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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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1）



十四、全面夺权变成了全国武斗

遍布全国的“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很快就使众多的群众组织产生了分歧。一开始，双方只是用嘴和笔来进行辩论。以后，辩论和争斗逐渐升级，从“文斗”发展成了“武斗”，而且所使用的武器也逐渐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动了坦克、大炮。
    关于全国武斗的情况，我手里没有具体的材料和统计数字，但是从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和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接触到的一些全国武斗情况看，特别是从我随周恩来一起处理大量的武斗事件看，这一场全国范围的武斗，按毛泽东的话来说，的确可以叫“全面内战”，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这场全国性的武斗中，死的人不说，仅国家财产的损失，就无法估量，更不要说由此造成的人们相互之间感情上的分裂和仇恨了。
    上海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抓的典型，可正是在上海，最先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时上海有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工总司”，一派叫“赤卫队”。“工总司”的头头就是王洪文，他们是坚决反对上海市委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作为“工总司”对立面的“赤卫队”，实际上是保上海市委的。
    上海的武斗是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开始的。有关材料说，为了保证夺权行动的顺利进行，“工总司”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组织了数万人，决定对“赤卫队”采取武装行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他们首先向守卫在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发动了袭击。据目击者说，许多赤手空拳的“赤卫队”成员在这场袭击中被打得鲜血淋淋。这次武斗，“工总司”一共俘虏“赤卫队”两万人，由此可见这次武斗的规模。上海的这次武斗，算是开了全国武斗的先河。
    继上海武斗之后，在其它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地、县甚至单位的夺权斗争中，也都相继发生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激烈冲突。武斗的形式，从一开始的拳头、木棍，到钢钎、梭标，最后发展到了抢夺解放军的枪，一些有军工厂的地方还用上了重武器。
    可对于这样严重的混乱局面，中央文革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公开支持。记得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就曾公开对造反派宣传说：“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如果有人拿着大刀、长矛对着你，你们放下武器，这就不对了。当阶级敌人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中央文革的这种态度，使得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全国各个省份普遍都发生了冲击解放军、抢夺解放军枪支、抢劫战备仓库、拦劫军车、拦劫援越物资以及自制武器弹药的情况。到了这时，各地都形成了一支支的造反派武装，许多地区武斗的形势和规模，也已经发展成为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流血牺牲的人数，可想而知。
    在当时全国的武斗中，较为我名的有四川宜宾、重庆、成都、涪陵，新疆石河子，湖北武汉，广西南宁、梧州、桂林，河北保定，吉林长春，辽宁沈阳，以及黑龙江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不仅动用了重型武器，像宜宾、涪陵和广西等一些地方甚至把军队都牵涉进去了。
    根据以后看到一些零星的统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发生武斗，双方开枪打死24人，伤74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四川宜宾地区大规模武斗。同月重庆大规模武斗，除动用了常规武器外，还使用了高射炮平射。一九六七年六月武汉地区武斗死108人，伤2774人。
    另外，据我所知，广西南宁武斗烧了一条街，而广西梧州武斗几乎把城市都烧光了。四川成都的武斗发展到动用机枪，迫击炮。黑龙江武斗使用了坦。河北保定、广西桂林、长春、沈阳都发生了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武斗。
    对于全国各地都发生武斗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这一情况，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一九六七年中，余立金曾陪同毛泽东视察全国“文化大革命”。回来以后他向我说，七月份毛泽东在上海时，王洪文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策划了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策划完毕，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率领十万人向上海柴油机厂发起了猛攻。这一场武斗，双方死伤严重。武斗结束以后，张春桥他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后就说：“打得好！”
    余立金还说，毛泽东在南京时，看到江苏一家最好的饭店发生武斗，几乎把饭店都烧光了。在听到全国各地一些武斗的情况时，他还说：“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
    在上海时，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他们还一起陪同毛泽东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电视镜头。当时，造反派强迫陈、曹二人低头弯腰，搞“喷气式”。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
    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江青与中央文革才敢于公开支持武斗，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才可能发展起来。如果一开始中央文革就采取断然措施来严禁武斗，严禁抢枪、制枪，这个武斗也许就不会发展起来，至少不会发展到动枪、动炮、甚至动用坦克的严重地步。
    总之，一九六七年这一年，真是一个十分难过的年头，各级领导机关瘫痪，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人民群众的生命毫无保障，到处一片混乱。所幸的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毛泽东崇高的个人威望，以及解放军军以下机关和部队的稳定，还算勉强控制着局势。否则，一旦敌人入侵，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种状况，真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十五、毛泽东：“对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不要打倒”

一九六七年初，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揪斗，我仍然住在京西宾馆里。一月初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叶群的一个电话，要我立即赶到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同她一起接见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邵锦辉等五人。
    对刘素媛、邵锦辉等几个人，我是比较熟悉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每个星期六晚上，中央办公厅都要在中南海里举行舞会。我们空政文工团长期担任舞会的伴舞任务，去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而刘素媛、邵锦辉就是其中参加伴舞的两个人。当时，刘素媛等人在空政文工团内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她们经常出入中南海，陪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跳舞。她们对毛主席非常崇敬，毛主席也把她们当孩子看，所以她们经常陪毛主席谈心、说笑，而毛主席经常也通过她们了解一些基层单位和社会上的情况。
    至于这次为什么突然之间叶群找我一起见她们，我心里不禁有些诧异。放下电话，我就坐车到了空军招待所，接着叶群和刘素媛、邵锦辉她们也来了。
