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之三）

爱国侨胞

三．小平：下令炮轰沙甸村

文化革命中，极左思潮横行。对老干部们是极左的，对老百姓是极左的，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极左的。沙甸村的命运正是民族政策上极左政策的生动体现。

     本来，这是个平和宁静的小山村，但是，一九七五年却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由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下令调动几个炮兵团对沙甸进行炮轰，在多种大炮的轰炸下，沙甸村被炸成一片废墟，全村4400间房屋没有一屋躲过毁灭的命运。全村7000多个村民，炮轰和战斗中被杀死了900多，伤600多人，后来还有许多人被判死刑，重刑。与此同时，其他回民村也受到了镇压，死亡达1600多人（包括沙甸村）这起炮轰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胡耀邦的支持下获得了平反。而下令对这个村庄进行炮轰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后来自称为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

     沙甸是云南蒙自地区的一个回民村庄。约7700多村民。多少年来，回民们在教堂平静地祷告，在田野上勤劳地生活。但是，文化革命中，他们的教堂被占领，村民们不准上教堂，回民们心中的圣地、诵经的地方被关闭。他们的信仰受到了污辱，比如说，回民不吃猪肉，但是，村里的井里被灌进了猪血，掷进了猪骨，村民们被强制披着猪皮游街，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回民们哀求过，上访过，抗争过。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当时的云南省的有关领导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村民们过宗教节日被说成是反革命活动。宗教经典被焚烧，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强制学猪叫、学猪爬、学猪滚。

     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矛盾进一步升级。有关方面成立了鸡街民兵指挥部。对沙甸形成包围之势。沙甸村民也成立了民兵组织进行自卫。双方的对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本来，社会矛盾应该加以疏导，但当时的云南某些领导和王洪文等人，却错误地定了性，认为是反革命性质，相信可以用武力加以解决。而作为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也下令对沙甸事件进行军事解决。

     镇压的念头最初由当时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透露出来。他在一次谈论沙甸回民问题的时候发表讲话说：“我们对你们还是抱有希望的，有错误，犯了罪，在实际工作中将功赎罪。我们不希望你们再干错事坏事，但你们要再干，也可以。今天把话给你们说清楚，不要以为是吓唬人的，不相信试试看。”王洪文还要回民代表回来带头批判“天下回民是一家”。

     最后，王洪文摊牌说：“如果再不让工作队、解放军进村，就要打土围子了。“打土围子"就是武装解决."这里王洪文已经公然威胁，对沙甸要武力解决了。

     镇压需要野战军。调动军队需要军委的批准。当时的总参谋长邓小平批准了军队的介入，批准了用炮兵炮击沙甸的计划。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在云南省政府和省委有关领导的指示下，民兵、野战部队一起，开始对沙甸回民进行武装镇压。

          在对沙甸里三层外三层军事包围部署完毕后，一支侦察部队开始行动。他们在熟悉沙甸地形和道路的人的引导下，先摸掉村边站岗的沙甸民兵，然后悄悄进入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的办公地点，欲捉沙甸民兵的头头。

     一住寺回民发现有武装军人，急忙登上三楼敲钟报警，熟睡的村民被枪声惊醒，此时，整个村子一片漆黑(电被拉断了)。炮兵对村里进行炮击，火焰喷射器也用上了，沙甸成了一片火海。哪里有亮光，炮弹就轰炸那里，沙甸村成了一片火海。

     回民群众无路可走，群情愤怒，他们凭借夺来的几支步枪、机枪、几枚手榴弹和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抵抗，顽强自卫。八月四日，一百五十七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着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包围沙甸村的民兵、野战军几挺机枪一齐开火，将逃生者打死大半。打扫战场时对未亡者进行补枪。

     战争一直打了七天八夜。被摧毁的民房四千四百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部队也有伤亡。以参加“沙甸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战斗结束之后，因“沙甸事件”被强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达数十人，被强制进入学习班批斗的有数百人。省州县(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沙甸工作组搞了一个“武装平叛沙甸叛乱”宣传提纲，声称开炮开枪是为了平定反革命叛乱。

     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真的搞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吗？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第一，一个小山村和平的人民，没有枪，没有炮，一无所有，说他们搞反革命叛乱，世人无法相信；第二，他们不攻城，不占地，不抢掠，不宣传，他们要求的只是平安地生存，只是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要求和行为，与反革命叛乱毫不相关；第三，退一万步说，要求开放清真寺等行为构成了“叛乱”，那也是由阶级斗争的极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引起的，是错误的政策把和平的人民硬推到了对立面。没有极左的政策，没有几次杀戮，是不会造成如此尖锐的对立的。因此，责任在政府。

