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顶风作案被指忤逆李克强

忙里偷闲

近期，经过政府机构调整及完成换届的中国国家发改委对于中国各类经济议题密集表态，引起各方关注的同时也招致强烈争议。连日来，发改委提出的“禁酒令致消费低迷，致使市场需求减少”和“短信收费，微信也应收费”的论述，尤其引发中国民众集体炮轰。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言论不仅不符合民众利益和市场发展规律，也与习近平、李克强上台以来推行的改作风、市场化改革的政治和经济方针以及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相冲突，因此被认为是“逆风而行”。

分析人士指出，发改委由原先的国家计委演变而来，历史上从计划经济总部转变为改革急先锋。现今的本职和目的就是通过改革促进和确保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不过，当前的发改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官方代言人与桥头堡，其职权之大甚至有“小国务院”之称。虽然习李有通过加强发改委职权推动改革的意愿，然而正是这种方式本身成为了改革的阻碍。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不容乐观。

发改委频谈收费招炮轰

北京时间3月20日至21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发改委专家陈新年称，集团消费就是公款消费。现在中国消费水平下降，说明公款吃喝下来了，影响了市场需求。会议进一步指出，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其实就是市场需求不足。

另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近日国家发改委另一位专家史炜从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等）日益不堪重负现状、0TT企业壮大程度等方面分析，OTT企业向电信运营商交费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OTT是“Over The Top”的缩写，多指通信行业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直接向用户提供网络服务，如微信、QQ、Skype等。史炜同时表示，“如果微信不该收费，那短信为什么要收费呢？”

而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其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公开表示“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更是在3月26日国务院首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政府“简政放权的核心是转变政府工作职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抓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变全能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因此，发改委两位专家的这些与中央精神极为不符的讲话接连两天被各大媒体置于要闻区，吸引大量读者点击和评论。网友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发改委的说辞，认为这些表态完全是站在既得利益者，尤其是政府官员和国企的立场上为他们辩护，与发改委的职责和宗旨也不相符合。

习近平在去年末成为中共总书记后，先后推出针对党员、官员的“八项规定”和针对军队的“十项规定”后，中国官场和军中工作氛围产生很大改观。这一现象自然得到中国民间广泛好评。现任总理李克强在待任期间及上任后均多次表态强调宏观调控，要坚决向市场放权。学术界人士对李克强的这些经济规划也多持认可态度。而发改委这些表述显然与习李二人的政治、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甚至可以理解为叫板习李、抗上欺下、逆风而行。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发改委这两位专家的表述其实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如集团消费降低致使内需减少符合部分事实，电信运营商向OTT企业收费也有国际先例。只是前者有为公款消费作合法性辩护的嫌疑，后者的观点显然是在为有政府庇护的国企说话，而不是更需要关注和扶持的普通民众和民营企业。

发改委：从计划经济总部到改革急先锋

发改委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52年建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自成立以来就在中国的政府机构和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共夺得中国国家政权后，立即效法前苏联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计划经济体制。其实质是对中国原有经济体制的改造，最重要的步骤便是没收原有的“官僚资本”。在1957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后，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委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成立，并担负起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重要职责，是中国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直接负责机构。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上位，改革开放拉开大幕。市场经济逐渐形成，而与之对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不断解构，依附于计划经济的国家计委也面临转型。不过，计委作为中共“正统”的经济体制的代表，成为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推动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阻碍。因为计委坚持“计划”和指导，而胡赵则主张“市场”和放权，二者显然是经济发展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尤其是在“六四”期间坚决支持李鹏军事镇压学生运动的姚依林，是计划经济的拥趸，在上世纪80年代两度担任计委主任。

据中共前中宣部长朱厚泽披露，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曾表示对计委不满意，要“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不过，胡耀邦的意愿最终没有达成，反而在其下台后，主持计委的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在80年代的中国，国家计委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毕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没有顺应中国改革开放大势。朱镕基在1998年上任中国总理后，将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减少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进行宏观调控。温家宝在2003年接任朱镕基后，将“计划”两字彻底去掉，改称为现今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即国家发改委。

