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

wang7

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

水流云在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初的北京四中，貌似平静的校园里回荡着几分风雨将至的味道。

14岁的陈凯歌这样回忆当时的四中：“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 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 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 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饰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 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年）

此时，在初来乍到的陈凯歌眼中，四中有如雅典学院一般拥有着自由的氛围，理性与睿智的因子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而就在几个月之后，四中的血统之 争却几乎撕裂了整个学校，“红五类”与“黑五类”的区分使一间间原本安静的教室一夜之间划出了一道道鲜明的沟壑。昨天的后进生，今天便可能变成苗正根红的 革命小将，擎起革命的大旗向他们眼中的“反动分子”奋力挥舞；昨天的好孩子，今天便可能沦为地主家的狗崽子，如钟楼怪人一般四处逃避同学的唾骂与鄙视。一 个叫文革的幽灵持起“出身”这把锐器，不费吹灰之力将四中切割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

17岁的赵振开在高干子弟如云的四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当时的四中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是供家远的同 学住校用的。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平民出身的赵振开就住在六斋。他明显地感受到了1966年初的四中在平静之下的暗涛汹涌：“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 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不久之后，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便自以为高人 一等。”（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 2006年）后来，赵振开当了一名建筑工，70年代末与芒克共同创办了《今天》杂志，发表大量新诗，掀起了一代人对于文革的重新思考。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 笔名——“北岛”。

而20岁的马凯此时已经从四中毕业，入了党并成为了四中初中的大队辅导员。放学之后，他总是站在银杏树下为初中的同学们解答问题，成为四中的一段佳话。四中68届初中毕业生汤伯衡在四十年后满怀深情地回忆到：“下午放学时，他又在银杏树下等我。他严肃地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实是，少先队员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你出废品时，还不知道毛主席的那段语录，耳边又怎能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如果只用毛主席语录武装自己的嘴，放弃思想改造，就背离了毛泽东思 想的轨道。’他让我把稿子重写一遍，反复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到报纸电台的‘心得体会’，小到小学生作文，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 模式：‘……遇到困难，想起了雷锋、王杰，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提高了觉悟，战胜了困难。’因为文章中有毛主席的话，哪个敢说‘不’字。快四十年了，每 逢想起此事，我都不得不佩服马凯老师正直的品格和超凡的胆识。”（汤伯衡《难忘的一九七一》）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品格和胆识，马凯才在四中熬过了五年的文革 岁月，最终走到今天，成为新一任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四中的高干子弟，当时或是各班的学生干部，或是学校里的学习尖子。对于他们来说，父辈的荣耀就像一杯葡萄美酒，在他们的心中酿出了新甜，他们更希望 成为毛泽东新一代的护驾亲兵，在鲜艳的红旗上填上一抹自己的赤色，在革命的盛宴中领到一张自己的入场券。他们似乎天生就将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二．红色变奏曲

“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离四中不远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在北京四中初中就读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之子傅洋和他同 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彭真。但第二天，傅洋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彭真的名字就 出现在报端的批判文章内，成为被剥夺了权利的第一批人物。”（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年）

在革命的大潮中，四中的“红色贵族”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朵异样的浪花。可恰是这朵不大起眼的浪花却在数月之后演变成了一场席卷他们父辈的风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从这一天开始，四中的学生正式停课，高三年级6个班团支部组成联合支部在四中全面夺权。

在一个叫“敬亭山居”的博客中，我找到了一段当年四中学生的日记：

6月3日 星期五 晴风

今天学校的形势来了个突变，从“和风细雨”变成了势如破竹的“暴风雨”。这形势的转变，就是因为大家看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看了北大的七同学 写的大字报，识破了“不让写大字报”、“集中火力”是一个大阴谋。同学们要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今天的课都没上，同学们义愤填膺，写了 很多大字报，贴满了礼堂，贴满了教师小院。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写了几张。不过自己还不是非常积极的。自己还没有亲自拟搞，大部分都是签的名。大字报不仅声讨 “三家村”，而且给领导我们四清的工作队、校领导、老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触了许多令人气愤的事实。今天贴出的大字报把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气氛冲破 了。毛主席说得就是好，大字报的成功就是大。一切牛鬼蛇神都会在大字报的面前发抖。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今天贴的这些大字报中，也有一些意见提得不恰当，甚至有些混淆了敌我矛盾。这些应该纠正。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前车之鉴。自己看了大字报，对许多意见不 清楚应该肯定还是反驳。另外自己应该如何参加，如何批判，也不十分清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点一定要坚持下去。

