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文革期间调查公安部部长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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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说：为什么要杀人呢？华则奉周恩来之命调查，结论是自杀。

周恩来说：由华国锋负责李震案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

1973年10月22日下午1时许，华国锋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而周恩来召开会议一般在下午3时左右，出了什么事？华国锋快步赶到会议厅。周恩来到沈阳和秘密来访的金日成会谈结束后，刚飞回北京，即召开会议，可见事情的紧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等人。

周恩来宣布开会，介绍了公安部部长李震突然死亡，中午在机关大院一个地下管道内尸体被发现的情况。

此时，周恩来处境艰难。7月，因外交部158号简报之事，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8月5日，毛泽东专门找江青谈话，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江青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受到周恩来的反对。周说这个问题“还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儒法斗争的内容虽然没有写进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但是“四人帮”控制了舆论，在他们积极组织和活动下，9月4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迟群在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上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受到周恩来的批评。迟群自恃有“四人帮”的支持，10月15日说：“反对反孔，就是复辟。”“四人帮”在报上不断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借题发挥，影射周恩来是大儒，暗批周恩来，调门越来越高。周恩来主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的工作刚刚开始，围绕人事安排和“四人帮”的斗争日趋激烈。国务院的部长突然死亡，雪上加霜，斗争形势更加诡异，“四人帮”则窃窃自喜，周恩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只有迅速查明真相，平息各方争论，才能稳住局势。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讲到李震之死的原因时，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做了个手势，用手抹脖子。周恩来问：自杀？于桑说：我没有说自杀，是上吊。周恩来决定由于桑、吴忠、杨俊生、杨德中、刘传新成立破案组，从外地调来技术人员调查死因。23日下午3时，周恩来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叫到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听取大家的看法。

周恩来说：由华国锋负责李震案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这是中共十大后周恩来直接交给华国锋的一项任务，表明他对华国锋的信任和倚重。在此之前，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过问公安部工作，华国锋从未参与其中。周恩来认为华国锋与公安部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框框束缚，比较超脱，而且做事稳妥、不跟风、有主见、可靠。同时，毛泽东信任华国锋。只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四人帮”的阴谋才能不攻自破。

周恩来指定破案组增加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张其瑞（造反派）、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周恩工作，主要是在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吴德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出席晚上9时30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四人帮”在会上大叫李震之死是阶级敌人谋杀，要追查凶手。会后，周恩来写信将李震之死和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24日下午6时，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开会。晚9时，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研究关于李震之死的问题。

李震非正常死亡不仅惊动了周恩来、毛泽东，在公安部也引起巨大的震动

公安部历来是国家的重要部门，在国家机构中的排序虽是法院、检察院、公安部，但实际上一直是以公检法为序排列，这是历史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前，在根据地，一个县里，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三个人最重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亲自过问公安部的工作。法院、检察院负责人都是公安部党组成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点将，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1959年9月18日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部长。1965年谢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仍兼任公安部部长一职。罗瑞卿虽然离开公安部，但他在1962年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分管政法工作。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罗遭到林彪的诬陷，受到错误的批判，被停止工作，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其职务。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被说成是罗的死党，1966年2月被打倒。同年5月，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凌云被打倒。这样牵连了公安部的很多人，许多干部被停职。林彪、江青为了夺权，就要彻底否定人民的专政机关———公检法。

1967年8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并割断公安部与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关系。公安机关受到极大的冲击，陷于瘫痪。公安部更是重灾区，许多人被批判、被打倒、被关押，工作陷于停顿。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军队抽调32名军、师、团级干部到公安部掌握部、局两级的领导权，实际上是彻底改组公安部领导班子，实行不叫军管的军管。公安部成立了以谢富治为首的领导小组，主持部机关的“斗、批、改”运动，任命沈阳军区副政委李震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二十一军政委施义之为政治部主任。1970年春谢富治因癌症住院，中央在6月任命李震为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震在中共九大、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文革”中，公安部的许多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和一批正副局长被关进监狱。同时，对全国公安机关实行军管。1969年初，以机构改革为名，公安部由1200人减至100人左右，除留下40个造反派成员外，其余干部包括副部长于桑、刘复之连同家属在内，春节后一律被送到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和湖北沙洋农场（干校） 劳动。

1970年，于桑、刘复之回到北京参加公安部核心小组工作。于桑，16岁参加红军，19岁入党，在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性格内向，在家里寡言少语，但在工作中却是一个敢于讲话、敢于负责的干部。刘复之，20岁参加革命，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掌管着公安部的中枢，有主见、有头脑，性格开朗，含而不露。

