光，我向周恩来提出要求，经他批准，把我家里原有的马列著作全部拿来了。以后李震又转告我，周恩来说：“专看马列等大部头著作太枯燥了，还可以看一些小说和历史书籍。”这样，他们又给我拿来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许多书。宋参谋为此还专门给我做了两个书架子。周恩来专门批准给我一台收音机。这样，我每天就可以听到广播和新闻了。
　　以后，周恩来又批准我听英语广播，学习英语。为此，宋参谋和医生给我买来了英语广播教材、一些参考书及英汉词典。那段时间，我每天要听五次英语广播讲课。由于年纪的关系，我学起来非常困难，不少英语现在说起来别人也听不懂。不过在那个时候，总算有一点事情干，不去想别的。当时，除了写材料以外，我每天都要学习七、八个小时。看守人员看我每天看书的时间太长，就经常叫我出来在走廊上走一走。
　　我住的楼房前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前面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来往的汽车很多。他们这个团是一个机械化部队，可能有五百辆汽车。我看见过他们的乘车演习。
　　团里派来的医生整天住在我的隔壁，有病随叫随到。小病他自己进行及时的治疗，比较重一点的病，他就找团里的卫生队长，或者请北京其它医院的医生来会诊。每年还由北京卫戍区派医生来，给我检查一次身体。我关押在卫戍区期间，心脏病发作过两次，氧气用完，就派人到空军总医院去灌。
　　由于环境和条件的改善，我的心情也就比较安定一些，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有时候读不懂，我就反复地琢磨，以求能够初步了解。但是学了以后又用不上，也就渐渐地忘记了。到一九七二年五月，我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天气热了，读不下去了，我就改为看小说，先后看了《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看守我的人员，和我轮换着看。有时他们拿去看了，我又不好意思找他们要，只有等他们送回来再接着看。有时午睡的时候，我把书放在床头上，他们也拿去看。有的看守在放哨的时候，还抄我的学习笔记，并经常向我请教一些繁体字。另外，还有两个干部，同我一起听英语广播。他们经常同我有说有笑、谈天说地，讲一些历史故事，但是从来不涉及国事和政治。至于部队的情况，我也从不向他们打听。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轮流给我做饭吃，一人做一天。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就差一些。后来我提议固定一个人，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改为一个人做半年。我因为身体比较胖，不敢吃猪油，就请他们不要买肥肉。他们说，我的油票不够用，只能去买一点肥肉来熬油。有个时期买鸡蛋比较困难，他们就派人到农村去，买十几斤鸡蛋存起来。
　　有一次王团长当着我的面，交代看守人员去买一点饼干来。我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好了，要节省一些。王团长则说：“这都是用你的钱。照现在这个水平，一年大约七、八百块，比你过去的生活是差不多了。”
　　就这样，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虽然寂寞，但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过去几十年都是忙忙碌碌，现在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学习，看一点书，以便分散和转移精力。
　　到了一九七三年八月，原来夏天给我用的蚊帐、凉席和电扇都取消了。一到夏天，就整天汗流浃背，被蚊子咬得不行。经我的要求，他们每天给我的房间里打点“敌敌畏”。蚊子虽然被打死了，我的喉咙也呛得不行，有时候整天感到憋气难受。这样，对我的身体也影响很大。原来的大米和富强粉，这时也被取消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现在是一律吃标准粉。另外，做菜的水平也降低了，有时吃大米用碗蒸，但是淘得不干净，砂子很多，也吃了不少到肚里。对这样的生活，我也逐渐地适应了，不再提意见，一切由他们安排吧。
　　到了一九八一年我到了济南以后，才知道，一九七三年我在党的十大被永远开除党籍，撤消了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样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了，前后生活的标准当然就不一样了。
　　在监禁的时间里，使我最感到苦恼的就是写交代和证明材料。除了中央专案组提审以外，找我写材料的人络绎不绝，每个星期少则两、三次，多则五、六次。这些要材料的人大都是突如其来，事前没有通知，来了以后，就在一间房子里等着。看守人员一声喊，我就得跟他们去。他们提出问题以后，不给我一点时间回忆，问了就要我回答，答了还要写，十分不好应付。在当时，我是一个被关押的“犯人”，只有听命的义务，没有拒绝的权利。
　　来找我的人，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几乎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过。至于空军、民航、三机部来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有时，一个同样的材料要写许多次，大军区来一次，省军区来一次，军里又来一次。地方上也是如此，省里、市里、县里来的人反复地问。有的人态度很坏，当然有的态度比较好，只是要求我帮助他们弄清问题。我认为，帮助弄清一个人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但是来找我调查的人实在太多。当时，凡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同我有过接触的人，一个不拉，统统都要我一个一个地写出证明，说明与他们的关系。有的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以前接触的人也要写，还要查几十年的关系。我十分不耐烦，但是又没有办法。我心想，这简直就是怀疑一切。我出了问题，和我有过联系的人就都有问题。难道同我有关系的人已经统统被打倒了？无一幸免了吗？他们不论是组织领导关系、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一概都要追究。
