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毛究竟有哪些功绩

爱国侨胞

原文地址：转载:看看毛究竟有哪些功绩作者：我行我速
    毛犯过错误，许多是重大错误，这点恐怕已是大家共识，但部分人认为毛也是有功的，应客观完整地看待和评论毛。那么毛究竟有哪些功绩？我们不妨逐个分析一下。　　　　
　　　　
一， 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站了起来。　　
　　　　
　　这是最常见到的，毛的最大功绩。我们不妨来认真分析一下，所谓"三座大山"即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则本主义。在二战前，中国许多地方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东北和台湾割让给日本；香港由英国掌管；澳门由葡萄牙掌管；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武汉……有许多外国租界地，等等。　　
　　　　
1，东北的收复是随二战结束，日本投降而回归中国的，很难算做毛的功劳，毛从来没到台湾打日本，还不是一样回归了中国？让日本在二战中决定性失败的是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并没让日军伤筋动骨。即便在中国战场上，正面作战的是"国军"，东北战场上毛自己在《毛选》中都说"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苏军出兵"，更不必谈毛没打过的南方日军。因此，毛在抗日战争胜利中究竟起到多大作用，十分值得商榷。　　
　　　　
2，其它地区的回归。台湾回归中国大概很难算做毛的功劳，香港、澳门都是在毛去世后回归的，也不必谈了。余下的就剩几个大城市的外国租界地的收复了，如果这个收复属于功劳的话，是应算给毛的。但一个国家的强盛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几块租界能对中国整体走向产生多大程度影响值得怀疑。我们今天引进的外资、企业和各种办事机构恐怕比当年不知多几倍，还不是照常按自己的道路发展进步。况且台湾地区，我们当年并没去没收外国企业，现在台湾的主体经济还不是由台湾人自己主导，并没沦为列强殖民地一说。
　　此外，有网友谈到除香港,澳门和东北苏军基地外,外国租界地45年就已经消失了。还有网友说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租界取消的事主要是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解决的。二战是英美法的租借和中国是同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日本的租借是汪伪政府负责交涉取消的。不过这事我并没认真查资料，不作为根据。顺便说说而已，大家仅做个参考，更希望了解租借问题的朋友发表意见。
　　
附：某网友跟贴的资料：　　中国人民收回外国租界的年代
·1919年收回天津德. 奥租界和汉口法租界
·1924年收回苏联放弃的前俄租界
·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29年收回天津比租界和镇江英租界
·1930年收回厦门英租界

·1943年收回天津广州英租界及英美比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

·1945年收回在中国各地的日租界
·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
·1947年收回天津意大利租界及意在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的权利.
　　　　　　
　　至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租界被全部收回。
　　
　　　　

3， 推翻封建主义。　　
　　　　
　　国共内战时，毛向全中国人民表明自己未来的建国方略是建设一个类似于英美那样的民主制度国家（这在《历史的先声》中体现的非常明白）。这要比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不知好多少倍！这让中国人看到了个光明的未来，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许多家境优越，追求民族进步理想的富人都站到毛的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毛能推翻蒋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毛那时的承诺顺应历史大潮，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说归说，后来毛建立的制度比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民主多少，恐怕就不用多说了吧。

从形式上，毛建立了个"新中国"，但这个新的国家制度究竟比原来的中华民国制度好在哪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毛跟随苏联搞的"计划经济"让大陆被台湾远远抛在后面。所有的按毛的标准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部经济失败。

死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给整个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以这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这个"新"东西究竟是功是过，大家评说吧。

4， 推翻官僚资本主义。　　
　　　　
　　毛时期，人民貌似当家作主人，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权利。有人说人民可约束官员，但你能约束的只能是毛定义的"走资派"，你约束个革委会主任来看看？你立刻会被革命人民"识破"，由"革命"的一伙扔进"反革命"一伙里去，从95%一堆里骤然变成5%的一员。
　　　　
　　说当年群众热情高，你敢不"热情"吗？被人赶到农村（象不象被卖到'黑窑'？哈）还必须兴高采烈，真是被人卖了，还得帮人家数钱。高高兴兴地数。他们是自愿的吗，为什么打倒四人帮后又都回城里了？


二， 毛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　
　　　　
　　真是这样吗？须知二战结束时成立[联合国]，中国就作为创始人而成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要谈这方面功劳，貌似蒋介石更大。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直到后来跟苏联闹崩才急忙与西方国家建交靠近以求平衡苏联的威胁。交的一些"兄弟国家"也没几个不翻过脸的。
　　　　
　　也有人认为毛不怕任何敌人，敢碰硬。跟美国打、跟印度打、跟苏联打……，打出了地位，打出了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修反的威风。但我个人倾向于把这些算毛的"特点"，能感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世界上不多。最多算个"特长"，不算"功绩"。拉登也把许多国家整得害怕，朝鲜的原子弹也让许多国家胆战心惊，但阿富汗和朝鲜的国际形象并没因此提升。老实说跟四邻都打遍了有啥好处，在保证本国利益情况下，越少打仗越好。
　　　　
三， 创造"两弹一星"，成绩惊人。　　
　　　　
　　以前也觉得这挺了不起的，世界上没几个国家有原子弹！后来才发现，没有的并不一定不会造。巴基斯坦会造，朝鲜也会造，看来这玩艺是不是"高科技"真值得怀疑。
　　　　
　　不是说中国不该造原子弹，而是把造这个也当多大的成绩炫耀，只会让人感到似乎再没更像样的东西可拿得出手。可能炒作作品不是近几年的创造哦。

　　　　
　　　　
四， 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改造成强国。
　　　　　　
　　 以前上学课本上写，旧中国连铁钉、火柴都造不了，叫"洋钉""洋火"。但事实是怎样呢？
　　　　　　
看下部分材料吧：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五， 毛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毛时代中国版图并没有任何扩大（反倒有网友谈到被印度夺走领土问题，认为是在沙俄夺走中国土地之后，失去领土最多的时期）。
　　　　
　　不过，外蒙独立倒是跟毛有间接关系。斯大林为了地域安全，在两个大国间制造这个"缓冲带"。这情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从苏联独立出去后，我国西部受苏联威胁消除是一样道理。要不是有毛当年和斯大林拉拉扯扯，使得斯大林在蒋介石面前有王牌可打，蒙古会不会独立出去还真难说！
　　　　　　
　　类似的问题在台湾上也有，为了金日成非去打朝鲜战争，使得与美国关系几乎进入战争状态，若不是蒋介石坚决反对独立，为中华民族统一留下空间，台湾真趁乱时独立了大陆有啥脾气？现在出兵收复一个多年已被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怕不太可能了吧！

六，毛时代没有腐败现象

很多朋友谈得最响的观点是毛时代无腐败。毛泽东曾经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所以没有了腐败；毛泽东坚决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没有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大致就是这些个理由。事实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先从毛泽东本人说起。说毛生活简朴，困难时不吃红烧肉，睡衣带补丁。可光个韶山滴水洞别墅就占了一大片风景区，还进口不少苏联的设施和用品，须知这别墅是在全国人民忍饥挨饿的1960年兴建的，别处还有不少别墅就不提了。毛的香烟要专门制作，这一支香烟要抵上多少红烧肉啊？毛的瓷器也要专门制作，这一只饭碗要抵上多少件睡衣啊？

再看看他的亲属，众所周知江青是个上海演艺圈三流演员出身，无德无能却能挤身中央核心。毛的闺女二十出头能当上解放军报的总编。毛的臭名昭著的侄子年轻轻当上辽宁的党政军一把手，被誉为"东北太上皇"，……。

再看看当时整个社会腐败。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和今天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是有很大区别的。

毛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才能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一个够"级别"的干部家里可公费装电话，出门有汽车，出差乘软席或飞机。这一切都是身份和级别的象征，普通老百姓是与电话、软席、飞机无缘的，即便你有钱。官员的食品、烟酒、生活用品都有"专供"，完全不同于普通百姓一切凭票供应的贫苦境地。当时在东北有段顺口溜就是这种差别的写照：省【群英】，县【牡丹】，一般干部【迎春】烟，工人阶级大【握手】，傻B青年【农丰】烟。（【农丰】牌香烟9分钱一包。呵呵）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的脚底下。因此，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毛曾不断提倡"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却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毛时代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张铁生、黄帅……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英模典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英模典型，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而会不会获得这个典型完全取决于当时政治形势需要，想树你当典型，你想跑都不行。张铁生、黄帅等就是例子。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去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比较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多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的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邪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背后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就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有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打倒却又仍有很强的势力）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普通老百姓子女。

