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农红军

从“八七”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的艰难曲折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频繁更换期，也是毛泽东从中央特派员到根据地领导人到全军统帅再到全党领袖的发展崛起期。

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主张，曾经被那些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年轻领导人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那时候，毛泽东读马列不多，还真是在山沟里开启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行程。

起义失败，上山成功，一起一落，开辟井冈山道路。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两起两落，确立党指挥枪原则。

游击战，运动战，三起三落，创造毛泽东作战思想。

博古的教条主义领错了道。

博古年纪轻，资历浅，没业绩，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24岁就担任党的最高负责人，是在半推半就之中被王明等人推上他并不擅长的总负责岗位的。博古的失败，架起了毛泽东从地方领导人到红军统帅的桥梁。

脱离国情，不接地气，从学校到机关，没读懂社会这本书。

照搬教条，不善实务，从学生到领袖，没上足政治这堂课。

盲从顾问，不懂军事，从笔杆到枪杆，没闯过战争这道关。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走错了路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级人物，也是红四方面军的核心领导者，资历不比毛泽东浅，地位不比毛泽东低，实力不比毛泽东弱。张国焘的失败，巩固了毛泽东不可撼动的军事统帅地位。

资历深，道行浅，另立中央，导致政治孤立。

能力强，胆识差，南下打成都，导致军事失败。

野心大，器量小，徘徊西康，导致经济破产。

王明的机会主义唱走了调

王明天资聪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明一生，在苏联留学4年，工作6年，养病21年，最后客死莫斯科。王明的失败，成就了毛泽东毋庸置疑的政治领袖地位。

满腹经纶的极左领袖，熟读经典，目空一切，替苏联人说话。

颐指气使的钦差大臣，越俎代庖，自搞一套，给蒋介石帮腔。

孤立无助的政治怨妇，神话破灭，政治破产，为自己叫屈。

陈独秀失败以后，瞿秋白失败了，李立三失败了，博古失败了，张国焘失败了，王明也失败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在理论上解决了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实践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撰写发表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文，基于中国的国情，分析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中，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到1930年间，结合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造，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分析了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村红色革命根据地存在、发展的可能以及农村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同时，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 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分析了党内错误思想的认识论根源；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理论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

李达、艾思奇等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进行了学术梳理。至此，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且愈发成熟，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创新发展，指导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后， 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先后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 在这些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对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多个方面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其中不仅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还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主题，是解决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精髓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被运用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是一个时代性问题。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带来的希望曙光。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屡屡被“先生”欺侮。被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产生的“诸多道路都走不通”的深深焦虑，使得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和发展有了内在的社会基础。走俄国人的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结论。但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必须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问题，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针对性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现实性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因此， 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问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再探索、再创造，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适应。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更高要求。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 要重视其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运用，要在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中进行丰富和发展。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广大人民的实践，因此 在理论形式上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写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强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他曾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为教条主义者画像，认为这是学风不正、诚信缺失的表现。

他撰写的《实践论》一文，从知与行的关系展开，论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过程和环节；他撰写的《矛盾论》一文，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展开，论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实事求是和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