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屋 -- 空军大院的铁丝网

老杨

山西人省吃简用俗称“抠门”，不知现在年青的山西人还是不是这样？山西的穷人省吃简用图过个舒心日子，山西的富人也省吃简用，把钱省下来垒高墙，盖大院用来防贼图平安，因为家家户户地窖里都藏着不少银子。当年红军东渡想炸开这些高墙还真废了不少功夫。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空军大院没有围墙，是用松松散散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那时院内的人很自觉，进出都走门岗，外面人也老实，很少有扒铁丝网进来偷东西的。

大院的西南角靠着铁丝网的是十四号楼，那里曾经住着空政保卫部副部长赵国锐一家。赵国锐，河北深县人，抗日前期干部，妻子南京人，这优美的组合使他们的三个孩子格外聪颖，思维比一般孩子靠前。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岁的赵小妹干出了别的同龄孩子不敢干的事，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院服务社的宣传栏上，也就是这张大字报给赵家引来了无可挽回的家难。赵家被赶出大院后，幸亏那些松松散散的铁丝网，赵小妹得以爬进爬出，喊冤叫屈，求人同情。

最近，小妹给我发来长Email,含着泪水，向我诉说了当年那段往事：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人，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人，是一个对子女既爱，管教又非常严格的人。

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育鸿小学张宁生带着红卫兵在院子里到处批斗老干部，当时我非常有想法。我想伯伯们都是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经历了枪林弹雨，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有什么错。于是，我和邻居李小先，还有她哥哥姐姐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说红卫兵有错。由我把这张大字报贴到了服务社门口的宣传栏上。

没想到第二天，我一出家门就遭到育鸿小学红卫兵的围追堵截。我就玩命地跑，当快跑到学校北门口时，被张宁生给抓住了。他高举着手中的皮带，让我说谁指使我们写大字报的。我说，你们做得就是不对，你们不该对伯伯们那样，不该给伯伯们剃那么难看的头（当时还不知道那叫阴阳头）。他说，你要再不说是谁让你们干的，我就要打人了。这时跑在后面的红卫兵也跟上来了。在这紧要关头，沙永恒校长来了，他对张宁生说，你们不要乱打人，就上来拉开他的手，让我快跑。我是跑了，但是给沙校长，给我亲爱的父亲带来了我当时无法想象的灾难！

当天，他们就把沙校长拉到学校的操场进行批斗，说沙校长包庇坏人。那天晚上，我爸回来得特别晚，问我为什么要写大字报，我就说了我的观点。第二天一早，就看到他坐在沙发上在等我，对我说中午吃完饭回来，要和我好好谈谈，还说了一句：“没关系，顶不及弃甲归田，回家种地。”中午吃完饭，怕爸爸打我没敢回家，就在耿燕婷家西屋的窗前趴着，想等爸爸走了再回去。因为耿燕婷家的西屋的窗前刚好能看到我家，还有我爸放自行车的地方。快一点的时候，我看到保卫部的一个叔叔急促往我们这个门口走来。

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进门后随手要将门锁上，再回来的人，自己用钥匙开门。可是这天，保卫部的这个叔叔上楼后，不一会儿就下来了，还大声说出事了。我一想不对，立刻往家跑，门是大开的，我爸躺在大屋的地上，看上去好像是在睡觉，因为当年也就十三岁不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认为爸爸不在了，只是认为有病送医院了。前后也就几分钟，门诊部的大夫们赶来了，说人不行了。让我奇怪的是那个叔叔从此我再没见过！

那天，我们家来了好多好多人，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我只记得林琳的妈妈，刘秀琴阿姨把我领到她家，让我把当天的事说一说。当我说到弃甲归田时，阿姨说：“孩子这四个字你一定要记住，有朝一日，有人提起这事时，你一定要说出来。”还说：“能说出这样话的人还能去死？我不信！”

爸爸就这样消失了，我们幸福的家也随着没有了。出事后，空军就不让我们住在大院，让我们搬走。我妈单位给了一间筒子楼近二十平米。出事前，家里是三间一个单元的房子，家里的东西很多，为此妈妈卖了许多的东西。没过多久，我哥去了内蒙建设兵团，我妈去了大兴天堂河农场的57干校，家里就剩比我还小两岁的弟弟。我和弟弟没有一分钱，为了生存，我一次次地去空军大院政治部找领导要生活费，他们一次次地推说事情难办，并且还通知门岗不让我进去。我就站在铁丝网外哭，许多大人孩子都认识我可没有人出来为我做主。在我绝望的时候，又碰到刘阿姨下班回家，她怕人看见就向我做手式，意思是让我在铁丝网外面跟着她走。她带着我往将军楼走，走到车队时看看四周没人，她一脚踩着一根铁丝网，两手用力将上面的一根铁丝网拉起，这样成了一个洞，我钻了进去。她告诉我，让我去找任学耀，也就是任小青的爸爸。并且告诉我小青的奶奶是山西人特别小气，让我利用她达到目的，让任伯伯给我写领生活费的单子，说如果不给莶字，你就不走，就在他们家住着，吃了上顿吃下顿，要不了两顿饭这事一定能解决。

