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蔣介石日記》因蔣家後代爭奪繼承權而再度受到矚目，也引發了各界學者關註。學者表示，通過研讀《蔣介石日記》，不但還原了歷史真相，也讓人認識了真實的蔣介石。很多學者對蔣介石的印象開始轉變，並呼籲中國大陸要去面對他的功績。
蔣介石日記在美國胡佛研究所開放以來，吸引來自全世界各地的眾多學者研究。
據《世界日報》報道，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馬若孟指出，看過蔣介石的日記，將會發現“蔣介石個人的優點，多於缺點”，而且西安事變、2.28事件，國民黨如何在臺灣復興的歷史真相，都是後世史學家所關註的。馬若孟認為，“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被全面打敗之後的政黨，還能在廢墟當中站起來，創造了經濟奇跡的。”馬若孟表示，這些可以給中國很多的參考。
美國資深外交官陶涵，先後在兩岸的美國使館任職。他表示，原先對蔣介石的印象不好，認為蔣是一個獨裁者。但他看過“蔣介石日記”後，他才發現蔣對現代中國的巨大貢獻，從此一改態度，成為第一位全面為蔣“平反”的西方學者。據臺灣《中國時報》報道，多年前，陶涵受《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之托，寫了一本風評頗佳的《蔣經國傳》，之後開始研究蔣介石。當時，西方主要漢學家對蔣是貶過於褒，對蔣的評論幾乎沒有好話。直到“蔣介石日記”在美國公開，出現新的史料，學界才開始改變對蔣的刻板印象，發現這位“獨裁者”是如此坦白，私德毫無隱諱。
對於評價蔣介石，陶涵從“大陸”和“臺灣”兩個時期分析。1949年之前，蔣先打倒軍閥，統一中國，“抗日勝利”是蔣的顯著功績，他洗刷中國的百年屈辱，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五強之一。蔣介石來到臺灣後，施行高壓政策和白色恐怖，臺灣民眾也為之憎恨。陶涵不否認獨裁之惡，但他認為蔣“當時想反攻大陸”，因此非集權獨裁不可，之後臺灣也逐漸走上民主社會。看過“蔣介石日記”，陶涵寫成《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力作，受到學界和媒體的高度評價。很多人寫信給他，說他為蔣的研究提出新的面向。
用同一時段來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陶涵認為蔣介石貢獻比毛澤東要大。他認為，蔣介石崇尚儒家，在臺灣發展經濟，推行民主選舉，使臺灣從貧困走向富裕；毛澤東則發動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以極左路線徹底摧毀傳統文化，使中國現代化倒退不知多少年。陶涵指出，中國大陸早晚要面對這段歷史，並重新評價蔣介石的地位。
陶涵說，對蔣介石佳評如潮的學者，名單可列出一大串，說明他對蔣的研究與評價絕非孤芳自賞，而是一種新的現象。他來臺參加研討會，看到大陸學者對蔣的評價也在改變。大陸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多名學者，都親自到胡佛研究所，抄錄蔣日記內容。研究所規定不得翻拍日記，只能使用閱覽室提供的紙筆摘錄。不少史學家驚嘆，這是“曠古絕今的歷史寶藏，具有絕對權威性”，而日記內容顛覆國共過去的官方論述，將蔣介石從偉大領袖的神壇上拉下來，也從“人民公敵”的祭壇上撤下，還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現蔣的民族氣節及抗戰功績，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質。
據《聯合報》報道，大陸研究蔣的權威學者、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在研讀過“蔣介石日記”後評價：“蔣介石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足以改寫中國近代史！”楊天石認為，蔣介石不是2.28事件元兇。楊天石還指出一段歷史秘聞；蔣介石撤退到臺灣之後，曾有四次受到來自蘇聯及美國的協助，要幫蔣介石反攻大陸。其中一次，美國提供原子彈，卻被他拒絕。楊天石曾受邀去美國胡佛研究所閱讀蔣介石日記，並出版《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一》、《蔣介石日記解讀二》、《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書，是大陸第一個看到蔣介石日記縮微膠卷影印件的人。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會欣指出，近廿多年來，隨著大量原始檔案陸續開放，兩岸意識形態出現不同程度變化，中國大陸有關民國歷史的研究已由“險學”變為“顯學”。
