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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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1）



四、九大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立即紧张地投入了“九大”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会后，林彪便考虑组织他自己办公室的秘书构思报告的初稿。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要在这个报告里很好地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对此，林彪很高兴。
　　当陈伯达去请示林彪时，林彪提出了自己看法和意见。根据林彪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
　　这一下就把林彪和陈伯达原来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共同构思推翻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不敢表态，而黄永胜和我们几个人多半只是听会，总感到人微言轻，讲话无足轻重，而且没有发言权。反正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因此，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的稿子给推翻了。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这件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关于文化革命是文艺复兴的讲话，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作用，理解上有偏差，渐渐的毛主席也考虑到林彪并不是他的思想和路线的理想继承人，实际上坚定地执行他的思想路线的正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是把我们全都蒙在鼓里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O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恢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帐，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
　　看了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动员大家批判陈伯达。为此，他们在事前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说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反对过鲁迅的大众文学，曾在天津被捕自首过，是个叛徒等等。但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在会议上始终是一言不发，因此对陈伯达也就没有批判起来。
　　不久，报告其它几个部分也都出来了。这几个部分都经过毛泽东的一一修改，并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顺利通过。
　　有了上一次陈伯达挨批的教训，几次讨论谁都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有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
　　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未发，送到他那里去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SPAN>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九大”即将开始之前，汪东兴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汪东兴与当时是“九大”的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帮助周恩来筹备“九大”，因为毛泽东已将“九大”的具体组织工作，全部委托给了周恩来。汪东兴住院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于“九大”的准备工作非常繁忙，希望我兼任“九大”秘书处的工作，帮助他处理“九大”的日常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
　　以后，我就参加了“九大”前的组织筹备工作和“九大”期间的会务工作，周恩来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我完全听周恩来的，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由于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代表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酝酿产生的，以至有个别非党员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也是十分特殊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大会选举了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我也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大会还通过了会议的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由于林彪对整个报告有看法，从没有读过一遍，所以读这个报告的时候，有些地方读得不太通畅，这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满，这是后话。
　　大会从四月二日起开始进行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在会议快要进行到大会发言的时候，康生交给我一张名单，要我去布置他们在大会上发言，我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就到几个小组去跑一趟吧。”在这几个人中间，第一个就是纪登奎。当时我不认识纪登奎，就通过刘建勋找到了他。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提出要把纪登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才叫他在大会上发言亮相的。
　　四月十四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相继在会上发了言。在周恩来和康生的发言里，除颂扬毛泽东以外，也赞扬了林彪，而且评价相当高。当周恩来在讲话中称颂林彪是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21）会师的“光荣代表”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大会发言以后，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章程，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用党章的形式来明确规定接班人，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最后，主持大会的毛泽东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很高兴地表扬了孙玉国，认为孙玉国三月二日和三月五日两次在珍宝岛指挥反击苏军入侵的战斗打得好。
　　从四月十五日起，大会进入了第三项议程：酝酿和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选举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在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九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选安排，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占多少，已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几个人反复协商之后确定下来了。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军队干部占的比例高，是当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乱。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毛泽东明令军队参加“三支两军”，这才使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了下来。以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领导职务基本上由军队负责人兼任。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军队干部居多。这样一来，在中央委员和修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军队干部也就比较多。
　　对此，江青、康生他们很有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的头头。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通过，因为许多造反派头头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行呢？所以，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大会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九大”代表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正式选举时仅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一千五百一十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一千五百一十张的全票，林彪得了一千五百零八票，周恩来得了一千五百零九票。据说林彪没有得全票的原因，是他为了显示与毛泽东有一定的距离，与叶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不过，我没有问过，也没有听叶群说起过，所以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事实。
　　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一千五百零二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
　　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郭玉峰不通过周恩来和我，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我，我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我都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九大”一共选举出中央委员一百七十名，候补中央委员一百零九人，一共两百七十九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并没有按惯例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间隔了几天，主要是“酝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人选。毛泽东便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个人，到各代表团去征求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人选的意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了。因为他原来是中央常委，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指名让他去征求意见；而黄永胜不是中央常委，反而参加了三人小组。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陈伯达已经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了。
　　江青呢？也不大满意，但是她又不敢反对，因为她的资历不行。毛泽东在当时当然不会指定她去参加这个三人小组。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在黄永胜到中央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想把黄永胜拿掉的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变得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提名她为当常委。她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没想到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资格，才能、威信都比较低，无论如何都不行。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谁当常委，毛主席自然会考虑，会作出安排的，我们去过多干扰毛主席不合适。”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和蔡畅当政治局委员，想要拉拢周恩来，让周恩来提她当常委。她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又碰了个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要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她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活动四处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中央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下来以后，他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我和黄永胜相交了几十年，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人说黄永胜“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一个“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居然放着现成的中央常委都不去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态度以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全部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里包括了李先念和叶剑英。李先念很谦虚，当场表态说：“主席，我不能再当选了。”毛泽东说：“行，要把你选上。”
　　以下是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公布的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在二十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干部也占了半数以上。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除了温玉成以外，全部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温玉成在军委办事组的时候，由于与江青比较接近，同大家关系就不够融洽，人缘不太好。九届一中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温玉成本来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得票比较少，特别是广州军区的一些同志都不选他，致使他落了选。选举结果公布以后，温玉成很不满意，认为江青这个靠山靠不住，便同江青疏远了，转而靠向林彪和我们。江青看到这一情况，便提出要撤掉温玉成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林彪同意了，建议把温玉成调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彪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温玉成一家是由我派飞机送到成都的。温玉成走之前，在军委办事组大骂江青，说江青是武则天，是慈禧太后，有了她，中国就不会太平。同时，他还揭发江青对他说过的一些话。后来，他又跑到林彪家里去哭诉。林彪安慰他说：“是江青要把你搞走的，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你到那边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委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一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都选上了。所以，在当时的人事安排上，基本上是毛泽东说了算，他点到谁就是谁。
　　刘伯承等几位老帅尽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仍被选为军委副主席，但以后还是没有参加军委的日常工作。不过，“九大”以后，凡是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几位老帅都参加，而且一律坐在前排。毛泽东要接见群众，特别是接见军队干部，都要通知他们，让他们随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场。如果当时他们有人在外地，也必定要我派飞机接他们回北京，使他们能参加接见。
　　另外，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富春除了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选上；而谭震林和邓子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可见对他们几个人，毛主席还是区别对待的。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虽然没有明令撤销，但是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名称已经看不到了。
　　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代替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仍然每天晚上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毛主席、林彪一般情况下依然不参加。凡是政治局提出的问题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交议的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以后，仍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主席和林彪，得到他们批准以后执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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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2）