    首先，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汇报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她说，“文革”一开始，文工团就分成了两派，她们这一派是保我和余立金，保空军党委的。另一派则与她们相反，是要打倒我和余立金。现在她们这一派只剩下了五个人，成了少数派，几乎天天都遭受另一派的围攻，甚至不让她们几个人回到团里，处境十分困难。万般无奈之下，她们只好到处寻找毛泽东救援。一见毛泽东的面，刘素媛就大哭了一场。毛泽东询问原由，刘素媛就向毛泽东诉苦，谈起了空政文工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诉说了她们在团里的境遇。谈话中间，刘素媛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看法，就直接了当地问毛泽东，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毛泽东的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向刘素媛交了底。
    由于毛泽东不便直接干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文化大革命”，就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要叶群想法出面支持刘素媛的这一派。信是由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送给叶群的，叶群接到这封信后，就把我和刘素媛等人找来商量。
    听了刘素媛的这番话，我很高兴。有了毛泽东的表态，我的心里就有了底。最后，刘素媛向我和叶群提出：让我“站出来”以后，明确表示支持她们，我同意了。我和叶群都表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一定帮助她们把空政文工团的形势翻过来。
    然后，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军报》社制造舆论，说刘素媛她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经过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团里支持刘素媛的人就多了起来。这时，刘素媛她们自己也公开说，毛泽东和林彪是支持她们的。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空政文工团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刘素媛成了多数派的头头，并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素媛和邵锦辉分别任革委会正、副主任。由于她们能够经常到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在空军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人称“刘司令”、“邵政委”。
    接见了刘素媛等人之后，我接连给林彪打了几个电话，意思是：空军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飞，空军领导机关老是像这样乱，我上不了班，出了事情谁负责？再这样下去，飞机跑了，或者是摔了，或者是敌人的飞机进来，我都负不了这个责任。
    后来，林彪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关峰四次来空军大院保我。但是，效果都不大，造反派不听他们的。林彪没有办法，只好通过叶群告诉江青说：“毛主席有指示，对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空军的飞机不能出问题，机关也不能出问题、不能乱，必须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
    江青表示：“吴法宪可以保，但是要写一个比较好的检讨。”叶群回来转达了江青的意见，并劝我说：“检讨写了，就可以过关了。”就这样，我按照江青的要求，写了一个检讨送给她。她看了后说：“还可以，就这样吧。”
    当时我每天都在京西宾馆、西郊机场或北京军区指挥所，与各军区司令员、政委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汇报，共同商量决定一些措施。当时我的思想是，只能让机关乱，绝不允许部队和飞行学校乱，必须保证他们的绝对稳定，严防跑飞机和敌机入侵。
    事情也凑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五架飞机，当时估计是美制F—104型战斗机，为了侦察，沿福建海上飞行，有进入大陆的迹象。接到报告，我立即赶到指挥所，命令华东地区空军部队的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同时，命令福建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可能进入地区的飞行和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果然，敌机在福建晋江以东海面突然改变航向，直飞大陆。得知这一情况，我立即命令航空兵XX师起飞X批X架迎敌，并命令其它部队作好拦截准备，防止敌机跑掉。结果，飞行员果断地进行对头拦截，一下子就击落了一架敌机，立了大功。不久，部队找到了被击落敌机的残骸，证实这是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
    应该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当时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空军领导机关被造反派长期围困、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空军机关和部队的全体同志，坚守工作岗位，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高度协调一致，各个渠道畅通，才保证了这次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这是空军全体指战员高度责任感和觉悟的体现。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我们空军进行了多次国土防空作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其中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雷州半岛击落A—3B攻击机一架；五月在云南马关击伤RB—66型侦察机一架；九月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击伤F—105型战斗机两架；一九六七年四月在广西板兴击落F—4B战斗机两架；五月在广西峒中击落F—4B战斗机两架；八月在广西隘店击落A—6A攻击机两架（这三次在广西的战斗，后来被称为“三战三捷”）；九月在浙江嘉兴击落U—2侦察机一架。此外，我们还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飞机9架。据统计，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几年里，我们一共击落、击伤进入大陆的敌机二十余架，而我们仅损失一架飞机。
    “文化大革命”以后，击落、击伤敌机情况和跑飞机、摔飞机等重大事故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文革”那样乱的情况下，我们整个空军部队都没有跑飞机，也没有摔过大飞机（包括民航在内），事故也是比较少的，而且还取得了击落、击伤多架敌机的胜利。在今天，我仍然要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错误，但是在空军机关、部队以及广大空军指战员共同努力下，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保证了战备、防空作战和“三支两军”任务的完成。这些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也是不应该抹杀的。
    关于一九六七的一月十三日这次在福建上空击落敌机的情况，我当即报告了林彪、周恩来以及叶剑英。消息传到中央以后，江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保我。
    就在击落台湾国民党飞机的当天下午，叶群派秘书郭连凯在西郊机场找到我。郭连凯对我说：“江青已经决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师生的代表，保你出来正常工作，但是要准备揪出刘震、成钧、何廷一。”他向我解释说，揪出刘震、成钧是林彪的决定，揪出何廷一是江青的意见。郭连凯还说，叶群要他告诉我一下这个情况，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叶群要我简要写几条关于刘、成、何的错误，以便转交江青，让她讲话时作参考。我当即按照郭连凯转达的叶群意见，简单写了几条，交给他带走了。
    当天晚上，江青、关峰接见了空军院校的造反派。当时我不在场，江青讲话的内容，是第二天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给我的。江青在讲话中赞扬了空军部队击落敌机的战绩，同时点了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名。江青说：“空军的同志们，你们的斗争方向错了，你们不应当指向吴法宪，而应当指向刘、成、何，他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空军搞地下活动，进行罢官夺权的主要人物。”