总之，我觉得由于现在存在社会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严重就期待回到毛时代无疑是饮鸠止渴，须知那个时代更不公平，更腐败。

七，毛共产主义情操高尚，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是这样吗？请看：


·杨开慧1930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14日光荣就义。 贺子珍1928年与毛泽东结婚。

·贺子珍1984年逝世。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

    时间顺序怎么是这样啊？　

曾有朋友回帖中说那时没有《婚姻法》。难道具有共产主义高尚道德水准的伟大人物也需要法律强制约束吗，没人看着就干这种事？

（顺便提一句，电视剧《井冈山》不够尊重历史，杨开慧明明牺牲于1930年，但编导们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硬是将杨开慧之死提前了两年，以便合理地解释毛主席与贺子珍1928年的婚恋。呵呵）
　　　　
　　　　
　　至于毛字写得好，诗作的好，声音洪亮，步态平稳……我想就不必讨论了吧。约旦国王侯赛因当年经常自己驾飞机出国访问，一次竟甩掉两架追击的以色列战机！厉害不？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还是柔道高手，一人开着SU-27前往慰问士兵的图片大家看过吧。人们常笑话最笨的小布什也曾是空军驾驶员。……老实说，靠民选上台的领袖总体看比独裁夺权上台的领袖有更多个人魅力的地方，否则怎么吸引人们投票呢？最好别比这方面，不是强项，是短处。
　　　　　　

必须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神话

    若干年前就跟一些同事辩论过毛时代与"今天"孰优孰劣的问题，当时只是以为只有极个别的人才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或者存在睁眼说瞎话的现象。不料，近几年，随着人们对过去的渐渐淡忘，随着不谙世事的新生代的渐渐成长，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和青年朋友的交谈中，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中经常会见到听到这样的论调，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毛时代是美好的，毛泽东是伟大的。狭义的毛时代应该指49年到76年这段时间，其间以66年到76年发展到极致。广义的毛时代可以从延安时代甚至遵义会议算起。　我以为，怀念憧憬毛及毛时代的人可以分为几类:

    一、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多数不是凭真才实学，也不是凭勤恳努力，而是凭打砸抢或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了可以居于特权阶层的地位。比如，革委会主任、知青办主任、大队书记、军代表、工农代表等。拨乱反正，使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眼看着"地富反坏右"都"复辟"了，都靠才学、靠努力成了令人艳羡的人，而自己却从高高的云端跌落至现实的地面，于是今不如昔之慨油然而生。

    二、用怀旧来发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你就此便说，毛时代是乌托邦，是理想社会，是五千年一遇的美好时代，是比今天好千倍万倍的盛世，那打死我我都不信。对这些怀旧者，如果你真的追问他一句：在毛时代真的比今天活得舒服、活得自在、活得像个人样？我想多数人如果能客观地回答问题，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肯定会说：否。

    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青年人。这些人对毛时代一无所知，大多数又不肯踏踏实实地对毛时代、对十年浩劫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任何一个版本的文革史料都不屑一顾，却天真地对毛盲目崇拜，对毛时代盲目怀念。究其因有几点：

    １、文化熏陶。拨乱反正后，虽然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毛的错误，但毕竟是同一个党领导的同一个天下，所以对毛所造成的极坏的影响却羞答答地根本就不容你彻底清算，因而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中，至今仍然存在着浓重的毛的味道。比如，音像制品中歌颂个人崇拜的糟粕，中小学课本中大量存在的毛的文章、诗词，各地出现的以文革符号而命名的饭店……

    ２、年轻人的不可一世、疏狂傲世的天性。自以为世界即将在我的掌握之中，沉迷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于是对独裁者产生盲目崇拜的感情。（我想说，你可以盲目崇拜希特勒，可以盲目崇拜斯大林，可以盲目崇拜毛泽东，这是你的思想自由，你非要认为这些人都是好人、伟人，我也无权限制你，但是，你如果想告诉别人相信你的话，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告诉那些可能上当受骗者，千万不要信。

    ３、受其他怀旧者的影响。比如父母、老师和其他长辈。

    四、毛时代似乎只有随大溜才是时髦的，比如忠字舞、黄军装、武装带、红宝书；当代似乎只有叛逆、另类、非主流甚至反政府才是时髦的，既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些以另类标榜自己的新生代们便不顾历史事实，摆出了架势，偏偏要给十年浩劫平反讨说法，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发惊人之语，以求与众不同。但是我认为不管什么时代，最起码的是非观念还是要具备的，最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还是要拥有的。你说呢？可笑、可气复可叹的是，不论哪一种怀旧者，都决不承认自己的私心和无知。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时代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混乱和不公正，以期以此为突破口，把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进而维护自己的观点，达到丑化当今，美化昔日之目的。因此，我们不容回避地要首先谈到这个问题。到底今天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呢？

    第一，腐败问题，这是老百姓最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回避了这个话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容否认，腐败问题是当今政治的一大痼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几乎是老百姓的共识。各位看官，切勿以为笔者在这里是要给腐败分子翻案，我纵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如此冒犯众怒。我认为，站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观注腐败问题，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是表象，腐败本身绝不是根源。那么根源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根源是没有跟得上经济改革步伐的政治制度，是不受约束、不受监督的膨胀了的权力体系。这种制度和体系往远了说，封建集权是它的远祖，往近了说，是毛时代的嫡传。想一想华盛顿吧，几百年前就奠定了美立坚民主政治的基础；想一想四十多年前吧，一手漂亮高妙的"引蛇出洞"的"阳谋"，使所有的试图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的傻冒闻风丧胆，使五十五万有胆量者或无城府者一夜之间成为人人唾弃的阶级敌人，使仍苟活于世的右派和作为后人的我等余悸犹存，使整整几十年中对民主政治梦寐以求的幼稚病患者彻底放弃了梦想。（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毛的衣钵的十年前的那次.，更使一代血性青年的民主政治理想彻底毁灭。）

    这就是腐败的根源。说到此，一定有人要反驳：毛时代就没有腐败现象。果真吗？果真吗？天哪，你能想象那个时代的报纸会时常披露官员腐败的消息？你真的相信在没有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的大公无私的神话？事实是，并非没有腐败，而是我们知道的太少。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结论。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够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在大量知青下乡回城的生死轮回中，谁是直接的受益者？是知青办主任，是一切手握权柄的有能力予或夺的官员。多少知青在为回城的努力中，牺牲了自己的金钱、贞操、健康。这是一代人永难遗忘的梦魇，永难平复的伤痕。（关于知青下乡的是与非，拟后文或另文探讨）王朔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说有一段山东快书，是一个大队书记对一个想要入党的女积极分子说的："当里格当，当里格当，你要不让我入你那个裆，我就不让你入我这个党。"话糙理不糙，这样的故事难道我们听的还少吗？刘少奇被打倒，我们听说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们气愤过；林彪折戟沉沙，我们听说林彪拥有供自己享用的豪华别墅，邱会作家的地板是玻璃钢做的，下面有金鱼池与外面的活水相连，我们气愤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进口化妆品（那个时代谁有能力使用进口化妆品，谁敢使用进口化妆品？）在房间里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们气愤过。既而渐渐的又知道了所谓林立果选妃，知道了第一夫人的面首，知道了我们曾经无比敬爱的人的后宫佳丽……如此等等，难道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痛恨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使用最简单的归纳法还不能得出结论？由此可见，今日的腐败，正是昨日种下的祸根。

    第二、失业问题。这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持今不如昔观点者,一定会提到这一点，并且振振有辞地说：毛时代就没有失业者。我又忍不住要问一句：果真吗？

    我们且不说那个不堪回首的三年人为的灾祸，上千万人沦为饿殍。我们单说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工分一说。那时的农村，一个工分，好的一毛钱，差的几分钱，文革期间有很多地区的工分"高达"负几毛钱。也就是说，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要倒找给生产队几十甚至上百元。这又是何等的"幸运"啊！这比起现在的失业工人又当如何？反驳者又会说：你说的是农村啊！我要说，你首先就犯了"民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农村怎么啦？首先，我们往上追三至五代，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切不可数典忘祖啊！其次，我们是农业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再次，问一问那个时代的人就会清楚，毛时代的城市隐性失业也是严重的，加之大量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被停发了工资，只奉献而不得索取，这一切都被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深深地掩藏起来，这比之今天的失业又当如何？还有，毛时代大谈"缩小三大差别"，但却人为地加剧了城乡差别，与有力的证据就是：

