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奈德在《美国深渊》一文中颇具洞见地从特朗普对“民主党选举舞弊”的指控,以及后续共和党内部两拨人(斯奈德将其区分为玩家[gamers]和破坏者[breakers])基于不同动机对特朗普谎言的纵容出发,分析了美国政治的特朗普症候:“后真相”是“前法西斯主义”(Post-truth is pre-fascism),而特朗普正是美国的“后真相总统”。当人们放弃真相时,就是将权力让与拥有财富和克里斯马(charisma,又译作超凡魅力)的人,就地制造奇观。没有对于基本事实的共识,人们就无法形成让他们可以捍卫自身的公民社会,如果人们失去那些生产与自身相关之事实的机制,那他们就将沉湎于那些迷人的虚构。真相越少,其自我防御能力就越差,特朗普时代正是地方新闻衰落的时代。社交媒体变得不可取代:它极度强化了人们寻求情感刺激与安慰的心理习惯,这意味着在什么“看起来是真的”,与什么“确实是真的”之间的边界消弭殆尽了。真相破坏法律,并招致一种迷思的体制。
2019年12月12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关于儿童保育和带薪休假的白宫峰会。
斯奈德将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作为当下的参照,如同历史上的法西斯领袖一样,特朗普将自己塑造成真相的唯一来源。他对“假新闻”一词的使用,恰恰呼应了纳粹所诽谤的“Lügenpresse” (“lying press”,撒谎的媒体);也如同纳粹那般,特朗普将记者称作“人民公敌”(“enemies of the people”);类似于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媒体被大萧条所冲击的背景,美国媒体也在2008年后受到了金融危机的重挫;而纳粹相信他们可以用广播取代报纸的多元主义,特朗普正试图用推特完成同样的伟业。在当今科技的加持下,特朗普撒谎的速度是过往所有法西斯领袖都无法企及的。虽然大多数都是小谎言,但是它们的效用是累积的。要相信所有的这些,就要求你接受个人的专制,因为你需要怀疑他之外的所有其它事。当这种个人专制建立起来了,总统就可以像对待骗子一样对待所有其他人,他甚至仅凭借一条推特,就能把一个值得信赖的顾问变成一个毫无信用可言的无赖。但如果他没能将足够大的谎言强加于世,依靠幻觉制造出一种供人们生存与死亡的另类现实,他的“前法西斯主义”就会很快衰落。
他的一些谎言是中等大小的,比如俄罗斯在2006年大选时候没支持他,又比如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这种中等大小的谎言是21世纪专制主义者的标准入场券,比如波兰右翼政党基于总统卡钦斯基2010年飞机失事事件制造了一种殉难者崇拜,指控敌对党派暗杀了总统。而匈牙利总统欧尔班则将国内的一切问题归咎于这个国家屈指可数且越来越少的穆斯林难民。不过,斯奈德指出,这些都还算不上大谎言,称不上阿伦特意义上的“现实的织布”(the fabric of factuality)。作为历史中巨大谎言的例子,阿伦特讨论了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犹太人操纵着世界,德国在一战中战败是犹太人在背后捅的刀子……
意大利左翼哲学家、理论家和自治派的积极分子“贝弗”在e-flux上刊发了一篇对《美国深渊》的简短批评,文章指出,斯奈德没能解释的是,为什么美国社会中那么多的人“相信”特朗普那些虚假的陈述。他进一步追问,斯奈德自己是否相信,特朗普主义者们真的在字面意义上“相信”特朗普的话?“贝弗”援引《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Les Grecs ont-ils cru à leurs mythes? )一书,该书作者Paul Veyne的核心论述是,神话/迷思的力量并不在于从字面上相信一个隐喻,而在于忘记了隐喻式阐述的前后括号。神话/迷思式的信仰在今天可以在“信徒”的生活中实现某种务实的连贯性。在一个已经失去了任何理智的世界中,神话给它的信徒们的世界带来了意义。“贝弗”进一步指出,相信特朗普“我赢得了选举”的断言并非一个符号学意义上的错误,而是一种身份主义(identitarian,白人至上主义右翼运动的一支)策略的一意孤行。那些分享和传播神话/迷思的人并非像社会科学家一样寻找事实上的真相。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虚假阐述的力量作为武器。
在1月6日的围攻国会事件爆发后,FBI和特区警方号召美国公众帮助追捕冲击国会、引发骚扰的抗议者。在公众的印象中,这些参骚乱的特朗普支持者是来自农村的底层白人工人阶级,美国自由派将他们定义为“蓝领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1】然而,根据《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这些抗议者的真实身份经披露是企业主、首席执行官、州议员、警察、现役及退休军人、房地产经纪人、全职爸爸以及一些“骄傲男孩(Proud Boys)”民兵组织的成员。【2】其中包括了布鲁克林最高法院法官的儿子、芝加哥郊区沙姆堡的一家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共和党总检察长协会旗下的法治辩护基金则帮助组织了前往国会大厦的游行。【3】尽管抗议者中包括了部分所谓的“底层人民”,但是让许多人感到震惊的是,有如此大量的中产以及富人支持并参与了暴动,而所谓的“经济上的绝望”并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指出,纵观美国历史,大多数暴民暴力并非来自下层的抗议,而是来自上层的结构性暴力。白人政客利用了下层白人的恐惧、仇恨和无知,来煽动针对有色人种的暴民暴力。而这种暴力,通常是富有白人避免贫穷白人积怨于他们的一种方式。这不是特朗普独有的策略,而是美国政治剧本中最古老的伎俩。想要对富人减税吗?告诉那些在经济上挣扎的白人:黑人、穆斯林和移民正在改变美国的意识形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