    江青讲话的第二天，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满了空军大院，甚至贴上了北京街头。就这样，江青的一句话，刘震等人就被打倒了。虽然江青说了要保我，但我还是出不来，因为我的检讨造反派通不过。他们说：“吴法宪必须再检讨。”结果我又在空军大院连续作了三次检讨，每次参加批斗大会的空军院校的师生，都在两千人左右。这三次批斗大会，他们都让我一直站着，不准坐下，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让我坐在地上。
    三次检讨作完，总算是让我过了关。不久，空司、空政的一些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的头头，才开始到京西宾馆找我汇报和商量工作。以后，又经过他们半个多月的工作，大约是在三月十五日，由空司的造反派组织“红尖兵”和空政的造反派组织“红愚公”出面，组织了一千多人在营建礼堂开了一个大会，“热烈欢迎”我回空军大院主持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造反派来成天揪斗我了。
    还有一件事，我也应该在这里说一下，这就是成钧被逮捕的事情。这件事与我有关，也是我感到特别对不起成钧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被江青点名以后，刘震、成钧、何廷一“靠边站”了。成钧当时写的一份检讨，检讨字数不多，却反映了他一些真实的思想情况。他在检讨里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宗派主义斗争，是一方面军的整二、四方面军的，是四野的整一、二、三、野的。成钧的这份检讨交上来后，我看完就与余立金商量，共同签名将成钧的这份检讨送给林彪。林彪又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再批给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传阅。于是，成钧的这份检讨就到了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的手里。康生看完后，大笔一批就是一大篇。他认为：“检讨中有些话是反动的，例如说，文革是一种宗派斗争，这是对文革的一种污蔑，是以检讨名义借机放毒。这个人是反革命，必须予以逮捕。”（这是批示的大意，原件当时我要空军党办复印后存空司档案室）。康生那个时候是中央常委，他这样一批，问题就严重了。文件又转到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那里，他们都画了圈表示同意康生的意见。
    余立金接到毛、林、周同意的康生批示文件，亲自跑到京西宾馆来找我，问怎么办。我一看，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对余立金说：“没有办法了，只好照办吧。不过最好把文件拿给成钧自己看一看。”这样，由于康生的一个批示，就把成钧关了好几年。
    从我自己这方面检查，当时确实不应该同余立金把成钧的检讨往上送。如果我们不送，康生就不会批，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有了成钧的这次教训，以后刘震、何廷一等人的检讨，我们就再也不往上送了。
    空军院校的师生一直在北京搞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才陆续返回本单位。到了这时，空军领导机关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十六、一九六七年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以空军司令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个会议破天荒地一直开了三个月。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揪“走资派”，很多军队的领导干部都同我一样，天天被揪斗，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于是，军委领导请示林彪同意，借开会的名义，把大家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林彪还规定，不经过他、叶剑英、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准返回本单位。
    另外一个意图，是借开会议之机，来研究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让大家集思广益，共同商量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
    当时，前来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对“文化大革命”都有些不满。南京军区就有八个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此经常喝酒，还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说，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说：“首都‘三司’的学生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当时我们大家都认为，如果听任那些造反派们这样搞下去，军队就要乱了。
    会议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每天会议的情况都要向林彪汇报。周恩来经常来参加这个会议，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不时来参加会议。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央文革及当时形势的干扰和影响，但在林彪的要求和叶剑英的主持下，稳定军队的这个主题，却始终贯穿于会议之中。
    关于这次会议，我手头有一个资料。这次军委的会议讨论、制订的文件一共有十七个，所有的文件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精神，即稳定局势，稳定军队。这些文件，在当时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会议首先制定的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家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文件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
    第二个文件是《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文件规定：军以下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运动，只坚持正面教育的方针，“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切外出串联的军队人员，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逗留，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和军队内的战备系统、保密系统。
    关于这个文件，叶群告诉我说，一月下旬，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一个“条条”。然后，林彪根据大家的意见，口授了七条意见。这个意见，在场的叶、徐、聂帅都同意。这个“七条”，很快送到军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可江青和中央文革不同意这“七条”，因此叶帅他们和中央文革争论得很厉害。后来叶帅打电话给林彪，说是不是想个办法，找一下毛主席？这样，林彪决定立即带徐帅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林彪，同意了这个“七条”。还提议再加上“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这一条，这样成了“八条”。当毛泽东在文件上批完“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之后，林彪说：“主席你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军委八条》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发。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冲击解放军的歪风开始被刹住，对保障整个军队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