《蔣介石日記》從1917年寫到1972年，連續55年，後來蔣介石因病重才停筆。現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對此贊嘆不已，並自嘆不如。據了解，蔣介石年輕時有過一段荒唐歲月，同時也是一個脾氣暴躁、個性專斷的政治領袖，但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私德毫不隱諱，因此更顯得日記的真實性。
蔣介石愛反省自己，依照中華傳統而言，蔣介石在君子行列，所以雖然做了基督徒卻還總要復興儒家仁義孝禮文化。蔣介石自省每日進行，每周、半月、逐月記載。《上月反省錄》寫於1949年3月底，反省自己和國民黨執政失敗13條，楊天石在研究中，以《反省十三條》代稱並以此為主幹，參考其它時間的日記，分八個方面向人們作了介紹：一、外交上，聯美拒蘇失衡。二、軍事上，戰將未戰思逃。三、黨務上，紀綱松馳而鬥；四、經濟上，拋售黃金誤國。五、對共政策，誤與“共匪”談民主。六、輕浮躁急，剛愎自用獨斷。七、幹部自私，制度性腐化。八、民生主義，未著力宣傳和實施。
蔣介石在1949年的反省，出自蔣介石個人的經驗層面，都是誠實的體現。以“信義”親美（英）遠俄（蘇），沒有善用美蘇矛盾以制衡，以致美國馬歇爾“冥頑不靈”致使革命剿匪大業功虧一簣；戰將未戰亂想，謀劃逃亡，政訓完全失敗；黨紀松馳，派鬥不斷，黨事委人，李宗仁白崇禧害國；誤用宋子文，以拋售黃金挽救通貨膨脹，害國敗黨；在“共匪”未滅之前搞民主憲政，是硬行民主，自毀黨國基業；個人主觀浮躁，用人摻雜私情，疑李濟深、白宗禧、李宗仁等人“背黨叛國”，卻依然重用，等於自殺；幹部制度不立，致使幹部腐化自私，抗戰接收之際為“五子登科”之利折騰，惹得民怨沸騰；未能大力宣傳“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等民生主義經濟政策，以致被“共匪”用來煽動亂國。
然而蔣介石1949年的反省出自蔣介石個人的情境思維，雖誠實但卻含糊。所謂外交“信義”、“美馬冥頑不靈”、政訓失敗、黨事委人、害國害民與害國敗黨、偽言偽行與無廉無恥等，還有“共匪”、黨國、幹部、漢奸等漢語，無論用來說美國、英國、蘇聯、中共等黨國情事，還是說馬歇爾、李宗仁、白宗禧、宋子文等個人評價，都是意向性用詞，夾帶著情緒感觸，不夠明晰。比如批評馬歇爾“冥頑不靈”，使革命剿匪任務失敗，就不如直說他以停戰令救了林彪部隊，而清晰讓人明白事情的究竟。再如以“共匪”和“漢奸”稱呼中共，雖然凸現了紅軍的草寇經歷和蘇聯的母國背景，卻掩蓋了它以“鬥爭和革命”為信仰、將“共有制”當伊甸園宣揚的宗教性質。蔣介石講“黨事政訓”，就不如毛澤東講“黨的建設”明朗，讓人知道怎麽做。
中國國民黨出身復雜，歷程曲折，前身是中國同盟會，由廣東興中會、湖南華興會、江浙光復會，湖北日知會等地方革命黨合成，是一個有著幫會特色的全國性的革命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同盟會以宋教仁為首進入國會選舉，謀求國民憲政，改組成為國民黨。宋教仁被刺殺之後，同盟會革命誌士以孫中山為首，在日本成立討袁的中華革命黨，講紀律服從，摁手印入黨，護國運動之後停止黨務活動，五四運動後的1919年10月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4年參照蘇聯的政治訓練方式再改組為共產黨全體加入的統戰性質的革命黨，參照蘇聯紅軍的組建形式，組建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清黨掃除共產黨之後，中國國民黨成為中上層人士加入的訓政黨，旨在剿滅“共匪”之後，實行總統實制、五院分立的民主憲政。但抗戰一起，抗日優於剿共，國共合作，乃至抗戰後被趕到臺灣。