“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核心小组会议上，于桑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他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提意见时，刘复之和于桑的看法一致。群众提的意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砸烂公检法”；下放到“五七”干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文革”以来社会治安发案率高，破案率低。

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三天的调查，作出结论：李震是自杀

随着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落实政策，解放了不少干部。1972年秋，被打倒的干部大都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从干校回到北京，有的分配工作，有的等待分配工作。这些人受审查多年，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他们反对“文革”中的逼、供、信做法，认为这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优良传统，违反公安工作一贯的政策。他们不掌握全局，只是针对具体工作、具体错误提出意见，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谁也不敢轻易怀疑毛主席、党中央，更谈不上否定。

军队干部、造反派不仅不认错，反而指责于桑、刘复之带头“算旧账”。“算旧账”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就造成了公安部的造反派、军队干部和公安部老干部之间的矛盾。1972年底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撤销“三支两军”后，大部分部队干部都回到了部队，但公安部从没有宣布过军管，军队干部基本没有走。1972年冬召开的

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总结了1970年以来的工作情况，研究了1973年的工作部署，在会上有人又一次反“算旧账”，批评于桑、刘复之。但是“文革”这一套明明做错了，批评不能使人服气。会议结束后要给中央写报告，起草的报告中写道：“‘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虽然李先念、纪登奎参加了会议，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参加了最后的总结大会，但由于于桑坚决反对，核心小组对此争持不下，向中央的报告迟迟未能定稿。

1973年10月，李震将出差的于桑、刘复之叫回来，20日开会。李震和曾威坐在一起，于桑、刘复之坐在一起。李震说：“算旧账”的事要收收口。于桑和曾威双方拍了桌子，不欢而散。星期一继续开会，就是不见李震，一开始以为他到周总理那里去了，到处打电话找。中午，两名工人在公安部机关大院东南角的地下热力管道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正好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回家（住在公安部大院内） 碰上，马上叫人通知核心小组。施义之、于桑、曾威、刘复之等都赶了过来，刘湘屏要于桑和曾威下去看现场。李震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子上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估计是21日深夜死的，口袋里装有安眠药。

22日，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三天的调查，作出结论：李震是自杀。他实事求是，如实报告。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份报告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给他招来了牢狱之灾。

华国锋说：刘湘屏起了很坏的作用

刘湘屏原是第八机械工业部一名局级干部，“文革”初期，她曾动员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的夫人林轩一起写“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大字报，遭到林的拒绝。林轩说：“我的觉悟还没有认识到。”1970年6月，刘湘屏被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委会副主任（八机部和一机部合并），1973年7月至1976年10月任卫生部部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中共十大上，她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刘湘屏和李震同在太行地区工作，李震死前几天还到过她家，他们相当熟悉。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公安部的问题，她极力说于桑处理得不对，说于桑是老公安，却明知故犯，破坏了现场。刘复之也看过现场。她认为李震是“他人谋杀”，于桑、刘复之就是后台。

周恩来对李震印象不错，李震之死给他的压力很大，他还征求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意见。李震死后，沈阳军区的干部说：中央要人，我们将最好的干部送去，怎么到了中央落了这样的下场？周恩来说：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的因素。拘泥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认为他死于十大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之前，考虑问题要深些。

2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政治局会议，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于桑、刘复之一进入人民大会堂就被抓了起来。周恩来宣布撤销于桑破案组组长的职务，将于桑、刘复之及参与调查的人隔离审查。同时，周恩来决定进行保护性审查，没有关在秦城监狱，而是关在交通干校，任何人不准提审于桑、刘复之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后来只是派人问过于桑：“你说李震是自杀，有什么根据？”

周恩来在会上宣布施义之为核心小组负责人。施义之出身贫苦农民，当过学徒，21岁参加新四军，同年参加共产党，转战南北，由基层一步一步提升，1964年为军政委，1966年12月到公安部工作。施义之汇报说：“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周恩来决定破案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负责，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核心小组负责人施义之、张其瑞（造反派、核心小组成员），刘湘屏、刘传新及卫戍区副政委邹平光参加，限期破案。涉及公安部内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同时决定公安部进行关门动员整顿。

