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掌权亲历记

casper

评评灌灌

1966年的十月，对于我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员工而言，一件大事就是红旗杂志的社论。“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正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

（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在全国掀起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平反浪潮，极大地鼓舞了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以至以前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压制的人们起来造反；１０月９日至２８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 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作了检查；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 线》的总结报告，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告中，长期以来束缚社会弱势群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明确宣布为“反动血统论”予以严厉谴责，这个 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大量发行，并经造反派群众组织广泛翻印，迅速传遍全国。 　　这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变动，导致全社会掀起群众性造反狂潮，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到１９６６年底或１９６７年初相继陷于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 量第一次不同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党的领导”只剩下了毛泽东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发号施令，因此当时不得不提出“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样 的说法来圆场。各地都出现了相当程度上的“半无政府状态”。尽管各地驻军为稳定局势发挥了一些作用，有的地方或部门还实行了军事管制，但驻军或军管会都缺 乏足够的权威，在各地通常只得到一部份人拥护而遭到另一部份人反对，甚至还不断遭到一部份造反派的嘲笑、批判和冲击，有的军管会还被迫作出检查，遭到改 组、撤换。
　　这一阶段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相比有了极大的改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交换了位置。

引自http://www.cnd.org/HXWK/author/HE-Shu/zk0212a-0.gb.html）。

1.本厂也出现了革命造反派，也出现了造反派组织，到1967年1月，大大小小有了九个组织。这时，报纸上又登出了上海的一月风暴的大新闻。于是， 本厂造反派们说，我们也要夺权，于是，几个小伙子就到厂长办公室等部门宣布夺权。那儿的办工干部就交出印章，并把办公桌及钥匙交出。从形式上讲，行政权就是在和平的状态下交出。

造反派组织想的还是较为周到，九个组织联和成立了一个监委会，名字叫红色造反者监委会，大概有九个委员（每个委员代表一个组织），说要体现巴黎公社原则 （从哪儿看来的吧，），组织不管大小，一个组织一个委员。哈，最大的两个组织（所谓观点相近）的员工数达到三四百人（占全厂员工数三分之二以上），每个只能出一个委员。而我所在的技术部门，有三个年青人（其中有一个是原先的四清工作队所信任的积极分子）所组织的一个小小的造反队也得到了一个委员名额，于是我的一个同事LOU成了监委之一。

其实，这个夺权，既有象征性，也有些实权。比如，党委，保卫科，人事科等等，均是宣布一下夺权了而已。原机构的人员该怎样办公就怎样办公，其他生产，供 销，业务，行政等等的科室，乃至车间主任等等，还是原来的人员。所谓实权，（以我所见），就是有关政治运动的领导权，还有就是对外的介绍信的开出上，再增 加一个监委会的图章。监委会的办公室就是早先四清工作队的领导办公室。

在实质上，这个监委会有点像一个国家的议会，。。。。在员工的心目中，这些监委们就是厂里的领导。但是这些监委不离岗位，原则上，他们坐办公室是轮班制， 所谓按巴黎公社原则的不脱离原岗位那样一个状态。事实上，这九个监委，大部分是来自工人编制，有几个就是来自第一线的工人，而且是群众较为拥护的人，我的同 事LOU在我们科室的表现较为一般，平平常常，有心上进但能力较低的那种，中专毕业生。有个Y女士，本属一般干部的编制,能说会道，心直口快，四清运动中并不为工作队看好的那样一个人。从那些造反组织来看，这些监委就是代表他们组织利益的代言人。听他们讲过监委会的开会过程，有时会形成一致意见，有时会吵吵嚷嚷，有点类似这儿议会的味道，形成不了决议，就只好在会外和各自的组织商量，再开，再吵，烦了，就出个大家似乎能接受的决议。一般来说，他们的决议不是很多。也还是有权威性的。

比如解散“牛鬼蛇神”队，本来这是四清工作队留下的“杰”作。想想啊，一个六百多人的厂，关了三四十人在厂，不让他们回家，这是怎麽回事？不说这些“牛鬼蛇神”究竟什麽罪过，单单这三四十人在厂的吃喝及生活上的问题就不是小事。但是，四清工作队撤离工厂时有句话，叫做保卫四清运动伟大成果，所以解散“牛鬼蛇神”队,是一句了不得的动议，谁敢担当？

哈，大概是反复研究的结果，监委会出了个通告，引用伟大领袖的话语，相信群众，等等。是把这些“牛鬼蛇神"退到各自的车间小组接受工人群众的直接监督，等 等。这样，牛棚没了，看管的人也得到”解放“。那些”牛鬼蛇神“呢，回到小组，就不会再挨莫名其妙的打骂，每天工作以后可以回家了。监委会通告中说的很全 面，如果某天要秋后算账，也没什麽可怕的啦。

这样一个掌权的时期有多长？从1967年1月算起，到1968年夏革委会成立，也有一年半的执政期了。

其实，对这个厂而言，1966年底还迎接了解放军的支左的小组（两三个人）。我的印象是，这个监委会的成立及运作是得到支左小组的默许的。这个支左小组来自附近的一个驻军。

2.造反派们掌权后，是如何领导本厂的运动的呢？其实，就是跟着报纸及红旗社论走。是跟随着伟大领袖的革命部署，具体而言，要听报纸（党报）上所登载的 毛主席的号召及最新指示，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讲话，等等。另外，北京那儿及本地大学生及造反组织的小报，也是参考读物。