我就这样进了任伯伯家，奶奶说伯伯中午回不来，让我下次再来，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十二点多了，他家的饮事员问奶奶开不开饭，奶奶说等我走了再开。我就对那个叔叔说我饿，想吃饭，那个叔叔就去给我盛了一大碗饭，上面还堆着好多菜。奶奶见了直心痛，我又故意说不够吃，让叔叔再给添一碗。这时奶奶坐不住了，立刻给任伯伯打电话用方言和伯伯说让他快回来。不一会任伯伯就回来了，奶奶说快给这孩子办事吧，不然她在咱家这个吃法，非把咱家吃穷了。任伯伯给我写了条子，并且打电话给什么人，让他们下午一上班就给我发钱。我和我弟弟每人十二元钱，一共二十四元！当我把钱拿到手时，我哭了，为了这点钱，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不知走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人，才得到了这来之不易的钱！每当我想起这段心酸屈辱的往事，每当想到刘阿姨当年的恩情，我都会泪流满面。

家里没出事之前，我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从没管过钱，也不知钱的重要。当我拿着这二十四元钱就立刻想到，一个月是三十天，也就是我和弟弟一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九毛钱，一顿饭两人只能吃三毛钱，不然就不够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做饭，学着怎么能吃得饱又能吃得好！记着弟弟因为太小不懂事，拿了五分钱买了一个手电里的反光瓦，我认为这个东西没有用，是在乱花钱，为此足足说了他三天。妈妈的干校就在北京，可从来不让她回家，我和弟弟为了看妈妈，特意省吃简用做了一小奶锅的红烧肉，求车队的司机带我俩去看妈妈。数九寒天，我和弟弟坐在卡车上俩人冻得缩在一起，到了团河，人家就是不让我们见妈妈。我和弟弟只好又端着锅回来了。

爸爸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少家长就告诉他们的孩子不要再和我们玩，有的调皮孩子就成心找碴儿欺负我们。从那时起，我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就学会了打架！但是，我弟弟太小，又特别胆小，别人打他，他也不敢还手。有一次，放学回来我看到他的腿让人给打了一个大血口子，就逼他说出那个孩子长什么样，他怕人继续打他不敢说。我就放学后等他，让他躲在大树后指给我看，然后我上去就把那个小孩子打得鼻青脸肿。以后，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

在筒子楼住的时间长了，发现邻居里有许多好人，他们都在暗地里保护帮助我们。

我应该是七零年初中毕业，这届一般根红苗壮的都分到工厂，学校，商店。只要有招工的来，老师首先推荐我，因为我在班里学习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可用人单位不敢要，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最后让我去西山农场，我去了一个星期就不去了。我觉得自己太倒霉，所以再次去空军找任伯伯帮忙，想让他把我送到部队去，他说不好办，让我等等，还说让我去空军的工厂，就这样我在家等消息。直到七一年底，我看还没消息就又一次去找，这次任伯伯告诉我让我某天去空军后勤部找工厂管理部的部长，让他给想想办法。我骑着自行车找到那里，直闯会议室。那时正在开全空军工厂厂长会，我当场说了我的情况，问谁能带我走。记着当时在场的人沉默了有十多分钟，之后二十八厂的厂长站起来说，孩子，我带你走，你这就去转户口，明天晚上到北京站找我，带你去湖北。

就这样，没等过元旦，我带了两件换洗衣服跟着厂长去了湖北谷城二十八厂。

转眼到了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妈把我从湖北弄回北京。各单位开始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我们家也开始积极为爸的事整理材料。空军政治部的一些叔叔伯伯们连名写材料要求给我爸平反，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些叔叔伯伯们。他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去找不仅官复原职而且升为司令的张廷发。我带着材料去找他，他连门都不让进，我只好从别人家与他家通着的小门进去。但他还是不下楼，正好碰到他女儿，因为小时都在育鸿上小学，她把她爸叫了下来，张下来后再三解释说这事不好办，问题复杂。我心里挺有气，说道，您当年受批挨斗，我们就坐在台下，看到文工团的人上台用砖把您的头打破，鲜血直流，这事您还记着吧？您有什么问题，他们为什么整您？说到这儿，老头儿眼泪都流出来了，说孩子别说了，把材料放下，伯伯一定给你爸做主。

小妹的这几段描写真实而又动人。那个抠门的山西奶奶我见过，七十年代我到幸福村找任书明，任学耀的大儿子，那个奶奶给我倒了杯开水，不过那时已经没有炊事员了，儿媳妇回来看着实在过意不去，给我拿了几块糖吃。那时的人多有党性，没有人性，要没碰上这个抠门奶奶，小妹兄妹还不得饿死。这段述说也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在职在位的高级干部对他人的愁苦漠不关心的神态，但一触到自己的伤疤，“老头眼泪都流出来了”。文革怎么把人心都整成这样？！以至后来大院扒了铁丝网，垒起了围墙，从此，被赶出大院的人想再回到大院，可不那么容易了。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赵家兄妹三人一直在疾风里成长，如今个个都事业有成。大哥赵百合现在是兵器工业部第五设计院高级工程监理，小妹是首都师范大学老师，小弟是北京钢铁学院正教授。我想，要没有文革那段风雨，他们会发展得更好。

08/28/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