五、与江青等人的分歧公开化
　　“九大”以后，政治局内部以军委办事组和原中央文革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批判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企图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而进行。
　　林彪从内心里是看不起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的，这一点江青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九大”以前，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康生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里，还是在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作的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林彪以后，林彪表示说：“我从来就不念别人的稿子，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后来，当我们向林彪说，张春桥、姚文元到处宣传“九大”政治报告是他们写的，说他们为“九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说陈伯达的笔杆子已经不行了时，林彪对他们嗤之以鼻。
　　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是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了一个什么样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问题。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来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就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和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也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员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情提到了政治局里。她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一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江青的这些活动，每次我们下来以后都报告了林彪。记得林彪曾有一次对我们说：“现在江青在中央是为所欲为，谁拿她也没有办法。”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人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像上面那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这里，我说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期间，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九大”的宣传工作。由于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的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出现，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他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
　　我说：“我过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一些问题的利害关系也不大懂得，谢谢林总对我的关心。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
　　后来，我又向叶群建议，把这件事情告诉周恩来。不料叶群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适的时候，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动。听了我的话，周恩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
　　我非常佩服周恩来的这种气度。他非常有涵养，遇事冷静，沉着大度，绝不会为了什么闲言碎语而受到刺激发怒。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以后。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心。一次，周恩来要我转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说是出去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苏州不动。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就有点犹豫，说：“这个话我怕不好说。”周恩来鼓励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嘛！”以后，我找机会把周恩来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林彪。林彪说：“谢谢总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现在就连转车也转不了。”以后林彪还是没有出去。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周恩来的好意是真心感谢的。
　　周恩来的批评并没有使江青有丝毫的收敛，相反，她的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我们到了钓鱼台十一号楼以后，见到江青同姚文元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来了以后，江青就招呼开会。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她自己，一共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江青说：“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我们几个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是在一边悄悄作记录。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那天，江青一个人从上午九点一直说到了十二点，一气说了三个小时。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她首先是吹嘘她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说起，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同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的途中，飞机曾降落在西安，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还对我们说起了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的事情。她说，在未婚以前，毛泽东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闲游。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进行整理的抄写的。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国以后就同毛泽东分居一直到现在。
　　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开始攻击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批完周恩来，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江青对康生则半是吹捧，半是批评。她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在江青一个劲地信口开河过程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只听不说。姚文元出来捧场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看到我们几个人仍是一言不发，江青只好宣布散会。
　　从十一号楼出来，我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俩在车上就议论开了。对这个会，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合法，她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就有这个权力单独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显然，这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组织活动，其目的是破坏团结，动员和拉拢我们拥护她来反对周恩来、反对陈伯达，并损害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我们认为，她这样做在组织上不合法，弄不好还会把我们也搞到“小组织活动”里去了。这件事情必须报告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又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应当马上报告林彪。
　　下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和我一起到林彪家里，把这个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要黄永胜和我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告诉我们：“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我们说，毛泽东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我们，要我们赶快去。
　　当黄永胜和我赶到毛泽东的住所时，已经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由于我们要去参加会议，我们向毛主席汇报的时间很短。黄永胜对会议的情况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也只是向毛主席说了一句一向郁积在我心里的话。我说：“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说到这里，叶群来了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周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托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了。
　　然后，我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事情就这样又不了了之了。
　　再有一件事是“九大”以后，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新华社曾在全国公开发表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前面是毛泽东，后面是江青。发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想表明江青是紧跟毛泽东的。然而，这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黄永胜说，这张照片本来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的合影，是江青告诉这个记者，要他把林彪和周恩来的影像剪掉，然后把她自己的影像合成到这张照片上去，于是这就成了公开发表时的样子。
　　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的一天晚上，我正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到江苏厅去开会，黄永胜和叶群突然从后面叫住我。接着，叶群交给我三张照片，并告诉我说，这是江青要那位记者剪贴照片的所有原件。她要我回去把这三张照片复印三份出来，让黄永胜、我与她三人各保存一份复印件。
　　由于有了上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教训，这次我们就没有再向上反映，而是把原件复印一下，留一个证据，也就拉倒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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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3）



