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反驳毛泽东生活起居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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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反驳毛泽东生活起居造假
大中小2014-05-26 08:21:01转发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电子报

【多维新闻】近段时间，一篇署名为“卸甲一书生”（以下简称“卸”）所写的题为《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文章备受争议。“卸”称，某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所谓纪实文学作家打着讲述“领袖”故事的幌子，编造了太多的“神话”，使得走下政治“神坛”的毛泽东重新走上生活“神坛”，并举出例子予以否认。5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600期刊文反驳称，“卸”对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发起了全方位的“质疑”，对毛泽东的人格、精神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抹黑，其观点之片面，影响之恶劣，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其“质疑”的范围包括毛泽东的穿着、饮食、居家等诸多方面。

其实这篇引发争议的文章发表于2013年5月13日。文章称，某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所谓纪实文学作家打着讲述领袖故事的幌子，编造了太多的“神话”，使得走下政治“神坛”的老人家重新又走上生活“神坛”。他们凭空杜撰故事的胆子和编造出来的漏洞百出的情节，跌破了人世间求“诚”务“实”的道德底线。文章中否认了“毛泽东的亲属买不到火车票”、“毛泽东提倡节俭，因为反对装修房子，搬离刘庄和菊香书屋”、“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1960年因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毛泽东上午8时设家宴，以几碟湘味小菜招待末代皇帝”等说法。

最后“卸”还表示，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不能靠谎言来编织。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维护“领袖”生活“简朴”的形象而进行文学“再创作”。

2014年5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的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副馆长龙剑宇的文章则予以反驳称：

第一，在穿着上，最主要的是否定毛泽东穿过打补丁的衣服，认为毛泽东进城后的艰苦朴素都是“谎言”。

《毛泽东家居》一书里提到，进京时，毛泽东准备接见沈钧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卫士李银桥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像样儿的衣服，于是毛泽东穿着带了补丁的衣服会见了沈钧儒等人。“卸”声称，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见客不符合事实，认为：“按常理，没有新衣服，就穿平时身上穿的衣服见客人嘛，除非平时身上穿的就是‘补丁衣服’……为什么此时不仅箱子里没有不‘打补丁’的外衣，连毛平时身上穿的外衣也打了补丁”，“可当时与他一起开会、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或各级干部，没有一个人提过亲眼看到毛穿着打补丁的外衣”。“卸”在此列举的一系列证据，比如毛泽东“穿过新衣服”、“穿过没有打补丁的衣服”等，实质上都不能构成推翻毛泽东穿过补丁衣服见客的充分证据，相反，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毛泽东一贯地穿着简朴。例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给抗大学员作报告，记录这个历史瞬间的照片更是尽人皆知。1954年8月，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穿的就是一条屁股上轧满罗纹补丁的裤子，这条裤子现在就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展出。毛泽东穿过补丁衣服的事实，有照片、实物、工作人员回忆为证，这是铁的事实，其中的确透露着毛泽东的一些生活习惯。

第二，在饮食上，对毛泽东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菜谱和 “特供”问题上。

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毛泽东菜谱、食谱共计23份，其中食谱15份，标明具体年代的，有1956年4月、1962年9月19日至1963年5月27日、1976年9月4日至9月8日，等等；菜谱8份，有具体年代的是1961年4月26日、1964年10月22日、1976年6月26日。

这些菜谱和食谱基本保存完整，均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手写，记录了毛泽东每日的饮食情况及菜色安排。记录这些食谱和菜谱所用的纸张非常随意，有零散的一张一张的，有几张纸粘在一起的，有缺少封皮的笔记本，也有8开或16开的白纸，边上用粗白线装订而成，或者干脆就用信纸对折裁成两半，然后用硬纸板夹起来。它们材质不一，字迹较为潦草、凌乱，用笔也各不相同，有铅笔、圆珠笔、钢笔，笔迹颜色也是红黑蓝交杂使用。从记录方式和使用的材料看，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的菜谱和食谱而显得郑重其事，但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却因此更具说服力。