27日，周恩来又一次书面报告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27日晚7时，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李震事件。造反派、军队干部咬住是“他杀”不放，大有“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架势。在公安部，他们逐人排查，凡是这几天见过、找过李震或李震秘书的，都要说清楚李震死的前五天到哪里去了，做了什么，与哪些人接触过，并要找到证人。发现有可疑现象要追查后台，就是不住在部里的老干部也成了怀疑对象，他们虽没有作案的可能，但有后台之嫌。对可疑之人要当堂对质。追查的范围越来越广，涉及116名机关干部职工，人人自危，机关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案件查来查去却查不出“他杀”的证据，找不到凶手。吴忠和李震以前都是二野的干部，抗美援朝时还在一个军工作过，吴任师长，李任军政委。吴倾向李是“他杀”。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都去过公安部，也没有什么结果。

华国锋说：刘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军队干部可厉害了。但是，再厉害，我也要实事求是，只能以事实为根据

华国锋亲自到现场察看，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从公安部到政治局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现场并没有像刘湘屏所说的那样遭到破坏，进去就是台阶，只有李震一个人的脚印，他走到里面，又走回来，到管子那儿吃了安眠药，然后上吊自杀。办案人员的脚印都可以核对出来，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地方很狭小，没有其他人的脚印，就是自杀。那天晚上，李震去办公室看《参考要文》，他从5号楼出来还碰上了办公厅主任席国光。有人以此说李震是在5号楼被打死后送到那个管道里的。这个地方很狭小，他杀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如实向周恩来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指示从北京、广州、上海、天津等地公安局调来技术人员进行侦破。虽然未告诉专家们死者是谁，但大家一致判定是自杀。1973年11月8日夜，周恩来找到刘湘屏和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谈话，并请吴阶平解剖李震尸体。刘湘屏认为李震是“他杀”，让她参与其中既在情理之中，也便于她的思想转变。

李震死后，其家属被安排到了台基厂15号，和吴忠同住一栋楼。于桑、刘复之被关在交通干校，由北京卫戍区管理。因刘复之是华侨，有人说他是“特务”“里通外国”，这样牵涉的人就很多，他的家属和亲戚14人被隔离。其中有一对夫妇在天津，华国锋将天津市领导解学恭、王曼恬找来。华国锋亲自审问刘的亲戚，如实向周恩来报告，刘复之没有里通外国。

华国锋认为在案子审查清楚之前，不能牵连孩子。他告诉总政治部负责人，部队不要让孩子们退伍、转业。但此事震动京城，于桑的孩子多在北京附近当兵，通知还没有发下去，部队已作了退伍处理。刘复之的女儿刘红燕远在福建，部队接到通知，既没有让她退伍，也不让回京探亲，用这种措施保护了她。

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刘湘屏、公安部造反派、一些军队干部可厉害了。但是，再厉害，我也要实事求是，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为了说服他们，光化验血就不知化验了多少次，都证明李吃进的安眠药和地上掉的安眠药是完全一样的。

华国锋多次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会议，耐心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请其他部、委负责人参加。华国锋为了听清每个人的发言，谁发言他就站在谁的后面听。他们始终就是那几条意见，拿不出“他杀”的证据。

但是，找不出李震自杀的原因，就难以说服对方。是不是有凶手， 只有在一一排查后，才能下结论。另外，造反派、军队干部劲头那么大， 运动起来了也不是随便能停的， 因此公安部内部的清查仍在进行。

没有停止公安部内部的清查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王洪文一口咬定是“他杀”。1973年10月29日，他到中央读书班，煞有介事地说：“公安部部长李震死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王洪文想插手此事，他专门去公安部，发现李震上吊的绳子上打了一个结，老讲打结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绳子是从办公室窗帘绳上剪下来的，他就抓住大做文章。华国锋后来谈到王洪文当年的表现用了四个字：“实在幼稚。”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是职务的提高并不等于能力的提高。毛泽东创造条件让他慢慢熟悉中央的情况，和李德生一起负责读书班，所以他有的是时间。李震一案，他什么事都要过问。

“四人帮”深知公安部掌管着专政大权，是国家的重要部门，早就想插手，既可名正言顺地安插人，又可打击周恩来。王洪文出于政治考虑，一味地支持造反派。他既不懂技术侦查，又不明事理，不断制造事端，为搞清问题增加了许多困难。王洪文见案子拖下来，迟迟没有按照他的预想找到凶手，不甘心。他借机在11月3日、4日将祝家耀从中央读书班调到公安部，准备让他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祝家耀，原是上海5703工厂的工人，和王一起造反后，任上海机管局负责人，对王洪文照顾有加。中共十大时连代表都不是，在王的坚持下他当选中央委员。十大后，毛泽东接受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教训，提出工农中央委员要学习马列著作，在北京分批分期办中央读书班，由王洪文、李德生负责。10月初第二期开学，王洪文指定祝家耀为地方支部的委员。