     1、户口的管理。谁都知道，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天壤差别；谁都知道前者和后者的相互转换意味着什么。

     2、工人和农民待遇上的差别。农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一点一直延续至今。

     3、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文化、娱乐、饮食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时至今日，我们至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苏南模式的确立，浙江个体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建设，给我们提供了缩小城乡差别的光辉的典范。还有一点，我实在不愿讨这个巧，但是理不辩不明，我也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谈及这个问题。失业工人的增加，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口的急剧膨胀。假如当初毛能够虚心地采纳马寅初先生的意见，适当地采取限制人口的政策，我们的人口数会从49年的4.5亿急剧膨胀至今天13亿吗？我们今天的人口危机会如此严峻吗？再有，这是一个残酷的话题。失业现象是世界性的问题，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更新、产业调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暂时的阵痛。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诚挚地希望反驳者千万不要仅仅从道义上对我进行批判，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

    前文说过，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让人愤怒、让人痛恨、让人咬牙切齿、让人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的丑恶、污秽、卑鄙、残酷。但是，任何在割断历史的前提下对现实的观注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开端，都在某种意义上对后世起到了一个规范的作用。李世民开创了大唐数百年江山，他和魏征的关系，堪称中国历史上主明臣直的典范。唐朝的兴盛，当和李世民奠定的基础不无关系。魏征无数次的抗颜犯上，却并未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单是这一点，在毛时代就是不可想象的。汉文帝在对待大才子贾谊的问题上留下的名声一般，唐人赋诗讽其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即便如此，当贾生以质问的口气直言"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和"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懔懔也"时（注意，这显然是在攻击大汉朝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没有被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啊。彭德怀不就是说了一亩地不可能生产十三万斤粮食，并且如实地汇报了有饿死人的情况吗，结局如何，我不必多说。都说清朝文字狱盛行，可黄宗羲不是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吗？简直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啊！再看看我们文革吧，单是因为对我们造出来的神稍有不慎，即遭灭顶之灾的例子还少吗？不小心把领袖的画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领袖画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不小心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放了个屁，不小心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感叹号写得上端稍稍弯曲一点（革命小将说是问号）……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或者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是遭受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批斗，这种事情还少吗？

    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敢对领袖说半个"不"字。（有。让我们记住这虽然少得可怜，但熠熠生辉、不可磨灭的名字吧：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黎莲，这可是些在人格上比我们敬爱的总理、敬爱的总司令都更加光辉灿烂的名字啊！昨天晚上，我流着泪，读完了6月16日《南方周末》报刊载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文，竟然几次因拭泪而停止了阅读）于是，官场盛行的是"一致通过"，是"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是"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于是全国人民的头脑都被一个大脑代替，成了巨型计算机的亿万个终端。不会真是这样吧？至少林彪就不是真心喊"万岁"的。因而官场的真实情况应该是，阳奉阴违、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结党营私、互相倾轧、韬光养晦直至伺机而动待时而发。连毛自己都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样的话。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对今天官场的腐败、黑暗、丑恶，毛作为始作俑者，难辞其咎。今天，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彻底变革，不从根本上彻底清算毛时代的遗毒，中国，至少是中国的官场是没有前途的。

     在跟青年朋友谈到这个问题时，有青年朋友善意地劝告："你这样的说法会导致信仰危机。"我回答他们："我不能欺骗你们，我不能让你们相信并不存在的美好。"

    毛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一点，凡过来人，都应有切身的体会，但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丑陋总是讳莫如深的。巴老早就建议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但至今也没有哪个当政者把文人的提议当回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还是认真地回忆一下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吧！

    一、毛时代是一个极端专制、万马齐喑的时代，是一个因大搞个人崇拜而毁弃万民个人自由意志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道理毛泽东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更是深谙"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手段，而且运用起来比"弱其志，强其骨；空其心，实其腹"的古训要高超得多，也娴熟得多。４９年以后的中国，每个人都能体会到政治学习的强大威力，所谓政治学习，目的就是要用"我"强行灌输的思想彻底取代"你们"的个人思想，即所谓"洗脑"。我们还有形成网络的宣传体系，城市不用说，农村后来也是发展到村村有广播，户户有广播。如果有人不幸而拥有了自己的思想，那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让这种不合时宜的念头在心中彻底腐烂，化为泥土（这是多数人的选择），要么就接受厄运（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即是）甚至死亡（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即是）的挑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使肉体和灵魂一起毁灭，然后彻底腐烂，化为泥土。那个时候，收听外电广播被称为"收听敌台"，是要遭到.的，直到七十年代末，人们在收听美国之音的对华广播时，仍然要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几乎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中，都设有干扰外电的设施，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高高兴兴、无怨无悔地接受我们的救星赐予我们的一切。

    记得小学时，老师布置一篇作文，题目是《给台湾小朋友的一封信》，少年的我坚信，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台湾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更是苦海无边，回头无岸，度日如年，于是我忧心如焚，于是我特别真诚地希望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我今天仍然真诚地希望台湾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但出发点不一样），于是我饱蘸浓情的笔墨，完成了这篇书信体的作文，老师认为是一篇非常成功的习作，并被当作范文。还是小学时，有一次，某个同学的练习簿上，不小心把"毛主席"的字样同"崩溃"两个字连在了一起。虽然根本就是搭配不到一起的两个词语，可是还是被某一个好事的同学报告了老师，于是小题大做地把我们十几个同学留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对笔体，背对背谈话，直至抓出"罪魁祸首"。幸好这个家伙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的后代，否则真不知道后果如何。可悲的是，当时的我对写下这样文字的同学竟然真的有一种由衷的愤怒：怎么会有这么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人！因而积极配合校方的调查。想一想吧，当时连我这样一个不足十岁的少年的脑子里，都已经浸满了盲目崇拜、封建专制的毒汁，假如不是拨乱反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长大后一定是这种制度的自觉维护者。我并非为了赶时髦也来一番忏悔，其时仅是一个少年的我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必得忏悔的罪恶，我只是想让新生代的思想者们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岁月，知道成为别人灵魂的附庸是一种什么滋味，知道没有感觉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提倡下，也曾有人给党提意见，那多数确实是出于善意的客观的批评。可是很快，当形势急转直下时，五十五万人措手不及中就变成了反党分子，妻离子散，受尽磨难。右派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那个时代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知识啊！那里面的一大批人物可是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精英啊！毛却振振有辞地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多么卑鄙无耻！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毛的问题，不仅仅是治国方略方面的失误，同时也存在着人格方面的严重缺陷。

    在那样的时代，不仅毛本人需要靠大搞个人崇拜和极端的专制来巩固自己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各级官员也需要靠这样的体制来维护这种等级制度，进而维护自己的特权。即使已沦为阶下囚的"奴隶"们也可以通过出卖别人、出卖灵魂来表忠心，进而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因而，那时的人们都是自觉地在维护着这样的制度，维护着一种虚无的信仰，维护着一个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神像。

    二、毛时代是一个法制废弛、人性沦丧的时代。我们经常感叹中国的法制远未健全，感叹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感叹在中国仍然顽固存在的权大于法的弊端（特色？）。这一方面自然是缘于封建意识的根深蒂固，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其实从土改的斗地主开始，就埋下了"共和国"忽视法制，践踏人性的种子。所谓土改，固然是发动农民从地主的手里抢得土地，然后由农会将土地分发给贫苦农民。（这一点，在小农经济时代，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为了政治上的稳定，为了笼络民心，是完全必要的。）分发土地的同时--公开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在各地都进行了残酷的斗地主的运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之辈，乖戾暴虐之徒，施以刑法的惩治固然是必要的。可惜，我们的做法是由普通农民集中起来，把地主置于垓心，由群众申明罪状，同时施以拳脚、棍棒，或者直接刀锯加颈，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场，转瞬间即可毁灭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倡导人们灭绝人性的运动，在真正的文明时代和法制国家里是难以想象的。更可怕的是，这种运动对在多大范围内"揪"出多少个"恶霸地主"是有明确要求的，因之冤假错案（如果能算作案件的话）丛生。解秘以后，我们才知道，连当年那个闻名遐迩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也是蓄意虚构的。

    这种践踏法律、灭绝人性的情况，在"共和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得到了体现，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发展到了极至。在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公安部的调查人员的调查结论是，没有找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可是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却说：既然毛主席说他是反革命集团，那就是反革命集团吧。简直比莫须有还要莫须有。于是按照结论--反革命集团--的要求，去虚构材料，罗织罪名，于是一个精心建构的案件就成为了"事实"。57年反右，也存在着分配指标的怪现象，各地各单位各部门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实际上也是先拿结论，再编证据，这本身就是有悖法理的，这与自然科学的假说和猜想绝对不是一回事。