“卸”质疑存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所有菜谱都是毛泽东用过的，但他可能忽视或者故意无视了“食谱”和“菜谱”两个概念的区别。“菜谱”是指常备而不一定实际食用过的饮食清单，相当于餐厅供食客点菜的菜单；“食谱”是指实际吃过的饮食清单，相当于最后买账时的菜单。显然，食谱数量一般会比较少，而菜谱则是菜品大全。毛泽东的饮食记录就存在上述两种情况，被人指责甚多、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一本西餐菜品清单，实属“菜谱”的范畴，而非毛泽东实际享用过的“食谱”。这本菜谱制定时间为1961年4月26日，纸张较厚，白纸上有机制压印，共8页，封面上标明内容是：西菜、西菜汤；按食品类别分为七大类：鱼类、鸡类（含小鸡类）、猪肉类、羊肉类、鸭类、牛肉类、汤类。对照毛泽东1962年及以后他自己实际用过（招待外宾除外）的食谱，均未发现与此本西菜谱相同的菜品，由此可见这份菜谱应该是为大规模宴请西方客人而准备的。至于这本菜谱封面上留下的日期，不过是厨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制作这本菜谱的时间而已。

“卸”质疑存在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所有菜谱都是毛泽东用过的，不过是想证明毛泽东在最困难时期并没有与全国人民一同过苦日子，相反却是花天酒地。但是，把毛泽东会见外宾举办宴会或者其他场合需要相对丰盛的席面时所列的菜谱，等同于毛泽东日常的饮食，以公务接待或个别场合的“丰盛”来认定毛泽东日常饮食生活的奢华，无疑是可笑的！

第三，在居家上，对毛泽东住处的质疑，同样成为“卸”所关注的重点。

首先不否认，有少数地方是毛泽东专建住处和毛泽东相对专用，但像“卸”那样，把毛泽东在全国视察或休假时住过的所有地方都罗列为毛泽东专用住处，则完全不可信。这些住所相当一部分原已存在或者并非为毛泽东专建，也有许多领导人或者其他人住过。“卸”为了证明他认定的毛泽东搞特殊的错误想法，将这些地方统统置于“专用”之列。例如，韶山松山一号别墅，本来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接待之用的“韶山招待所”，毛泽东1959年6月住过两晚后，还接待过大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以及外宾。滴水洞别墅，与毛泽东说过退休后要在滴水洞建一所房子有关，所接待的第一位领导人并非毛泽东，而是胡耀邦。毛泽东在弥留之际，工作人员为防止唐山大地震意外伤害，让毛泽东暂时留居(仅仅住过1个多月)的中南海202室，被“卸”作为毛泽东奢华居住的“物证”，然而他却绝口不提这个房子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建成后，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请毛泽东搬到202室住，他都没有同意的事实。

无论是作为《毛泽东家居》的作者，还是李银桥这些毛泽东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讲述，当然不能排除感情因素，但感情并没有替代事实。“卸”罔顾人证、物证，认为当事人的回忆和描述是虚假的，不顾事实，以无良之心贬斥良知、道德，难道他的目的就是正当的吗？相信聪明的读者对此会有清醒的认识。

以下是“卸甲一书生” 发表于2013年5月13日的《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文章内容：

自从两年前笔者对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兴趣，并愿意在这方面搞点研究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某些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所谓纪实文学作家打着讲述领袖故事的幌子，编造了太多的“神话”，使得走下政治“神坛”的老人家重新又走上生活“神坛”。他们凭空杜撰故事的胆子和编造出来的漏洞百出的情节，跌破了人世间求“诚”务“实”的道德底线。下面列举的仅是其中少数例子，如果读者有兴趣的话，这种“打假”工作还要继续，并撰写《假故事背后的真相》之续一、续二、续三……

故事一：毛泽东的亲属买不到火车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韶山的乡亲获知毛泽东就是一国之主，奔走相告，高兴地说：‘今后天下姓毛了！’一些亲戚和乡亲一拨拨坐火车去北京城，有的要求当干部，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要求介绍求学读书，都被毛泽东劝了回去。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也赶来了中南海探亲，毛泽东很高兴。破例放下了手上的工作，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谈话，真是其乐融融，亲密无间。但说到要求安排工作的事时，毛泽东说：‘我当主席，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过去的皇帝一上台，亲戚朋友跟着沾光，鸡犬升天，亲戚当皇亲，喊国舅皇姑，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说服了两人，毛泽东用稿费给他们买了衣服、礼品，让他们在北京玩了几天，就要送他们回去。没想到，遇到难题了，当时快过年了，买票人很多，连续三天买不到火车票，警卫人员不得不到车站‘安营扎寨’，加入长队行列。最后，千辛万苦、费尽周折才买到车票，送两人回乡”。

