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川商频受调查 或牵出中共大老虎

忙里偷闲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四川富商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相关部门调查的重心所在是邓鸿数十家经营实体牵涉的巨大利益最终流向何方。如果此消息为真，那这位身价逾九亿元人民币的四川会展王兼旅游王或将成为短期内第三位出事的四川商人。其余两人分别是郎酒老板汪俊林和四川金路集团董事长刘汉，再加上此前被调查的四川省成都市最大的国企，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晓明。这四个案子都纷纷指向十八大后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进一步抽丝剥茧会发现，这些串案背后更指向了刚离任的某政治局常委。

李春城被疑受戴晓明案牵连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日晚间，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被调查部门带走。次日，四川省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同日，李春城被纪检部门带离成都。12月4日，李春城被调查的消息，又在四川省级领导干部中进行了传达，范围包括离退休省级领导。12月13日，中共正式对外公布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当时大陆媒体财经网即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李春城此番被调查或与戴晓明案有关。

2012年9月11日，戴晓明被纪检部门调查，据悉调查期间，戴晓明检举揭发了他人多条违纪违规线索。而戴晓明在李春城治下，长期担任成都市青白江区区委书记、成都市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后又出任成都市最重要的政府投融资平台——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为李春城“得力干将”之一。

对于这一地方实力人物涉案的缘起，当时据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披露，“戴被‘双规’，直接原因是经济问题，首当其冲则是由于在中石油彭州项目上的诸多纠葛。”在《国家财经周刊》 报道中写道：据消息人士说，正是由于该项目受到争议且投资巨大，戴晓明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政界关系以及在成都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为该项目的推展做人际“勾兑”。结果便是其自身、中石油四川方面少数中层，以及成都政界和金融界关键节点的一批权力人物实现“权与利”的结合，“人数起码20-30人，这个项目（中石油彭州项目）几乎成了这些人利益寻租的工具”。既然戴晓明因为中石油彭州项目落马，而李春城又因为戴晓明案落马，那李春城是否与中石油的彭州项目有关？中石油更高级别的官员是否也因此受到牵连？

实际上，中石油自2012年之后就成为多事之地。坊间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刚刚卸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虽然被调任国资委这个“肥缺”，但此前盛传他被中纪委调查。早前，香港《南华早报》曾引述消息人士说，在令计划之子令谷的法拉利车祸发生后，有人将数百万元人民币从中石油的账号转到了车祸两名受伤女乘客家人的账号上。而当时处理法拉利车祸案的两人正是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周本顺和令计划的小舅子、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谷彦旭。能够在石油系统说上话，又要能够指派得动周本顺，背后的这个人指向了当时中共更高级别的官员。

李春城案的连锁反应

而现任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多个大型商业地产项目公司操盘者的邓鸿，此番被调查的消息在大陆媒体报道中，也被认为与“李春城案”存在关系。据悉，在2012年12月上旬李春城落马被相关部门约谈后，从今年3月份开始，邓鸿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外界称邓鸿控制的资产价值上百亿，但属于他个人的资产净值却很难估计。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邓鸿在四川成都、简阳、眉山等地都获得了大量旅游商业地产用地，而启动这些项目建设，主要公司之间每年的往来款都达数亿。但这些目前都不足以证明他和李春城案是否有直接关系，实际情况需要等待官方消息的进一步证实。

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被调查则被陆媒明确报道是与李春城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在李春城案发后不久汪俊林即被带走协助调查。而汪俊林和李春城从泸州到成都都有交集。李春城1998年12月调任成都市副市长，2000年8月被任命为四川省泸州市委书记，仅半年后，又被调任成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此后李春城步步高升，官至四川省委副书记。

“汪俊林正式收购郎酒之前，李春城就已在泸州任职了，当正式收购时，李春城已经被调回成都任职。”知情人士表示，当年汪俊林收购郎酒，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肯定不行。

就在邓鸿被调查前10天，官媒新华社报道称四川汉龙集团实际控制人、金路集团董事长刘汉因为包庇罪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当时有法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刘此番被控或因为牵扯李春城案件，涉及澳门赌场债务或者地下钱庄洗钱问题，更有人认为此案或牵扯一位曾在四川任过职的前政治局常委。