     而对待和平的村民，是否应该用大炮轰炸的办法？是否允许无视村庄里数千和平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加以炮轰呢？凭什么理由将一个和平的村庄上的一切夷为平地呢？没有。按照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说法，就算这个山村的村民中有阶级敌人，95%的人总是好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这个村庄的回民真的发动了一场叛乱了，而对一个山村的狂轰烂炸，把死亡强加给了每一个村民，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无论老幼，格杀无论的政策。即使是真正的叛乱，也没有理由用炮轰全村的办法。因为至少绝大多数村民是无辜的。更何况这根本不是叛乱，是在极左路线压迫下的民众自卫和民族自卫。

     退十万步来说，这个村庄为一方，以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军队为另一方，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下，是否就可以对一个和平的村庄狂轰烂炸了呢？国际法规定，也不可以。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某个村庄里有游击队员，日本兵进入村庄被游击队员处死，日本人为了报复，烧毁村庄，炮轰村民，这种行为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违反了战争法，犯了战争罪。同样的道理，即使沙甸村与政府处于战争状态，用炮轰沙甸村对村民格杀无论的行为，也是违法的，是有罪的。更何况沙甸村村民什么也没有做，既不想独立，更不想反叛，他们只想和平地生活，只要求尊重自己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下令对一个和平的村庄进行炮轰，充分表现了他好杀的本性。这种本性，在他的一生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不断地发展着。由于中国的专制主义体制，使邓的嗜杀的本性得不到抑制，最后发展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军队的性质来看，也绝对不允许对一个和平的小村庄实施炮轰的。按照党章，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可以用炮轰和平村民的办法来表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的形象呢？

     中国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国家的军队是用于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野战军不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就算你是平定叛乱，你也要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批准授权。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对你邓小平授权了吗？没有。既没有授予你调动炮兵镇压沙甸的权利，更没有授予你炮轰和平村庄的权利。

     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能由一个党来调动军队，更不能由一个总参谋长任意地调动军队，任意地下令向和平的村庄、和平的居民开枪开炮。屠杀和平的村民，是构成屠杀罪和反人类罪的。

     小平同志一声令下，蒙自地区的野战部队向着沙甸展开了猛烈的炮轰。无产阶级制造的炮弹雨点般地降落在沙甸的村庄上。这个小小的村庄，本来只有不足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成千上万颗威力巨大的炮弹落在村子里，燃起了冲天的火光和热浪，所有的房屋全部烧毁倒坍。它充分显示了中国炮兵部队炮轰民房时表现出来强大的战斗力。
  
四．小平：吹响越南战争进军号

中国和越南，近代史上是关系良好的兄弟之邦。法国入侵越南，清兵出兵救援，打败法军；毛泽东和胡志明，曾缔结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奠边府之战，中国人也帮了忙。美越战争时期，中国也派兵派人，送武器送粮食。当时，中越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是一种友好的、睦邻的关系。

     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上台不久，邓小平就突然发动了一场出兵攻打越南的战争。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起兵突然，死伤严重。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给越南的破坏也十分严重。这场战争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恶劣。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齐声声讨。西方则坐山观虎斗，不化钱观看着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厮杀。这场战争的利弊是非，责任所在，必须细细评说，不能掩天下人耳目。

     这场战争，主要是由邓小平决定的战争，也是由他发动和指挥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华国锋是不主张的，不积极的；胡耀邦是不主张的，不积极的；当时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是不积极的。攻打越南的主要吹鼓手和决定者是邓小平。当时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中，没有谁表示积极的态度。

     这场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战争。

     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六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二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七日击毙越军15000人，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六日击毙越军37000人。计算起来，中国打死越兵5万余人。

     根据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写的《越南人民军五十年(1944-1994)》（军事谊文出版社有中译本）记载，“二月十七日，中国出动六十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三十个昼夜(2.17-3.18)的战斗，越南消灭和重创了中国三个团十八个营，击毁和击伤五百五十辆军车（坦克装甲车二百八十辆），击毁一百十五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了大量武器。”

     有学者称，中国攻打越南的战争中，双方各战死五万指战员。越南方面还有五万平民被打死。这个数据，大体是合理的。就是说，双方都死伤惨重。

     战争的残酷性表现于武器的装备和弹药的数量。攻越部队使用了六○炮、无后座力炮、八五加、一○○加、一二○迫、一二二榴，直至一五二榴，能使用的最现代化的大炮，都使用了。据总参事后总结，进攻越南的战争打了一个月，使用的炮弹消耗比得上淮海战役。部队伤亡一半是误伤：一炮打过去，炮弹飞过包围圈，打到自己人头上去了，落下爆炸，自己人死伤了一大堆。