毛泽连、李云凤这两位“皇亲国戚”为什么会遇上买票难，上文的解释是“快过年了”，就像我们现在遇上“春运”一样。但马上有网友指出，这不对。1950年的农历新年为2月17日。而毛泽东本人早在1949年12月6日就乘坐专列离开北京访问苏联，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如果毛泽东一走，两人就走，并真的遇上“春运票荒”，时距春节两个月另11天就买不上票，情节不免荒唐。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离开北京后，两人又在北京玩了一段时间才返回老家的。可是主人走了，客人还在府上不走，并且一“赖”就是一个多月（这才进入“春运票荒”时期），同样不合情理。

所以在另一篇叙述同一故事的《毛主席也曾三天买不到火车票！》文章，干脆不提为什么排长队也几天几夜买不上票的原因，似乎1949年底北京的火车售票形势就是如此，也不知道北京人都争着抢着坐火车外出是为什么？

故事二：毛泽东提倡节俭，因为反对装修房子，搬离刘庄和菊香书屋

这是两个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叶子龙回忆录》说：“解放后毛泽东经常到杭州，开始时住在刘庄招待所。后来，为改善毛泽东的居住条件，地方政府对招待所进行了装修。毛泽东再到杭州时，发现了这一变化，很不满意，坚持搬到别处去住，从此再也没有住过刘庄。”相关文字于2007年9月16日在中国文革研究网上发表，帖子题目是《叶子龙：杭州刘庄招待所是毛泽东的“别墅”吗？》

二、毛泽东入住中南海菊香书屋后，坚持勤俭节约。1966年，他于7月18日一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征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两个故事的情节都明显不靠谱。

杭州刘庄位于杭州西湖畔的丁家山景区，依《红楼梦》大观园设计建造。它面对苏堤”六桥烟柳“（即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背仰双峰，一览湖山胜景，是近距离观赏苏堤全景的最佳去处。建国后，经著名园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设计，更呈现了楼台隐现、回廊曲折、临湖依山、清新优雅的景观，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丁家山半山腰处，有一绿色琉璃瓦面、上饰金黄色瓦翅角的楼房，以围廊亭阁相护卫，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住的一号楼。毛泽东喜欢杭州，除北京外，杭州和武汉是他1949年以后呆的时间最长的两个地方。但”据当时刘庄警卫汪龙和告诉中新网记者，1953年毛泽东解放后第一次来杭州时就住在刘庄，在汪龙和的记忆里，当时的刘庄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破烂不堪的。‘那时候的刘庄只有一层楼，刮风的时候楼板都在响’。“所以，浙江省委于次年决定把刘庄建为国宾馆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将昔日的韩庄、杨庄、康庄、范庄揽于其内，面积达36万平方米“。从1953年到1975年，毛泽东去杭州40余次，多住刘庄。如1957年毛泽东到杭州，即与江青住在刘庄宾馆，并未有听说他对1954年这场大规模改建有任何意见。为什么到了1959年，仅仅因为对刘庄进行了装修，远比1954年的动静小的多，费用也无法与那次改建相比，毛泽东会”很不满意“，坚持搬走？再来看看汪庄，它原是安徽茶商汪自新1927年所建别业，1950年代经过修建，新建主楼、配楼、连廊以及宽广草坪、雪松树丛。这里所说的1950年代具体说来是1957、1958年。汪庄宾馆（今西子饭店）的网页自我介绍1958年1月开业，曾专门调查过毛泽东故居的杨庆旺说汪庄于1958年修建，1959年投入使用。无论哪种说法，都意味着刚刚改建完一两年。毛泽东搬进汪庄后，很高兴，常对工作人员说：“湖南、北京是我的第一、第二故乡，浙江杭州是我的第三个家。”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是清代建筑。据参加丰泽园修缮工程的田恒贵工程师介绍，毛泽东入住后，对其进行过大大小小的局部或全部修缮。1951年，田恒贵进入中南海工作后主持的第一个工程，是给毛泽东和江青建卫生间。一年以后他们把院内走廊加高了，并做成了用玻璃和木石材料封闭式的。1956年，又拆了东边的西六所建筑，院子不断扩大，增建了毛泽东及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用的乒乓球室。还重修了卫生间，为毛泽东换了个大浴缸。1958年对菊香书屋进行改造（称“06工程”），是当年中南海最大的工程，院内所有建筑的房顶全扒掉了，将墙增加了高度，做了通风道，然后重新做了房顶。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宽了。房间内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还将毛泽东居住的房屋的窗户都扩大了，做了双层的钢窗。