6月4日 星期六 晴阴

今天形势又有新的发展。许多老师都揭发了杨滨的错误。问题越来越清楚了。杨滨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受骗的小问题，而是与反党黑帮有联系的大问题。她维护 邓拓黑帮，压制同学们大张旗鼓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们以前受了骗，真是太令人气愤了。这个“高水平”的校长要把我们往什么路上拉？！假如现在不 把她以及其它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我们的学校肯定会成为地地道道的三家村黑店。这真是太危险了。……

今天我们学校又有一件喜事。市委工作队派了三人的工作队到我们学校来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同学们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家高呼共产党万岁！……



一、提出“废除现行高考制度”倡议前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正在北京四中上高中，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与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 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发表几乎同时，在北京四中发生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北京女一中高三（1）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共同提出“废除现行 高考制度”的倡议。倡议得到了当时党中央的肯定，作出了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决定，新闻媒体大肆渲染，一时间，女一中和男四中成了大众瞩目的焦点，此事对四 中的影响并不亚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可以说，这个倡议才是四中文革的起点。我本人就是高三（5）班的学生，了解这件事的一些内情，故可以对这件事做一些 回顾与反思。

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和决定6月6日见报，距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只有 5天。学校的正常秩序已被打乱，学校的党政领导已经靠边站，而文化大革命派出的工作组尚未到位，面对蜂拥而至的表示支持的人群和单位，只好由学生中一批运动的积极分子（主要是高干子弟）负责接待。

那两天，四中校园可谓门庭若市，一群又一群的祝贺人群捧着鲜红的贺信，敲锣打鼓地来到四中。四中校长室前面的台阶成了临时的接待站。人们高喊着“坚 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坚决支持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向革命小将学习、致敬”等口 号，把大红贺信交给接待的四中学生。致贺的单位排成了队，一队刚走，另一队马上接上来。围观的四中师生，看热闹的校外群众挤满了学校的四合院，校长室贴满 了各式各样的贺信，前来采访的新闻媒体络绎不绝。那绝对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烈、激动的场面。

次日，在四中的大操场上，举行了庆祝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与决定发表的全校师生大会。我代表高三（5）班学生在大会上发了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 音，并在当晚的新闻中播放了庆祝会实况。又过一天，全国唯一的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把女一中高三（1）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代表请去发表了颇为激动人心 的讲话。我们高三（5）班推选王倩倩同学为代表去电视台，讲话稿是我们班几个文笔较好的同学在播出的前一天连夜加班写出来的，通篇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声讨 和推翻这一制度的决心。但到了电视播出时，我们发现，原稿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几句空洞的口号。事后，我们问起王倩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 动，这已完全不是我们高三（5）班学生想要表达的意思了。王倩倩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们，在播出前，电视台的编导对讲话稿提出了种种要求和限制，规定必须按照 他们要求的口径去讲。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在媒体上发表言论仅仅是借助讲话人的嘴，表达的却是上层领导者的意思。

后来，全国有名的各大报刊纷纷来人到我们班约稿。我们几个撰稿人为此很伤脑筋，因为不同的报刊有不同的角度，不能想说什么就写什么，而是首先要符合 媒体的需要，要根据他们规定的口径去写，发表出来的文字大都已面目全非。记得当时《解放军报》邀我们班写稿，因为要赶在风头上见报，为赶时间，报社编辑特 地把我们班几个倡议的主要参与者和笔杆子请到报社，让我们边议边写，当时就要拿出稿子。这真让我们几个人费了一番脑筋，熬了足有半天时间，总算交了差。第 三天，《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署名为“北京四中一群学生”的文章，依然是被改得面目全非。

倡议事件与刚兴起的文革群众运动互相呼应，足足热闹了一个多星期才逐渐平息。

这件轰动全国向教育制度开刀的事件发生在女一中和男四中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北京市颇有名气的重点高中，其共同的特点就是集中了相当 数量的干部子女，有不少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有很多是掌握着很高权力的领导干部。因此，从家长那里有条件了解国家领导层的一些政策动向。倡议 的提出者就是在洞悉了中央有废除现行高考制度的动向之后，才动手起草倡议的。