六、珍宝岛战斗
　　说到林彪的“一号命令”，不能不说起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
　　从五十年代末起，中、苏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从而后来导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从一九六四年以后，苏联方面开始是在蒙古，后来直接在远东方面大量部署部队，对中国施行武力威胁。这样一来，原本亲密无间的邻邦发生了边界的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苏联边防军多次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挑衅。开始，他们只是推推搡搡，后来发展到用棍棒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抢夺我方人员的枪枝。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他们的行动就发展到用装甲车碾压我方人员，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方多人。那一段时间里，军委办事组不断接到下面的这方面报告。每次我们都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林彪和周恩来，并请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护我方人员的安全。
　　这样，由毛泽东和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有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和林彪一致决定：对苏联方面的挑衅要给予坚决回击，并对此作了具体的部署。
　　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将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主要交由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新疆军区去执行。同时，要求解放军三总部、海军、空军以及全国各大军区密切配合，同时作好全面防御的准备。为了执行好毛主席、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向沈阳、北京、新疆三个军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加强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的边防警戒工作，作好以军事上的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我们在电报中强调，各边防部队要严格执行“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边界斗争方针，并具体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我方出现伤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自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
　　在电报里，我们还要求边防部队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作好准备，多设想几种情况，拟订好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联军方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另外我们还强调，边防上的斗争主要是政治、外交斗争，一切要服从政治，服从大局，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接到我们的电话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抓了这项工作的落实和具体的部署。一九六九年一月，沈阳军区制订了计划，调集兵力，成立了边防斗争的指挥所，并向军委办事组写了报告。经我们研究，并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批准，同意了沈阳军区的这个计划，决定以珍宝岛为中心，开展反击苏军挑衅的边防斗争。
　　接着，我们以总参的名义向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发出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要他们注意具体布置多少兵力以及选择好反击的时机，要注意尽量减少损失，保护自己，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抓证据，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抓俘虏、缴获证据。同时，我们再一次规定，不准先开枪。我们并不想向苏联挑衅，而完全是为了自卫。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宝岛战斗打响了。很快，陈锡联司令员就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非常兴奋，告诉我们说战斗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没有抓到俘虏。
　　不久，沈阳军区的战斗报告送了上来，我们才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当时我们派出的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遇到苏联部队的拦截。这一次，苏联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只带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装向我们的巡逻人员压了过来。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的巡逻人员随即向后撤退。这时苏联方面突然摆开战斗队形，想包围我们。就在这时候，我们的第二支巡逻组赶到了现场。见我们的增援部队来到，苏方的一个上尉指挥苏军突然开枪，一下子打死、打伤我们的边防人员六人。我边防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还击，一下子就打开了。苏联方面出动了装甲车，射击我方人员，而我们岸上的支援部队，一边开枪拦截，一边登上珍宝岛，营救我已上岛的部队。大概打了一个小时，我共打死打伤苏军六十余人，击毁一些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我方共牺牲了十七人，重伤十一人，轻伤二十四人。
　　我们很快将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毛泽东看完后说：“打得好！”
　　由于苏联方面这次吃了一些亏，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就开始调兵遣将，调集了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准备与我们进行一场大战。这一次，他们不再只是由步兵单独出动，而是让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活动，寻找机会报复中国边防部队。
　　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军委办事组指示沈阳军区，调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老坦克部队，在珍宝岛地区集结，分批进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并指示一线边防部队，要避免在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发生冲突。
　　到了三月十五日，珍宝岛上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这天一早，苏联边防部队在十多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又登上了珍宝岛。岛上，我们的步兵一个排利用修筑好的工事与来敌对峙。八点钟，苏军首先开火。他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守在岛上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沉着应战，一直等苏军装甲车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突然还击，一下子打掉苏军的两辆装甲车。以后，我们后方的炮兵开火，将苏军步兵压制在岛上的中央。
　　十点钟，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向岛上的中国部队又一次发起进攻，同时用炮火拦截我们的支援部队。我们的战士同苏联坦克展开激战，击毁苏军坦克和装甲车三辆，击伤两辆。苏军的装备本来就比我们要好，加上我们又是步兵武器对付坦克和装甲车，这个仗是很难打的。我在战后看到参战部队缴获的苏联坦克和装甲车上边，弹痕累累，但是都没有致命伤，不仅步枪、机枪打不进去，就连炮弹也打不进去。个别的弹孔是靠火箭筒在很近的距离内打进去的。我们的战士是非常勇敢的。
　　到了十二点，苏军利用火炮猛烈轰击守卫在岛上的中国部队，并对十公里宽，七公里深的地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又派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数百步兵来进攻我守岛部队，我边防队和支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了两个小时。最后在炮兵的支援下，终于打退了苏军的这次进攻。这次战斗一共是九个小时，苏军共投入了五十多辆坦克、装甲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炮击。战斗结果，我们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三辆，共打死、打伤苏军一百四十人。我方牺牲十二人，伤二十七人。
　　以后中苏之间虽然又发生了几次冲突，但是都没有前两次战斗的规模大。以后，苏军派人来岛上收尸，我们都没有还击。几次战斗，我们一共打死、打伤苏军二百五十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十七辆。
　　三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表彰了参战的全体人员。