　　特别是不少长期在空军、民航工作的人，不可避免地同我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成了他们调查的一个重点。另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空军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在“三支两军”中派出了大批的干部到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群众团体，以及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单位。到这时，空军派出去的这些人，也同我一样受到了审查。那些专案人员到我这里追查，要我证明是什么时候派他们去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派他们去的，去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专案人员甚至还说他们是我的同伙，是我派去篡党夺权的。当时，我为他们的主观无知感到好笑，又为因为我的问题这样地被无限扩大，伤害了很多人而感到伤心。于是，我反复向他们说明，“三支两军”是毛泽东所赋予解放军的任务，中央曾经下达过不少文件，并规定了明确的任务。空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完全是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在派干部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表示不愿意去，是经过动员，反复说明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后，他们才去的。现在说他们是吴法宪派去篡党夺权的，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况且“三支两军”的任务，不仅空军有，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都执行了，这是很大的一批人，这些情况中央都是知道的。我每次都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一历史情况。
　　据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的五年中，我写过的材料总在百万字以上。真的是写不完的材料、交代不完的问题。

五、唐山地震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正在睡梦中，突然感到房子在摇晃，接着墙灰飞扬，楼上堆放着的蜂窝煤都倒了下来。在二十分钟里，连续三次，一次比一次厉害。楼外人声呼喊：“地震、地震！”看守人员急忙拉我下楼，我连衣服都没有穿上，就是一件背心和一个裤头。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给我拿来了衣服。
　　当时天没有亮，他们叫我蹲在一棵大树下面，谁也看不见我的地方。天亮以后，他们又带着我东躲西藏。最后，他们在两行树中间，用几根木棍支起了一个地方，四周用床单一围，里面放一把椅子，就叫我在里面坐着，他们则围坐在这个简易的棚子外面。早饭和午饭，都是看守人员打来吃。
　　等到下午，传来了消息，说是在距离北京三百公里的唐山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地震的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只是通知暂时要住在外面，因为考虑还有余震。看守我的那些人，家大多都在冀东一带，所以他们都很担心家里的安全。他们拦截住来往人员询问情况，但是谁也不知道。电话断了，公路也不通，因此无从查询。
　　就在这时，这个团的政委来看了一下。他决定调一辆大卡车来作为我的临时营地。他们把这辆卡车上盖上塑料膜，车厢内给我搭了一张床，并放上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还给了我一个收音机，可以收听广播。两个看守人员搭了一块铺板，轮流和我睡在一起。其余的人员，则在地上搭铺休息。汽车白天开到树丛里，晚上再回到草坪前。
　　三天以后，王团长决定把汽车固定在一个地点。他选择了一个长有两行大树的地方，把汽车开进去，树荫蔽日，白天阴凉。在汽车附近，他们架了一个煤球炉子做饭吃，炊事用具都放在地上。厕所挖在不远的矮墙前面，四周用树枝围起来。白天不准我下车，晚上九点部队息灯了以后，就让我下来活动一个小时，由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在那里转圈。看守人员就在四周看着。
　　几十个看守人员白天不出操，不学习，天天打扑克，有时要打到两点。他们也搭了一个棚子，但是盖不严，漏雨。下雨时，在里面根本无法睡觉。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在北京是雨季。那一年，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天天下雨。有时候是倾盆大雨，遍地是水，道路泥泞，无法行走。
　　当时，部队和家属统统搬出了营房，大家都在树下面搭起了棚屋，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他们在北京市的家属，还一家一家地搬到营地来和他们一起住，就在部队吃饭，部队的负担很重。这样一来，营区内的清洁卫生成了大问题。天气又热，苍蝇、蚊子特别多。给我做饭的炉灶和汽车几乎都要被苍蝇包围了。晚上，蚊子咬得人满身都是包，我的肩上、腿上、脚上全都咬烂了。点上蚊香，打上“敌敌畏”，也都无济于事。最后，部队里传染病大发作，拉痢疾的人不少。我也被传染上了，幸亏有医生治疗，很快止住了。
