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左经右下的舆论收紧和改革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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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日益临近，根据以往惯例以及当前官方所透露的种种信息显示，中共在三中全会上除了“中国梦”是否会成为习近平执政十年的理论政纲之外，这一届中共决策层在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改革也将有纲领性的精神出台。北京时间5月16日，大陆媒体引用接近决策信息人士的话表示，目前，七个由政府高层官员及政策顾问组成的独立工作小组正在起草改革方案，涵盖金融部门、财政体系、土地使用权、生产要素价格、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社会收入公平与户籍制度等领域。上述改革方案预计将提交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审议通过后，明年年初起，改革有望在多个层面展开，并寻求重大突破。

但是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社会却出现了“收紧”的现象。进入5月份之后，中国舆论从高层到社会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实际动作正在不断增多。大陆各大微博一些学者、异见人士的账号相继被删，所谓高校推行“七不讲”的传言盛行，左派要求“公诉”右派经济学家茅于轼……这些从意识形态到舆论宣传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迹象，追根溯源，都直接指向在不久之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办发【2013】9号）的通知。而根据大陆各地方官网报道显示，这份通知已经在中共内部进行大范围（据称已下达至基层县团级）通报学习。5月22日前后，包括《学习时报》、《红旗文稿》、《解放军报》、《环球时报》等一批中共喉舌在内，纷纷发表文章，在“尊毛”、“宪政”、“信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发表左倾观点，引起舆论热议。

意识形态的收紧伴随着经济改革的重启，种种看似矛盾的政经状况在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不断出现。习近平本人正在出现一种类似于“政左经右”的特性。结合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改革开放”口号的同时用“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划红线，以及1989年“六四”之后南巡号召继续改革的史实，甚至可以认为，习近平因为担心随后的经济领域改革造成中共政权不稳定，于是在现阶段严控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以求由中央，而非社会来掌握此后改革的话语权。再纵观习近平上台后关于“走什么样的道路，举什么样的旗帜”、“中国梦”、“两个不能否定”、学习毛“整党反腐”和群众路线以及此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收紧，或许都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断定，在未来十年，中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改革方面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是在经济改革方面将会有进一步的突破。

中共意识形态管理左转

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其个人微博上称该校传达了中共“七个不要讲”相关内容后引起热议，随后大陆法学教授何兵、学者冉云飞、学者宋石男、律师斯伟江、记者沈亚川、学者项小凯、学者吴伟、学者吴祚来等言论尺度一向比较大的微博大V账号接连被关闭。5月13日不约而同曝光一份中办下达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文件。根据见诸报道的零碎信息的拼接，尤其是其中警告“意识形态领域的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值得注意”，外界多认为这便是“七不讲”的缘起。同日中共卸任元老李铁映以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身份考察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并作出了“国际上意识形态斗争长期存在”的表态。


习近平的政治倾向被外界认为正在走向左倾和保守

截至目前，虽然这份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具体内容仍没有见诸于网络，难以进行具体的文本解读，判断风向，但是通过各方面的信息碎片综合后可以初步断定，在2013年两会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级别有过一次针对意识形态方面应对的会议，而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央办公厅整理成《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并在2013年5月下发到县团级供相关干部学习。通报提到“要切实加强对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有载体、有活动，形成学习制度”，要求相关官员同“危险的”西方价值观作斗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大陆政府各相关部门、各行业也相继开始进行相对应的收紧和自我审查阶段，例如表现在高校教学方面就是“七不讲”，在网络媒体方面就是规范互联网媒体秩序，在微博方面即是对一些“大V”进行销号，在媒体方面就是一大批党媒，就“尊毛”、“宪政”等问题纷纷刊文，发表保守观点。

对于这次“收紧”更为深刻的解读认为，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上所修订后的党章来看，里面曾提及“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党章作为中共以执政党身份主政中国的总章程，此番表述显示，从那时开始，对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领域进行一定的整顿已经进入既定程序。

收为放做准备 邓小平亦曾左右摇摆

种种看似矛盾、孤立的事件综合在一起，让外界对于习近平的政治取向和中共即将做出何种动作感到疑惑。但是结合中共传统的行为模式来看，虽然在毛泽东时期曾有为了“反右”而提倡“双百”的阳谋，但更多的时候秉持的原则是“大放之前先整顿”的理念。这种情况曾在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进行过阐述，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局外人看来，邓小平亦曾出现过今天这种“左右摇摆”和“反复无常”。不过杨继绳将其总结为，这是出于改革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共同执政所出现“双峰政治”时表现出的政治斗争周期性，邓力群将其总结为“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

脱离政治斗争思维，仅仅以中共政治制定的角度来看，这种“收紧”的背后必然会面临着一轮“放松”，不仅是意识形态，更是经济政策上的放松，而中共目前要做的，似乎就是对今天舆论嘈杂的情况进行整顿，以“收紧”为“放松”做准备。

结合中共历史和杨继绳的总结，1977年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随后是1978年开始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出现“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针对社会上自由化泛滥的情况，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收紧舆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被抓。但是随后的1980年，被认为是党内开明派的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

1983年中共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随后的1984年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当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

1985年7月29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9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同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省委书记雷宇。而随后的1986年，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论形成高潮，自由民主知识分子活跃一时。12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而在1989年“六四”之后，接替赵紫阳上台的江泽民执政理念日益保守，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举家南巡，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喊出“谁不改革谁就下台”的口号，并以南巡基调召开了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最终确立，保证了中国改革进程的延续，打开国门速度的加快，其所产生的影响绵延至今。

收紧舆论为掌握话语权

当然，这期间中共是向“左”、还是向“右”，是“收紧”还是“放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共高层不同政治群体之间的角力。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中，伴随着“老人干政”逐渐逝去，习近平凭借反腐、整风等措施在党内外竖起巨大权威之时，政治派系斗争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今天的舆论环境虽然出现“收紧”、“左倾”的倾向，但是相信无论是在朝在野，中国政治和经济层面需要变革，以及言论管制需要放松的共识已经达成。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所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但是随着科学进步和知识普及，这种改变今天正在发生。强硬的行政命令在短期内也许有效，但是难以保持长期态势。相信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7名常委、25位政治局委员在其执政过程中都对此有过深刻领会，因此，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已经有了重启的动力和契机。

邓小平及其主导的改革开放也因为在其过程中过度放权，使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过度膨胀，虽然期间有“四项基本原则”的捆绑和相应的整顿，但最终导致了“六四”的发生。当然，随后邓小平凭借其政治勇气举家南巡，发出号召要“继续改革”，才得以保住改革成果和中共政权。而对于出身于“太子党”，经历过那个动荡年代且接近当时中央决策层的习近平来说，对于邓小平在处理经济改革放权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得与失，相信一定有他个人的看法。正如李克强在此前多次强调的那样，中国政府部门和经济改革要“放权”，而在目前的舆论生态之下，放权之后面临的必然结果就是各方解读，甚至更为激进的右派会借机推动政治上的放权，这一幕显然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在出台经济改革方案的三中全会之前进行全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收紧，掌握解读各项改革政策的话语权，也就成为习近平最为务实的选择之一。



(王雅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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