田恒贵还说：“在改造之前，菊香书屋院子里的走廊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间有东西两个配廊连接，其中转角的部分走廊比较低矮，也没有封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与毛泽东高大身材相比，走廊就更显得低矮，虽然实际上碰不到毛泽东的头，但看着老让人生出要碰到毛泽东头的担心，让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另外，毛泽东的卧室和工作的房间里面是不通的，要从外面的走廊走。然而毛泽东常常顾不上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受凉感冒。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提议把院子里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并封闭起来。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但在他因此受凉感冒后，又经过反复解释劝说，他才不反对了。”“从1954年到1958年，围绕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曾多次做过计划和设计，画好了改造的图纸。但毛泽东一直都不让修，说国家困难，能节省就节省。在毛泽东的一再反对下，菊香书屋始终没有大动土木，只是做了几次小的修葺改动。”“到了1958年，菊香书屋的改造工程再次提上了日程，领导分别让田恒贵和另一名工程师梁炳亮各搞一个工程设计方案。他们两人的设计图画出来后，毛泽东的”大管家“叶子龙和罗道让又在此基础上，各自做了修改，画出草图。两份草图被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最后选定了叶子龙的那一份。本来毛泽东是不同意对自己住的房子进行修葺的，身边的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解释说房子实在是太旧了，长时间没做过整体修理，房顶渗漏，柱子的漆都脱落了，这样将加快古建筑的损毁，必须进行适当的修理，才有利于古建筑的保护。毛泽东这才被说服了。”

关于游泳池的修建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来自在中南海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田恒贵。他说该处原系为方便毛游泳，1955年由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室内游泳池。另一个说法来自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深。他说：“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建筑内除游泳池外，还有门厅、更衣室、淋浴室，东南角有供其休息的一间住房，南面有供其会客的大厅。因为喜欢，毛泽东经常在此住宿，1966年以后长住，所有物品仍放在丰泽园，并从那里的厨房把饭做好送过来吃。

毛泽东为什么要移居游泳池？张玉凤说是因为未经毛泽东同意而修缮菊香书屋的缘故。但专门负责修缮中南海房屋的田恒贵工程师则另有看法。他说自游泳池修好后，毛泽东时常来住。至于1966年正式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则是“是因那里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书屋更敞亮”。1957年11月2日跟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发现，毛泽东住的房间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心情好像特别好，对这样敞亮的房间很喜欢。从苏联回国后，王敬先将他的观察告诉了周围的人，于是人们有了毛主席喜欢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书屋经过这样的改造后，毛泽东确实比较满意。

田恒贵还纠正了张玉凤的另一个错误说法，即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修建了中南海室内游泳池（事实上还包括旁边的室外游泳池），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亿元（旧币，相当于新币5万元）支付的是玉泉山小游泳池的费用。而中南海游泳池项目是由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管理局局长邓典桃批准，中央建筑设计院设计，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的，田本人参加了游泳池外墙的粉刷、装修，游泳池内部的部分配套项目施工及后来的维修工作。

对比两次迁居前后毛泽东对修缮或新建自己房子的态度，蛮有意思。

从1954年到1958年，毛泽东说国家有困难，能节省就节省，一直不让对菊香书屋进行大修，有关部门只好乘毛泽东不在北京时进行几次小修。1958年菊香书屋的改造问题再次提上日程。这次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同意了，并在几个方案中亲自选定了一个改造计划的图纸。1959年6月，毛泽东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库游泳，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咯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住好吗？”1960年5月，毛泽东回长沙，与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再次谈起韶山有个滴水洞，这个地方很好，要让张平化把滴水洞修起来。

