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党的合不合法先于经验，社会危机却可以经验

孙维邦

（2）政党的合不合法先于经验，社会危机却可以经验

所以明明是政党的不法在先，社会危机的发生在后，
却因危机的可验性而使人首先经验了危机，而后才想到对危机的追因。就使经验掩盖了政党的非法性！

人们是先经验到社会发生的危机，危机是感性能力所能直观。危机发生了就先被直观到，直观到就必提出如何克服，要克服就得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寻找就是一层层还原，还原总是反观的。

人为什么会有直观与反观的分别呢因身体所发生各种神经传导如：痛，痒，酸，麻......发生的只是某种品质的感应，并非就是痛，痒，酸，麻......是人的知性要把不同品质的感应加以区别，才约定成俗地给它们命以不同的名，使不同品质的感觉成为可知识的。因感官直接感受到的社会危机有形有象，它们有形有象才能剌激感官，所以由感官对所受剌激做出的反应是直接的，反应又是被概念加以反映成为可知的。要追踪造成该反映的原因，只有知性才可能，知性做为能力就是用概念来反映的直观，把知性所反映的感应恢复到直观，这关系当然就是反思。

政党的不法造所成的社会危机，总是由具体事件才能显现，但造成危机的原因。不能显现，人只能经验到现象，不能经验到现象的原因，只有从对现象的还原里去追出原因。实际政党的合不合法是由党的创建者在“党”字前缀加的理念，与“党”字反映的思想相不相一致所造成。建党者只受自己欲望所驱动，欲望在没经知性认知的条件下直接转换为意志，知性无机缘对之做出认识。意志的当不当未被知性所检验，实际政党的合法非法是先于知性的。而社会的危机却表现为事件，事件有形态可被直观，因事件从始至终都进入视野。但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在经验前由欲望包含着，在人不能知觉的情况下就转变成理念，就不能被知觉到，只有用反观去揭示。

实践中，没有一个政党的领袖会自觉到党在客观上合不合法。因为政党是贯彻意志的工具，政党之做为实现意志或理想的工具。意志实际是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主观的。意志即目的又总是处在行为之前，人就没有机会去反观自己的意志即理念是否能包含得了“党”字的字面思想。因为意志就是生命的天然倾向，生命的倾向性是天然而有，人有无意识能力其生命倾向性都已与生命来了，只是没有意识能力时不能被人自觉到，后天习得了意识能力后人才能去自觉。所以有多高的自觉力就有与自觉力相等髙度的被自觉的世界。生命的倾向随着阅历与学识的丰富而表现为境界的高低，境界上的高低当然也渗进意志或目的。所以就不可能自觉到自己的党的合法或非法。

又由于人总是把自己经验为自我，把整个身外世界经验为对象，自我是当然的主体，对象就成了客体，人总是从主体出发以看外界，所以属于主体自身的一切东西都不受认识能力的检验，自已的党总是好的，这是主体性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天然倾向，所以共产党的头目们都不能对共产党发生省悟，特别那些意志顽固的人，尤其难以省悟。

胡跃帮的行为表现为善，是因他原本的人性富于同情，而共产主义文化对他的剌激没使他的意识发生异化，他保持了原有的自然性，是他的天性使他始终保持了对他人的同情，只要条件许可他的行为总是从助人而不是损人或攻击人。赵紫阳则是一位省悟者，省悟就是把己身所在的党当成了外在对象来做客观观察，评定赵紫阳所以能问出：？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证明他已把社会主义这个字面与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分离，他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身外对象，用个人智慧来认识。温家宝也是一个例外，他虽是共党员，这是就组织关系说的，但他的意识还只是自然人的，他只说人话，证明他未被社会主义这一制度所异化，社会主义始终是他身心以外的一个待认识的对象。

以上叙述是要说明因为人类分子不论自不自觉到，总是认自己为主体，因意识发自自身，主体性倾向只能用来看待对象，自己成不了自己的对象，所以政党领袖们很难像物理学那样把把自己当成实验室里的对象来看待，自己得不到自己确切而客的认识。对党的先天知识上的错误就无从认识，因错误造成的危机却是身心之外的，就是对象嘛，所以能被感性所感应到。但人能承认身外的危机却未必能看到这些危机正是自己与自己的党的先验的错误所导致。

所以“马克思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都是些不存在的套话，根本就没有的事，习近平却当了真事去煞有介事强调。如果我们与习近平面对面，你问他到底什么是“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他一定如赵紫阳问书记处那些人：“？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样，没一个人能回答因他们是被这些套话包裹着，不是把套话当成身外的对象来认识的。所以共产党永远不能把自身当作身外对象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