　　这个季节是三伏天，几乎买不到什么青菜。我的伙食也就降低了，有时候就吃咸菜，但是他们还给我一点水果，维持我身体的营养。
　　我生活在车上，虽然车是停在两排大树的中间，但是夏日炎炎，仍然可以晒透。中午以后，车内常常会达到四十度，我在车上闷热难耐。用水又非常困难。早上他们给我一盆水擦擦身子，晚上只给半盆水洗脚。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我整整五十多天没有洗澡，身上臭烘烘的。
　　到了八月底，天气转凉了，但是仍然不让进楼房。由于外面睡觉很冷，有的看守人员就悄悄地溜进去睡觉。我请求回到房间里去，但是他们不同意，说是预测还有地震要发生，北京市区的人，现在也都住在外面和公园里。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对北京、天津的影响很大。天津的房子倒塌的很多，死的人也不少。北京的房子也有倒塌的，颐和园的围墙就倒了。至于唐山，基本上是没有了，他们猜测死的人有多少万，我在报纸上没有看见过公布确实数字。
　　地震以后半个月，看守人员的家乡开始来人了，他们说到地震的情况，有的房屋倒塌，但是还没有人员伤亡。有个副连长，家里房子全部倒塌，但是全家十一口人都活着。以后大家纷纷叫家人来探亲，看到他们一家一家地团聚，我也很高兴。
　　就这样，我们在外面一直到九月中旬，地震的警报终于解除，我回到了楼里。

六、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太阳晒得很厉害，我热得浑身是汗，中午也睡不着觉。到了下午四点钟，宋参谋突然来告诉我，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重要新闻广播，要我注意收听。我问他是什么事情，他不说，只是告诉我要穿好衣服。我想国家可能发生了什么问题。接着，全体看守人员都上到汽车里来，坐在一起。我感到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过了一会儿，电台开始播音，先放了一段哀乐，马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毛泽东于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虽然在此之前我有思想准备，但是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这个消息仍然是难以置信。这是一个感情的问题，也许别人是难以理解的。虽然是毛主席把我们关起来了，但是我对毛主席思想感情上当时是不可动摇的。听着听着，我的呼吸短促，心跳加速。旁边的医生一把拉住我的手，脉搏都在一百三十以上。于是马上给我吃了一片镇静剂，叫我不要紧张。我坚持着一直听完了全文。
　　中国失去了毛主席，是让我难以接受的，同时我也担心，毛泽东健在，我们还有一条活路，一旦江青掌了权，我们就完了。好在接着又宣布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时，我的心里才平静了一点。但是，华国锋能掌握国家的命运吗？比他资格老、能力强的人有的是，这些人能服他吗？
　　当天下午，我一直躺在铺板上，一动不动，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逝世使我感到悲伤，另一方面是考虑自己的前途。晚饭时，宋参谋几次叫我吃饭，我都没有动。王医生在我跟前四个多小时，我没有说一句话。晚上九点叫我下车活动，我也一直在树下面坐着。从这以后，一连几天，王医生每天同我在一起，照顾我的身体。到了九月十八日，为毛主席在天安门举行追悼会的那一天，才让我回到楼里，但是叫我住在楼下，防止地震的再次发生。
　　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我从广播里收到毛泽东追悼会的实况转播。我听到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宣布会议开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这样看来，华国锋是当然的接班人了，江青已经不可能成为头号人物，我的心里才稍稍得到了一点宽慰。
　　到了十月七日，在报纸上公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待提请中央全会通过。看到这个报道，我的心里基本上平静了下来。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来以为，毛泽东要把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在中央已经掌握了大权。
　　在我这个在押的人看来，有些问题是不好理解的。第一是毛主席把林彪和我们都拿掉以后，张春桥是很有希望接班的人选。毛主席也对林彪表露过，对张春桥似有器重之意，但是又一下子把张春桥手下的王洪文提起来，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当然地排在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后面成了第三号人物。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许多方面是无法比的，这是我第一个不理解。
　　第二是在国务院总理人选上。当时邓小平和张春桥，两个人显然都是有实力的，可毛泽东谁也没有选择，而是一下子把无论资格、能力、水平都不如他们的华国锋提了上来，一下子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这是我的第二个不理解。我也因此很担心，华国锋能够压住台吗？
　　十月十八日，我突然又在广播上听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真是让我欣喜若狂！我猜到这一定是叶剑英、汪东兴他们动的手。看来叶帅也是个统帅之才，处事果断，不负众望。我觉得，这一下中国有救了，我们大概也有出头之日了。于是我对宋参谋说：“‘四人帮’被逮捕，大得人心，我非常高兴。我愿意揭发他们的罪行，材料请你们代为上呈。”