七、“第一号命令”
　　在中苏边界的东线珍宝岛地区这几次武装冲突以后，中苏之间除了炮战，没有再发生直接的地面战斗。不过，在东面战斗中吃了亏的苏联人，一直想报复我们。到了八月份，在新疆又爆发了中苏之间的边界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对我们十分恼火，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特别是苏联军方，主张对我们实行空袭，甚至动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核攻击力量。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等人主张同我们对话。
　　但在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情报，特别是总参的有关情报说：苏联可能考虑对中国采取突然袭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正常的联系都断了。为了与我们取得联系，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邮电部门打来电话，说要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通话。但是我们的接线员，把他们骂了一顿，说我们和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把电话挂掉了。这样苏联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我们直接对话。
　　到了九月份，来了一个机会。柯西金要到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而周恩来也要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所以苏联方面就千方百计同我们联系，想让柯西金在河内同周恩来见面谈一谈。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为了避免同柯西金见面，提前到达了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达河内以前回到了北京。但是后来经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人商量，同意让柯西金来同周恩来谈一谈。
　　苏联接到这个通知时，实际上柯西金已经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吉克，但为了面子，他们对外宣传仍是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考虑，不让柯西金进北京市，就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安排同柯西金会谈。
　　九月十一日，柯西金乘飞机到了北京，在机场和周恩来进行了会晤。柯西金对中苏发生的流血冲突表示遗憾，并和周恩来共同商定，近期内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一级的会谈。
　　然而，这次两国总理会晤后，中苏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苏联在远东地区继续大量增兵，使中苏边界地区部署的苏军兵力达到四十个师。这些情况不断地通报到中央，引起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战备，绝不是林彪一个人想当然。在这方面，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要加强戒备。尤其是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来说，在如何应对苏联大规模突然袭击的这个问题上，更是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他不得不格外慎重地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否则，稍有不慎就将成为千古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完成国家军事防御战略重点的转移。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以来，我们军队最主要的作战方向是在东南，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战略目标是解放台湾。这样，广大的东北、西北地区就成了我们的“大后方”。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当然也就落在林彪的身上。当时他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如何解决防御问题；二是如何解决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苏联的问题。对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和“两打”的问题。“三防”是指“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指“打坦克”、“打飞机”。
　　根据林彪提出的防御原则，我们作了相应的安排：一、在“防空袭”和“防核攻击”方面，重点是加防空力量，尤其是加强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北”地区的防空力量。这些地区原来的空、防力量比较薄弱，许多重点目标的防空都是空白。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陆续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以及“三北”地区，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另外我们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和调整“三北”地区的航空兵部署。
　　另外，根据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石家庄等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地下人防工事的工作。这些地下人防工事，要达到“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水平。这样，一旦发生突袭或核攻击，地面上的人就可以转入地下，减少伤亡。在北京开始修建地铁，既可以解决交通问题，还可以防空袭。
　　为了保证国家和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还在全国选择建设了几个战略指挥中心。这样，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中央和中央军委能够安全迅速地转移到这些地方去实施指挥。在毛泽东、林彪可能居住的地方，我们还特意修建了可靠的地下工事。
　　在“防突袭”方面，我们考虑，苏军的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他们的坦克和装甲部队，从装备到力量都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突击力量很强，而我国的“三北”地区又大都是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这就非常有利于苏军装甲部队的行动。因此，在战略上我们应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扬长避短。但是现代化的战争，不应当让对方长驱直入，要找一些战略上的支撑点来进行固守，吸引对方的兵力，然后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出于这个考虑，林彪开始提出，在“三北”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要进行人工“造山”的工作，以形成有效的战略防御点。所谓的人工“造山”，就是在选定的地点建筑起若干个“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每个“山头”之间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这样的“山头”既可以抗击核攻击，又有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储备，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后选择了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的试点，以形成对北京防御的支持。以后，他还曾亲自视察过这项工作的开展。
　　对于华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认为山西一带的地形是可以利用的，于是要亲自去看地形。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林彪通知我准备飞机，说他要到张家口一带去看地形。我准备了两架飞机，除了林彪自己乘坐以外，还有一架飞机供警卫部队使用。
　　那天上午八点，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不久，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到了。等到九点，林彪带着叶群来到机场。我们一起登上飞机，向山西飞去。
　　北京离山西并不远，所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到了山西上空。这时，林彪指明要先看看平型关，于是我们的飞机在平型关上空盘旋，林彪看得很仔细，说：“平型关这个地方是可守的。”
　　看完平型关，林彪又提出要看大同，最后又看了张家口。看完张家口，我们的飞机就在张家口机场降落，林彪说要看一看驻张家口的某军，并在张家口住一晚。林彪自己住一个地方，并用自己带来的炊事员做饭。他是从来不跟外人吃饭，也不吃别的炊事员做的饭。我和阎仲川、郑维山则同军领导一起吃了饭。吃完饭，林彪接见了该军师以上的干部，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加强战备，还具体指示某军，要他们依托张家口地区的地形，修筑几个地下防御工事。讲完话，他又为某军题了词。
　　那天晚上叶群来了兴致，要我陪她一起到市里去看看。这样，我又陪她去市里转了一圈。第二天，我们陪同林彪回到了北京。
　　以后有人说林彪这次看地形，是为政变作准备。我想，以上的事实上已经说明了问题。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到西郊机场去转车，在车上看到空三十四师的情况。回到住所，他将看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苏联利用我们的节日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这个看法。
　　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要秘书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等几个人找到毛家湾，对有关作战问题作了指示。他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谈一下战备的问题。这个仗看来是八成打不起来，但是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说不定在人们欢欢乐乐的时候，战争就开始打响了。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天，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也是星期天。如果敌人乘我们过节，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在蒙古的空军基地，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用导弹打，更是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到了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到一排排的飞机还停在跑道上，没有一点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一旦遭到空袭，就会被全部打掉。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
　　接着，他发出命令：“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了留下作战值班的飞机以外，其余的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防止敌人进行空降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值班的工作人员，立即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也要抓好。这个问题，我已经向毛主席报告和请求过，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同意要空军连夜疏散飞机。这样，你们研究一下，回去进行部署。至于国庆招待会，我已经同周恩来商量了，你们就不要参加了。”
　　回到军委车组，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黄永胜负责总参和全军，我立即回空军，按照林彪的要求，连夜疏散飞机。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到了下半夜，飞机转场和其它措施全部都已经落实，我打电话向“林办”作了报告，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过了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十月十五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战略动向。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十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作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由军委办事组部署部队的备战问题。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
　　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还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据汪东兴后来告诉我，第二天毛泽东快要走的时候，江青去了。毛泽东正在吃饭，江青要服务员拿碗筷，想跟毛泽东一起吃。可毛泽东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毛泽东这一说，服务员就不敢动。江青碰了个钉子，很不高兴地回去了。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十月十七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撤离北京的不光是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部门的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中央、国务院各单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其它各单位自行负责。这次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从拟定名单到具体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他和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一个一个研究决定，并具体办理的。
　　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在对一些老同志的安排上发生了问题，对他们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
　　至于以后有些报纸、文章把这个帐统统算在了林彪的头上，说林彪为了迫害老干部，处心积虑地搞了个“一号命令”，一下子把老干部都轰到了外地，从而造成了刘少奇等人的死亡。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紧急疏散这件事情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常委、政治局共同决定的，具体执行的是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如果周恩来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许多老同志自己也可以作证。为什么只讲林彪和我们而不讲毛主席和周恩来呢？这是不公平的。应承担这个责任的，绝对不应该是林彪和我们。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疏散的决定之后发出的。林彪十月十六日到了苏州，十七日下午他才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这六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要防备苏联以十月二十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实行突然袭击，尤其是十九日和二十日应该特别注意；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各军区，要立即将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紧急疏散，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三、要保证通讯联络的畅通；四、加紧国防工业的生产，特别是要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五、各军区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战略导弹部队要作好发射准备。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他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给起的。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说林彪当时搞政变没有任何证据。
　　第二、从一九六九年初开始，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共同决策。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过多次讲话、指示，中央发过多次文件，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能因为林彪一个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当时的中苏关系确实错综复杂，以后的多种材料也证实，当时的确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世界上有很多因缺乏及时、有效防备而遭到惨重损失的例子，也有不少因采取了措施，而使战争没有打起来的例子。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第四、说许多老同志的疏散，是因为“一号命令”而起，这就更不是事实了。实际上是战备疏散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这件事情，只要稍稍一查证，就可以弄明白了。
　　关于这件事情，以及其它与此类似事情的一些说法，当时是为了稳定局势的需要，有倾向性，对事实有歪曲。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评价，最起码也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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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4）