四中的一些高干子弟学生（并不只是我们班）受当时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制度政治气氛的感染，本来就有了提出废除高考制度的酝酿，但因各种因素的影响， 迟迟没有动手，后来知道女一中的学生先动手，而且已经通过内部渠道发出，为了不错过这个表现的机会，急急忙忙写出了附议稿。据当时参与写稿的人事后透露， 他们是对照着女一中的倡议稿下笔的，力争从气势上、言辞上都要压过女一中的稿子。回头看去，我们这群青年学生确实有着革命的热情和所谓的造反精神，但实事 求是地讲，在很大程度上，倡议的提出只是看准风向，投机取巧的一场闹剧而已。当政者正是利用学生的单纯与热情，开始了对十七年教育制度的否定。没有两个学 校的倡议，高考制度也一样会被废除，不过是要另找一个借口罢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呢？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

文革的爆发源于毛泽东对建国以来十七年国家走过的道路的错误判断，这种错误判断首当其冲的是教育制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 信，即《五七指示》。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不仅给十七年的教育制度定了性，即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而且明确点明了今 后教育工作的方向，那就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个指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党内外公布，为后来的造“十七年教育路线”的反做了舆论上的准备。要 “革命”总要迈出第一步，总要有个突破口。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整个教育制度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自然是首当其冲。废除高考制度已是早晚的事，由处在高考前夕 的高三学生提出倡议，不过是为废除高考制度提供了一个很恰当的借口而已。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满怀着一腔革命热情，有早已被鼓动起来的跃跃欲试的 革命造反劲头，加上深陷在个人迷信的泥潭里难以自拔，再加上一点急于表现自己的私心杂念，做出“废除高考制度”倡议的“惊人之举”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公 平地说，在我们孜孜不倦地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举动的意义、作用及其影响并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是那场“大革命”的需要让我们在那一时刻昙花一 现。

高考制度的废除，以及后来对教育制度的一系列毁灭性破坏，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后果早已有目共睹。当事过十多年，高考制度在邓小平的倡导下重新恢复的时候，我们这些早在十三年前就应该进入大学校园的学子们，才以而立之年捧起了大学的课本。在那一时刻，我们真是感慨万千，既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道路重新被开通感到庆幸，又为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幼稚、无知的举动而深深地忏悔。



6月15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整理材料。

下午开了斗争杨滨的大会，我们听喇叭。这个老奸巨滑的反党分子，一点儿不老实，根本不承认反党罪行。净往别处扯。根本没交代什么，还说大家提的问题 不符合实际情况，真是太猖狂了。同学们气愤填膺，高呼口号。虽然今天杨滨没交代什么问题，但她的气焰被煞下不少。通过今天的斗争会可以看到今后的斗争还是 会很复杂。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6月21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晚上开了斗争刘铁岭的斗争大会。开始由他作检查。开始他给自己扣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后所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大字报上所揭出来的。同学 们、老师对他的检讨非常气愤，大家打断了他的讲话，对他提出了许多质问，大会达到了高潮。最后工作队长讲了话，目标是坚决支持同学们的行动，对刘铁岭提出 了最后通牒，限他一天时间老实交代，否则就按照党的政策严办他。工作队长的讲话为同学们撑了腰，大家对他的讲话表示热烈的欢迎。听说会后刘铁岭狼狈逃跑， 骑上被拔了气门芯儿的自行车拼命跑，唯恐同学们追上揍他。

今天听他的检讨开始是受了骗的。首先自己对他抱有幻想，听起来就有些放松警惕。自己对主席的“敌人不打是不倒的”这个教导体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次又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教训。通过今天的受骗也可以看到自己的阶级观点是不够鲜明的，对敌人的花招儿没有灵敏的嗅觉。……

6月30日 星期四 阴、晴

今天上午开了斗争杨滨的会，她开始做了“检讨”，但只是放了两个多小时的屁，丝毫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同学们非常愤怒，纷纷发言，揭发和驳斥了杨滨。以后杨滨就要经常在学校了，我们必须做好精神准备，与她与一切牛鬼蛇神进行坚决的斗争。

杨滨校长，一位从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党的教育家，在6月的狂潮中，被“革命牌”的笔杆勾画成了“牛鬼蛇神”。

在四中入团、入党，亲历了北平解放，在四中呆了整整17年的刘铁岭老师也被红色的扫把扫进了牛鬼蛇神集中营。

翻开这位四中学生的日记本，看到一句又一句如此革命的口号，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时的四中确实开始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疯狂。这种疯狂无分成绩高低， 无分年级大小，像一个无底洞一般吸收一切。昔日对校长尊敬有加，今日却能够在这“牛鬼蛇神”背后狠踹一脚与她斗争到底；昔日还在用理性的尺子衡量着真理的 长短，今日却掏出了革命的圆规去画出阶级的半径。是什么让四中走向了这种群体性的疯狂？或许就是那种对于“革命”的无限崇拜。这一代的四中人毫无疑问都把 自己的理想根植在了这种崇拜之上，当他们坚信自己是为理想而战、为革命事业而战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迷局。