　　那几天，看守人员也一直议论纷纷，同我说话的态度也好转了。一个副连长还对我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了，你们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有可能叫你们出去，起码是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我说：“那就好了。”但是心里一直在想，他的话有什么根据，或者他们听到了什么风声，不然的话他不敢这样说。
　　说实话我当时也存在很大的幻想，我总认为叶帅、汪东兴他们对黄、吴、李、邱都是了解的，我们的问题很可能得到解决。这样，我吃饭也香，睡觉也好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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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40）



七、反而进了秦城监狱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宋参谋通知我，要过年了，准备去洗一个澡。我很高兴地准备好换洗的衣服以及毛巾、肥皂等用具。上车的时候宋参谋没有去，而是指定了另一个排长和三个战士同我一起去。
　　一进浴室，就只见几个水管子全部都被冻住了，他们用柴烧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烧开。我说今天不洗了，等明天再洗吧。但是看守人员不准，用木柴烧了一大堆火，叫我先烤火。又等了好久，他们才浇开了两个水龙头，让我勉勉强强地洗了一个温水澡。
　　洗完澡以后，他们又叫我在那里接着烤火，说是要等外面天黑了以后才能回去，怕是有人看见。我说：“我们不是白天来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去呢？”他们回答：“这是上面规定的。”
　　等到了天黑以后，我们回到楼里，刚一进门，那位副连长就说：“今天晚上有地震，不要上楼了，就在楼下休息、吃饭，现在我们正在给你做饭。”我感觉情况不对头，但是当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弄清楚，当时他们正在楼上搜查我的东西，所以不叫我上楼。
　　刚刚吃完饭，团政治处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今天晚上，有‘中央首长’来同你谈话，你准备一下就走，要穿上衣服，免得受冻。”我心里想，“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可能是要解放我们了吧？心里好一阵高兴。
　　一出门，只见门口停着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警卫车。那位政治处主任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坐在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让我坐在中间的一辆吉普车。宋参谋坐在前面司机旁边，我坐在后排，两边各有一个警卫员。后面是一辆警卫车，上面大约有一个排的部队。
　　车一出门，就向南走，然后转向东面。我不禁问宋参谋：“‘中央首长’找我谈话应该是在城里，北京城不是在西面吗，车怎么向东开呢？”宋参谋回答说：“走环城路好走。”我不相信，又不能问。越走离北京市区越远，我又问究竟到哪里去。宋参谋说：“到一个地方去，有首长找你谈话。”我说：“你们不要再骗我了。”宋参谋的态度比较冷淡，他说：“确实有首长找你谈话，在北面的一个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前面政治处主任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车到了沙河大桥，天空出现了月亮，外面的道路看得比较清楚，这时我才猜到，车是在往秦城监狱走。车越走，就越接近秦城监狱，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是要把我关进秦城监狱了。
　　大约到了半夜十二点，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城堡，高大的铁门和围墙，上面电网的红灯亮着。一进大门，只见有二十多辆车，我心里想，大概把我们黄、吴、李、邱全都弄到这里来了。
　　这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秦城监狱。秦城监狱是解放初期由苏联人帮助设计修建的，关押的差不多都是原来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
　　下车以后，就有几个人把我带到一座大楼二层楼上靠北面的一间牢房里。在这间约十步长、三步宽的牢房里，放了一张约有二尺宽、四尺长的“床”，上面已经铺好了被褥。有一个人开口，叫我坐在床上。接着又进来几个人，其中有押解我来的宋参谋和一个副连长。这时，外面走廊上挤满了人，乱哄哄的，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
　　进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监狱的管理员，看样子顶多是一个连级干部，这就是宋参谋告诉我说的“中央首长”了。他向我宣布说：“中央决定叫你们到秦城监狱来学习、反省和改造，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
　　然后他们就开始交换我的个物品，并搜查我的全身。他们先把我的手表和身上的皮带拿走，再把衬裤上的裤带剪断拿走，还把衬衣上的钮扣也剪了下来，同时将洗脸盆、牙刷、缸子、牙膏统统拿走，把烟和茶叶没收，把我箱子里的东西统统翻出来，登记一遍拿走，搞了将近一个小时。
　　看到他们居然把我的牙刷和牙膏拿走了，我不禁发问：“用什么刷牙？”
　　答：“用牙粉。”
　　问：“用什么缸子？”
　　答：“用洋瓷碗。”
　　问：“用什么系裤子？”
　　答：“给缝上两条短带子。”
　　问：“长裤呢？”
　　答：“同样用短带子。”
　　问：“给看报纸吗？”
　　答：“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问：“可以看书吗？”
　　答：“可以借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小说。”
　　问：“可以听广播吗？”
