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文革直谏毛泽东：凭什么斗我们像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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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我在“文革”初期的磨难》 作者：张震（原军委副主席） 原载于《纵横》2004年06期


　　“文革”爆发时，我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任上。

　　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我和许多同志一样，起初是很不理解的。从1965年11月起，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和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所谓的“毒草”电影和小说。我总以为那主要是地方学术界、文艺界的事，与军队关系不大。1966年4月下旬，华东局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关于罗瑞卿的所谓“反党”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感到难以理解。在我的印象中，罗总长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近期的几次谈话，主要是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阶级斗争，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也多作字面上的一般理解，认识依然比较模糊。事后想来，那实际上是毛主席为发动“文革”，在给党内高级干部打招呼。

　　5月上旬，根据军委的安排，我到西北地区参观我国第三次核试验。5月22日，在乌鲁木齐听了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传达。《通知》最后明确点出，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感到，这个提法与过去历次运动不同，隐有所指。参观结束时，同行的兰州军区副政委高维嵩说，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邀我们返回途中在兰州停一停。我从未到过兰州，也很想去看看，但一想到国家面临的政治形势，心中忐忑不安，总觉得还是尽快赶回为好。

　　5月27日，我回到南京，正赶上学院党委传达5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重点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五一六通知》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文件。院党委会议期间，我向王平政委汇报并介绍了核试验的情况，因系国家核心机密，我俩是关起门来讲的。其间，训练部有个同志来汇报工作，我们没有开门。后来，有人竟据此“揭发”，说我们是搞“密谋”，成了“文革”中的一条 “罪状”。

　　5月28日，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日，经毛主席批准，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紧接着，党中央又改组了北京市委。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7月中旬，根据总政安排，王平政委率军官休假团出访罗马尼亚，前后一个多月。其间，院党委工作由我主持。这时，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很猛，和以往的运动不大相同，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用当时流行的话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另一方面感到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起的，我们应该跟得上。在一次常委会上，我与大家交心时说：在座的都是搞民主革命过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现在连紧跟都感到很吃力。我们常委要互相帮助，过好这一关。我还认为，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是掌握枪杆子的，不能和地方一样。军事学院与其他军队院校也有所区别，干部职务高、资格老，又都经过多次运动，政策水平也比较高。因此，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学院的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得比较平稳。主要表现是：

　　学院没有像社会上那样“轰轰烈烈”。8月上旬，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毛主席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在这个时候，学院仍坚持按军委、总部的指示办，主要是在干部和学员中深入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学好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没有发生过激的行动。

　　学院没有写太多的大字报。运动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对写大字报“既不反对，也不提倡”，坐等上面的决定。8月16日，军委下发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要求军队院校也开展“四大”，破“四旧”。在执行《纪要》时，党委对张贴大字报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只能到指定地点张贴，23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而且还要凭证，特别强调写大字报要注意保密，要内外有别，不准上街等等。在地方造反派到学院“煽风点火”时，学院广大群众不为所动，还是拥护院党委的领导。

　　学院没有明确所谓的“重点斗争对象”。《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总政要求“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搞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对这些部门，要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对所属人员包括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内，进行摸底排队，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对那些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必须彻底批判”。党委在研究如何执行这个指示时，认为刚刚搞完整风，已经走过“清政治”这一步，再搞“摸底排队”有困难。因此，决定只提出“对那些混进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各级党委要确实摸清情况，报请院党委摸底排队”。这实际上就是说，在下边不搞“摸底排队”，而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只要求在宣传、文化、科研和教研室等单位进行一次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也不搞“摸底排队”。同时，没有把学院党委委员和学院领导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我们认为，对学院领导“摸底排队”，那是上边的事情。部、系领导和其他干部中的问题，有些已经在整风中解决了，没有必要再翻老账。

　　教学准备工作仍在正常进行。由于在运动开始后，军委、总部并没有明确学院是否停止招生，院常委分工由我负责，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为此，我挤出时间，组织参加第13期教学的同志总结教改经验，抓紧进行招收学员的教学准备和物质准备，研究确定学员班的干部，组织教员备课、试讲。为此，有人批评我老是 “念念不忘教学”。当时，我确实是“身在运动，心在教学”。因为在招生问题上，军委、总部变化多次。开始，决定9月份按时招生，接着说推迟到10月份，随后又说解除招生任务，没过几天，又通知国庆节后接收学员，而且有3000多名。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院长，我从未放松准备教学这根弦。直到10月7日，总部才最后明确停止招生。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是边搞运动边准备招生，学院局面没有失控。对于这种状况，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我的想法太天真，只是一厢情愿。刚刚过完国庆节，就接到军委通知，要召开全军院校长、政委紧急会议。10月4日，王平政委和我匆匆赶到北京。原来，林彪等人认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领导过分强调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压制民主，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以军委、总政名义，搞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文件，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明确指出：由院校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撤销”，要求“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对此，我和王平思想上均有些不通，但按照组织原则，又必须贯彻执行。会后，我俩回到南京。10月10日上午，学院党委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当日下午，学院党委召开各单位代表协商会，王平政委和我宣布中断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宣布后，我俩即退出会场。从此，学院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后来，中央将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在更大范围出现了一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导致局势更加混乱。