    第三个文件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文件规定：解放军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下机关，坚持进行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于二月十一日正式发出的这个文件，对减少“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军队的冲击，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在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众多文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个文件，我要说几句话。我认为，这个文件的制定，并非出于林彪的本意。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彪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两个原则：一是保证军队的稳定，二是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我看只能如此。但对林彪的这个态度，毛泽东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军区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说：“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很显然，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是对林彪的一个批评。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说的不是“请酌”，而是要必需执行。于是，在接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他立即开始了行动。就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的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并在毛泽东批示“照发”以后，于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发出。这个文件，可以说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制定和执行，就使军队支援地方的任务，从之前的“支左”，一下子扩大到了“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五项。通过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军队全面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结果，显然是与林彪以前的想法相左的。
    除以上这些文件之外，会议制定的其它文件还有：《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关于基建工程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森林警察部队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关于军事研究机构和机要密码工厂进行文化革命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后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些文件的制定和执行，不仅有效地稳定了军队，控制了军队的局势，而且通过稳定军队，进而逐步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为恢复军队和地方的正常秩序，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林彪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文件都是由叶帅他们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和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的。这些文件的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冲击的指导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对这一点，参加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可以证明。
    林彪倒台以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是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了？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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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2）



十七、林彪怒斥江青

军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稳定军队、尽量避免“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冲击的主题，显然与中央文革的意图不相符合，因而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些人的不满。为此，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与中央文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开始了。
    首先是揪斗萧华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共同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小型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由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对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不力。
    陈伯达在会上首先发言，批评萧华，而且把很多问题都引到了军委身上。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
    他还指责萧华说：“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听了陈伯达的这番话，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由于用力过猛，他把自己的小手指都敲断了。他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对谁有利？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
    就在这天夜里，萧华的家遭到了北京军区文工团和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包围。这些造反派不但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还要揪走萧华。但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
    叶剑英非常生气，他立即打电话，请求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表态说：“抓萧华、抄家和抢档案都是不对的。”毛泽东还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亲自到萧华家里去处理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下，江青不得已来到萧华的家里，对那些军队造反派说：“谁让你们来抄家的？是谁让你们来揪斗萧华的？还不赶快撤出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住。”江青这样一训，把造反派训走了。江青还批评了萧华的秘书，责怪他不该随便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那些造反派，让他们抄走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二十日上午七点半，杨成武在京西宾馆召集大家继续开会，专门传达萧华的问题。他告诉我们说，江青要他来向大家宣布，昨天晚上在萧华家里发生的事情已经查明，泄露会议情况的是杨勇。杨勇在前一天晚上散会以后，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对于这件事情，杨勇要负责任。他还传达说，毛泽东已经对这件事表示了态度，认为抓萧华、抄家、抢档案都是不对的。
    这件事情究竟是否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我不知道。不过这次会议以后，中央文革就批准又把杨勇抓了起来。
    这之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时遇到萧华，对他说：“萧华，你写个简单的检讨，我给你批一下，就没有事了。”萧华听了后很高兴，连声说：“好”。谁知他这个检讨一写，造反派就继续揪住不放。于是，毛泽东又要萧华写了第二次检讨，这才让他好不容易过了关。
    二十日上午，叶剑英也向林彪汇报了那天晚上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抄萧华家的问题。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
    下午三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十八、中央文革检讨