　　答：“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定，以后可以装一个有线广播，但现在没有。”
　　没等我再问，这个管理员就说：“不用问了，以后的一切，由我们负责安排，给你什么就有什么，不给就是没有，问也没有用。你要老老实实地服从监狱的管理和规定。”
　　他们搜查了我以后，就叫我休息，然后把两层门，一道铁门和一道木门关上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头脑发涨，血压升高，手脚冰凉，恶心欲吐。没有手表，也不知道脉搏到底跳多少下。就这样，一直到天亮，我也没有闭上眼。
　　过去在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和戏剧、电影上看过的情景，在我的身上再现了。当然过去是满门抄斩，抄家灭九族，锒铛入狱，打入天牢。现在是进步多了，起码不是杀头。但是不论功、过、是、非，连事实缘由，都是次要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这才是真谛啊！
　　我实在想不出送我到这里的理由。毛主席、周恩来在世，恐怕是不会送我到这里来的。一切事实翻来覆去已经清查了五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我没有参与“政变”，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大量的事实还不够吗？相反，正是因为我没有用头脑去分析，没有保留地执行了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当时的中央的一切指示。在这个问题上，包括汪东兴在内的当时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所作所为，并不会比我少，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有数的
　　我思前想后，能送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当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了，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了，有些情况不了解，我也不怨他。但是汪东兴，我们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我们十分支持你的工作，很多事情是你鼓励我们做的，在庐山上共患难。我们的情况你不了解吗？到了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却竟然把我们送进大牢，是出于什么需要？是要把我们当作替罪羊吗？凭良心自问，你内心里不受到自责吗？
　　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毛泽东，几十年的枪林弹雨，拼命工作，什么样的危险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后果都想到过，也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而献身。但是唯独没有想过，要为党的事业这样“献身”，要坐共产党自己的大牢。要做一个全党共株之、全国共讨之的大坏蛋，忍受一切屈辱，受到这样的折磨。
　　我只有把这一切和满门抄斩和灭九族来比较，这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一切不怨天、不怨地，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我想到了谭震林的“三个不该”，至于是不是“不该参加革命、不该跟毛主席、不该活到六十岁，”我并不一定同意。因为不参加革命、不跟毛主席我也是死路一条。但是思考再三，有一个不该，就是不该到中央工作。可怨谁呢？
　　第二天，就是一九七七年的元旦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个新年。早上，他们给我拿来了两个馒头和两片咸菜，我一口也没有吃。整天我都拒绝吃饭，心想你们既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就死了算了！
　　他们派医生给我量血压、做心电图，但是什么也不告诉我。我要求给我吃一点安眠药，医生也不给，最后给我打了一针。但是我仍然不能入睡。后来，他们又给我输入了一瓶液，到了晚上，我睡着了。就这样，我一直不吃不喝地睡了两天。到一月三日，他们才有一点着急了。他们拿来一碗牛奶，硬是灌我喝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从迷糊中醒了过来。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就有一点想吃饭了，情绪也稳定了一些，想到我还是要活下去。所以中午饭打来的时候，一碗米饭、一碗白菜，我都吃了。到了晚上打来两个馒头、半碗萝卜，我也吃了。吃完就睡，但是还是睡不着。我要求医生给我吃安眠药，医生给了我一粒速可眠，看着我吃了下去他才走开，但是仍然睡不着。我又要求医生给我打一针，叫我再睡一天。经过大约两小时的周折，医生于当晚十二点来给我打了一针，之后我才睡着了。
　　一月四日，我醒得比较早，但是仍然让我睡到七点开饭时才叫我起来。管理员告诉我，以后我每天在走廊上活动，等天转暖了，可以到室外活动。以后我牢房外面的铁门不关了，只关里面的木门。
　　以后，除了每天三顿饭和他们有事打开牢门以外，其它时间牢门是一直关着的。我蹲在这一米宽的牢狱里，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条件比卫戍区差远了，但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有朝一日能澄清自己的问题，我决心什么样的苦也要吃下去。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了，只要搞好身体。为此我在牢房里，不断地活动身体，早起早睡，每天在牢房里甩手锻炼，饭后就在房间里走一千步。“放风”时，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一个小时。吃饭时，不管什么样的饭菜，只要能维持生命，我就把它吃下去。