同时他却对杭州刘庄宾馆的装修“很不满意，坚持搬到别处去住，从此再也没有住过刘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回到故乡，首次住进张平化为他盖的滴水洞别墅。滴水洞一、二、三号主体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还仅仅是一期工程，二期、三期工程因为经济困难没有上马。毛泽东很满意，“抬眼望着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同时他却在7月18日返京后，对菊香书屋“安上双层玻璃”这样规模不大的修缮“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征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

修缮菊香书屋让毛泽东不高兴，因此迁居，这在中南海内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肯定犯了大错误。1953年因为江青自作主张修了玉泉山一号楼小游泳池，毛泽东非要让她写检讨，并且拿出自己5亿元（旧币）稿费替她付账。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听说有哪个人受到批评，甚至写检讨。

只要不是智力太差，谁都惦量得出来修缮一下旧宅和建造一座新宅哪个花费更大？谁都清楚哪个是勤俭节约，哪个是铺张浪费？更为诡吊的是，两个故事的结局才令人大跌眼镜：每当“故事”中的毛泽东表示要坚持勤俭节约，对原住房装修（或修缮）表示不满而搬走时，却总是搬入另一座更新的房子！

故事三：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1960年因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

卫士封耀松说，1960年毛泽东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来，封耀松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总理一次次来劝：‘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主席揺揺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这段故事随后在媒体上越传越离奇。曾经担任过毛泽东警卫员的易以禄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态：“那时传闻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实。当时，给主席做饭的有两名厨师，姓韩的负责做菜，姓李的负责做饭，每餐就着两盘素菜和一碟小辣椒用餐。”《文史月刊》2010年第1期，刊载蒋益文的《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吃一口肉》一文，称从“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2012年5月4日，人民网刊登的张子剑的文章，题目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7日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

综核以上文字，其观点是：1960年毛泽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靠野菜马齿苋和炒菠菜充饥，7日不吃米饭，7个月（甚至3年）不吃一口肉，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

这些说法都不对。

封耀松说到毛泽东生日那天，他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了。毛泽东的生日是12月26日，前推7个月，就是1960年6月。这期间毛泽东没吃过一口肉吗？看看1960年春节后从上海锦江饭店调到中南海服务科工作的厨师苏林发怎么说的：当年7月，毛泽东家里请客，“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于是从上海锦江饭店新调来的厨师苏林发被派去掌勺。苏林发回忆说：“那天我做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做的。’毛主席笑了。我从丰泽园出来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与我照了张合影照”。

封耀松又说，毛泽东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同样是杜撰。青黄不接是什么时候？从春节后到7月份割麦子期间。关于1960年毛泽东的行止，我们知道他于1959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组织读书班，阅读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次年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1960年3月，他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叫上柯庆施、杨尚昆及工作人员，一起为卫士沈同办了婚礼，还请了几桌婚酒；7月份又在北京吃了苏林发师傅做的肘子和鱼。这期间有什么必要20多天不吃一粒米，只吃马齿苋和菠菜？顺便说一句，马齿苋是一种野菜，春天长出来一个多月就老了。因为毛泽东喜欢吃，北京玉泉山特供基地进行人工种植，确保每天产一斤鲜嫩马齿苋。菠菜因北方已有暖棚种植的传统，常年供应并不难。但当时南方各地都吃时令菜。毛泽东对马齿苋和菠菜这两样情有独钟，去南方巡视时，想这口就很难。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孟进鸿将军说：“主席每到一地，要请人谈话，来了，走了，不兴师动众。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种，有时真不好找，一旦没有，他也会显得不高兴。有时甚至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武昌鱼也只好专程由湖北运来，不像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可见吃马齿苋和菠菜并不便宜，成本费用十分可观。

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究竟有多长时间不吃肉？是在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之间。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并非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而是为了表示与民众同甘共苦。他宣布“不吃肉”，可能仅仅是指猪肉，而非牛羊肉。作为这段经历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一向不喜爱牛羊肉的毛泽东，从此喜欢上了用西餐和中餐方法烹制的牛羊肉菜品。他在“不吃肉”期间，并未出现营养不足的现象，仍可以吃到花样繁多、用猪油烹制的各种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虾、野味等其本人并不反对的肉食品，偶尔还吃了红烧肉和肉包子。

