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俊：被污名的清白者——中国公知

蒋世华

● 梁立俊  


　　最近，对于五毛来说，值得庆祝的事情不少。其中，公知们被成功污名几乎是五毛们今年最值得邀功请赏的胜利。这个话题前一阵引发了很多讨论，好像还引得我最喜欢的作家刘瑜也参加讨论，用力吃奶的力气想变明是非，也为公知们的无辜辩护。对于这个话题，我早就想发表点议论，但一直不能凑成文章。今天遇到网上相关的几个帖子，突然启发灵感，于是，把自己点点滴滴的想法整理出来，以供五毛们作为公知余孽的证据。

　　我觉得公知们被泼粪，污名化，以至有些“歇斯底里”，原因是五毛们做着稳稳当当的生意，以至发迹致富，坐拥财富，有钱了（听说大佬五毛们各个富得了得），自然态度缓和些，而公知们从事的是危险的社会公共工作，不但不能盈利，有时还要赔上本钱——被请到亭子间去喝茶。时间长了，公知们被逼成了孙东东所谓的“偏执症”。常识的结果是：因为是被压迫者，甚至是被整成了精神病，公知们的讲话和行为更像“西方的”左派偏激和冲动（西方的左派是真正的对立派，底层者）就是自然的事情。阵线另一边的五毛们虽然在理论上偏激，但他们和当权者是同路人，或者直接一点他们是生意合伙人。赚到好处了，态度和蔼些，也是自然的。中国的左派是庙堂桌案上的贡物，这和西方的左派完全不同。中国的自由派和西方的右派也不一样，他们恰恰是具有“原罪”的在野派。这样，其行为有些颠倒就是合乎情理的。当然，质而言之，中国的自由派比五毛们更理性和贵族一点，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就像左派政府比右派政府相比更暴力、更野蛮一点一个道理。

　　当然，这件事还与中国的民间“生态环境”相关。中国的民间对于为他们呼吁、卖命的自由派是什么态度呢？这也千古未有的奇迹——中国的自由派公知在民间遭到“出卖”，已经无处藏身。举鲁迅的小说为例，鲁迅的小说《药》里，夏瑜是为老栓们谋幸福的——就像当年的共产党一样。但是，夏瑜的处死在老栓们看来简直是活该。“谁让她和官府做对呢？”这是100年前中国的黑暗现实，也是今天中国有过之的现实。我觉得：这是鲁迅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中国的愚民们（中国不是王小波所谓的沉默者占多数，而是呱唧呱唧的愚民占多数）从来都是势利眼，他们最怕官府。一个是谁有权跟着谁（除非自己的房子被扒了），另一个是谁有钱跟着谁（不管钱是否干净）。中国没有宗教，加上没有法治约束的商品经济摧毁了底线，因此，民间金钱拜物，是非不明，爱钱胜过爱真理！管它什么民主，宪政！生意才是硬道理！而且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做五毛可以安全地赚到不菲的利益。这样的致命利诱下，民间真正流通的是“奸民“文化，而不是清贫和良心的坚守。不要说一般百姓，看看芸芸知识分子大众，有几个人不是计算个人金钱利益而放弃公共道义的！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点。公知们被污名，还有一个是五毛们成功操作的功绩。根据我的估计，按照智商来测量，中国的五毛们应该是最聪明，也是最精明的一个社会群体（就像官员是中国顶级精英团体一样）。他们用自己掏空心思的“才智”，通过断章取义的神力，把公知与权贵们（其实公知们反对正是权贵）绑定在一起，让愚民们混淆了公知们的知识理性（比如，维护公平的市场经济，比如维护少数人的权利，包括为富人说话，等等，等等）和其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之间的真实关系，结果比起唯利是图的五毛，公知倒成了奸商的小三！卖国贼！让别人送命的佞人！等等！好了，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浅见，估计对恢复被颠倒的是非没有什么作用，更无补于恢复被污名的公知的名誉。不知道让五毛们拿去请赏够不够份量！祈愿能为他们赚取纳税人的钱财有所贡献！
　　
　　 20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