     残酷性还表现于反抗的强烈和杀人的强烈。对于越南人来说，他们是保卫家园。因此，有孩子、老人、妇女，舍身爆炸的故事发生。中国的一个弹药库就是由一个越南妇女舍身引爆的。反抗自然也引起了更残酷的杀戮。据有一个参加过越战的青年战士回忆，“打到最后，冲上越军的守点，除了三十几具尸体，十一挺机枪外，看到的却是八个瘦得不能再瘦的越兵。虽说上头是俘虏不能杀，但我想到死去的战友时，我怒火中烧。端起枪来对着几个越兵乱射。有个越兵看样子大概只有二十岁吧，因为被打断了脚，躺在地上，苦苦地说着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求我们不杀他吧。但我一云南战友麻木地端起枪来，对着他就是一阵猛扫，把那脑袋打成了马蜂窠。”

     另一个战士在回忆录中记载：“事后我看到的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漫山遍野的尸体，有一个云南的战友死得最惨，先是被机枪扫断了双腿，接着又被火箭炮炸中，事后我们清理战场时，能找到的只是他的军帽和一颗几乎不能算是头的头。一个南宁的战友因为被打中脖子，双腿也被扫断了，实在太痛苦了，在我们不注意的情况下，自杀了！因为死前的痉挛，整个脸都变形了。”“那次战斗中我也受了伤，但不重，过后被转回后方。事后我得知，我们连所有的人到最后只剩6个人活着回来，有两个到现在都不能正常行走。直到现在，那场战争仍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恶梦！”而这个恶梦是邓小平强加给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身上的。

    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何在呢？

     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的讨论通过。是不是经过中共中央的讨论通过，还是一个问题。直到今天，没有一条足以让人民信服的出兵打仗的理由。官方只是传达，邓小平说，“要教训教训越南。”邓小平不能代表国家，不能个人决定一场战争，更不能代表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况且，“教训教训”，是江湖人物的用语，有身份的政治家怎么能用这样的语言发动一场战争呢？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经过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战争，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战争。因此，这是一场不合法的战争。

     这也是一场不合理的战争。

     第一，中国经过十年浩劫，国家十分疲惫，人民深受苦难，迫切希望休养生息。党中央的公报说，经过十年文革，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生产凋蔽，人民生活艰苦，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中国百事待举，百废待兴。从国内的情况看，根本不应该去挑起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

     第二，越南并没有侵入中国，中国没有出兵攻打越南的充足理由。以越南这样的国家，很难想象它要入侵中国这样的大国。就算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越南更接近苏联，从而影响到中越关系。即使这样，也没有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越南是个独立的国家，他有权决定自己的外交路线，它在中苏分歧中更倾向于苏联，这是越南国家主权所在，你不能用战争的办法强迫他改变外交路线。从国际法看，这是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

     第三，当时官方提出的理由是，越南在边境经常制造摩擦。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为什么你小平一当权，原来的同志和兄弟就要反目成仇了呢？这需要自己反思检讨，调整关系，而不能用战争的办法解决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有一些小的摩擦，也不能用几十万大军入侵的办法解决。邻里之间，有时候会有口角，有时候会拍桌子发怒，你不能因此而拿刀子拔刀相向。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中国不是提出过国家与国家相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幺，不管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国与国之间，都要互不侵略，相尊重主权，互不损害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怎么能动不动就大军入侵呢？

     兵者，凶器也，生死之道，存亡之地，怎么能如此轻率地使用呢？总之，无论寻找到几个鸡毛蒜皮的理由，出重兵打另一国家，理由是不充分的。

     邓小平发动攻越战争的真正原因是要帮助极权的柬埔寨共产党。由布尔布特领导的柬共是一个极左的法西斯式的政党。他们在中国有些人的支持下，占领了首都金边，他们驱赶金边居民到农村，没收城市居民的财产，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屠杀了二百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1/3。其中包括四十万华人和二万越南侨民。直到今天，还留下了被这个法西斯党屠杀人民后留下的万人坑，成为柬共反人民的罪证。由于这个政权不得人心，引起了内哄。越南因为2万侨民被杀，派志愿军保护越侨，越军进入柬埔寨，失去民心的柬共兵败如山倒，水深火热之中的柬国人民则把越军当成了解放他们的军队而荷食提浆地欢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进入柬埔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柬共当时四面楚歌，眼看要土崩瓦解。邓小平是支持柬共的，他决定支持他们一把，方法是围魏求赵，进军越南，迫使越南从柬战场上抽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分东西两路，全面进攻越南，打响了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问题在于，有必要支持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吗？没有必要。支持一个反人民的、完全丧失民心的独裁政权，意义何在呢？支持一个杀害了四十万华侨的专制政权有什么意义呢？打狗还要看主人呢？40万华侨也是人，也是炎黄的子孙。你怎么一点也不愤慨，反而要去帮助屠杀者呢？再说，别国之间的争端，只要不损害你的利益，你没有出兵的理由，更没有出兵的义务。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很奇怪。柬共屠杀了本国的和平居民二百万，这是他国内的事，不管它还可以说得过去。他屠杀了四十万华侨，这样的事实不报导不揭露已经没有道理了，为什么还要去支持这个魔鬼呢？有文章指称，华侨们身受柬共迫害，写信给中国柬埔寨大使馆求援，使馆将信转给布尔布特政权，这也许是延袭了国内将信转给基层政权的办法。中国使馆将华侨的信转给布尔布特政权后，这可是性命悠关的事情。布尔布特是杀人不眨眼的，结果是华侨们受到了布尔布特政权进一步的迫害。