八、林立果的任职和“讲用报告”
　　一九六八年夏天，一次空军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向我提出，林立果到空军已经快一年了，他学习努力，工作也很积极，现在他想到下面去转一转，搞一点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我说：“这些都很好。他是空军党办的秘书，为空军党委做一点事情，应该放手让他去干，对他也是一个很好地锻炼。能够下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也算是一点成绩嘛！”
　　为了工作方便和林立果的安全，我要王飞他们成立一个调研小组，让他们用这个调研小组的名义下去活动。我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下面部队飞行训练的情况、事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还特别叮嘱王飞和周宇驰，下去后，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出任何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林彪了。
　　以后，我实在是因为各方面的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具体过问调研小组的情况。这个调研小组到底有多少人，又开展了些什么活动，我并不知道。“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人把调研小组与“小舰队”联系起来，说是我批准成立的这个“小舰队”。实际上，我批准成立的只是一个调研小组，而“小舰队”是林立果他们背着我搞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知道有这个“小舰队”的问题。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林立果在空军的任职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十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现在中苏边界的局势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一O一’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一O一’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一O一’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纳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是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十月十七日，由我和政委王辉球共同签署，同时任命刘世英、周宇驰和林立果三个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关于任命林立果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我见到林立衡，她对我说起，林彪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操纵的。经她这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林彪确实从没有对我直接提到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在这之前，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办公室主任。这样一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就完全被王飞、林立果、刘世英、周宇驰等人所控制了。
　　林立果的任职命令公布以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工作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你也要感谢党办的同志们，他们费了不少心血。”我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这句话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曾经想收回，但是又怕得罪林彪，收回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有这样做。但是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对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有详细说明。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以后把空军闹得天翻地覆。
　　这句话后来被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起初是在一九七O年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林立果和周宇驰他们下去蹲点以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离起降飞机。这两个报告经毛主席和林彪同意以后，传回到了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并指定周宇驰到会作说明，周宇驰在会议上介绍情况时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当时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因为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对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的。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尽管我当时对王飞、周宇驰等人的做法非常不满，但由于林立果搞了调查报告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对林立果表示鼓励，我送给了他一块怀表。这块表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打淮阴时缴获的战利品。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吴司令，你这样器重林立果！我们立果说，永远是吴司令的小兵。”在这个时候，我哪里能想得到，就是这个林立果，以后竟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事情，还和空军党办的一些人，一起来搞我的材料！
　　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一九七O年七月三十一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在空军办公大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会，听取林立果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即听他作“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林立果用这种方式，想哗众取宠。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随后，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辉球。
　　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我和陈绥圻正好住在西山。这个“讲用报告”开始以后，王辉球才要秘书通知陈绥圻去参加会议。等陈绥圻从西山赶到了空军大院时，林立果的报告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会议中间，周宇驰对陈绥圻说，林立果讲完是不是请她也讲几句。陈绥圻因事前没有准备，就说不讲了。周宇驰又提议：“那就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吧？”陈绥圻不好再推，就让他帮助拟几个口号。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讲完以后，王辉球首先讲话，接着王飞又讲了话，他们两人都对林立果的报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王飞还利用这次讲话的机会，又宣传了我说的“两个一切”。最后，陈绥圻带领大家喊了十几个口号，会议就结束了。
　　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在林彪和她的培养、教育下，林立果到空军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事后我找到王飞，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到处宣传我说过“两个一切”的问题。王飞解释说，他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样多，他认为，这句话无非是表扬林立果的意思，说林立果水平高，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要他立即在录音上把“两个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准再扩散。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会。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和信任，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但是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在给“三代会”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录音之前，我再一次告诉王辉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飞的讲话录音删掉。当陈绥圻得知要放录音之后，也向我要求把她领喊的口号部分删掉，我要她自己去向王辉球反映。结果王辉球把自己和王飞的讲话都删掉了，唯独留下了陈绥圻喊口号的录音，这样一下子就把陈绥圻推到了前面。陈绥圻对此很有意见，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了。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接着，我又就“三代会”代表要求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件事，给叶群打了电话，谈了我的看法。叶群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要印发。”但是有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推波助澜，挡也挡不住。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后期，连周恩来都提及此事，我就又严令将此风刹住，但也未完全奏效。这个事情，我在以后的章节有详细论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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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5）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
一、汪东兴传回的声音
　　一九七O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八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代为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时已经到了三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二、宪法修改小组
　　三月十三日晚九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林彪以外，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负责四届人大的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接着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其他成员由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共六人组成。这个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并准备报告毛主席批准。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去研究。
　　很快，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找了一个会议室，开始了工作。康生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并确定一个叫李鑫的同志负责。我们每天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开会工作。
　　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研究一九五四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因为这个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曾广泛听取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所以要大家先研究这个宪法。然后还要研究苏联、朝鲜、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各国的宪法，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些宪法有的几十条，有的上百条，还有的只有三条。另外，我们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以及袁世凯制定的宪法等。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传阅这些宪法，然后集体讨论。
　　在新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是研究要写几章，搞多少条，在序言、总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务院等章节该如何写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小组里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有的主张写一百多条，有的主张写几十条；有的主张设国家主席，有的主张不设，议论不一。康生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终于统一了几点意见，修改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而且毛泽东制定的宪法原则，基本上都要继承下来。至于写几章、写多少条款等具体问题，写起来再看。



三、林彪的意见
　　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一九七O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就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我们向林彪说起，军委办事组已派吴法宪和李作鹏参加了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我们还说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的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因此，我认为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林彪的一个警卫参谋，李文普，写了一篇文章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话，因为林彪最讨厌参加接见外宾的外事活动。（见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编者注）我感到这个说法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反映了林彪的性格。说林彪急于抢当这个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违背林彪处世哲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在我们面前从来未表示过想当这个国家主席，给我的感觉，他个人当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是无所谓的。但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元首。林彪曾经郑重向中央表示：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另选一位国家副主席。有人说不想当国家副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嘛！如果们叶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说叶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另外退一步说，想不想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犯罪的标准，如果说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篡党夺权”，那么“篡党夺权”的人就太多了嘛！