    三、毛时代是一个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当年，一位长我几岁的学兄，在上学的路上路过一座小桥，随口即兴唱起了经他改动的流行歌曲，把林副统帅的名句"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成了"大海航行靠边走"，于是就"有幸"成为了"现行反革命"。须知他也仅仅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啊！这种昨天还是红卫兵小将，今天就成了阶级敌人的故事太多了。周厉王时代，人们还可以用沉默不语"道路以目"来远灾避祸，可是在"文革"时代，人们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了。按照革命的逻辑，内心深处的反动思想，比实际行动更要不得。相互见面，打招呼的语言，从"吃饭了吗"和"你好"变成了领袖的语录。中国人都知道言多必失这一古训，所以领袖的语录就成了任何人都必修而且绝对要精熟的内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文革研究者徐友渔说："'文革'是一场极其复杂和特殊的政治运动，其间波诡云谲，潮流反复多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几乎没有贯穿始终的'左派'。'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这个阶段一些人是天之骄子、革命闯将，下个阶段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右倾复辟的急先锋'，因此'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两重性，一段时间属于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时间厕身于整人的队伍。"福祸相依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当然，十年中实际上是存在着以整人为主还是以被整为主的区别，但我以为，只要不是有命案在身，罪大恶极，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必要再去追究什么人在哪一阶段是顺水顺风的了。我只是想说，那是一个悲剧时代，是一个整个民族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政治疯狂的时代，也是一个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对此，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就是要干掉刘少奇和其他敢于公然"骂娘"的军事统帅，以挽回大权旁落的颓势)，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更是罪不容诛（他们的基本原则是拉大旗，作虎皮，在毛的大树下寻找一片绿荫。更进一步的打算是相机取而代之，实行新的权力垄断和权力分配）。

    我们整个民族，每一个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难道真的就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徐友渔说："'文革'中年轻的积极分子在反思时，最爱说的就是自己当初的理想主义。不错，虚幻的政治理想确实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没有私利、野心、内心野蛮的冲动，为了邀功得宠而抛弃自尊与常识，'文革'中不知会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为马的笑话。"（见《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原载《南方周末》2000.6.2.23版））基督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带着原罪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赎罪。难道就是针对现代中国人说的？荀子的性恶观点难道不是在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也有人认为，毛在入主中南海之前，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只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才犯了错误。我并不认为，应该把谁"一棍子打死"，至少毛是一个天才（"林副统帅语"）的、成熟且成功的政治家（政客？）。我只是想，通过对历史问题的反思，能够尽可能地达到接近真实，进而廓清人们--至少我本人--对问题的一些模糊认识。

    循着历史，我们不妨走进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其实，仔细考察毛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支撑着毛的思想框架的基石，的确是"斗争哲学"，用毛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事实上，他除了与天斗，与地斗，与公开的敌人斗之外，他更善于与同一阵营里的异己斗，与权力场上的绊脚石斗，与敢于和有资格在群众影响上能和自己抗衡的人斗。

     当年的陕北，几乎人人都知道"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在陕北已经很有根基。当疲于奔命的中央红军，冲破重围，于35年10月，损失惨重地到达陕北时，刘志丹并没有从个人的利益考虑问题，而是欣然接纳了中央红军。当时的情形是，虽然在原则上，刘志丹应该受中央的统辖，但是刘以逸待劳，且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其实力肯定是超过了中央（很容易使人想起刘邦和韩信的旧事）。假如刘志丹从一己之私利出发，与党中央分庭抗礼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的命运还真的很难说。中央红军是到了陕北之后，才得到了彻底恢复和休整的时机。可是在不久之后（36年4月）的战斗中，刘志丹却不幸遇难。子弹不是来自对面，而是来自身后。前不久，笔者的一位朋友去了延安，其间专门就此问题请教了延安党史馆的同志。回答是，子弹是刘志丹的警卫员射出的，该警卫员是原中央红军的人，事发后即被枪毙。没有其他任何有力的证据，但是我想，我们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该警卫员背后有指使者，指使者应该是刘志丹死难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受益者要么是敌人一方（中央红军转战二万五千里，刘志丹率部刚到中阳县，出身中央红军的警卫员就被敌人买通，而且亡命一搏，似乎与理难通），要么是"自己人"。

     1940年10月黄桥一役，陈毅率部歼敌一万五千余，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战前的棋局、黄桥烧饼等也因之闻名。事实上，陈毅在战前并没有多少胜算，所以他要求调集当时正在江阴休整的老六团渡江增援，因为他预测，凭自己的力量只能坚持27小时。但中央军委下了死命令：老六团原地待命，任何人不得调动！倒是同是出于华东区的谭震林违抗军令，派了一个营多的兵力，援之以手，方见患难中的英雄本色。中央军委为什么弃陈部于不顾？还有，张国焘为什么脱离中央？皖南事变到底还有什么内幕？后来的高岗为什么要自杀？彭德怀、刘少奇因为什么不得善终？……功高震主，必生祸端？伴君如伴虎？

     很赞赏美国人的提法：要像防备强盗一样地防备官员。这种说法当然也包括元首。否则克林顿的一点桃色新闻，怎么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怎么就会有人始终不依不饶？而我们的提法一直是，××是人民的大救星，××万岁。从探究和钩沉历史的角度讲，这至少是人为地增加了评价历史人物的难度，有些问题可能就会永无答案了。

     网络上，有网友说，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文革"，意思是"文革"有坏处，也有好处。这是对"一分为二"这个简单的哲学道理的一种庸俗的理解。如此说来，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爱滋病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使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应该是在具体、客观的前提下。比如爱滋病，需要肯定的是什么呢？应该肯定它是一个"反面教材"（这个词语毛泽东用过），它告诉我们，一定要远离爱滋病，否则性命不保。你总不会理解成爱滋病使好人灭亡的同时，也消灭了一些罪恶的生命，所以说它有利有弊吧？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好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警戒的标志：此路不通！

     也有的网友说："文化大革命"就算别的都错了，反封建不错。天啊！难道真有人认为，毁弃大量的古建筑、文物，焚书和消灭一批知识分子就是反封建吗？第一，须知封建文化和封建时代的文化是两个概念，封建思想和封建时代的思想也是两个概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认识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今天很大一部分人的认识。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难道不是民主的先声？整个一部中国文化史，有两千年处在封建时代，难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粹？难道都应该打倒重来？难道用暴力文化取代温文尔雅的孔孟思想就真应该成为一种理想？第二，须知专制集权和个人崇拜就是最典型的封建特征。最具封建特色的"万岁"一词，被我们不加修饰地沿用了许多年（竟然没想想用"亿岁"岂不更好）。"文革"中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就是封建思想、斯大林暴政和毛权术的结合。

经常看到有人为毛泽东唱赞歌，认为他为中国经济打下了基础，列举那二十多年的什么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和铁路建设的数字，甚至有人举外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其中包括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数据，那么事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以下就让我来总结一下。其中很多数据也来自于《世界经济千年史》。

    首先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在几百年来都是世界第一，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从来就不小，如果要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毛泽东时代绝对比不上满清甚至军阀混战时期，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3%，直到1913年，仍然占世界的8.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获得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在军阀割据的时代，各地军阀为了自身利益，反而会发展经济，比如广东的爱群大厦、海珠大桥都是在军阀陈济棠统治时期的产物。由于连年的战争，到1949年，中国的现状是一片荒芜，百业待兴，中国人民也把满腔希望寄托在毛和他的政党那里。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中国人民的希望，他们得到的是一场场的屈辱和痛苦。

     从1950年到1973年，中国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只有5.02%，低于拉美国家的5.10%，低于墨西哥的6.38%，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所以他的增长率理所当然要高一点，比如我的收入增长百分比很容易比李嘉诚高一点。从1973年到1998年，中国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84%。中国GDP占世界GDP的份额，在1950年是4.5%，到1973年占4.6%，而在同时期，亚洲国家（不含中、日、印）的GDP从1950年占世界GDP的6.8%上升到1973年占8.7%，而日本1950年占世界GDP的3.0%，上升到1973年的7.7%。中国在当时的发展连亚洲一般国家都不如，当然很多人说日本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中国或者因为不给中国战争赔款的基础上的，我就不作评述了。然后说中国人口多，人口素质差了，这些我也不做评论了。