     越南有2万越侨被布尔布特政权迫害而死，这不是个小数，越南政府和越共觉得不能坐视不管，他们担不起人民追查历史的责任，因此，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柬埔寨保护越侨。越南人受到了水深火热之中的柬国人民的欢迎，一路上人们把他们当作解放者。三十年后的今天，是越南志愿军入柬三十周年，金边还开庆祝会感谢越南。

     中国是泱泱大国，人口众多，四十万在柬华侨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因此，柬共杀害华侨，既不加以报导，也不施以援手，相反，我们积极地支持布尔布特政权，唯恐它灭亡。在越南出兵解救越侨之前，我们静静地观看着数十万华侨被迫害而死。当越南顺利地进攻金边的时候，邓小平按捺不住了。他决定出兵。不是出兵求助在柬华侨，而是出兵救援布尔布特政权。越军一九七九年二月九日进入金边，柬共败退丛林。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邓小平的决策和指挥下，二月十七日大规模地攻入越南本土。

     战争，有战争之道。从今天的眼光看出兵越南之战，则是无道之战。据网上有作者报导，老街攻坚战里，我军用毒气把一坑道的越南人活活闷死，后来据越南俘虏交代，该坑道藏着二百多敌人和一千多老百姓。报道的作者认为：“其实老百姓又怎么样，反正越南当时是兵民不分的。”另据报道，撤兵的时候，破坏了几乎所有的建筑、桥梁、铁路、车站等大的设施。并且，将从越南运回的物品在昆明开了一个越战胜利展览会。连拉回来的大象、长颈鹿也在胜利展览会里亮相。后来，据说是因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而匆匆收场。

    对于这场战争，邓小平是要负责的。

     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造成很大的损害。

     第一，巨大的战争消耗和战争死亡加剧了国体的虚弱。本来，经过十年文革，中国如大病初愈，疲惫不堪。而邓悍然发动战争，将大量宝贵的资金用于战场，加深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也使数万青年或战死于异国，或伤残终生，导致他们悲惨的人生。于国于民，都有害无利。

     第二，悍然出兵越南，造成了越南人民对于中国的极大的仇恨和猜疑，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用鲜血建造的友谊毁于一旦。直到今天，越南政府对于中国是存有戒心的，越南民众对于那场战争仍然记忆犹深的，越南人对于来自北边的威胁仍然保持着敏感性警惕。

     第三，中国轻易出兵，不宣而战，中国给世界留下了一个轻启战端、易变寡信的形象。中国与越南，原来是亲密的兄弟，但是，稍有不合，就兵戈相见，重兵入侵。这很像是现代中国的某些新兴青年，豪华地结婚，又突然地大打出手，匆匆地离婚。问他们是什么矛盾要离婚，他们还说不出来。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重大的损害。

中国曾把苏联当成父亲和老师，结果中苏在珍宝岛互相杀戮；中国与印度是五项基本原则的创始者，结果五项原则墨迹未干，中印已经血战方酣；中国与越南是同志加兄弟，当年恨不得同年同月同日死，恨不得中国人不吃饭也要省下粮食支持越南打美帝，如今呢，与当年的敌人美国成了战略伙伴，却用最现代化的武器对当年的同志和兄弟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这给世界人民以什么印象呢？同志加兄弟尚且要战争，更不要说对其他国家了。越战造成的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很不好的。他受到了世界性的谴责，只是我们将这些谴责的消息全部封锁罢了。但是，封锁了谴责的消息，这场战争能改变它的性质吗？不义之战就变成了正义之战吗？轻启战端的历史责任者就会变成历史的功臣吗？似乎不会。

     小平同志拍板出兵越南的时候，是否想到这些后果呢？他是否想到要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