一个时髦的口号（也是受到许多职工欢迎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批刘邓路线，在许多职工看来，就是批66年里整了革命群众这些事。于是，也有一些 批判会，被批的是前四清工作队员，有时会让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工会主席坐在前排，听群众的诉苦。造反派的主流是按照政策，所以被批对象不至于受到66年四清批斗会那样的打骂。其中有几个微妙的关键，一是有个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说法，其二是秋后算账论，人们明白，早晚还是会让本单位党委来主政的，只是时机没到而已。所以类似的批判会的数量很少，所谓的批判也是和风细雨。大部分员工按工厂规定照常上班。某些造反派领袖或积极分子按照自己的理解掌握自己到原单 位上班的时间。


这样，从大多数员工来看，66年9月之前的那种一半上班时间用于政治运动的状况不复存在，每个上班日，上午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人们戏称为八五派。

这样，在这个厂就形成了一个与外部不平静的大局相较而平静的小环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造反派的领袖及一些积极分子，经常要在工余聚会及讨论形势。 党委及团委的办公人员不用下车间做工，有大把的时间聊天及看报等等。职能部门的职工该做啥就做啥。因为产品仍为社会所需要，生产一直在进行中。正因为开会及运动的时间大大减少，人们也变得平和许多。


也正是在这个相对的平和的小环境下,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军工协作项目,是做中科院某所和某机密单位的协作,加工和配套. 在1967年及1968年，我们一直在按部就班地忙碌。这项任务最后是胜利完成。这项任务的完成对于这个 厂来说，至关重要，也许可以这样说，正是这项任务的完成，打下了这个厂从地方小厂转变成为有名有实的名厂的基础。公平地讲,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政治运动的”干扰”,我们的科研和试制工作其实是很顺利的,有关的员工们对产品的研发是负责的,而且体现了专业水平.


另外,有件趣事值得记录，就是1967年春节里的一个插曲.当时,监委会按照报纸上的中央文革的指示，说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大年初一不放假。我那天到监委会办公室，去开介绍信(准备出差）。一个冲床车间的老工人（大娘）在办公室正在训斥一个监委会委员，大意是，你是我们群众所选出来的当官的，怎麽不想想我们这些群众的利益呢？你们不放春节假可以，我们家里小孩和老人可是要过春节的，你们这个官当的是太官僚啦。等等。那个监委好言好语向她劝说。

后来，这些监委们聚集起来就开了个会，作了允许员工可以请假的说法。于是各部门的领导也就得到了通知，就这样掌握了，谁请假，就批准，（哪个领导也不想在 春节上得罪人哪！）。这样，到了下午，大部分员工就回家准备春节去了。留在厂内上班的已经不多了，但是，这样一个状态也还是可向各方面有所交代了。呵呵。

3.那段时期（1967年1月到1968年夏），厂外的派别斗争厉害，本城市有，而外地，有些地方发展到武斗，甚至动了枪炮。有关的信息可从社会上传播的红卫兵小报及后起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上知道，有时大报（党报）上也可看到一些消息，比如解放军到什麽地方或单位去支左了，等等。

本厂，有没有派别及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呢？在四清工作队离开（1966年10月前）到监委会成立的几个月里，确实有，主要围绕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争 论上，形式是大字报及口头的辩论会，一边是青年为主的以批判资反路线口号为主（不少学生出身的工人及技术人员在其中）的造反派，另一边是四清工作队所培养 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些老工人），这一派被人们称作保“皇”派。还有一些居于当中，是中间派，或者偶尔有观点但又不参于任何派别的所谓逍遥派（非常少）。在大字报及辩论中，所谓的保派的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解散，当然作为革命群众的身份可再组织或加入任一自己想参加的群众组织。事实上，所谓的保派或倾向保的观 点的或游移在几种观点的人也在这个监委会中占据了几个席位。

这一段时间的争论中最大的优点是避免了武斗，虽然有个别的小冲突，但是几个学生出身的造反派领袖总算控制住局势，有关的辩论及所谓批判限定在文斗之范围。这个情况应该是幸运，这样，1967年1月到1968年夏，厂内出现了相对平和的局面。

所以，正是在这段时期，我所在的部门里的年青人里有了恋爱及婚嫁，。。。。其它车间及部门也是如此。

我还记得，这个监委会的领导下，还作过一件事。说是革命群众的意见，要对红八月里某些受到冲击的某些曾在牛鬼蛇神的牛棚住过的员工于以平反。大概监委会开过好几次会，有关的群众组织也开了一些会，最后是出了个可以平反的名单。其中在时间段上划了一条杠，红八月之前（四清工作队）所定的批判对象，暂时不管， 所谓要等运动后期来解决。红八月里所“楸”出来的一般就平反。特别是红八月里到那些员工家里批斗的要去平反。所谓平反，就是监委会派些员工，到被冲击的员 工所在的住地，大门边贴个平反告示，另外要放一些炮仗，等等。后来革委会成立，在那些平反对象中，少数的还是被算账了，就是被拿出来再次批斗了。。。。。然而,到1976年10月，文革正式结束之际的前后，所有的被批斗过的均以不同方式平反了。

多年后，有史家述及那段历史，总是乱或无序这样的描述。我想也许他们有他们的根据，然而我的亲历及观察，就是文章中所述的这样。工厂里的造反派们的多数是正常的，所作的事情未必因为带上造反派的帽子就无理或无序。员工们有了选举权或监督权，没有从政经验的青年人的行政能力的发挥也是正常的，实际上也没出过大错，用更客观的标准来评定的话，恐怕是较前后的掌权者们作的更好。这些青年人的素质怎样?也不见得就没缺点.然而从那1965年到1976年的十一年里作总体评价的话，就这个工厂而言，是他们这些青年人当领导时,工厂业绩的实效最好,职工们的生活及工作是最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