11月10日到13日，周恩来和基辛格会谈。14日、15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公安部的事项，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16日凌晨1时才结束。李震死亡的原因有争议，结论定不下来，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一直是压在周恩来心头的一块石头。王洪文说：派工人增强力量，要祝家耀到公安部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派上海警备区政委徐海涛（后调到总政保卫部任副部长） 到公安部帮助工作。周恩来不能让“四人帮”控制公安部，针锋相对说：调去的同志都不熟悉地方工作，我看还是让杨贵去吧。周恩来讲了话，王洪文不得不同意，16日晚找杨贵谈话。

华国锋找杨贵谈话：要很快将问题搞清楚。你明天就去公安部报到

杨贵，1942年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1954年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1965年任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在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领导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顶着压力，排除干扰，经过10年努力终于全线建成通水。杨贵以修红旗渠出了名。“文革”一开始，林县人民保护他，但是外地的群众来抓他。在新华社记者的帮助下，他躲在北京，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才获得解放。1968年杨贵进入林县革委会，后任洛阳地委副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在十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周恩来提起杨贵的名字是有原因的。中央读书班第二期开学的第二天，1973年10月6日晚10时，周恩来在福建厅接见全体学员，看着花名册，一一点名，询问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工作简历。71个人分两个支部，地方支部和军队支部。地方支部大都是年轻的劳模和造反派，只有杨贵年龄最大，入党30年，担任县委书记19年，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考验。在读书班有这样资历的人凤毛麟角。会后，周恩来向纪登奎了解杨贵的情况。当王洪文提出祝家耀，周恩来马上提出了杨贵。

17日下午，华国锋找杨贵谈话：“对于李震之死，公安部说法不一，有些人说是他杀，也有说是自杀。现在还没有发现李震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会自杀呢？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这两位副部长以及李震的秘书等十几位同志被保护性地隔离审查，要很快将问题搞清楚。你明天就去公安部报到。”

杨贵是候补中央委员，到公安部后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却排在中央委员祝家耀的前面，这是周恩来、华国锋的有意安排。此举引起王洪文、祝家耀的不满，但是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工作，他们无可奈何。

杨贵、祝家耀参加了破案组工作。破案组由吴忠、罗青长、郭玉峰、施义之、祝家耀、张其瑞、刘湘屏、刘传新、邹平光、杨贵等10人组成，仍由吴忠负责，经常在北京卫戍区召开会议。

王洪文通过祝家耀、徐海涛之口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们说：“能定他杀就定他杀。定不了他杀，就拖它三五年。否则，公安部右的势力又该活跃了。”他们是从派性斗争出发，根本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祝家耀来后，能直通王洪文，明目张胆支持“他杀”的观点，使问题更加复杂，确定自杀更加困难。

华国锋不理会王洪文，坚持调查研究。杨贵在华国锋领导下，顶着压力，把“他杀”的根据一个一个地否定

华国锋向周恩来报告了在现场调查的情况后，破案组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有于桑、刘复之的前车之鉴，大家谁也不敢明说李是自杀。

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公安部的事情，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泽东列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义》送给周恩来，请他转交华国锋，要他们读第80回到第82回。这三回讲的是明朝末年发生在宫廷内的三个案子，这三个案子一直没有查清，成为宫廷斗争的话柄。

1973年12月初，华国锋召开破案小组会议，让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华国锋建议他们看毛主席所说的明代三大疑案。华国锋明确了有“自杀”“他杀”两种可能。吴忠在卫戍区召开破案组会议，鼓励大家发言。这样慢慢大家才敢谈论自杀的根据，杨贵的工作也顺利多了。

为了说服对方，华国锋指示杨贵将“他杀”的根据一个一个地排查。他一一做试验，最后把“他杀”的根据一个个地都否定了，查明就是自杀。于桑、刘复之的结论是对的。

11月底至12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他无暇顾及公安部的事情。12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召集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部分政治局委员一起和吴忠、施义之等谈话，让他们回去在破案组吹吹风。

1974年1月初，吴忠领导的破案组在事实面前，确认李震是自杀。既然是自杀，与于桑、刘复之无关，那就应放人。祝家耀、徐海涛反对，他俩一唱一和：“就说李震不是他们杀的，但他们也有‘算旧账’的错误，不能放他们出来！”

