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斩杀线”顶层“萝莉岛”，美国正退回“封建时代”

pengngychita

来源：观察者网

底层“斩杀线”，顶层“萝莉岛”。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大跌眼镜的事件，让中国人对美利坚“灯塔国”的滤镜碎了一地。这一波爱泼斯坦文件的大规模解密更是告诉了我们，萝莉岛绝对不是“有钱人玩得很花”这么简单。

富豪沉迷于玩乐或许是人性中幽暗的底色，但当一个富豪能让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总统、中情局（CIA）局长和英国王室成员围着他转，心甘情愿地登上那架“洛丽塔快线”时，这就不再是人性，而是政治。

当我们像剥洋葱一样剥开这一层层被精心包裹的所谓“真相”，你会发现，让你辣眼睛的绝不仅是加勒比海岛屿上的荒淫，而是一个让人背脊发凉、足以改写西方政治学教科书的事实：那个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以契约、法治和选举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早已在科技与资本的加持下，全速回到了中世纪。

只不过，这次的领主不穿笨重的板甲，而是身着定制西装；他们不骑高头大马，而是坐湾流 G650 公务机；他们收的不再是实体的粮食税，而是你的数据租金。欢迎来到“美利坚新封建主义联合酋长国”。

在这里，法律是平民的枷锁，却是精英的厕纸；在这里，选举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真人秀。在这里，公共权力早已私有化，国家机关成了门面点缀。真正的决策，是在那些装了针孔摄像头的豪宅里、在不留航迹的私人航线上完成的。这就是“黑箱政治”的最高境界：台上演《纸牌屋》，台下玩《甄嬛传》，背后搞《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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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不是皮条客，他是系统的“路由器”

以前我们总以为爱泼斯坦是个有着变态嗜好的暴发户，是一个权贵之中的皮条客。但随着300万页文件的曝光，这种认知便被推翻了。爱泼斯坦不是系统的bug，他是系统的feature（功能）。

社会学有个理论叫“结构洞”。意思是，社会被分成一个个互不通气的小圈子，谁能占据这些圈子中间的空白地带，充当桥梁，谁就掌握了最大的权力。爱泼斯坦就是那个占据了“终极结构洞”的人。

看他的朋友圈：

左手牵着“教士阶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顶级学者，诺贝尔奖得主。这帮人有脑子、有名望，但缺钱，且有着巨大的智力虚荣心。

右手挽着“寡头阶层”：维克斯纳（维多利亚的秘密老板）、黑石集团的大佬。这帮人有钱，但缺道德背书，需要洗白。

兜里揣着“政客阶层”：克林顿、安德鲁王子。这帮人有权，但缺享乐的渠道和私密的交易空间。

影子藏着“情报阶层”：以色列摩萨德、美国CIA。这帮人需要黑料，需要控制权。

爱泼斯坦正是这些不同阶层需求和利益的整合者。

如果说爱泼斯坦是那个拿着线的操偶师，那么谁是木偶？

2025年解密的文件里，最让我大呼“好家伙”的，是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国会代表普拉斯基特。场景是这样的：

2019年，众议院举行听证会，审问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这是一场全国直播的严肃政治活动，旨在捍卫法律尊严。但解密短信显示，爱泼斯坦当时正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直播，一边给正在提问的普拉斯基特发短信：

爱泼斯坦：“问他关于那个谁的事……”

普拉斯基特：“好的老板，马上问。”

爱泼斯坦：“干得漂亮。”

这哪里是国会议员？这分明是开了蓝牙耳机的“代练”啊！这一幕简直是“代议制民主”的坟墓。你以为你选出的议员代表的是你的意志？不，她的声带、她的大脑、她的投票权，早就被远程托管了。



公布的文件显示，在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于2019年2月在听证会上作证时，爱泼斯坦正在与质询该律师的检察官普拉斯基特短信沟通 纽约时报

再看看斯蒂芬·班农。这位老哥平时一副“反建制斗士”“为蓝领工人代言”的糙汉形象。结果呢？文件显示他和爱泼斯坦在私下里都是“如胶似漆”。两人在讨论什么？不是怎么帮工人涨工资，而是如何密谋地缘政治：怎么在北约（NATO）安插自己人？怎么利用香港局势搞事情？怎么在梵蒂冈把教皇方济各搞下去？当然，还有班农数次向爱泼斯坦借用他那架私人飞机。

两个没有任何外交官身份的美国平民（其中一个还是性犯罪者），在曼哈顿的豪宅里，像切蛋糕一样通过私人关系切割世界局势。公共权力被彻底私有化了。 国家的外交部、国防部成了摆设，真正的决策流淌在私人飞机的香槟和加密聊天软件的字节里。

教士阶层的伪善与道德特许

在这个新封建体系中，维持系统稳定的关键在于一场盛大的“化妆舞会”。教士阶层（学者、媒体、非政府组织）与寡头联手，通过一种心理学机制——“道德特许”，为残酷的掠夺披上了进步的外衣。

所谓“道德特许”，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做了一件被认为是“好”的事后，往往会允许自己在随后的行为中放纵。这帮精英觉得：“哎呀，我天天呼吁环保，我支持跨性别厕所，我为黑人下跪，我简直是圣人啊！既然我积了这么多阴德，那我私底下坐坐私人飞机，去岛上享受一下未成年少女的服务，这点‘小恶’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吧？”

这套逻辑的核心在于“将一部分人开除人籍”。他们一边写着“人生来平等”的漂亮话，一边像讨论牲口一样讨论如何虐待供他们享乐的女孩。这种“日常化的邪恶”是西方精英社会的系统性病态。

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是教士阶层堕落的活体标本。其前主任伊藤穰一明知爱泼斯坦是性犯罪者，但在内部邮件中将其称为“伏地魔”，并专门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匿名捐赠系统来收他的黑钱。



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前主任伊藤穰一。公布的文件显示，爱泼斯坦与MIT关系甚密，与该校相关人员存在大量互动 澎湃新闻

为什么？因为教士阶层虽然有名望，但他们不是资本拥有者，且极度渴望金钱来维持其“改变世界”的幻觉。爱泼斯坦深谙此道。他把自己包装成“科学慈善家”，给哈佛捐钱搞“进化动力学”，给MIT捐钱搞“反学科研究”。

对于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亿万富翁不仅给我钱，还居然听得懂（或者装作听得懂）我的理论”更让他们高潮的了。领主出钱，教士出卖灵魂和名誉，双方在学术的殿堂里完成了权力的苟合。在支票本面前，所有的学术独立都像清晨的薄雾一样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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