　　到了秦城，我们就都没有了名字，只有号码。我的号码是“七六O二”，大概是一九七六年进来的第二号。我想“七六O一号”大概就是黄永胜了。但是在秦城监狱关了五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放风”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囚犯”。这里好像是一个只有看守和我的世界，与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绝了。这所监狱里究竟关押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好像不少的人都进过这里。监狱设计的如此巧妙，竟然谁也见不到谁，真是一个杰作。
　　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地安定了下来，想到自己所受到冤屈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决心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都一定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收音机被没收，广播是听不成了，学习英语也就半途而废。书也全被没收了，一本也不给看。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保持自己的正常思维，我把每天仅有的一份《人民日报》都一字不漏地全部看完。后来，他们又发给我一套简装的《毛泽东选集》，我又反复地学了几遍。
　　在牢记房里，钢笔、毛笔、铅笔什么都没有，写字也写不成了。有一天我用筷子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字，卫兵看见了马上就予以制止，还要看我写的是什么。当他看到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时，就告诉我，不准在地上写字，更不准在墙上写。
　　牢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墙上也没有钉子，我的衣服和碗筷都放在地下，就有许多小虫子往里面爬。吃饭的时候，再洗一下。监狱里给一个塑料水壶，每次送饭的时候给我打一次开水。还给一个小盆子，把洗脸毛巾、牙刷和牙粉放在盆子里。洗衣服也用这个盆子，但衣服不能拿出去晒，就晾在铁门上，让它阴干。牢房里有一个碗大的水池，上面有一个水龙头，洗漱就在这里。另外大小便也都在牢房里。
　　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次允许我到楼下的院子里活动。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划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叫我在圈子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在散步的时候，看到院子里有许多土坑，上面盖了一些草垫子，坑里有一张张的木板床。我猜可能是唐山地震的时候，给“犯人”们住过的。
　　经过大楼出门的时候，我看见有一排高大的围墙，上面没有顶棚，外面有铁门，都上了锁。我当时想，可能是“犯人”们洗澡的地方。但后来他们叫我也到这里，我才知道，这是“放风”的地方。这样，“放风”的时候，谁也见不到别人。这样的“房子”每间大约五平方米左右，墙高约七、八米，墙厚七十到八十厘米，里面长满了草。每一排大约有十五到二十间。另外，围墙的上面修成了一条走廊，互相可以通。上面有两个哨兵看守着“犯人”，还有一个流动的带哨的人。
　　每次“放风”的时候，一个管理员押解一个“犯人”，关进一间“放风室”里把门锁上，他们就走了。等到“收风”的时候，再来将门打开，叫人回去。“犯人”每人带一个小马扎，如果不愿意走动，就可以坐下休息。
　　一般天气好的时候，每天上午“放风”一、两个小时，天气不好的星期天则不“放风”。有个别的时候，由于管理人员的疏忽，忘记了“收风”。一九七七年八月，有一天下午，把我关在里面达五个小时。等到开饭的时候，一看我不在，才查问我到哪里去了，结果想起来了。当时正值盛夏，下午太阳直射，里面热得很，我一直是汗流浃背。好在四点以后，有一面墙可以挡住太阳，不然的话我早就中暑了。之后，管理员向我解释说是“忘记了”。由于吃饭的时间已过，我只好打一点冷饭吃。
　　一九七七年五月的一天，管理员对我说，我住的牢房要修理，准备把我换到北边的楼里去，原来的床板和东西都带上，等牢房修理好了再回来，大约需要三个月。就在那天下午，他们把我搬到北面一座楼的三楼东面的一间房间里，整个的一层楼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放风的时候，他们就让我在走廊上来回活动。走廊长约五十米，“放风”的时候可以打开窗户通风，但是不能到院子里去。时间一长，我很想到院子里去看一看。后来，允许我每天下午七点半到八点，到楼下院子里活动半个小时。满院子里都是梨树，树上的梨又大又多，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犯人”，只有饱一饱眼福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主动把院子里的草拨了，他们很高兴，叫我不要累着了。这是我到秦城监狱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客气话。第二次拨草，我一时没有看见，碰到了树下的一个马蜂窝，被蛰了好几处，脑袋上肿起了一个一个的大包。他们又叫来医生来给我治疗，这使我得到了一点安慰。
　　北京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不堪，西晒的太阳一直从窗户射到了床铺上，墙都像火一样烫，在房间里实在呆不住。我就要求到走廊上去走一走。后来他们也同意了。我很高兴，因为三楼比较高，上下楼比较累，我也不想多下楼，在走廊上活动很舒服。有时在走廊上“放风”，遇到大雨欲来之时，风吹得我精神非常爽快。
　　自从搬到北楼以后，我常听到别的牢房里有音乐声，就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管理员说是装的有线广播，我就要求给我也装一个。他说：“你一个人住这座楼上，要拉很长的广播线，等你回到原来的地方，再给你装。”