三．一场“伟大”的考试改革

四中作为北京市的顶级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处”。在从内部得知中央高层的意向后，四中的高干子弟完成了一项壮举——废除高考。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起来砸烂了他们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这是怎样的精神力量！

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又听说女一中（现161中学）写出了《北京 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政治敏感使他们不甘落后。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 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 的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在一个电视有如熊猫般珍贵的年代里，四中的学生想尽办法观看了这次直 播，与其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刘源当时名字是刘源源——编注），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 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 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刘源：《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就此而废。

而11年后，同样还是刘源，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历史像是跟刘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用两封信两次影响了中国的考试史。

四．东风肆虐

文革初起之时，四中的老红卫兵们以为，文革无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跟“三反五反”和“反右”一样。而他们则是天然的革命力量。

然而，他们渐渐发现自己父辈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渐渐发现叔叔们的脸色开始变得异常。他们发现，在这场革命中，今天还在台下向反革 命、黑帮分子们猛烈开火，明天就很可能变成走资派和叛徒的孝子贤孙。这场由他们自己点起的革命之火正在向他们父母乃至他们自己身上蔓延。

如果说6月初，他们还只是为了革命而革命，那么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为这场革命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为自己捏造一个“替身”，而“黑五类”与 “四旧”便不幸成为了他们中意的对象。而此刻的中央文革也不急于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颇为乐呵地看着老红卫兵们搅得整个北京天摇地动，因为乱局恰恰正是他 们孵化党内风暴最好的温室。

1966年8月到9月，北京——这座千年古都里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震惊。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红卫兵掀起一阵红色风暴。

在这种血色弥漫的环境中，四中无法出淤泥而不染。

8月4日，四中爆发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领导与教师们被勒令排成一队，有的带着高帽、有的挂着罪状、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被捆着双手，围绕着操场像游行示众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着小将们的怒斥甚至拳打脚踢。

与此同时，一场“保卫首都”的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约十万北京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流放到农村受难。当时所有的报刊对这一有组织、大规 模的违宪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道。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的指使纵容下，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于1966年8月23日率先发出了 《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

8月24日，四中文革会立即做出呼应，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名义发出《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不知这张传单是否也该收入四中百年纪念文集？

五．怪胎“西纠”

8月25日，北京市四中、八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而西城区纠察队的领袖，正是四中高三（五）班团支部书记孔丹。

至今为止，对于“西纠”的争论仍未停止。有观点认为“西纠”在文革之中通过著名的“西纠1-10号通令”起到了规范红卫兵行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这里我有必要对于“西纠1-10通令”的内容进行一些摘录：

第二号通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切切此布。

第三号通令——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第五号通令——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第六号通令——

一、关于文斗

我们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打人、体罚及变相体罚、侮辱人、逼供信、等等，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二、关于体罚及变相体罚 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三、关于侮辱人 “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四、关于逼供信 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事实证据，反而片面轻信口供，迷信口供，并用武斗或威胁的方法逼人口供，逼出来了就信，这就叫逼供信。这种做法是盲目的，极易被坏 人利用，这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五、关于劳动 应该组织参加劳动，这样便于对那些人进行改造，但一定要区别对待，一定要适量，老弱病残劳动的时间不宜过长……

通过上述的这些通令，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在那个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西纠”的一系列行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 们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以留下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最后一分颜面，也因此有四中的校友曾戏称孔丹为当时的“北 京卫戍区司令”，以至于“西纠”的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周恩来就曾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与此同时，又有一些人将“西纠”视为血统论的忠实拥护者、一群疯狂的红色贵族，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的行为完全是为了保护其个人的阶级特权，平民出身的红卫兵们更是对“西纠”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感。

事实上，“西纠”本身也是一个失控的组织，“西纠”的上层机构对于下层的组织很难加以控制，“西纠”上层的命令也根本无法得到彻底的贯彻，所以我们 无法把“西纠”的过错仅仅归咎为其领导的责任，也无法仅通过其部分组织的行为来定义“西纠”的性质。当时，有的组织打着“西纠”的旗号为所欲为，采取的行 动甚至比红卫兵刚刚兴起的那段时期有过之而不及，而正是这些可能并非“西纠”直接授意的行为激起了对于“西纠”的全民性愤怒，为“西纠”的覆灭埋下了伏 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六中的地下监狱。可以说，“西纠”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个理性与疯狂所共同孵育的产儿。