四、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冲突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就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如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
　　设国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林彪和叶群住在北戴河，事后我把这种情况通过电话反映给叶群，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怀疑。叶群在电话中对宪法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兴。
　　以后叶群在北戴河对宪法修改工作很关心，常来电话询问讨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林彪的意见：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条上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大常委会中设主任不设委员长，林彪认为不妥。这一点康生是最不满意的。
　　尽管当时组里矛盾很大，但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宪法草案基本上是依据康生的意见起草的，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研究，包括条款、文字、标点都进行具体的推敲，但在有些问题上各不相让。这个草案一共是六章，即：（一）、总纲；（二）、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三）、国家机构；（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五）、民族自治和自治机关；（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这个宪法草案的总纲里，也依据“九大”通过的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另外，宪法草案还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各级人大常委会，都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
　　一九七O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去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SPAN>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他们两人再讲话，我都不吭声，索性连话也不说了。
　　看来，张春桥的话不简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几个文人，他们说打倒谁，就打倒谁，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打倒林彪，靠你张春桥能打仗和支撑国家吗？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其它问题，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话，我一个人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陈伯达也不说话。就这样，宪法修改小组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准备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研究。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的情况以及发生的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供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他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是全力支持我的，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
　　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等人进行斗争。我们设定，为了防止在政治局讨论时再发生争论，要准备一些材料来驳斥他们。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八月十五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所准备的几个文件。我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叶群还专门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要我们抓住张春桥、康生前一天的话同他们在这个会上斗一斗，因为他们公开影射林彪是赫鲁晓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我们都预料会上会有一场冲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首先是审议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一条一条地讨论和通过。结果很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设立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发生任何争论，风平浪静，三、四个小时就把文件都通过了。十五日的会议就这样过去了。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打电话到北戴河，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和叶群。林彪听完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确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最后，周恩来说：“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在讨论宪法期间中央、国务院、军委留下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黄永胜、纪登奎上山，吴法宪、李先念回北京看家。到了八月十七日，黄永胜提出意见来了，请示周总理，说最好能让他上庐山，北京有什么事情留李德生在家就行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你还是留下来吧。”这样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黄永胜就没有参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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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6）



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我提出，用南北分开的形式来运送会议代表。长江以北的会议代表，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直升飞机飞过长江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我主要是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所以才想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办法。南方各省的会议代表，则可以直飞南昌机场，然后从南昌乘汽车上庐山。这样南北分开，三十四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二百五十五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另外，我还提出，为了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绝对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还应该要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搔扰。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去具体落实。他说飞机的事情他就不过问了，由我全权负责就行。最后，他还特别向我交待，要我次日与江青一起乘飞机上庐山。
　　那些年里，只要是江青坐飞机是一定要我陪同，把我就当成她的人质。这个问题林彪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江青对他说过，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一个是防止摔飞机，一个是防止跑台湾，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江青的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这个我心里明白。
　　我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用全部精力来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运输任务，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更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一任务，也是对空军战备工作的一个检验。除了留下几架直升飞机准备运送人员和食品外，我决定将空三十四师的大型飞机全部调用，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的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南昌，他嘱咐，等毛泽东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八月十九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我八点钟以前赶到了机场，不久江青也赶到了。江青到了，但周恩来要我给毛泽东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到这事心里生疑，问我：“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我只好含糊其词。
　　我们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我打电话去催一催。我只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们先派飞机把她的汽车和下飞机用的梯子送过去。不然的话，她觉得下飞机和乘车都不方便。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于是我赶紧请江青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江青喜欢打扑克，就拉了自己的秘书和护士，又叫上了我，四个人一路打扑克。
　　飞机到了安庆时，天气转好了。我又陪同江青从安庆乘直升飞机到九江，并在九江机场见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栋梁。杨栋梁告诉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我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而我在九江机场留了下来，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我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中午，杨栋梁带我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大约一点钟，毛泽东的专列开过来了。当时，毛泽东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面一列是警卫部队，后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车。
　　专列到站后，我见到汪东兴，他说毛泽东正在休息。这样，我不便打扰，就把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然后，我回到九江机场去继续接人，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毛泽东上庐山。
　　我刚回到机场，江青就派了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来找我，说是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告诉给了他。他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哪！”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哪。”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晚上快九点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趁着当时天还没有全黑，我便乘车往山上去。没想到，车刚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我的车对撞，差一点把我的座车掀到沟里去了，卧车的门都碰坏了。当时真是好险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我们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后我找到程世清，把我们在途中撞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要他不要追究撞车人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安排一下，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好在没有人受伤。”周恩来嘱咐道：“要告诉程世清，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这是第一次上庐山，来到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库边上，专门给毛泽东修了一所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原来住过的别墅，周恩来和邓穎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我们比较靠近。
　　在我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当时，除了叶剑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帅都已经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二十一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编者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车到九江以后，我和程世清就分开了。这一天，我在机场先接了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四点，周恩来、邓颖超也到了。周恩来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说飞机还没有到齐，请他先走。于是，周恩来就先走了。



六、开个神仙会
　　傍晚，我上了庐山。我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我。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我们乘车走了一段，然后下车沿小路走上去，原来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还有水。我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以后就变成了他们所说“反党结盟”的所谓“证据”。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的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指康生、张春桥等人），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我们转了一圈之后也就各自分手回去了。
　　人都到齐了，可是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都没有开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常委们还没有开会，而开会的时间要由毛泽东来定。我想，正好用这个时间去看看山上部队的同志们。
　　当时，空军在庐山上修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这是汪东兴布置的，他说山上山下都应当有直升机场，整个会议的物资和人员都应当用直升飞机来接送。为此，我们空军的人，由副参谋长胡萍带领的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都驻在山上。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先到直升机场去看望了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去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下午回来后，才知道陈伯达来找过我。我赶紧来到陈伯达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下午常委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会，决定八月二十三日开大会。我简单寒喧一下就告辞了。
　　接着，我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我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我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放心。”
　　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立即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四军的王维国和南京军区空五军的陈厉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我问了一下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我，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彪。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她还告诉我：“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七、全会开幕，林彪讲话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的位置摆在主席台上，我们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坐在台下。当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他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接着，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他还宣布，会议前半段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会议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时，黄、纪上山，我和李先念回北京看家。
　　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康生对我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和说明。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
　　林彪接着就讲开了。他首先谈了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看法。说对这个草案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很好，概括地说是“简要明了，条理清楚”。他说，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确立了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样一个地位，同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尤其写上了整个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一个特点非常重要，他很高兴。第二个特点是宪法草案的条款、章节都写得很明确，第三个特点是文字写得很顺畅，第四个特点是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关于民主方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这些写进了宪法，这是“文化革命”创造出来的民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记得一共讲了五点。
　　另外林彪还讲到了天才的问题。林彪说：“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人是有天才的。然后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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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7）



