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视觉震撼！感受一下在中国看个病到底有多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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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1月19日，一名女孩在广安门医院站了一两天没挂上号，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费炒到 4500元，称医院人员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有挂到号。随后，当事医院发声否认有内外勾结现象。女孩的话成了经典，引发了公众的共鸣和巨大反响。图为事发现场。

挂号难，几乎是北京大医院的通病。北京协和医院就被病友戏谑地称作“天下第一难挂”，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的北京，这问题由来已久。曾有网友说：“人生病首先就没有了尊严”。而挂号，通常就是让一个病人丧失尊严的开始，多少医疗纠纷从挂号开始就埋下了苗头。图为1995年8月8日夜，北京市，在同仁医院门外等待挂号的人。

时下在农村“看病难、看病贵”仍十分普遍，特别是边穷地区的农民、有病不得不求助于卫生条件差的无证医生。所以，当人们患上大病时，前往医疗发达地区治疗相当正常。图为2006年12月17日，一牙病患者在贵州省长顺县广顺镇乡场上接受无证牙医治病。

虽然如今有了电话、网络挂号（北京预约周期91天），但由于不少病症是急症，起早、排长队、在拥挤的挂号大厅苦熬几个小时甚至数天，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最可靠的选择。“看病难”问题在北京特别突出，但各地的医院也呈现难以支撑的迹象。图为2014年12月22日早6时许，在西安儿童医院门诊大厅，排队挂号的患儿家长排起长队。

2011年9月26日，江苏省中医院门诊楼外，很多患者或家属用自制的“小板凳号”排队，只为等着能挂上专家号。小板凳上写有名字。

2009年10月28日，长沙湘雅医院等待看病的人们。五点三十分，大门一开，仿佛发令枪响，人们百米冲刺般涌向门诊大厅。

2009年10月26日，长沙湘雅医院等待看病的人们。挂号队的人因为插队起了冲突，双方大打出手。这样的情景在挂号大厅里每天都有出现。

医院也曾对号贩子进行各种打击，从技术入手到与警方合作，但一直不能根绝号贩子问题。2016年1月26日，北京协和医院，病历自动售卖机。

2016年1月26日，医院警务工作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无奈地对记者说，打击号贩子的工作现在很难做，跑到医院“卖号”的人很多都是号贩子雇来揽客的，真正的号贩子在幕后操作。2011年1月17日，北京儿童医院，为了打击票贩子，医院出台带着孩子来挂号的新政策。这政策导致很多家长不得不一大早带着患儿前来排队。

2009年10月26日，长沙湘雅医院等待看病的人们。早上六点多，号贩子在医院大门外兜售专家号，50元的专家号经他们一转手以100-150元的价格出售。

2014年8月27日，北京， 8月27日凌晨4点，医院挂号大厅了挤满了几百个挂号人，非常嘈杂，他们在挂号窗口有序的排着。带着被子的大多是专业、有经验的“号贩子”，而真正的患者只能站着打盹。

2015年5月29日消息，北京。早上7点15分，空军总医院正骨、皮肤两个科室的专家和特需门诊开始挂号。而队伍最前面其实被号贩子所控制。图为交易现场，号贩子称为了抢得其中一条队伍的垄断权，儿子与人大打出手，自己也付出了十多万的医疗费。

2012年6月5日早上3时57分，广东佛山某医院，58岁的胡作秀来自重庆，是一个“黄牛”新手，她的儿子因赌已拘7个月，老公有病，有2个孙子。阿婆晚上10点开始做“黄牛”，在无法入睡的情况下需排队到早6时完成交易，赚25元。早7点30分开始送孙子上幼儿园，8点30分到房产中介去清洁。

2014年9月1日，北京，据了解，“号贩子”遍布北京各大医院，他们的名片上只有化名和简单的联系方式。一般根据专家号的紧缺程度收费，通常情况下主任号500元，副主任号、主治医生号、普通号400元。这些“职业挂号人”手下也会雇人，每晚给佣工一两百元，他们自己的月收入过万。一位挂号人告诉记者这家医院外的“佣工”有一两百人。

2014年1月23日，北京西城便衣警察根据早前调查掌握的号贩子分布情况，在北京儿童医院突然袭击，一举抓获6名号贩子。

2014年2月，北京西城警方开展了对黄牛、号贩子的专项行动。便衣民警将6名正在西单图书大厦门前倒卖购物卡的嫌疑人抓获，收缴各类购物卡40余张。一对“黄牛”夫妇在被抓后，嚣张地向便衣警察咆哮：“我就是黄牛，能咋地，多大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