1997年，刘汉在四川绵阳注册成立“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此后相继进入水电开发、公路建设、矿业等多个领域。从2009年开始，汉龙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并购了多宗矿业公司股权，仅收购所需金额就达17亿美元左右。汉龙集团官网资料称，至2012年下半年，汉龙集团拥有、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家，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30多家，资产超360亿元人民币，年销售额超过160亿元，雇用员工超过12,000名。胡润百富去年估测，刘汉拥有10亿美元的净资产。资料显示，四川汉龙集团资产规模达200亿元人民币。

不仅如此，在刘汉落马之后，大陆微博上盛传汉龙集团原本打算投资的位于非洲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穆巴拉铁矿项目是3月份习近平首访非洲3国时的“NO1”大单，但是最终因为刘汉的落马而取消了该单，也足见此案的重要性。

而同样在坊间的传言中，刘汉的汉龙集团和刘沧龙的宏达集团与某原中共高层领导之子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商业往来。

不为外界关注的政坛事件

在观察人士眼里，另外两则此前并被关注的政坛消息似乎正在印证这个猜测的真实性。首先是2012年年末，被称为“政法王”的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吴永文被中纪委调查。随后大陆媒体《中国经营报》证实，2012年12月13日吴永文已经被带往北京接受“组织审查”。

按照中共的惯例，犯事官员被押往北京受审是很罕见的举动。省部级腐败高官实行“跨省异地”审理，而厅局级干部腐败案件则在“省内异地”审理。即使官职高如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只是在天津受审；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在重庆受审，而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宁波中院、苏州原副市长姜人杰在南京中院受审等。若省部级高官被直接押往北京受审，背后一般涉及更高级别的官员。譬如，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前，曾检举了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和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韩桂芝案件又牵涉了已经落马的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

之所以，注意到吴永文被中纪委调查，是因为这个吴永文也与上述某原中共高层领导颇有渊源。吴永文在大陆坊间，被普遍认为是这个某原中共高层领导“铁杆中的铁杆”，颇获该领导的赏识。

此外，根据2013年4月2日《四川日报》消息，原四川省省长蒋巨峰以“省委副书记”身份参加植树活动，排名在省长魏宏之前，这也意味现年65岁的蒋巨峰将不会离开四川前往其他省份任职，只能在副书记一职上等待退休。接替蒋巨峰出任代省长的魏宏，不是省委常委，也不是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按中共惯例属破格提拔，这也是继杨雄任上海代市长后，中共中央第二次撇开地方直接破格任免官员。这一系列人事安排虽然可以认为是蒋巨峰年龄已大，逐步退休，但是亦有内部消息透露，是为打破那位某原中共高层领导所留在四川的人事安排。

欲破红顶商人怪圈

实际上，这次一大批与“李春城案”有关的商人纷纷落马，也印证了此前多维新闻在《反腐重点：剪除高官身边的“红顶商人”》一文中独家透露消息。当时有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表示，随着两会的结束，由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的此次“反腐风暴”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进一步推动，并将目标瞄向“老虎”级别的官员。但有知情人士指出，在高官涉腐行为中，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往往在他们的家人身边总围绕着一些“成功商人”，也往往正是这些人在为高官或高官家人输送利益，既让对方享受好处，又可以“手上无泥”，自己亦可捞好处。习近平王岐山想要“动真格的”，就要剪除这类“红顶商人”，彻底打掉高官及他们家人身边的“钱袋子”。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红顶商人”的含义即“官商”，即身兼“官员”和“商人”双重角色。中共建政最有代表性的“红顶商人”即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有这样一批商人，他们并非官员，也很少在公众前现身，但是他们与中国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身处灰色地带，通过与官员，甚至“太子党”结合，形成“官商同盟”。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获得利益，同时向官员输送金钱，甚至成为某些人实现政治目的的“马前卒”。这些商人虽然头上没有“红顶”，但是他们与中国官场关系之密切，已经远非荣毅仁当年所能比肩。如何在法律的框架内，打掉这样一批依附于官员周围的商人，彻底铲除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已经正式接掌中国大权的习李班子的重中之重，从目前来看，中共已经从“李春城案”开始动手。而这个串案如果继续抽丝剥茧下去，或许还会牵出背后更大的大老虎。


(王雅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