八、改变全会的三项议程
　　二十三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毛泽东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这一下子，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敬开烟了。这样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了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九、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会议组织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连老帅们都到了。
　　听完录音，叶群又找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因为毛泽东表了态说“不要点名”。她还专门算了一下各大组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我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叶群又告诉我们，她上庐山前翻了几本书，准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叫我们需要的时候到她那里找。
　　回来以后，我想了一想，作些什么准备呢？过去书读得少，现在要想从书里找一点马列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还真的想不起来。想来想去，只好去找陈伯达，他是“老夫子”，读的书多嘛！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发现他吊儿郎当地根本没有搞什么“语录”。我催促他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我这一说，陈伯达马上就积极了起来。当时他从北京带了三个专门搞理论的人上庐山，这时就要他们几个现找。
　　从陈伯达那里回来，我也开始到处找“语录”，结果找到林彪几条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话。我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一下。
　　不久，陈伯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语录”搞出来了。接着，他用电话一条一条地给我传了过来，我一条一条地记。然后，我把这些“语录”整理了一下，又问他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吧”
　　快到中午时，叶群带了林立果来到我的住处。林立果见到我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我明白，他是指我前一天晚上提议讨论林彪讲话这件事。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汪东兴听说了，还把陈伯达搞的这些“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打印了几十份，给我送来了几份。然后，我把打印好的材料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我要了一份去。这样，不少人的手里都有了陈伯达搞的这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



十、华北组“起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这一组由张国华、梁兴初和谭甫仁三人主持。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SPAN>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编者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了话，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康生，却还要明知故问。由于叶群事前打过招呼，不能点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点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词地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表态说：“反对‘老三篇’是错误的。”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他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别的情况。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是一般，比较平静。
　　晚饭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后，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我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从林彪那里出来，又见到了叶群。她要我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一说，要我们同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通个气，不要点康生和张春桥的名，因为毛泽东打过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可以坚持。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晚上我们一起凑情况，才知道当天下午华北组“起哄了”。首先是陈伯达发言，他把我的话搬出来说：“吴法宪同志说得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然后是汪东兴发言。他的发言是下午所有发言人中调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拥护毛泽东出来当国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话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以至后来人们纷纷起来响应。接着，陈毅元帅也发了言。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
　　他们几个人讲完话，华北组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指责那些反对“天才论”的人，而且要追查这些人究竟是谁？
　　在其它的几个组里，西北组邱会作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康生都赞扬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他还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华东组也比较热闹。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对关张春桥来的。王洪文还发言批判杨成武，说杨成武反对“天才论”。总之，在六个小组里，大家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么人反对天才论，张春桥在会上显得很沉闷，心情很紧张。
　　会议的情绪在周恩来的身上也有体现。这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对江青他还是表面应付。
　　虽然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识到，我们所指是什么。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威信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只是“文人”，写写文章，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他们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另外，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讲，但是对于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支持、利用一帮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击一大片，制造混乱，破坏生产，大家是有很大怨气的，也是很头痛的。
　　所以，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查觉到了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就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几个人欺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其实，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欺骗他们，就是想欺骗他们，在座的有相当一批老同志，个个身经百战，独当一面，哪一个是好欺骗的？只不过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的情绪，对中央文革一帮人心里都有气。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因此，许多人发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出出气。就像韩先楚同志说的：“这两天真是痛快！”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八月二十五日一早，大会秘书处就发来了全会的“六号简报”，反映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华北组的简报说：大家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语重心长，非常好，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有关内容。
　　“六号简报”可以说是所有简报中最热闹的一份，其中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份量。
　　接着，秘书又拿来了我所参加的西南组的简报，大家的发言也是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另外把我的讲话也登出来了，我想还是等等看的为好，所以叫秘书把简报扣住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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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8）



十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求救了
　　刊登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的紧张了。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那样像二十四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

十二、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下午四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十三、首当其冲的陈伯达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后来，叶群真的来约我们一起去上山逛一逛。在山上，我们正巧遇到了陈伯达，由于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十四、追查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他还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他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
　　关于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八月二十七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八月十四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当时康生说陈毅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话我一直没告诉陈毅。后来，整个会议一直把陈毅元帅算到我们“军事俱乐部”里，叫作批判“二陈”（陈伯达、陈毅）——真是冤枉！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这样，康生的气焰才稍稍收敛了一点。见到这样，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
　　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十五、周恩来要我写检讨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要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那些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当时会议还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拿着这个提纲，我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十六、黄永胜上庐山
　　这时，黄永胜也上了山。根据会前的安排，这次全会从八月二十日起，黄永胜一直留在北京看家。不过，我们在山上天天和他联系，他是办事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应当向他汇报情况。另外，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
　　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内容，我用电话传给了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二十五日情况大变。到了二十七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我说：“可是不能再发了，情况全变了。”接着我把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他听得不明不白，就很着急，一再让我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我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
　　二十七日晚，我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这样，我也就有了思想准备，看来是要倒霉了。
　　二十九日下午，黄永胜坐飞机来到庐山。他这次来庐山，具体的事情都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不叫我管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
　　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八月三十日的凌晨四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八月三十日上午，我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了周恩来。他看过以后很高兴，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以后他跟人说：“吴法宪不如陈伯达，陈伯达根本不作检讨，但是吴法宪检讨了三次。”
　　我听到了这个话也不很满意，心想：我这样做是尊重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为了保护“副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出来横加干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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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9）



十七、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我的检讨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康生借机打击报复，批了一大通，说什么“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具体我记不清了。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又加了几句话：“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
　　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写了三次了。”看到周恩来出来说话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这样我的检讨才算通过。由周恩来、康生两人签名印发给全会，而且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再通过一下。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这个材料我记得不全，大意是：“这个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的人，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他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话是形容这位理论家（可不是野心家）的心的广大而已。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认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在一起。”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帐，算老帐，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讲话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
　　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讲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一点底。
　　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

十八、毛泽东：“陈伯达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
　　一九七O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
　　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
　　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大家到齐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
　　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先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
　　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个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
　　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
　　从那以后，陈伯达就被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庐山的一所房子里，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人看着他，失去了自由。我和陈伯达这一别就是十一年，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审判我们的时候，我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陈伯达已于一九八九年去世了。