　　党委中断对运动的领导后，由政治部出面和群众协商，各单位选举代表，成立了军事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院文筹”。随后，学院内部一些不赞成“院文筹”的工人、干部起来造反。他们冲击“院文筹”，把“院文筹”的主要负责人抓到北京关押、拷打。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他们把人打昏后，用冷水冲，使这些同志至今还留有后遗症。地方和军内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也开始到军事学院串联，贴大字报，开展辩论，煽风点火，搞所谓的联合行动。学院大部分同志对这种做法很反感，响应者不多。于是，造反派就在外面放风，说军事学院是“顽固堡垒”，运动搞得“文质彬彬”，扬言要“砸开、冲垮”。

　　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到学院各单位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我总想，作为学院的主要领导，在工作中难免有缺点错误，利用这个机会到群众中走一走，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对改进作风有好处。我不坐汽车，也不带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天天到各单位转。好在那时刚50出头，身体还行。保卫人员担心我的安全，要跟着。我也没有同意，因为这样和群众说话不方便。从11月5日起，我向全院同志先后作了3次检查，着重检查了对“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理解不深、行动上跟得不紧的问题。我的检查，学院多数群众还是谅解的。在那时，我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不理解，但也没有什么疑问，遇事总是向好的方面想。

　　党委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虽然停止了，但学院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我的态度是：只要还没有被“打倒”，就要负责地去管。因为社会秩序很乱，如果学院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其间，我多次召开行政会议，进行布置、检查。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通知我去参加。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学院后，我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为了防止出问题，没有配发子弹，还要求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王平政委正在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天，我专门向他作了汇报，也向军委、总政报告备案。

　　我们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煽风点火。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发表“演说”，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我们没有理睬他。一个地方大学生，有什么资格到军事学院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过了几天，我看社会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也就让机关恢复了正常的警卫状态。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知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我说明情况。看来，事情变得复杂了。

　　1967年元旦过后，我继续接受群众组织的批判。4日晚上，突然接到军委的通知，要我马上到北京开会。第二天，我即到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中的王政委，商量如何向军委汇报。我俩颇费了一番心思，说真话吧，上面不爱听，说假话吧，我们又不会。最后，商定还是据实汇报。1月6日，我来到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

　　这次会议的名称有点拗口，叫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委、三总部的有关领导，还有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直属院校的有关领导同志，共 45人。会议由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3位元帅主持，主题是研究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徐帅还兼任刚刚改组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我到北京的头一天，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此时，全军大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相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社会混乱状况不满，担心军队会被搞乱，因为已经有了这种苗头和征兆。会下的情绪，难免带到会上。汇报中，大家都纷纷提到这些问题，希望军委拿出办法来。会上，总政要我讲清军事学院的所谓“戒严”情况。我如实说明真相，他们也就不再追究了。

　　会议开始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发现一些同志不在。后来，询问他们到哪里去了？方才得知，林彪找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部分同志开会。西藏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告诉了我开会的情况，并把他的记录本送给我看。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对彭总、贺总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土匪”，是“大阴谋家”，是“刀客、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人”。林彪还大讲历史上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所谓矛盾、斗争，点了红三军团一些干部的名，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顿时，我预感到，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将在劫难逃。

　　就在我百思不解、十分苦闷的时候，又传来了新的噩耗。一天，粟裕同志来到我住的房间，沉痛地告诉我，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去世了，死在一口井里，是他人谋害推下去的，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知。我听后，悲痛地哭了。在当时的情势下，粟裕同志劝我不要太感情用事，但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几位老帅分别作了重要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等也到会讲话。能够听出来，虽然都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但着重点明显不同。简单地说，前者侧重保持稳定，后者侧重放手发动。

　　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几乎天天都有军事机关受到冲击的事件发生。听到这些消息，大家更加着急。那些天，只要碰到一起，大都是这个话题，说起来也多有几分激动。大家怀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况，纷纷要求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满足了我们的愿望，1月22日中午12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那时开会很简单，主席台就摆了一把椅子。周总理、几位老帅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坐在台下。毛主席看到这一情景，表示请老帅们上台来坐。大家都没有吭声。陈老总笑着表示：我们坐在下面，好听啊。

　　毛主席讲：你们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像唱戏一样，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边，要站过来。他表扬了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说两派群众他都敢见，结果家里很安全。

　　接着，毛主席又讲了一番要支持革命左派的道理，尔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时，许世友站出来，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毛主席这么多年，现在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许世友开玩笑：看你不要化装，就像个猛张飞。并且接过他的话题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你们不好讲，要中央文革讲。同样的话，我讲行，你们讲不行。

　　最后，毛主席强调：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这些人搞不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管熟悉不熟悉，反对不反对自己，只要他能做一些工作，就要团结。过去有些人反对我，反对错了，我很感谢他们，逼得我研究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