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２）世界观是“管总的”与科学发展观》成矛盾胡竟觉不出自己已陷于深刻矛盾

孙维邦

（4—２）肯定世界观是“管总的”又提出《科学发展观》，胡竟觉不出自己已陷于深刻矛盾


胡是共党党魁又是国家元首，才引起我们的批评：他不是治国理政的材料，既不优秀也不杰出，他不知“人是理性存在物”已先验肯定了人既能感知现象，也能靠理智去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终极因。在肯定了“世界观是管总的”就包含着把科学纳入世界观的指导和调剂下——科学只应也只能被管却不能去管。人与科学是面对面，它只能被人所观却不能去观，根本不存在《科学发展观》。科学是促进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功能（“第一生产力”）却不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指导，能指导社会的是思想，能思想的是人。科学又不是思想它拿什么去指导？科学需要思想来揭示，本身不是思想。连思想都不是哪来的“观”？荒唐的王桑丘与滑天下大稽的胡吉诃德。连科学所对的是实际，实际都现象，现象背后有本质和无所不包的终极因。本质与终极本原非感性能触摸，感官所不能把握的未必是“无”，这就不能不促使知性去追问——追问就是通过先验的公理系统去演绎已包含的结论以达到抽象的认识。我国哲学的“道”、“名”、“气”…都不是实在物质又不能说是“无”，就须抽象去揭示。

胡提出“管总的”的“世界观”，就认为感性不能把握抽象原则，抽象的知识却最具概括性，属之“形而上学”。他说“世界观是管总的”是在伦理，说这样的话不是因他自觉并理解了伦理才是指导人生与社会的思想，而是因毛、邓、江们所酿造的，他借以存身的那个背景所累积下的就是些陋习与成见。他呀呀学语就浸泡在这毒缸里，自觉不自觉都被这些毒剂所薰染。如八哥能学舌却不知所说是何意。人到三十才立礼，四十才达到对礼的不致混淆，五十岁才能区分天命与人习。

儿时及少年未形成出理性，不能理解却不妨碍他们学舌与记忆环境中的陋习：“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莫忘毛主席”、“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反革命怀里装美金，他们疯狂害人民”、“报仇雪恨”、“血债要用血来換”……七八岁的孩子能知什么是喝水，什么是有水的井，却不知毛主席、也不知什么是美金、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残害人民，什么是血债血换……可标语、口号、歌词、课文、小说、影视……全是此类煽动。人就被浸泡在仇恨的染缸里，没形成出理性的孩童呀呀学语储存了的是“话”。“话”是反映思想的外壳，而理性又是一个逐渐形成并成熟的阶段性过程。到成熟到理解能力时，所关注的是日食住行，养家糊口，哪可能把儿时储存的话翻箱倒柜出来纳入认识？

即是知识博学的人也难做到。能对语汇包含的意思做出解释的是“思”，忙于生存依靠的是经验，极少用“思”。所以才有“学人”与常人与大众的区别。即便是古圣先贤也各从自己的所见出发，有遗有失。如海外网友敬佩的帅哥文昭的《思绪飞杨》，在思维上就不成立，却已存于环境。环境中既已有之，需用的人顺手牵羊拿便就用，很难事事都解析所碰到的概念。觉不出语汇通不通。“思”是理性而非经验感觉，是对经验做判定，经验无所谓对错，但判断就必须依逻辑。所以判断所得是结论，结论意义必须整全。所以凡“思”都无“绪”，无绪就不能飞扬。

就能读到的来说，文昭与江峰二位是受到普遍赞誉，也都有语病：就“现象”的使用文昭先生有次连说了四个“现象”，都不当——没有没有现象的事物，把事实说出来的同时已包括了现象。“现象”概念是西学东渐后的，因汉语表义，词与义固定在一起。字母文字表音，其词义就不固定，才须对现象与背后本质加以明确。“现象”一词已构成一博大的学术领域，近代思想的各大重镇都投入了相当的研究。但我们所有非专门学术家都滥用这个词，国内倒有一些学者对此有研究，即使是很出名的人文理论家对这个词的使用也都错误。共党已把我们的人文糟塌到支离破碎，期望异议界朋友从现在就要注意行文的干净与明白。

江峰的《历史上的今天》，很明显的有重建伦理的自觉，后来转入新闻报导，虽好但不能不跟着流变走，就建立不起人生伦理系统。理论的重要一点必须在一个概念之下。


人不是出于任何目的才“活的”，本就是活的。人生的意义也是在活着并在与环境的作用中才能体验到。胡哥喊的“人为什么而活着”？是根本没有的事。“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观……”都是因人先已活着，在活中形成出意识，从而经验到行为都出于目的，行为无不是有所为。可胡哥没区分有目的的行为是“生”后的事。他把后天并且以后天为条件形成出的理性应用获得的经验，倒套到人的“是人”时段。可见他不仅不是思想家连什么是思想也没入槛。既做了共党的头，当然知道自己天天时时都在骗国民，难道自己的话是诚或不诚，是真是假还能不知道吗？但他始终不知在骗国民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地骗自已。这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悲剧。胡至今也不知科学是现象操作，世界观却是个人学养结出的果。操作是不能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

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不同于共党所有头头，就在于他们能对人生经验作反思，戈氏能提出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人其实是同质，敌对观念使大家处同一条船，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自己行为的设计就应为他人留下空间，这有什么亏可吃？这是老实巴脚的胡所无从想象。至于习五代是条畜牲，他不是不讲理而是根本不懂人理，正是他的畜牲性才使还讲党性的遗老遗少们找不到下手的縫隙。


胡能提出“人为什么而活”，可证他只是工匠，没境界。境界不是科学，科学能让人立马承认坚船利炮纺织机，境界只能让人登高远眺，极高明而道中庸，却不一定见功得利。胡哥说的三观其实只一观，因人就在世界中所以人生与世界一般无二，既在人生中就免不了体验生的意义，生的意义就是价值观。胡非把一观说成三观，这也是无境界的证明。共党从二十年代初创至今，领袖们无不陷于互防互斗，你死我活比对敌更惨，何哉？因被敌营还是被己营夺位在质上是一回事。且本营人更近于成事，所以毛说党内发生十一次路线斗争，现在习五发动的血雨与腥风是第多少次？说到底就是无修养无境界。若有孔子、老了那境界，至于正天你杀我我杀你吗？人要有内圣就得学形上学，学了也未必都高，可要有高的境界就非学形上学不可。

我们都自觉在批判共产党，共产党罪恶深重深在哪里？还不就深在他们的开山教义《宣言》吗，宣传的不是如何“意诚、心正、身修”，而是鼓躁人们去争权夺利上，所以做什么样的人永远是个人私事，共产党人做的不是自然人，是它的“纲领、宗旨、纪律”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主观极权下的相互防备和仇恨的人。那马克思是割舍了人本来就是以生为唯一底线的物种性，他是从做人为始点设计他的《宣言》，而他的如何做人又是他的利害为始点，他便颠倒了“生”才是人生的起点与基础，如何做人只是对不可抗拒的生的实现，共产教义就造成了人类空前的灾难。

生命是独立的，所以人类只有自然性也只应服从自然，因而极高明的境界只能属之私人，绝不属之什么党。党性只讲服从性，只有私人条件下才有以学养来丰满提升境界的要求，只有把境界提升到极高明又道中庸水平的人才是治国理政的当然人选，由党性培养出的人无不从功利出发，100％的吊睛白额大虫。坚决地果决地把共产党连它娘它姥姥一律扫除，且毫发不留。

只有多党间的互竞互制才能消化各自的党性留下的才是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