四中不仅是红色贵族的集中地，四中同样有着数量不少的平民子弟，他们也不甘心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言不发，于是他们站出来成立了“新四中公社”，与“联动”公然叫板，他们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联动”的条条罪状：

某高干子弟曾经这样露骨地质问领导：“你为什么不保送我去军工？你不信任我？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于是这位显贵人物被送进了军工。这正勾画出了联 动分子宣称的阶级路线的内容，就是唯高干出身，他们借此不费吹灰之力地入党入团，执掌一切大权，使这些利欲熏心的人物，可以扶摇直上了。他们所谓的阶级路 线，只不过是为了这个集团利益而服务的特权罢了！

……

××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孩子就是龙子龙孙！”然而一小撮联动分子，偏要把这样的家庭影响美化成“革命前辈”的关怀。他们根本不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把父母的话奉若神明，长期以来处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围之中，没有丝毫抵抗。最后成了刘邓路线顽固的执行者，可悲的牺牲品。 事实胜于雄辩，撰写天方夜谈的“解放全人类”的编辑老爷们，让你们的“西纠”，“联动”小将抱着自己的“特权”见鬼去吧！

不论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否真实，从其中折射出的仇视之情就已经令人畏惧。昔日的同学此时已势同冰火。

六．因为我坚信……

1966年，四中经历了它百年沧桑中最跌宕的一段岁月，这一年也绝不仅仅是校史中“文革爆发”四个字所能一笔带过的。

这是一段难以回首的岁月，这又是一段必须回首的历史。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都暗暗心痛，我不相信那些如此荒谬的故事就曾发生在我脚下的这片校园。毫无疑问，少有四中人是心怀邪念地参与这场革命的，但是 在社会强大的磁场里，没有哪颗磁针可以自己转动，于是他们便集体迷失了方向。但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又暗暗庆幸，庆幸四中人即使在那个群体性疯狂的时代 里，在那个热血冲破理性的时代里，也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那么一份四中人特有的精神。

从文革一 开始就变成了“牛鬼蛇神”的杨滨校长，曾多次回忆起她被押去中山公园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的情形。各校愤怒的学生们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 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小彤等学生党员和骨干围成一圈把她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 校。她腿疼，走不动，是赵胜利把她背着送回“牛棚”的宿舍。那天有好几个老干部被打伤了，可她记得只是头上挨了一皮带，而四中的同学却为她挡了多少棍棒， 挨了多少打。

孔丹曾在四中的“八四武斗”中走上讲台，首先领大家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明确指出，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不同意开这样的批斗会。

而孔丹、秦晓恰恰正是文革中鼎鼎大名的“西纠”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红色贵族”，他们是“革命领袖”。红卫兵的负责人却站出来保护所谓的“牛鬼蛇神”，声称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这或许就是文革之中久违的良知。

同样还是在四中，这个血统论的捍卫军——“西纠”的大本营。1966年底，深深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 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是因为他们的帮助，遇罗克的《出身论》才得以在年轻人当中广为流 传，成为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第一股浪花。

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公开质疑当时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是披着马列外衣的独裁政策。他因《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的牵连被作为重刑犯关押。据说当时 并没有拘捕他的女友陶洛诵，而她自称为七十年代的燕妮并屡次到公安局抗议对赵京兴的刑事处罚，后来甘愿和赵关在一个地方，以表示对正义和爱情的坚定与追 求，这岂不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壮烈与悲情？

闪耀在混沌之中的理性与挺立在风雨之中的真情，使得四中即使在文革之中也有了几分卓尔不群的气质。

四中的1966年是一个迷惘的年份。满怀激情的四中人们被“为革命建功立业”的诱饵引进了文革的迷宫。于是，他们怀着梦想打倒梦想；他们怀着理性打倒理性；他们批斗老师时慷慨激昂却又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他们在抄砸书店时如狼似虎却又在夜深人静时掏出课本悄悄看上几眼。

在文革的烟瘴里，他们只是一群迷了路的孩子。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如今也都已走向了人生的制高点。而无论他们今天的成就如何，1966年终将是他们记忆里一个绕不过的节点。

在历史沉重的雕像前，我所要做的便是用我的拙笔去把它描摹下来。

因为我坚信——历史不能容忍谎言；因为我坚信——历史不能容忍忘却。

作者为北京四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水流云在”是其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