在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的会议，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了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峰代表中央文革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关峰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之后，与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斥责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峰打断了。关峰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峰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负责，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峰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帐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接着就发生了“二月逆流”事件。我想，“二月逆流”事情的发生，是和当时军委扩大会议的气氛分不开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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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3）



十九、“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情况都是以后周恩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和二月十六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召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以及谷牧、余秋里等几个人，当场就跟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峰等人吵了起来。陈毅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把党和政府搞乱了，把国家搞乱了，还要把军队搞乱。叶剑英还对张春桥等人策划的“上海一月风暴”进行了抨击，他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人民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毛主席，就擅自改变名称，这是想干什么？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要党的领导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吗？”
    这两次会议上，要数谭震林闹得最厉害。他说：“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通通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还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想来想去，自己不该那么早参加革命，不该活六十五岁，不该跟着毛主席。”
    这时，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接着，陈毅又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
    李先念指责了大串联，说：“那样大规模的串联，把交通和秩序都搞乱了，经济损失严重。”另外，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也斥责了中央文革。当时，他们几个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周恩来跟我说，当时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劝双方冷静下来。结果，这两次会议都不欢而散。
    现在想起来，老帅们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周恩来大概也有同感，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所以一直在调解。所以我觉得周恩来在政治上是很老练的。
    果然，这一下子激怒了毛主席。
    以后叶群告诉我，第二次中央常委碰头会后两天，也就是二月十八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究竟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13），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干部，现在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整了这么多人。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吗？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叶群还告诉我，就在二月十八日的晚上，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她列席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大发了一通脾气，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陈毅等四位老帅和李富春等三位副总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哪，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13）打游击。”
    毛泽东还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的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出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他还特别挖苦谭震林说：“你说你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六十五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该不该活六十五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毛泽东最后表示：“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就退场走了。
    以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几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因有了毛泽东撑腰，神气十足，猛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给他们扣了很多的大帽子。
    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在一些场合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
    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
    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学习不认真，工作不得力，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另外，他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也不称职，虽然对军队院校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大，军队仍然受到冲击。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向军委扩大会议作自我批评。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不久，江青等人就把这件事情捅到了社会上，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三月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一时间，炮轰、火烧的标语，贴遍了北京的街头。
    四月下旬，造反派开始围攻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他们的家也遭到了围困。这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搞的，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也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人发出指示为李富春等人解围。从这以后，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就很少在分开场合中露面了。接着，中直机关党委又组织几位老帅、副总理宿舍的党支部成员，对他们进行批斗。据说，这种方法是康生和江青想出来，由江青请示毛泽东决定的，其目的就在于不让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舒舒服服地过这一关，把他们搞得精疲力竭。