     中国GDP的增长率很慢，考虑到人均GDP增长就更慢了，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从1950年1973到年只有2.86%，同时期日本是8.05%，只有印度是1.4%，而其他亚洲国家是3.56%。中国人均GDP的估计值在1950年是439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到1976年是852元，在一个和平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在毛泽东时代有60，61，62年连续下降回复到1953年水平的记录，67年下降了41元，71到72年只增长了3元，在74年又下降，76年下降了22元，1976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再也没有发生过倒退的悲剧。同时期的印度只有57年、65年、66年是下降的，要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了五次印巴战争。虽然毛泽东口口声声说要赶英超美，但是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在1950年相当于西欧12国人均GDP（5013元）的8.7%，到1976年，中国人均GDP下降到只相当于西欧12国人均GDP（12742元）的6.7%。

     中国的出口额在1950年是63亿，占本国GDP的2.6%，到1973年只有116亿，降低到占本国GDP的1.5%。很多人陶醉于毛泽东时代的"独立自主"，认为现在对外依赖过大，其实毛泽东只是把中国经济拉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出口额在1978年仅占世界出口额的0.8%，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占世界出口额1.6%的水平。当然有人可以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原因，不过毛泽东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事实上，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中国一直喜欢和印度做比较，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就看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关于印度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很多文章评述，比如印度的多民族是真正的多民族，最大的民族还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充满了种族和宗教冲突，还和巴基斯坦进行军备竞赛。但是即使如此，在毛泽东时代，印度的发展并不比中国慢，1976年，印度的人均GDP是889元，而中国只有852元，但是在这之后，中国就快速发展起来了，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979元，而印度只有966元，这样我们的政治书上才有了理直气壮的对比的资本。

     一般认为，毛泽东时代在人口政策上的失策是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毛泽东时代并不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候，毛泽东时代也不是提倡生得越多越好，在七十年代初，中国就提出了计划生育，不过毛时代提出计划生育主要还是因为粮食供应实在紧张了，今天30岁以上的人都有挨饿的回忆，而1976年中国人口只相当于现在的70%。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增长大致在10‰至16‰，这和日本同期的增长幅度接近，在1961年，中国人口居然比上年下降了674万，这其中的悲剧就不细说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高峰出现在80年代初，比如1983年达到23‰，1990年，日本已经下降到3‰，而中国
仍然保持着13‰，值得注意的是，到1998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是8‰（日本为2‰），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早就该取消了，如果说毛泽东在人口上面犯错误的话，只能说由于他对教育的破坏，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得不到教育，城市化进程慢，工业就业人口少，所以让人口高出生率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初。

     毛泽东时代并不象现在健忘的人说的那样人人有书读，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全国高等学校只招收29万个大学生，1978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只占大学年龄阶段的1.4%，同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40万，在校大学生只有85万人，1998年全国大学生在校人数为600万人，2005年，增加到1400万人，就算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交不起学费，教育状况也已经天壤之别。我只列举恢复高考的人数，在毛泽东时代有多少人能靠推荐上大学我就暂时查不到资料了。1978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只有5.33年。毛泽东时代的学费也许确实很低甚至免费，但是平均每人只有5.33年，直到1998年，这一数字才上升到
8.93年。

     现在很多人对高房价很有意见，甚至有人怀念毛泽东的福利分房，可是在1978年，国家建委作出一份《关于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报告》，当时全国有城镇3400个，人口1.1亿，城镇人均住房只有3.6平方米，比解放初期的人均4.5平方米还下降了0.9平方米，在大城市里，几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几家人是很平常的事情，很多住宅里没有厕所，冬天的时候到离家几十米甚至几百米远的地方上厕所的滋味，很多人忘记得很快，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大街边还看到家家户户门前早上放着马桶。即使这可怜的三点几平方的房子也不是什么个人财产，很多房子是属于一些单位的，如果谁没有了工作，就意味着这三点几平方的房子也没得住了。三点几平方是什么概念，确实是只有一张床而已。而大部分小城市的人均住房会好一点，当时大城市里人们的居住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毛泽东时代，很多地方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派民兵荷枪实弹的看守他们，现在还有少数的麻风病村，就是毛时代留下来的医疗福利。还有人怀念那时候免费帮农民医治血吸虫病，其实就是因为农村卫生状况恶化才导致大范围的疾病流行，至少今天，除了几个爱滋病村我们还没有听说这种大批人死亡的情况发生。

     在就业上，由于计划经济的恶果，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城镇人口很多都成了待业青年，有的人工作要靠顶替父母的职位，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安排了，只好想出一招：上山下乡。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就是城市化，今天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是农业产值仍然提高很多，实行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已经是倒行逆施了，把城市人口往农村里驱赶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奇迹，这些人在农村里面荒废青春，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有人以很多知识青年很怀念那段生活来为毛泽东辩护，实在显得苍白。

     2005年，中国产煤16.6亿吨，矿工死亡人数大约6000人，平均每一百万吨煤死亡3.6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告诉我们，当时每一百万吨煤就有三个矿工的生命，从他在矿山上对寡妇司空见惯的描写可以知道，毛时代的矿工死亡率并不比现在低多少。


毛泽东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呢？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多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建政之前是好的，只是掌权之后走向了专制和独裁；比如有人认为毛泽东生活简朴，一生保持农民本色，只是其统治的后期被身边的官僚们蒙蔽罢了。然而，近年来随着历史学家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当年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著作的问世，这些对毛泽东的"善意"想像很快破灭了。毛从来就没有代表过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他代表的不过是社会边缘的流氓无产者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毛是从黄巢、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等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序列中脱胎换骨出来的"流氓中的流氓"。从早期发动内乱造成数百万民众的死难，到当政之后不断制造政治运动和大饥荒造成数千万民众死亡，甚至在在与赫鲁晓夫谈判时提出进行核战争、不惜中国人死亡一半的恐吓，毛泽东何尝把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中？毛泽东是通过血腥的战争获得政权的，中国老百姓何尝通过选举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他来"代表"？部分百姓对毛的崇仰，固然有对现实不满的曲折发泄的一面，但更说明民众长期受毛毒害之深。几乎所有中国人祖父辈和父辈中都有被毛所杀害的亲人，但不少受害者家属仍然对毛顶礼膜拜，这不是患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是什么呢？

毛时代的极权式腐败

    此次毛热的特点之一，就是与毛沾边的人集体出场，除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的回忆和评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毛家人的大出风头：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在毛诞辰的12月26日，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之妻居然为毛家生下第四代，也成为媒体报道的小热点。

    毛家人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在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与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相配合，意在通过对凡人毛泽东的记忆，在生活细节上神化毛，塑造出"慈父仁夫"的形象。毛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及其毛时代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媒体真把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了，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而事实上，李纳仍然是政协委员，享受高干待遇，连毛家第四代的出生都要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哪有看不起病之忧。

    那么，毛时代以及毛泽东本人真的那么干净吗？否！

    如果把滥用公权力视为腐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共权贵中的腐败之最。毛是不在乎钱，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他个人的，要钱有何用！正如《康熙大帝》中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这样的极权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而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作为，正是如此。

     （一）滥用公权力的腐败

    毛式腐败的极端表现，是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肆无忌惮地滥用，他已经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把全国资源和全体民众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所以，除了滥用绝对权力之外，他根本不用在经济上以权谋私。正是这种极权式腐败，才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毛把中国的所有资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统统作为他的滥用权力的工具，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和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难以精确计算的巨额经济损失，致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最能说明毛式挥霍浪费的实例，莫过于文革时期的毛像章泛滥--制造个人崇拜所带来的挥霍无度：当时，一面是开不完的忆苦思甜大会和对艰苦朴素的大肆张扬，另一面是用造飞机的上好铝材做毛的像章，城里人的家中，家家都收藏了少则几十枚、多则成百上千的毛像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做了三十五亿个毛像章。这些像章，在90年以来的毛泽东热中，已经成为商家赚钱的畅销品。

    毛家人的滥用权力

    毛时代的极权式腐败，不仅是毛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家人也滥用来自他的巨大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其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毛家的第二代也都年轻轻地就执掌大权，横行于中国大地。毛的女儿李纳26岁出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相当少将军衔）；之后被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出任办事处负责人；离开文革小组之后，李讷又于1973年出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同年８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出任北京市委常委。毛的侄儿毛远新，也是26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级）、沈阳军区副政委（相当于中将级军衔）；1976年，毛远新更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在连周恩来、邓小平都见不到毛泽东的情况下，只有他一人有权与毛泽东单线接触，并代表毛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在辽宁和北京都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就连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1964年大学毕业，1973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甚至就连与毛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也滥用权力，与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在文革中的政治风光，在1973年中共"十大"，谢当上了中央委员，同时掌管北大和清华，还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在两所中国最著名的高校，由于"小谢"与毛的特殊关系，虽为副手，但权力远在担任正职的林彪之妻迟群之上。毛还通过"小谢"走后门，送一些年轻女孩进北大和清华。看最近凤凰卫视的专题片《说不尽的毛泽东》，镜头前的谢静宜说起毛来，仍然两眼放光，语气激动，那种对毛的一往情深，显然在政治性的领袖崇拜中，注入了过多的个人感情。