至于说毛泽东在1960年因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恐怕是整个故事中最难以置信的情节了。奇怪的是，执这一说法的不仅有卫士封耀松，一个名叫秋石客的网友还把文革期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夫人王纯也拉来助阵。秋石客说王纯告诉他：“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王纯已经去世，她究竟对这位秋石客说过这番话没有，无法对证。笔者的疑问是：1950年代，纪登奎还只是个地委级干部。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许昌时，他因为上车汇报时效果不错，给毛留下深刻印象，“文革”时称其为老朋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典型提拔到中央工作。但纪登奎到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时，按照纪律，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身为普通干部且无汇报之责的老婆一起带上车，毛泽东当然也不会见过王纯其人。那么到了1960年，恐怕连菊香书屋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的王纯，有什么资格带着几位女同志进入中南海，进入丰泽园？1963年，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搬出中南海，随后即被没收了通行证，其后想与自己亲生父亲见一面都难，在大门口就被挡了“驾”。几位来自河南的女干部是通过什么办法“混进”这座由8341部队战士、外卫卫士和内卫卫士们里三层外三层守卫的房子？即使真的进去了，毛泽东本人会同意让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同志随随便便地“摁”自己的腿吗？

事实上，说毛泽东得了浮肿病，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从1954年秋天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经常陪他吃饭，并为1960年毛生日餐当事人之一的秘书林克为此专门打电话询问了当时的保健医生、护士长。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毛泽东当时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每日负责为毛泽东保健，其工作就包括检查身体，为什么没有发现浮肿？退一万步说，如果卫士封耀松真的是在按摩时发现有浮肿迹象，胆敢不向上级报告，不向保健医生和护士长报告，无疑犯了天字第一号错误。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真是个奇迹！

故事四：毛泽东上午8时设家宴，以几碟湘味小菜招待末代皇帝

先来看一篇网文：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4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者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

以上关于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的故事细节纯属臆想。

一是春节期间，早上八点钟设家宴请客人来吃饭喝酒，既不符合国人风俗，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作息习惯。

中国人设宴请客，大都在中午或者晚上，为的是掌厨者有充分的准备和烹饪时间，就餐者也经过一上午或一下午的肠胃消化，有较强烈的食欲，愿意享受主人的美味佳肴。早餐则不同。它只是为了满足人一上午工作的需要，对身体进行一定营养成分的补充，所以大多以“吃好”为原则，讲究营养丰富，不讲究菜品花样繁多。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即使主人不在乎，也要考虑到客人头天晚上是否为庆祝节日熬了夜，能不能那么早起床，一大早起来是否还有胃口？而早上八点钟请客时上葡萄酒，更令人匪夷所思。毛泽东家乡湖南以及他当时所在的北京有喝早酒的习惯吗？

说毛泽东早上八点设家宴请客，也不符合他晚上工作，白天（主要是上午）休息的习惯。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在人们通常抖擞精神开始一天工作的清晨，却进入了梦乡。为此，中南海警卫人员要对菊香书屋周边道路进行管制，不许汽车行驶；还要把他住宅周围树上的鸟儿打跑，不让它们在枝头啼叫；周恩来等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也要服从毛泽东的作息习惯，随时准备半夜三更被叫去问事。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本人也很在意上午这场觉，有一次甚至为此对维修房子的工人发了脾气。那么，需要故事作者解释的是，他为什么单单在1962年的春节，一大早就起床并请人吃饭呢？

二是宴请末代皇帝的故事中说，“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也不符合毛的待客惯例和中国人情常理。

中国人平时自己吃饭时，可能比较俭省。待客时总要些面子，那怕只加一、两道菜，也表示出盛情款待之意。目前未有任何资料证明，毛泽东本人在待客规矩上“反潮流”。1952年春天，他请自己战争年代的卫士翟作军吃饭，“共有五个菜，一火锅大白菜粉丝汤”。1959年6月24日，他听取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汇报时适逢开饭，留其同餐，席间上了“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请一位客人尚且有“五菜一汤”或“六菜一汤”，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以及末代皇帝溥仪5位客人却只上几碟湘味小菜而不上主菜，说得过去吗？