中國國民黨盡管在1923年至1927年之間受過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卻始終基於三民主義之上推行國民革命，旨在將王法家國轉變成為憲法民國。國民黨的成員盡管接受過美國、日本、法國、英國、俄國等多國現代文化的影響，但打夥求權、相互提攜的中華小人訴求很濃，結黨只為獲取政權，不管宗教信仰，不改造人的思想意誌和文化傳統，其成員信儒教、佛教、基督教、共產黨……五花八門什麽都有。如此國民黨，黨務政訓無論怎樣嚴明，抗戰勝利之後一實行憲政，即刻就黨內分裂，紀律掃地，組織松懈。總之，國民黨在大陸沒有共產黨那樣魔鬼訓練似的思想改造和整風運動，順應人性，腐化自私難免。
蔣介石《反省十三條》的最後一條是，未能“宣傳”社會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並認為這是“唯一之致命傷”，表示此後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真可謂用丟掉大陸政權，才換來了一個明白：民生經濟應當先行於民主憲政。3月9日，他開始設計土地制度的實施方案。在毛澤東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前後，他真正明白了，民權就是“反共的最後、有效的武器”，是“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行民生主義”。在蔣介石悲苦磨難盡頭時，終於在他下野回鄉的時候通過家鄉農民的淒苦，點化他明白了政權穩定的基業是民生。
1950年，蔣介石在臺灣真正成了蔣中正，行民生主義，為蔣經國開民權憲政奠基。
其實，在研究英國、美國和蘇聯社會之後，蔣介石已在1947年8月的《雜錄》中記下了他的建國理智設想：那就是發揚中華民族“自新自強之美德”，以英、美之民主，“矯正蘇俄之專制，實現民生主義，以第三種力量樹立於遠東，盡我對世界之使命”。只可惜那正是“共匪”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時候，軍事戰爭壓倒一切，什麽好想法都只能擱在頭腦裏，來不及做。繼之民國的軍事崩潰與經濟、金融政策平抑物價失敗，招致政治、軍事、外交的全盤失敗。理智地看中華民國的歷史進程，抗戰勝利之後，民主憲政確實應該緩行。歷史證明：重慶談判、政治協商會議、國民代表大會制憲和選舉等，使國民革命軍“剿匪”不能一鼓作氣的進行，泄了勁；而中共則巧妙利用了重慶談判、政治協商會議、美國馬歇爾，完成了內戰的軍事和政治的準備，利用民心同情共產黨，利用間諜獲取情報於政界離間、軍中策反。
研讀蔣介石1948年行憲反省和1949年失敗反省，對比毛澤東抗戰中以民主、人權、自由為旗號吸引廣大老百姓，毛澤東不愧“英明、偉大、光榮、正確”。蔣介石反省行憲和失敗，雖有對各國、他人的逐一批評，卻更有“本身的驕矜、憤懣，全憑主觀行事”、“輕浮躁急”、“個性太強”、“擅自獨斷”的自省，堪稱現代文明社會中的真正君子。君子在古代做賢臣、明君可以成功，例如魏征、李世民。在現代則只能成悲劇英雄。蔣介石正是這樣，他以君子品行治國，對身邊反復無常的李濟深、陳銘樞、白崇禧、李宗仁等人，盡管有責怪，但依然還能善待。而毛澤東就不是這樣，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真可謂抓住要害；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明說“痞子”是“革命先鋒”，沒有痞子便沒有革命。最初，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的地位比在中國共產黨中高，但國民黨中“鄉黨友情、君子斯文”不適合於他，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他就選擇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取得政權後，大批為他打天下的將帥、元老就被他整死。
蔣介石1887年生，讀經修儒到1905年科舉制被廢除，已經18歲，“三省吾身”已成每日的功課。這樣的君子儒在中華民國應該還有不少；但註定都不能在黃土地上再承受榮耀。蔣介石因為宋美齡而成了基督徒，但他長久蕩中西文化秋千。讀其反省：信科學，則不能真正實行其精神；信基督，卻不由自主地拜大禹的偶像。