    另据李志绥回忆："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力，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在文革中，毛也利用绝对权力，出面保过前来求援的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个姓刘的女人还因毛的保护而当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见《回忆录》第三编）

    （二）极权式的个人生活腐败

     在生活上，太多的人被假相所蒙蔽，把毛坚持其小农式的生活习惯视为生活简朴，但毛的这种个人习惯，非但不能作为其廉洁的证据，反而恰恰是毛式腐败的典型表现：生活上的惟我独尊和随心所欲。

     1，物质上的腐败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仅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由陶铸主持修建的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过一次。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剥夺所有人的私有财产的平均主义时代，毛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而且毛的极权地位使他的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50亿册，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圣经》。所以，在毛活着的时候，他的稿费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

    2，个人习惯的特权化

    毛在饮食上的简单，只因为他喜欢吃家乡菜且不愿受繁文缛节的束缚，才没有宫廷式的奢华，但并不等于毛不享有特权。在生活上，毛嗜烟，就有专门的卷烟厂制造；毛好茶，就有专门的瓷器厂为他烧制茶具和餐具；毛喜欢湖南澧陵的瓷器，就有专门的红色官窑，用最好的瓷土烧出最好的瓷器，毛吃饭用的瓷碗极为考究，重量只有124克，轻而透明；毛只吃活鱼，甚至就在他访问苏联时也要保证他能吃上活鱼；毛用惯了牙粉而不喜牙膏，就在牙粉厂都被淘汰情况下专门为他一个人保留一家生产牙粉的工厂；毛喜欢睡宽大的木板床，即便出国访问也要将他的大木床装上飞机；毛怕麻烦而不爱洗澡，就有内侍每天为他用热毛巾擦身；毛失眠严重，内侍就要在他上床后为他按摩并轻轻捶身直到他入睡；毛一烦恼，就要有人替他梳头来放松，以至于他的卫士长练就了梳头的好手艺；毛讨厌自己穿衣脱鞋，就有内侍或护士侍侯。

    毛喜欢游泳，年轻时畅游湘江就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将其权力野心表露无遗。入主北京之后，他也经常在出巡之时游长江。他要在某地游泳，就必须事前反复测量水流水速和侦查沿途风土人情，还要断绝一切水上交通。他一下水，就有浩浩荡荡的护卫和下属拱卫着，不但众多卫士和卫士长要下水，而且陪同他出巡的公安部长及其地方大员们也都要陪游。负责毛出巡时的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虽不善水性，但为了能够陪毛游泳，就找时间专门练习游泳。

    3，糜烂的私生活

    在毛提倡禁欲道德的时代，私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全民性的道德禁忌，穿衣戴帽决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普通民众的婚恋都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和批准，婚外恋更是形同犯罪，而毛本人却在紫禁城后宫里、出巡的专列上和所到之处的行宫中过着淫荡生活。毛掌权后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
毛在延安时就迷上了跳舞，进了北京就愈加着迷，于是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全国各地的下榻处，都有他的舞厅和大群年轻的文工团女孩，而且，这些舞厅里都备有隐秘房间，供毛和他的舞伴消夜。

    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除了毛晚年与张玉凤厮混之外，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年轻女人不下几十个。比如，1961年2月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所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为毛服务。李志绥感叹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回忆录》第三编 1966年－1956年，69节）

    毛的放荡私生活使夫妻关系紧张，而毛的权力又使这种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畸形。本来，作为妻子的江青是毛的放荡生活的受害者，偶有怨言、发脾气是正常的，毛理应向江赔礼道歉，起码要说点软话来安抚。但江青每次因嫉妒而发火之后，不是毛安抚江青，而是江青给毛写检讨。到了晚年，毛整日与二奶张玉凤厮混，江青已经很难单独见毛一面，毛与江青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夫妻。要想见毛，或是等待毛的召见，或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

    毛好女人而又有生理障碍，就有专门的壮阳药供应，甚至出国时也要事先派人专程运送熬制壮阳药的药材、准备好特制的熬药沙锅，还要有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负责为他熬药。更恶劣的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有了性病也不治疗。李志绥说："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病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见《回忆录》，第二编 1957年－1965年，44节）

    现在的官员们花钱包二奶，固然是一种腐败，还要尽力掩盖，而毛却可以一分钱不花，仅凭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地包二奶和玩女人。

    4，惟我独尊的霸道

    毛讨厌任何规矩而喜欢随心所欲，其霸道作风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养成了夜里工作和白天睡觉的作息习惯，于是所有人都要适应他的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时间表，而他全不顾忌别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尊严。比如，他想谈哲学谈历史，不论何时也要找到陪谈的人，甚至为此而多次派专机接来他召见的社会名流。比如，身在上海的御用史学家周谷城，就亲历过两次被专机运到毛的住地。一次是毛在杭州，忽然想谈找人谈话，就派他自己的专机将周谷城等人接到住地；另一次就更过分，据周谷城回忆说：毛在北京中南海，半夜里忽然想找人谈哲学，就想起周谷城，马上叫人用长途电话命令上海市委，在深更半夜叫醒周谷城，然后派专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而周谷城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不觉得毛的霸道，反而在回忆文章中一脸受宠若惊加感恩戴德的奴才相。他说： "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见《缅怀毛泽东》一书，转自"人民网"毛泽东专辑）

    毛常在书房中接见下属，他习惯坐在床上、穿著睡衣或光脚穿着拖鞋发号施令，说话时还要不时地吐痰。最著名的睡衣故事，就是他在其他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心血来潮穿着睡衣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搞得周恩来等高官和毛的内侍们高度紧张，甚至手忙脚乱。

    对党内同僚如此，对外宾也如此。毛从来没有会见外宾的时间表，一切安排全凭他个人的兴致，很多外宾是在吃饭中间或睡觉时突然接到"主席现在就要见你"的通知。毛也会为了显示其权威而羞辱外国客人，比如，斯大林死后，毛的眼里再无令他生畏的外国元首。所以，尽管苏联仍然是共产阵营的霸主和超级大国，但毛已经不再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放在眼中。为了羞辱赫鲁晓夫，毛居然穿著游泳裤在泳池边会见赫鲁晓夫，还戏弄不会游泳的客人，让内侍拿来救生圈给赫鲁晓夫，硬逼着人家下水。

    毛具有极度的权力恐惧症，因而他怕坐飞机而常坐火车出巡，还经常臆想出政敌加害于他，所以他常常是行踪飘忽，随时改变，只要他的专列一出北京，沿途所有的车辆统统让路，时刻表也要以他的专列的行程为准。他在专列上睡觉时，停下来的专列周围，不能有任何嘈杂声，可能影响他睡眠的火车、飞机和汽车都要停下来。毛不愿在外地的泳池中游泳，因为他怀疑池子里被下了毒，即便内侍们都安然无恙地试游过，毛仍然不放心。毛还曾在外地睡觉时听见房顶的声音，就怀疑可能有人想谋害他，所有的警卫人员就要紧急动起来，最后发现那声音来自一只猫。李志绥医生证实毛患有受迫害妄想狂症，大概是因为毛迫害过太多的人，所以怕受害者伺机报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霸道，就在于他具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

爱国侨胞

三 毛泽东是"权术大师"而非"理想主义者"

   今日中国的拥毛派，他们提出的重要辩护词之一是：毛千错万错，皆是技术上、手段上的错误，或主观善意所导致的客观错误，而毛作为一个爱国者和理想主义者，其为民族为人民的一片丹心，天地可鉴，永远值得国人的铭记，其政治遗产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极端拥毛派甚至认为，不仅从"大跃进"、"人民公社"、"鞍钢宪法"等毛式灾难中发现珍贵的"经济民主"和"后福特主义"，而且"文革"也留下了反官僚主义的"大民主"遗产；温和拥毛派也大都认为毛是"开国有功而建国有错"，理由之一，也是毛及其中共的理想主义以及为理想而甘愿献身的牺牲精神。