观察人士指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从计委到发改委，该机构的功能和职责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制定经济计划、指导经济发展，变为统筹政府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也即从坚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总部、堡垒，变成了改革急先锋。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机构在这些年中管理范围收缩，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权力和地位的下降。温家宝在改制改委的同时，也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而在今年刚过的大部制改革后，被撤消的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责也被划入发改委。不仅如此，本届全国两会后，有四位中央委员徐绍史、解振华、刘鹤和吴新雄同时进入发改委，成为现今聚有中央委员数量最多的国务院部门。可见，发改委的权力在整体下降后，又呈现上升趋势。再加上现今的发改委事无巨细干预经济发展各个层面，它也因此得到了“小国务院”的称号。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迥异。后者拥有更为独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政府只需顺应经济发展总体方向并予以适度调节，就不会出现大的经济问题。然而中国与之相反。中国原有的经济制度便是不合理的，对经济的正常发展起阻碍作用，政府只有破除这些阻碍，即通过改革的方式，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规律，促进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仍处于“变则通”的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处在“通则达”的阶段。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经济成就其实正是不断破旧立新而取得的。这也是邓小平的“不改革死路一条”和李克强的“改革是最大红利”的理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一届政府加强发改委权力的用意应当是借此重启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为更快发展开拓制度空间。

发改委或成利益集团官方代言人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连续三任总理有意将发改委变成改革总调度室，但是该机构并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设想演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中共及政府本身已经成为了既往改革的受益者，原先坚决捍卫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保守派，转而变为坚决捍卫自身既得利益的保守派。这些既得利益者既包括中共高层红二代、红三代亲属，各大国企高管，也包括政府经济领域相关部门，而且由于中共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这些既得利益者在党、政、经等各个领域均得以多向流动，进而形成和凝固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有利共享，有难共抗。当然，所谓的“难”也仅是舆论的指责与中央部分高层的施压。

前任总理温家宝在2004年启动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延8年未得实施。据政府内部人员透露，该方案之所以屡次搁置，致使温家宝失信于民，正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尤其是国企高管的强烈反对。近期原政监主席郭树清被调离金融领域，下放山东任职，也被中国媒体揭示是由于他在金融领域的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至于利益集团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到政府官员的任职，也能从中得到解释。因为不论是相关政府部门，还是部门内部官员，都是利益相关者，自然会以增进和维护自身所在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如果有官员威胁到集团切身利益，自然集体排斥之。

在中国民间舆论中，发改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国利益集团官方代言人的角色。如此次新进发改委的四位中央委员中，主任徐绍史曾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吴新雄在担任发改委副主任的同时还兼任能源局局长。虽然不能由此判定他们就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但是至少仍保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制定改革政策时也可能因此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此次发改委官员连番为腐化的官场生活和垄断国企说话的行为，就是明显的例证。另外，在中国房价、油价持续走高，民众迫切期盼下降的氛围中，发改委却逆势表态称，房价涨得还不够，油价还需与国际接轨。不仅如此，在邮政费、水电费、交通费、电信、通讯费、公园门票费、学费等上涨过程中，发改委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主持者。虽然其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立场却显然不是在普通民众那边，而且其理由也有一定的片面性。例如，发改委强调油价要与国际接轨，但是中国人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显然与国际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发改委虽然担负改革之责，但是其自身正在被认为沦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成为改革的现实阻力。李克强实际上正是要用利益集团去制约利益集团自身，其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改革的前景自然不容乐观。经济学者张维迎曾提出，“大部分权都在发改委手里，发改委决定怎么却放权，发改委自身怎么却改革？”

这句话同时涉及另一议题，发改委权力过大，管理范围过宽，调控手段过细。多位中国总理强调的宏观调控，在执行过程中多是变成了微观指导。例如调控房价从限制融资、限制贷款，到限制价格、限制购买，从三套以上逐步涉及到二套、一套。但是实际效果却是调一次，涨一次。

分析人士认为，发改委权责扩大主要是基于中共希望集中力量办大事（改革）的惯性思维，如果得到有效合理运用，自然会促进改革重新启动和推进，进而保障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发改委本身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甚至是被安置在政府内部的代言人和桥头堡，成为改革的现实和强大的阻力。因此，中国改革的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未来改革走向将取决于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的力量对比和博弈，以及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态势。


(麦垛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