如果故事作者所说是真的，将毛泽东招待5位客人的菜品与一个多月前他的生日餐相比较，更令人无法理解：据《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1页记载，1961年12月26日，请客共4席，小吃有腊肉、苦瓜、咸蛋松花、蒜黄肉丝；冷盘有桂花鸭子、洋火腿、黄瓜、烤夫、糖醋白菜、陈皮牛肉、蚧肉；热菜有烧扁鱼、面条鸡、粉蒸肉、烧芥菜、鸡油豆角；主食有煎年糕、寿糕、面条。

如果故事作者所说是真的，将其后6月10日和7月7日两天毛泽东早餐菜谱与之比较，同样令人无法理解：6月10日早餐有番茄、雪菜、炒苋菜、烩芦瓜；7月7日早餐有雪菜笋丝、炒海带、炒苋菜、生边豆芽。对照毛泽东请4位乡贤名人和一位被特赦的皇帝的家宴，菜品是不是太寒酸了点，还不如他自己常吃的早餐呢！

三是在毛泽东请客的餐桌上，真的有“青辣椒炒苦瓜”这道菜吗？

中国食材搭配，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但针对某一个特定就餐对象，食材搭配就不能乱来，要符合其一贯口味和喜好倾向。毛泽东从小家乡菜吃惯了，而湘菜在食材搭配上有自己规矩。比如，1959年毛泽东上庐山之前到长沙，湖南省委在湘江船上招待吃晚餐，其中就有炒苦瓜这道菜，但没有说用青辣椒炒。后来回韶山故里，在专门为毛泽东盖的房子松山一号就餐时，也吃过小菜煎苦瓜，与炒辣椒不是一道菜。他离开韶山的最后一餐，也有小菜炒苦瓜，同样没说与青辣椒同炒。

为毛泽东炒苦瓜究竟要配什么菜？为他做饭的厨师和陪他吃饭的工作人员有自己的说法。曾多年为毛泽东和江青做饭的程汝明厨师说“苦瓜炒鸭子、炒肉都可以”。厨师韩阿福回忆，他给毛做的菜有苦瓜炒肉。1961年毛的生日菜谱上，有小吃苦瓜这道菜。1966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回韶山时，湖南省委从长沙派来特级厨师石荫祥给他做饭，当时留下的一餐菜单即有苦瓜烧肉；在毛泽东晚年陪他在卧室吃饭的两名工作人员之一的孟锦云也提到“主席常吃的菜”有苦瓜炒鸭子。程汝明师傅还回忆，他给毛做的年夜饭有豆豉苦瓜。于存师傅则因为有一次早上5点多钟，卫士通知毛泽东要吃饭。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还是迷迷糊糊的，错把苦瓜倒进炒辣子鸡丁的锅里，端出了一盘“苦瓜炒鸡丁”，为这事还挨了批评。可见炒苦瓜配错料还算是事故。目前可见到的相关资料中，为毛泽东做苦瓜有炒鸭子、炒肉、炒豆豉等做法，唯独没有见到过用青辣椒炒苦瓜的做法。

笔者猜想，故事作者对这次宴请究竟上了什么菜语焉不详，却专门提到毛泽东“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很可能是为了呼应流传甚广的他“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传说，因为这次宴请毕竟是在刚刚摆脱“三年困难”的1962年春节。作者自己也明确说“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其实这是过虑。事实真相是，毛泽东宣布不吃肉只是在1960年9、10月间到1961年4月，是他为表示与民众同甘共苦的政治决定。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使用了鱼籽、鸽子、大虾、猪肉、牛肉、鸭子、桂鱼等肉类食材；1961年生日餐使用了猪肉、鸡蛋、鸭子、牛肉、蚧肉、鱼、鸡等肉类食材，可见早已开戒，没有任何必要只在宴请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及末代皇帝溥仪时改为吃素。

中国餐饮讲究色、香、味、形、意俱全，“青辣椒炒苦瓜”这道菜在第一条上就犯了大忌。如果非要让我炒这道菜，我定会选择红辣椒而非与苦瓜颜色几无差别的青辣椒。

只是为了好看。

因篇幅原因，暂且打住。行笔至此，颇有感慨：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不能靠谎言来编织。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维护领袖生活“简朴”的形象而进行文学“再创作”。







(嫈子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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