    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以后，毛泽东还是对他们不放心，特别是老帅们，因为他们在军队中有一定影响。我知道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当时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被造反派们揪住，先是将他用汽车押着在北京市转圈游行示众，以后又把他关押起来。一个多月后，王秉璋得了肝炎，身体不行了。他的妻子史导来找我，要求我把王秉璋的情况报告给林彪。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叶群，请叶群报告林彪。林彪得知此事，就要叶群报告毛泽东说，七机部是重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这样就把王秉璋放了出来。
    这时，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会不会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住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了些什么，都有哪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后来，林豆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我还记得，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评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报告都是这样的内容。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不久，毛泽东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老帅们。所以，王秉璋实际上是为老帅们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使他们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开了一个“团结会”。当晚，周恩来拟订了一个参加“五一”劳动节首都庆祝大会的领导人员名单，这个名单里就有李富春等人。毛泽东批准后，第二天他们全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在报纸上露面是个标志，只要参加了重大活动并且在报纸上一露面，就意味着“站出来”了；一旦在报纸上没有了名字，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
    以后，毛泽东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九六七年八月，经毛泽东提议，李先念被吸收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后来，又吸收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参加了毛主席召集的中央党委碰头会议。不过，这些老帅和副总理虽然参加了会议，但却极少发言，显得十分严肃和谨慎。另外，毛泽东几次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时，这些老同志也都参加接见，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较靠前。
    但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叶剑英在北京西山的宿舍再一次被围，参加围困的人有数千人之多，主要是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和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这些人分乘七十多辆汽车，来到西山中央军委的驻地安营扎寨，树起了数十面红旗，日夜轮流呼喊口号，要叶剑英出面回答问题。林彪很快就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一直没有动静。一直到五月三日，毛泽东才委托黄永胜代表他去西山做工作，命令围困叶剑英家的学生和造反派各自撤回原单位。经过黄永胜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工作，那些学生和造反派才逐渐撤离西山，事情才告一段落。
    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向家里的工作人员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他还告诉我们，他夫人张茜上班还没回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
    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情，谁反对过毛主席，最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徐海东就是个例子。
    徐海东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红军时期曾经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相继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鄂、豫、皖地区，在陕北和江北地区都立有赫赫战功。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他就是因为一件事情得罪了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全国人大以后，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到了“第一线”，而毛泽东则退到了“第二线”。就在这个时候，听说徐海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主席见到这封信很不满意，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理过徐海东。
    徐海东以后就长期休养。他最初是住在总参谋部。当时，一些在北京的老部下经常前去看他。我因为长期在新四军三师工作，这支部队里的八旅、十旅都是在红二十五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他很有感情，也经常去看他。后来他转到大连休养，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还曾以老部下的名义，帮助他解决了一些问题。为此，他还送给我一个很好的白玉印章作为答谢。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我原以为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没有想到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中全会上，又掀起了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而且调子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怀仁堂会议。
    本来，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了讨论和准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工作而召开的。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有：代表名额的分配、选举的办法，修改党章以及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当这些问题讨论和决定以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要清算他们的错误。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过关，出席“九大”。当时我感觉，这都是他们事前商量好的，也绝不只是代表他们几个人的意见。
    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
    于是，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周恩来提出，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以便他们参加会议。结果，朱德分到了华北组，叶剑英分到了中南组，陈毅分到了华东组，徐向前、李先念、邓了恢、李富春等也都分到了各个组。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见，这次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除了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外，还有一批造反派，是中央文革从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找来的，是所谓的“新鲜血液”。这些造反派一上来就乱“放炮”，猛轰这些老同志，一些“左”得出奇的口号也喊了出来，并且登在了简报上。这样，江青等人通过他们第一天就点燃了大批判的烈火。
    中央文革还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帐”。据我看来，这些“炮弹”里的有些材料的来源，即使是中央文革的那些人，恐怕也是不会知道的，但是都提供了出来。在会议上就不仅仅只是批判老帅们在一九六七年的问题，而是彻底算开了这些同志的历史老帐，把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所犯的“错误”统统翻出来进行批判。所以，斗争他们的内容就很广，连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13）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等各个时期的问题，都提了出来。当然，主要还是抓住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批判，斗得这些老同志的情绪都不好。