十九、周恩来坐镇西南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全会就开始批判陈伯达。九月一日上午，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为了监督对我的批判，康生还亲自来到了西南组。
　　小组会开始后，他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
　　接着，曹轶欧又标榜起了康生和她自己。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这时有人出来拍马屁了，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
　　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他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康生就不到会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其它小组的会议，也是一样，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因为不了解情况，只是听听而已，大都没有发言。

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会和公报
　　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九月二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六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六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九月四日上午，周恩来见到我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自从“九大”我被周恩来提名为大会副秘书长以来，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我一直都参与，但这一次他让我“靠边站”了。周恩来对我很客气，生怕我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我早已对此有了思想准备，我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这样，周恩来搞了一个调和，让我们双方各派两个人来参加公报的起草。
　　九月四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由黄永胜作了说明，然后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时大家都被陈伯达的问题搞得很紧张，所以对这两个报告，谁也没有什么心思讨论，也就很快通过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其实，公报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叶群和李作鹏只是听，表示同意就是了。这一次公报都是些冠冕堂皇之词，对庐山会议的斗争，只字未提。
　　九月五日开大会，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九月六日上午，继续开大会，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决议：
　　1、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2、通过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3、通过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O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4、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九月六日下午三时，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接着，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哟。”这时，我想，那些“红秀才”，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还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团结。他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接着是康生讲话。康生以胜利者自居，神气十足地大讲了一通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大概一共讲了四点：一、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要学好，不能只学几条“语录”；二、学习马列主义，要注意联系实际；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好毛泽东思想；四、要系统的学习，不要各取所需。总之，康生的这些话，是在不点名地批判我们。
　　在闭幕会上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与全会的开幕式不同，闭幕式的气氛很紧张，到会的人没有几个面带笑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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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30）



二十一、林彪要我们见江青
　　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吧，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到黄永胜的住处。这时，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同志来看黄总长。但是对我、李从鹏和邱会作就不同了，连过去比较熟悉的一些同志，也不敢来看我们了。大家表面比较客气，但是思想上都比较紧张。

二十二、下山
　　一九七O年九月六日晚上，我想到下山的飞机还没有安排，就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请把胡萍叫来，我直接安排。”我说：“胡萍只是一个副参谋长，最好还是由王辉球、邝任农他们负责一下，他们两个你也熟悉。把他们两个留在庐山，替你安排，把曾国华放在九江机场指挥。”周恩来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打完电话，我就把王辉球、邝任农、曾国华找来，一起布置了用飞机疏散下山人员的问题。我要他们对这一事情各负其责，一切听从周恩来的安排。然后，他们三人就分散到九江和南昌机场指挥。
　　下山的时候和上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上山的时候是周恩来放手全权由我来安排的。但是下山的事，周恩来不叫我插手了。由于这次庐山上的情况，我感到周恩来已经和我疏远了。
　　九月七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那一天，恰巧林彪和叶群走在我们的前面，前来送行的还有程世清，他是东道主。我们上了林彪的飞机，当时林彪和叶群的情绪都很好，由叶群安排我们和林彪一起照了相，叶群还开了几句玩笑，所以照片上大家都是面带笑容。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送走了林彪、叶群，我们又和程世清一起合影留念告别。在飞机上，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庐山，我们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斗争。我从八月十七日上庐山到九月七日下山，一共是十八天。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过，最倒霉的十八天，整天忙于挨斗，忙于被追查。
　　我这个人有一点迷信，我发牢骚说：“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摔死的好。”庐山这个地方上不得。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整掉了彭德怀、黄克诚；这一次又整掉了陈伯达，我们也挨了整，下一次还不知道轮到谁。我在庐山上作了三次检讨，还是没有过关。我想了想，这几天真象是一场梦，怎么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九大”前后，我们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的矛盾逐渐的公开化了，在一系列的事情上，如在稳定军队的问题上；发展全国经济的问题上；文艺政策的问题上……，毛主席都公开的批评了江青，而站在我们一边。尤其是汪东兴多次传来毛主席的话，都是支持我们的嘛！汪东兴还再三的对我们说：“他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代表毛主席的。”
　　再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那还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我们讨论一下是否设国家主席，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也是林彪同志当。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不一定当得了国家主席。这件事，要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再说，除了华北组的讨论和那个简报外，其它小组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嘛！这比起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斗争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情况差远了。那次会议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指着鼻子，面对面的骂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对此，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也没有说过一句“过火”的话。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他们说：“看着吧，这件事情没有完。”我提出了几个原则：一、坚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强调问题是我八月十四日的电话报告引起来的，由我主动承担责任；二、我的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三、黄不作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看情况定；四、我、李作鹏、邱会作也不相互埋怨。总之无论如何不要涉及林彪、叶群，也不要涉及到黄永胜，这是大前提。临下飞机前，他们三人又一次劝我说：“不要多说话，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气。”
　　想起解放前，自己打了几十年的仗，解放后在空军也工作了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翻船，我深深地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丘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
　　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十九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后给我们定性的文件，说是我们进行地下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其性质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这个结论未免太“高抬”我们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给我们下的“结论”。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们的说法又改变了，说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我们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的“狗咬狗”的斗争。这样，到目前为止，对庐山会议下结论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
　　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动机既不是反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对“九大”路线，我们当时的矛头是对着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林彪一再说过，对康生不能点名，所以我们只是想轰一轰张春桥、姚文元而已。所谓“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之争也是对着张春桥、姚文元来的，而决不是对着毛主席的。
　　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不过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说张春桥、姚文元了。这不仅仅是林彪，我们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个人之间也有许多恩怨。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问题上；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
　　而这一切，当时周恩来和汪东兴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问题我们都是及时向周恩来汇报，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因为周恩来掌握全盘工作，许多问题上无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经常借重和依赖于我们去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当时和周恩来之间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支持了我们而批评了江青。还有汪东兴不断地给我们打气吹风，我们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些表面上的假象造成了我们的一种错觉。这正是我们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现。当然这里也有个人恩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后就逐渐地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这也是在庐山上爆发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二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军队干部占十四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
　　当然，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认识到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以这次上了当，翻了船。这也就是李作鹏在飞机上说的：“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