　　到了一九七七年八月底，已经超过三个月了，我就问是不是该搬到原来住的地方去了。他们告诉我说，准备搬到西边的一座楼上去，说那里的房间刚刚修好，条件也比较好。我心里还有一点不相信，因为骗我的事情太多了。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突然通知我搬家。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房间要比我原来住的大一倍。我还是住在三楼，共有十个大房间，我住在中间的一间，里面有一个小厕所，房间的光线也好，因为是刚刚粉刷的房子，卫生条件也好，灰尘少，没有蚊子。原来我住的房间里，蚊子成群，身上全被咬烂了，所以到了这里后我就觉得很舒服。
　　我要求将原来睡过的一块床板搬来，他们同意了，又给了我一张很小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写材料、吃饭。下面还有一个空的抽屉，可以用来放碗筷。饭菜也比以前改善了一些，有时候还有包子和饺子。
　　他们仍然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三楼这一层楼上。单独有一个哨兵来看守我，不时来一个带班的查哨。哨兵有时开门进来同我说话，问长问短。有一个哨兵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常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时候还进来帮我拖地，有时问我的历史，我简单地答几句。有一次问我：“你认识彭德怀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他说：“彭德怀已经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还告诉我关于贺龙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你知道吗？”我当时猛地吃了一惊，头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说：“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呀！而且这么大的问题，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为什么这样背着我干呀？这样做是党章规定的吗？”他看我比较激动，就安慰我说，他只是听别人说的，让我冷静一点，说完，关上牢房就走了。
　　这番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日日夜夜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过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管理员：“听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是真的吗？”管理员说：“没有听说过，你听谁说的？”我说：“听一个哨兵说的。”他又问：“他们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我说：“是三天前的上午对我说的。”管理员说：“他是乱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从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哨兵，其他看守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知道这一下坏了，可能牵连到那个哨兵，都怪我当时处事不冷静，真是后悔莫及。
　　又过了一天，就不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了，他们把我搬到二层中间的一间牢房里。虽然条件同三楼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问管理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管理员的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们根据需要对你进行管理，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不要多问！”其他看守人员的脸也变了，过去的笑脸不见了。
　　从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为我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办错了事情，特别是那个哨兵可能受到了处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现在何处，只有在这里向他表示歉意。
　　又过了半个月，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张纸条，说：“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开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这两个人身着军装，不告诉我们是代表谁，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同我们多谈一句话，转身就走。一九七三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诉我们，上面只是开除了我们拉倒。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从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的领导人之一，一下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专政的“囚犯”，这个反差是非常巨大。我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但是我看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吓唬人。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交出。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用，而且一只手还残废了，加上牢房里的光线又很暗，我穿针非常困难，衣服上破的地方又多，我的动作又非常缓慢，几乎每次都超过了他们规定的时间，每次都要挨骂。