    事实上，尽管毛泽东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为政之道却远离马克思主义，非但毫无理想主义色彩，反而是典型的中国政客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资治通鉴》为毛提供了"成王败寇"、"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中国经验，列宁式政党和斯大林式极权为毛提供了"暴力、组织、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现代经验，二者结合的政客权术，才是毛泽东的从政"圣经"。无论是在夺权时期，还是在掌权时期，毛的权术一以贯之，所谓理想主义或爱国主义，不过是毛式权术的组成部分。甚至，毛的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和日益精湛的权术技巧，早在三十年代清洗AB团时期已经暴露无遗。

    （一）夺权时期的权术

    政治权力不得不存在的积极意义，仅仅在于权力是实现公益的手段，公益才是目的，而毛式政治则彻底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权力变成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公益沦为权力的手段。所以，当毛把作为手段的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之时，手段的错误就将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破坏力。换言之，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才是毛的动力，"一切向权看"和终生玩弄权术才是毛政治的真相。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因为毛体制的游戏规则是"有权就有一切！"

    毛绝非理想主义者的判断，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惯于玩弄权谋和两面手法上。他在言词上把人民尊为国家的主人和奉为历史的动力，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等口号把人民捧上虚幻的天堂，甚至把人民奉为上帝，而在现实中却把人民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来任意驱使，全不在乎民众的生命、财产、尊严和权利。二战结束之后，全世界都在重建战争废墟，而在中国，蒋介石和毛泽东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进行极为惨烈的内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和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皆超过八年抗日战争。1949年之后，刚刚走出内战灾难的中国，急需生活安定、发展经济和还政于民，但毛却大搞剥夺个人财产、阶级灭绝和个人崇拜，一方面是他的个人权力的绝对化，另一方面是全面实施对财产、人身、思想的剥夺，将人民置于无权利无思想无道德的奴隶地位。

     1，通过延安整风而成为党内霸主

    至少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所要得到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在中共与国民政府的对抗中，他一面通过国统区的地下党和中共喉舌《新华日报》，高唱 "自由、民主、多党制"，以便煽动对国民政府的仇恨，另一面却把中共彻底改造成毛式独裁党，把中共统治的地区建成小极权王国。他通过所谓"整风运动"进行斯大林式清洗，用尽拉帮结派、秘密逮捕、罗织罪名、隔离审查、刑讯逼供、发动群众、当众羞辱等手段，对党内异己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先后整肃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并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毛式洗脑，在中共党内建立起惟我独尊的体制，毛从此成为集法统与道统于一身的极权者。

    一面高调赞美华盛顿、林肯等伟大的民主政治家，高唱学习英美民主的调子，并呼吁美国干预中国内政，即便在国共内战的初期，当东北战局不利于中共之时，毛仍然要求助于美国的帮助，迫使蒋介石与中共签署停战协议。然而，隨着内战局势向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美国便逐渐成为毛眼中的头号外来敌人，共军的节节胜利，使毛向美国叫板的底气也越来越足，终于在进京之后写下了著名反美华章《别了，司徒雷登！》，全面抛弃英美而拥抱斯大林的苏联。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更在于毛意欲建立的政治制度与英美制度的截然相反，只有斯大林制度才能确保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英美制度不可能让任何人获得独裁地位和绝对权力。

    2，通过假抗战而为内战积蓄实力

    毛泽东甚至不是民族主义者，比如，毛在抗日中玩弄的种种假抗战言行，在历史学家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里有史料详实的记载。该书以中共出版的各种权威性文献为主要依据，加上国民党和日本两方面的档案材料为佐证，再加上英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确凿地证明：在疲于奔命的长征中获取了共军指挥权的毛泽东，一到达陕北就开始玩弄抗日牌，只是毛的自保权谋的一部分，而绝非为了共同抗战。恰恰相反，毛为了减轻蒋介石围剿的压力，充分利用了全民要求抗战的民族主义情绪，一面高喊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借助"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一面又不服从统一战线的抗日要求，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既统一又独立"的策略，仅仅服务于中共力求保存和壮大实力的总方针。所以，毛主导了中共的消极抗战策略，尽量避开与日军的正面战场，而让国军在正面战场上对付日军，以便消耗蒋介石的实力。毛不仅挖空心思地败坏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声誉，做过许多不利于共御外敌的事情，而且对党内主张积极抗战的"统一战线派"进行整肃。毛压制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抗战热情，把王明、周恩来、张闻天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诬蔑为"右倾投降主义"，并动员全党批判之。

    毛对"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两面派利用，更表现出他善于玩弄权术的阴险：一方面，他要求在公开场合高调宣传两次战役，经过阉割历史而将之包装为伟大功绩来对外炫耀，臆造出中共领导抗战胜利的神话，不仅贬低蒋介石领导国军的抗战，甚至把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污蔑为抗战中的民族罪人。其实，国军才是抗战的中坚力量，所谓的"平型关大捷"，不过是国军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国军投入十三万军队，打的是日寇的主力正规军，而共军只有林彪的一个师，袭击的是日军的后勤部队。

    另一方面，毛又在党内权争的黑箱中，把两次战役作为党内清洗的借口。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发难的庐山会议上，照例循着新账老账一起算的路数，不仅把彭揭露大跃进灾难的万言书污蔑为篡权野心，而且借历史旧帐陷害彭，被毛钦点上山的林彪在批彭会上的发言，故意贬低"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以此来抬高毛而贬低彭。林彪说：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所主张的积极抗战，非但无功，反而有过；而毛的保存实力，非但无过，反而英明。林还自我作贱地说什么"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云云

    "百团大战"作为共军发起和组织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对日作战，是彭德怀等将领基于民族大义所为，在当时，无论对全中国的抗战士气，还是对改变共军假抗战的形象，都有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然而，彭却因此在党内一直受到毛的批判，从延安整风到1959年庐山会议再到文革，"百团大战"都被作为彭反毛的主要"罪状"之一。延安整风时被诬蔑为经验主义、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庐山会议时被作为彭一贯反毛的历史证据，文革时甚至以"百团大战"为历史证据，污蔑彭力主积极抗战是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心和为国民党政权卖力。

    再如，1941年，斯大林为了自保而安抚日本，与已经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的日本签订《苏日中立协定》，正如斯大林在1939年为了安抚希特勒而签定"苏德条约"来瓜分波兰一样。在苏日协定中，斯大林用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换取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显然，这是斯大林与日本军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中国的抗战和国家利益的背信弃义行为。所以，该条约一出，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各界纷纷谴责，而只有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中共表示欢迎。在可能亡国的大灾难当头的时刻，毛欢迎这样的协定，无异于双重卖国的行为，既等于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也等于承认斯大林将外蒙分裂出中国。（请参见《真相》）毛所主导的以上亲苏卖国行为，也可以得到1949年之后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印证：毛为了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容忍了条约中的诸多极不平等的条款，如规定中国过剩的工业原料只能廉价卖给苏联，而不得卖给第三国（见《恩怨》P306）。之所以如此，不就是因为毛的夺权和巩固权力，在当时还离不开斯大林的支持吗！

    3，通过民粹主义动员来赢得民意支持

    毛为了夺权，就把农民称为革命最坚定的同盟军，通过土改把田地分给农民，以便动员农民甘心情愿地充当他打内战的炮灰；他把左倾的民主党派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许诺掌权后一定与民主党派分享政权，共同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以便获得各界社会名流的支持；而一旦真的掌权，毛就以国家的名义把全部土地没收，农民非但没有得到一分地，反而变成了贱民和城市及其工业的供血器。同时，他把所有权力塞进一党私囊，完全抛弃当初的民主承诺，而建立起绝对独裁的极权体制。民主党派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权力，反而成为必须加以脱胎换骨的改造的一群，或变成毛的敌人被整肃，或变成毛的统战花瓶被把玩。

    再如，毛把死了的鲁迅奉为"民族魂"和"中国文化的旗手"，并作为意识形态根子抡得血光四溅，但如果鲁迅活到毛时代，毛给鲁迅指出的前途只能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自愿唱赞歌或沉默，要么用监狱封住鲁迅的嘴巴。

    （二）掌权时期的权术

     1，通过权术巩固政权

     在掌权以后，1949－1956年是毛巩固权力阶段。对内，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清除阶级异己分子，通过高饶反党集团案清洗党内异己，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胡风反革命案驯服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通过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全面没收私人财产的党有化，也就为建立个人极权打下了全面的基础。对外，一边倒地投入斯大林的怀抱，为了让斯大林满意，不惜与苏联签订有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友好条约，甚至在国内百废待兴的时期，拿国人的生命、国家财产和领土（台湾）作赌注投入韩战，结果是以中国的巨大牺牲成全了斯大林的共产霸权和金家暴政，也使中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最佳时机，两岸的实际分裂至今仍然在折磨着中华民族。同时，"抗美援朝"与"三反五反"的同时进行，也揭示了抗美援朝背后的另一层隐秘的权力策略，那就是为在国内整肃异己提供最合理的借口。