华国锋坚持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核心小组只好决定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与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华国锋知道能让他们转弯已很不容易，同意核心小组的意见先召开大组（即相当于“文革”前的局级） 和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核心小组的成员最终同意自杀一说，但是祝家耀及一些部队干部心里并不服气。部里的清查必须结束，而且越早越好。这个担子最后落在杨贵的身上。杨贵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破案组的结论，并代表核心小组承担了前段审查的责任。杨贵讲话后，解放了绝大部分受审查、受牵连的干部，公安部内的气氛逐渐和缓，正常的业务工作慢慢开展起来。会议宣布李震是自杀后，公安部内部没有再生事端。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并建议为他作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4年1月10日下午，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及吴忠和破案组的人谈话。华国锋向周恩来建议，既然于桑与此无关，应放出来。周恩来同意后，第二天，华国锋到卫戍区召开破案组和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他将会议地点选在卫戍区，因吴忠是破案组的负责人，破案组会议一般都在卫戍区召开。卫戍区在公安部东门的对面，同在正义路上。

华国锋宣布：“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除刘复之外，其他人都宣布解除审查。”刘复之是华侨，有人说他有海外关系，那时有海外关系就是有特嫌。放刘复之，当时遇到的阻力很大，事情只能一步一步来。

华国锋当场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人员表态。他先问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施义之。施是从部队来的，老同志比造反派遵守纪律。施说：“中央站得高，看得全面，我没意见，坚决执行，但要给点时间做思想工作。”

华国锋紧跟了一句：“给一周时间。”随后又说：“你和吴忠一起接于桑出来。”因为于桑的家就在公安部院里，怕清查的积极分子一时接受不了，再闹出什么事来，有人表示为难。为了便于核心小组做善后工作，大家商定于桑出来后，先在万寿路招待所住几天。

会后，华国锋要施义之和他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此时已是12日凌晨1时。祝家耀、造反派、部队干部抓住“算旧账”一事不放。为了减少阻力，周恩来说：于桑回部后，你们要抓紧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一是挽救本人，二是教育大家。华国锋也同意这个安排。

13日，吴忠、施义之将于桑接回来，并给他看了周恩来批准的报告。这时，于桑被关了近3个月。于桑回到部里作了检查，那些人仍不放过他，大会小会让他检查。但是他恢复了工作，周恩来指示，他仍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官复原职。周恩来知道自己搞错了，以此表示道歉，承认错误。

刘复之被多关了几个月，但是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他们只好同意放人。1974年底，华国锋做通了吴忠的工作，由吴忠出面在破案组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理由是：隔离久了对他身体不利。华国锋为了不授人以柄，减少阻力，说：解除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暂时不恢复工作。其实这都是经过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一直很关心这个案子，一直很关心这些人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1975年1月刘复之被放出来了，已被关了15个月。他回来后，公安部内的军队干部、造反派一直不放过他，批判他，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停止。

1974年1月中旬，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加上批判周公（影射周恩来）。祝家耀很活跃，不少地方开始明里暗里批周恩来。华国锋告诫施义之：“下面反映来的情况，除了反对毛主席外，反对任何人都不要表态。”不让他们跟着反周总理。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一结论：“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3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刘湘屏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拿不出“他杀”的证据。这次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10点多。为了缓和气氛，会议中间看了半个小时的电影《计划生育》。刘是卫生部长，看这个电影也在她的业务范围之内，可见周恩来用心良苦。

周恩来很慎重，又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否则江青这些人闹起来，也办不成。

为了做公安部军队干部的工作，3月22日晚9时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一起找施义之谈话，周恩来亲自做他的工作。此时，距案发已过去了5个月。刘湘屏和公安部的一些人仍不死心，仍坚持李是被逼而死，一直不同意自杀的说法，因此李震是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就没有作成，直到1977年底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才宣布：李是畏罪自杀。1977年9月12日，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将在我部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请求报告》，很快中央就批准了。刘湘屏不仅插手公安部的事，在卫生部也是执行“四人帮”的那一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很快撤销了她的卫生部部长一职。

华国锋回忆：毛主席批评专案组是抓蚂蚁，没有蚂蚁时，什么也看不见；看见了，什么都是蚂蚁。既然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就得搞出名堂来，搞不出来，江青就施加压力。江青施加的压力可大了，扣帽子、处分、撤职、打倒、下干校、关监狱。这么一来，专案组的逼、供、信就出来了，就用上了，假的东西就出来了，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劳民伤财不说，更重要的是伤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影响团结；特别是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破坏了民主、讲道理的作风。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以后不允许成立专案组，这点已写进三中全会的公报里。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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