　　开饭的时候，是管理人员提着一桶子饭、一桶子菜，按牢房的号码，一个一个地叫。有一次，我由于正在集中精力写材料，没有听到开饭的喊声，就没有吃到午饭。写到中午，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我急的敲门，问为什么不开饭。哨兵说：“已经开过饭了，叫你不应，以为你不吃饭了，就没给你。”我要求给我点吃的，哨兵说：“已经下班了，没有人，你就少吃一顿吧。”我说：“我现在饿得不行了。”
　　哨兵对我比较同情，他去跑了一趟，结果到了下午给我弄了一碗面来，放了一点盐，叫我吃了。
　　在秦城监狱，我们吃饭用的是搪瓷碗和洋铁汤匙，不准用筷子。刷牙不准用牙膏，每月给我们发一袋牙粉。另外，每月发半块肥皂、一卷卫生纸，每年发一袋洗衣粉。洗衣服没有地方晒，有时候拿到“放风”的地方去晒，却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收回来。
　　监狱里一个月理一次发。平时不准刮胡子，理发的时候用推子连头带胡子一起推一遍。理发时每人只有一分钟，理完后自己回牢房去洗头。每理一次发都会弄得我们全身是头发。
　　洗澡是每半个月一次。每次洗完澡，还可以要一次指甲刀剪指甲，但是限定五分钟就要收走。很多犯人共用一把指甲刀，指甲刀早已经磨钝了，很脏，剪不动。
　　夏天，牢房里的蚊子、苍蝇很多，监狱每个星期给打一次“敌敌畏”。但是连“犯人”带蚊子、苍蝇一起打，常常是蚊子、苍蝇没有消灭，但是我已被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但一到晚上，成群的蚊子还是咬得人整夜不能入睡，满身都被咬烂了。冬天，虽然有暖气，但是放得很少，房间里只有八到十度，冻得不行。
　　在秦城监狱，“犯人”和“犯人”之间是绝对不准见面的。每当“放风”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地走进没有房顶的房子，将门一锁，接着再放第二个。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牢门开得快了一些，我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背影，管理员就骂我走快了，说：“你是聋子吗？叫你走慢一点，等等再走，为什么不听？”我说：“我就是耳朵背，听不见。打仗的时候耳朵批聋了。”管理员说：“你是犯人，是反革命，摆什么老资格。”
　　在“放风”的路上，不准“犯人”东张西望，你只能向前看，不准向左右和向后看。“放风”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面种有果树和蔬菜，但是只要你看上一眼，马上就会受到训斥。“放风”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准往牢房里拿。牢房里只要有维持一个犯人生命最不可少的东西就可以了。牢房里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马扎，出来进去都是它。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被关在三楼上，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了四十度。我再三请求，在日落以后，给打开牢门通通气，但是他们绝对不允许。后来我中暑倒下了，才被他们允许每天打开牢门十五分钟。在牢房里要换一点新鲜空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一到“放风”，就好像到了天堂，每天多么想在“放风场”多呆一会儿，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是时间不到就“收风”了，而且每到下雨和下雪的天气，就不“放风”。
　　牢房里不准吸烟，我进牢房的时候带去了十三包烟，被他们没收了，说给我十六块钱，但要“存”在他们那里。开头给我买过一块钱的水果糖，以后就不准买了。牢房里不准喝茶，只能喝白开水。喝了几年的白开水，也习惯了。
　　春节的前一天，监狱里可以改善一次伙食，给几块鸡和抽去了刺的鱼。到了过年的时候就完了，管理人员都回家团圆去了，给我们一点剩饺子吃。
　　在监狱里，看守人员对“犯人”的训斥多于教育。“犯人”有什么意见，只能向看守人员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回音的。要是你多说两句他认为不中听的话，就立即把你搬到一间最小的牢房里。整个牢房只有七步长、四步宽。过了一段时间，要是表现好一点，再给你换一间大的牢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根本不作解释，只要你听从命令。另外牢房里装有监视器，“犯人”们在干什么、说什么，他们都能听得到、看得到。
　　不过秦城监狱里有一点做得比较好，这就是医疗。我想主要是为了不让我们死掉，要留活口。监狱中设有一个小门诊部，有各科的医生。“犯人”有病随时可以报告，请求医生来看病，随叫随到，并按时给服药。狱方还半年给我们检查一次身体，一个季度抽一次血，头一天通知，早上不吃、不喝。经过上级批准，也可以到北京城内大医院去检查和住院。
　　秦城监狱很像一个县城，整个监狱围着数丈高的砖墙，上面有很高的电网。有三道高大的铁门，从进入大门到我住的牢房一共有十三道铁门。里面有四个大院，每个大院有一栋三层楼房，形状是U型，牢房多为东西向，北面的楼是比较好，但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里住的人大都是共产党的要犯。自从打败了国民党以后，就有不少的共产党人，轮流到这里住，无非是这个山头，那个山头的。反正不会闲着。
　　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