    2，通过权术扩张权力

    1957年－1966年，是毛的权力野心膨胀时期。国内的巩固权力策略初见成效之后，斯大林之死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清算，让毛泽东看到了危机和机遇的并存：危机是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对毛正在逐步获取绝对权力的努力构成威胁，遂使毛在本该集中精力搞经济的时期，突然转向更为残酷的内部整肃，为了扫清通向绝对极权的障碍，他的内部整肃既有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一口气制造了50万右派；也有针对党内高官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一手制造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案。

    机遇是斯大林之死在国际共产运动中留下了最高权力的真空，使毛看到了争夺共产世界领袖的契机。所以，从1957年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开始，毛便打定"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的主意，步步升级地向赫鲁晓夫叫板，毛对赫鲁晓夫的傲慢与毛第一次访问苏联对斯大林的谦恭，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毛在1957年访苏期间非常活跃，与其他共产国家的领导人频频见面，还为与苏联龌龊的南斯拉夫极权者铁托鸣怨叫屈。毛在赫鲁晓夫面前炫耀自己的革命资历，出席大会时，居然不用讲稿和坐着发言来显示自己的傲慢。在辩论可能爆发的核战争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害怕打核大战的态度相反，说出让赫鲁晓夫大为吃惊的豪言壮语：有人说原子战争打起来，全世界现有的27亿人会死绝。他就不信。他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再多点，"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即使死一些人，有什么好怕的？无怪乎，赫鲁晓夫在私下说"毛泽东是疯子"（《恩怨》P417）。

    毛为了显示权力的傲慢，甚至小肚鸡肠地在细节上羞辱苏联人：当年，苏联政要米高杨在访问中国时，曾怀疑中国人给他吃的是死鱼。1957年毛在访问苏联时，在出发前就告诉他的厨师，只要苏联提供的做菜原料是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于是，毛的厨师多次把苏联人提供的海鱼扔出去（见"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说不尽的毛泽东《三》"）另外，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穿着游泳裤来接待赫氏，显然是在有意羞辱赫鲁晓夫。

    1958年的大跃进，表面目标是"赶英超美"，实际目标是与苏联竞争共产国际的老大，赫鲁晓夫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出"土豆加牛肉"的标准；毛泽东要"坐火箭进入共产主义"，提出"吃饭不要钱"的标准。而随着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中苏关系也完全决裂，中共政权及其领袖毛泽东在共产世界日益孤立，做不成共产霸主的毛泽东，陷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之中。但他并没有收敛其权力野心，而是用第三世界理论来意淫。毛自奉为第三世界领袖，对内实行准军事化统治，将一穷二白的有限资源集中于重工业和军事领域，在造出了"两弹一星"的同时，不得不实行供给制的票证经济和全民皆兵的军事化动员，对外用经济援助和输出毛式的游击战来拉拢所有反美反苏的小国，以便在同时抗衡美苏两大国的狂妄中，确立自己作为三极世界中的第三世界的领袖地位。毛不愿意出国访问，被毛派解释为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而实际上是传统的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所遗传的权力傲慢，毛要坐等亚、非、拉等落后小国的元首来北京朝圣，从中享受"君临天下"的天子权威。

    3，权术扩张受到抑制时期

    1958年之后，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中苏彻底决裂，毛的权力野心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于是，毛对内发动了清洗刘少奇集团的文革，经过中苏之间的局部武力冲突和林彪事件，越发孤立的毛泽东，不得不对外玩起了联美抗苏的纵横术，对内重新启用邓小平。到1976年9月毛在内忧外患中死掉之前，毛在民众对"当代秦始皇"的诅咒声中，已经感到了自己的失败。

    有人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为消除官僚集团，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事实上，文革不过是打击政敌的工具而已，警惕党内走资派是清洗刘少奇集团的借口。毛是利用权谋清洗政治对手的高人，他在权力场中的生涯就是玩弄权术整人的一生。长征后期对张国焘的整肃、延安整风对王明派的清洗，使他夺得了党内的最高权力；与蒋介石玩弄口是心非的权谋，使他得以在陕北窑洞里逐渐坐大，最终成为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之后，他又不断地通过党内整肃来清除政敌，而且大多数党内政敌绝非是客观存在，而是由于毛对自身权力的过于贪婪而主观臆造的政敌，也是由于毛天性中的施虐狂病症的不断痉挛，把滥用权力和整人当作最大的人生享受。只要他在主观上感到自身权力受到党内同僚的挑战，他就必定要大开杀戒；他就要在不停地"与人奋斗"中得到享受，文革不过是这类清洗的极端化发展而已。

    文革对刘少奇的整肃不同于以前的历次党内清洗的特点在于：从张国焘到王明再到高饶、彭德怀，毛的清洗主要通过在党内高层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阴谋权术就能完成，而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中国，只靠党内斗争来清洗刘少奇，毛泽东有些底气不足。在1960年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检讨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的权威大大下降，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质疑和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绩，使刘的权威迅速上升，两主席画像并排出现在重大的公共庆典上，党内高层向刘少奇聚集，毛所谓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局面正在形成。所以，毛感到再不对刘少奇下手，自己就将在中共高层变成孤家寡人。毛才会一边在党内拉住林彪和周恩来，一边借助社会性力量来对党内高层的刘邓派开刀，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打到刘少奇。

    同时，当红卫兵作为毛打到刘少奇的工具用过之后，为了恢复混乱的秩序和解决严重的就业问题，毛一声令下，就把1647万正值读书年龄的青少年驱赶到农村，美其名曰为"再教育"，实质上是甩包袱，是失业。而现在，人到中年的当年知情，大好青春被革命造反和上山下乡所浪费，不完整教育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使之再次成为率先"下岗"或"失业"的群体。从下放到下岗，一代知情经历了两次被抛弃的命运，他们在文革中的利益受损，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非但没有得到补偿，反而变成他们的当下困扃的泉源。他们是被毛式权术所利用来整人的一代，更是被毛式权术所牺牲的一代！
而对大多数知情的最大不公在于：现在，知情的悲惨经历却被少数成功者的话语霸权所淹没，那些拥有特权背景的少数人，无论何时皆是特权阶层的传人，在六十年代是造反派领袖、七十年代是工农兵大学生或入伍参军、八、九十年代史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留洋先驱，即便是文革中倒霉的高干子弟，也都在父母平反之后再次进入特权阶层。

    结论：（有删节）

    如果硬要把毛泽东实现其无限制的权力野心也叫做"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理想主义之成立，只能是最机会主义的"成王败寇"逻辑的产物。换言之，尽管理想主义者常常具有狂妄的倾向，然而，极权者的狂妄并不能等同于理想主义，狂妄一旦完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知识狂妄和道德狂妄就将转化为权力狂妄，导致为实现个人权力野心的极端统治，其不择手段的厚黑就会产生极为可怕的毁灭性力量：极端的暴力、谎言和权术，极端的偶像化崇拜和救世主人格，极端的不宽容和冷血残暴，并将这一切极端野心诉诸于极端的社会运动，以自上而下的发动掀起自下而上的洪峰。极权者不仅要求平头百姓向他三呼"万岁！万万岁！"，而且要求整个官僚集团也对他保有"万岁"情结，而决不允许任何超越"天子"与"忠臣"之间的绝对服从关系的言行，哪怕是仅次于极权者个人的二把手也不例外。

    毛泽东意欲达成秦始皇式野心的政治生涯，决不是为理想主义的作为，而仅仅是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人生目标，而与真正的超验理想无关。毛只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权力野心能够实现，而再无其他发自内心的信仰。就毛意欲"解放全人类"的权力野心而言，他想统治天下的"帝王梦"也只实现了一半：毛是中国特定土壤中的成功帝王，仅仅在国内一言九鼎，而在国际上则彻底失败，最终不能不向其对手妥协。遗憾的是，在毛已经死去27年后的今天，国人仍然把一个无信仰的暴君神化为满怀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实在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毛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使民族精神迅速走向粗俗化、痞子化、犬儒化，当下的毛热再为毛对民族精神的毒化提供最新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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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天会彻底清算毛贼的滔天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