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冲击农业 李克强向谁要粮

忙里偷闲

在李克强升任中国总理仅两周后，在江苏和上海完成了他上任后的首次地方调研。期间李克强再次强调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固本强基，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此番更在江苏省常熟的田间地头提出了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家庭农场。这透露出李克强以农业现代化支撑城镇化发展的思路和战略。

家庭农场是一个起源于欧美的名词，在中国，它类似于种养大户的升级版，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观察人士看来，发展家庭农场是要解决城镇化之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它牵动的并不仅是农业，同时对城镇化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在“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这盘棋中关键的一枚棋子。

如何偿还农业债

“工业反哺农业”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但进展仍十分缓慢，城乡差距日渐拉大。而今，在李克强的总理任上，现实的经济基础有条件使这一历史问题取得突破。李克强早年的插队生活让他见识了当时中国农村的贫苦，从那时候起，李克强开始思考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在他后来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中，都紧紧围绕着三农问题展开。1988年，李克强写成了《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并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这篇文章中，李克强最早开始质疑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农业的亏欠。

这篇论文介绍了建国后到70年代末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后认为，这二十多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以牺牲农业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这使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扩大。李克强甚至坦言，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工业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却是失败的。李克强为农业叫不平的同时心里暗藏着“解放农民，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想法。

中共决策层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认识则到了十年后——1998年底，中共作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判断，并在十六大明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取向。当时的“三农”政策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线展开。此后十余年，“三农问题”始终作为中央的一号文件来抓，但主线仍旧如前，“三农”进展可以说步履蹒跚。如今，三农问题到李克强这里，或许在正确的时机遇到了对的人。

时机正确，是因为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积累下来的财富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足够实力。而且，面对即将逝去的人口和资源红利，启动农村改革将释放出巨大的增长红利。所谓“对的人”，是因为李的身份。与其说李克强是一位经济学博士，倒不如“三农博士”更贴切。他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已有相当造诣，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挑战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该论文还荣获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但有评论人士指，希望李克强不要只成为纸上谈兵的赵括，最好能成为勇于实践、足智多谋的诸葛亮。

李克强所说的三元结构核心就是“城镇化”，这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李克强的经历有助于他成为农村改革实践者，从1974年插队，李克强开始思考农民出路在哪、农村未来在哪，到1988年以论文系统地写出来，整整用了14年。解读李克强近期一系列表态可以发现，他所认为的城镇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偿还对农业的欠债，偿还对农民的欠债，并把城市的好生活带给农民的过程。

中国式家庭农场？

城镇化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将转变为市民，“谁来种地”会成为长期萦绕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李克强在江苏调研时提出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专业合作等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载体，它代表着一个大方向。可以说家庭农场回答了谁来种地的问题，但它的推进将涉及土地权益分配这个牵一发动全身的总闸门。观察人士建议，考虑到整体的经济风险，以及并未完成彻底城镇化的广大农民工群体，农村土地集中的速度应当滞后于人口转移的速度，才算稳妥，规模也不宜太大。

在家庭农场这个农业发展方向上，中国目前正在走两条路。一条是美国的大型机械化农场：在土地资源丰富，农业人口少的背景下形成的以高科技为主，资金制度方面大量投入的模式，最终是大农场，大公司为主的现代化农业。这一模式在中国人均耕地最为丰富的东北地区较为适用。另外一种是日本的家庭式高品质农场：在土地资源较少，农业人口较多，人均资源较少的情况下，形成了技术农业，小型农业，在政府的扶持下逐步以合作社为主的形式发展。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日本农场的模式。

美式农场和日式农场相混合的模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特殊阶段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个科技问题，还是严肃的政治问题，需要用政治决定去推动。不过，因为中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别太大，究竟什么规模才算是家庭农场，目前没有统一标准。如上海松江的家庭农场规模近百亩，而浙江很多地方人均仅几分地，家庭农场有20多亩地规模自然不算小，但黑龙江北大荒与新疆的农垦地区，承包千亩其实也不算大。

不论美式还是日式农场，都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现阶段的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农业人口素质同样参差不齐，很显然未来的十年时间，中国农业不可能实现完全的产业化。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虽然是大势所趋，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但也不能为了给政绩加分就盲目地大规模推进，与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相比，中国仍然需要保留一定分量的传统农民，来提升中国农业的多样性。寻找并确立适合中国农业的多层次发展模式才是国民的幸事。


(乔木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