然而，蔣介石卻被西方媒體評為遠東地區骨頭最硬的領導人，其性格堅強倔強，在日寇大舉入侵的時候奮起抵抗。在外國人看來，抗戰簡直是發瘋，可是他不畏強暴，寧肯戰死也不作亡國奴，其性格之堅毅可見一斑。尤其是抗戰前景最暗淡的時刻，連曾經的革命領袖汪精衛都投降了日本。其實汪精衛並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他曾經刺殺清朝攝政王，也曾在獄中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壯烈詩句；汪精衛只是對抗戰喪失了希望，為“曲線救國”走上投靠日本的路，也許在他看來，他也是在救中國，以為他能夠帶給中國人民和平——沒有奴役的和平。怎奈事實正好與他的想象相反……。
據蔣介石的二兒子蔣緯國將軍說，蔣介石那時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面對日本這麽強大的敵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撐到什麽時候！在西北，有共產黨的軍隊在發展，在咄咄逼人；而國軍內部有許多軍閥的部隊，又不一定能指揮得動。他所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那時候是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前，日本人已經鎖死海岸線，中國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緬公路。當時的日本竟要求英國人封鎖滇緬公路，向他們承諾：“你幫我切斷滇緬公路3個月，我就可以把中國擺平，到時候我們再一起攻擊希特勒……。”那時候蔣介石被掐得簡直沒有辦法。
當時在重慶，深夜，蔣緯國經常聽到委員長在洗澡的時候，會長聲大叫，有的時候喊“天”，有的時候喊“媽”。他就是靠這樣的方式抒發自己的壓力。但盡管有這麽大的壓力，他也沒有屈服。可以想象他肩頭的擔子有多重，整個民族的命運都在他的肩頭。9.18的時候，他在日記中寫到“拼我一身，以報我總理，報我先烈，報我民族”，萬一失敗，那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關系到整個民族的危急存亡。可就在這種壓力下，他也沒有屈服，足見其性格之堅毅。
對於這麽一個堅強的軍人，很難想象他哭的樣子。所謂“英雄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他的兩次嚎啕大哭，令人記憶深刻。第一次在1928年7月6日，北伐軍各路總司令、各路總指揮在北平西山碧雲寺舉行祭典孫中山先生的祭靈大典。蔣介石目睹孫中山遺容，忽然撫棺慟哭，馮玉祥、閻錫山也頻頻揮淚，全場氣氛非常哀傷，惟獨李宗仁在一旁肅立，沒有掉一滴眼淚。蔣介石哭了很久還未停止，馮玉祥只好走上去勸了許久，蔣這才止住了哭，將儀式完成。祭典完成，蔣介石回到含青舍，對宋美齡說：“方祭告總理時，聞哀樂之聲大作，雖欲強抑悲懷，仍淚滿襟臆，體力幾不支矣！及瞻仰遺容，哀痛更不能勝。”
1937年，朱培德上將的葬禮上蔣介石的第二次哭泣。這次留下了一張照片，照片中的蔣介石面容哀慟，官方說法是蔣介石對這位北伐、剿共盡心盡力的老將的去世感傷不已。第一次哭，那是對孫先生的忠誠所致，其實更深層的是對民族的忠誠，而不單單是對孫先生個人的忠誠，第二次哭，那是對部下的愛護。
待上以忠，待下以仁，蔣介石用眼淚洗刷了那些對他的汙蔑言論。
蔣介石，對於生長於大陸的人來說，一直把他當作惡魔來看待。教科書裏面關於他的形容詞很多，比如什麽漢奸、叛徒、人民公敵等等，可是當了解了真實的歷史的時候，才知道蔣介石是個什麽樣的人。大陸的輿論一直指責蔣介石不抗日，可是事實是他帶領國軍進行了8年艱苦的抗戰，在經歷了22次十萬規模以上的大會戰和犧牲了321萬軍人、206位將軍之後，中國仍然沒有像波蘭、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法國那樣屈服。而對於下令東北軍不抵抗的事，張學良也給予了澄清，是他下令，而不是蔣介石。
可是，對於許多澄清蔣介石的證據，很多大陸人已經養成了習慣——不相信的習慣，總是持著懷疑的態度。而這，正是戈培爾式思想宣傳的結晶。
发表于 2013-6-25 10: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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