    在会议上，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其实，会议上的一切，都取决毛泽东的一句话，也都是在他的眼前进行的。所以，我的感觉，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这次八届十二中全会，我是以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的身份参加的，被分到了华北组。在当时的会议气氛下，我曾经错误地批判了分到这一组的朱德委员长和李先念副总理。我说：“朱老总，你当了一辈了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总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红司令。听说你在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13）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要把毛主席赶下台，你把这些情况说一说，也可以教育我们嘛！”
    红四军七次党代会的事情，是我在中央文革提供的材料里看到的，但其它的话却是我自己说的。在讲完这些话以后，我仔细想了一想，觉得这些话说得太过了一些，是犯了一个错误。可是，朱德委员长的胸怀非常宽大，他听了我的话以后并没有生气，只是解释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时，都深感内疚和惭愧，同时朱德委员长这种宽宏的态度也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在小组会议上，我还批判了李先念副总理。我说：“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保护老干部，就好像只有你要保护老干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护老干部似的。”
    尽管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场合下，大家都这样说，不这样说谁也过不了关；但我随大流，这样无原则地批评李先念副总理，也是很不应该的。除此以外，整个会议期间我没有对其他老同志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
    全会闭幕以后，中央决定，按规定范围传达会议的情况，同时要传达“二月逆流”问题。因此在空军的传达会议上，我也按照中央的决定作了传达。
    康生和江青一直想充当反对“二月逆流”的英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刚批完，到了九大即将开始的前夕，康生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向毛主席书面提出了要搜集和整理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发给九大代表。这样，他们要批判“二月逆流”的问题列入九大议程。当时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意这一建议，而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汪东兴和我们都不同意。毛主席最后表示：“不要再批了。”这样才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
    这样，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从一九六七年二月开始批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才结束。也就是说，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整整被批了两年多。
    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看，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批评触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愿，所以他们在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作检讨、靠边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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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4）


二十、青海事件与内蒙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下午，军委扩大会议通知开大会。下午三点，大家集合在第一会议室。大家一边等着开会，一边交头接耳闲谈。不一会儿，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陆续来到会议室。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青海省的造反派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赵永夫。
　　周恩来首先宣布说：“在青海发生了大规模镇压革命群众的事件，青海省军区调动军队，围歼革命群众。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经向各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省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接着，中央文革的成员一个一个讲话。
　　从他们的讲话中，我们得知了这个青海事件的大致情况：一九六七年一、二月，青海省的造反派集中在西宁市，准备夺取青海省的党、政大权。当时，青海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为了躲避造反派的围攻，已经住进了省军区大院。于是，造反派就冲向省军区所在地，要求省军区交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后来，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军区派人包围了报社。劝造反派退出，但毫无效果。双方对峙了九天后，在二月二十二日发生了冲突，部队开枪打死、打伤了一些人。这件事报上来以后，毛泽东三月十一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接到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文革先后作了两次调查。他们在听取了选择派的片面控诉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三月二十四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接着，就在会议上宣读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以后，勾结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决定》规定的处理办法是：一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指挥外，八O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O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归刘贤权指挥。二是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的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并为死去的恢复名誉，对负伤的负责治疗，被逮捕的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三是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将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决定》宣读完，就当场逮捕了赵永夫。之后，周恩来又讲话强调：“军委扩大会议应当很好地讨论这个《决定》，接受青海的教训。今后，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准开枪，更不准打死、打伤和逮捕革命群众。”
　　我同赵永夫很熟悉。他原来是东北军的人，直罗镇一仗他成了我们的俘虏，就参加了红军，并从此成了我的部下，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直提升到了团长。解放以后，他在青海省军区当了副司令员。
　　青海事件发生后，赵永夫曾经打电话报告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答复说：“你们打得好，打得好！”可是突然之间，由于中央文革的插手，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说赵永夫是打死、打伤“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把他抓了起来，而且几乎把他枪毙了。这样的处理，弄得叶剑英也是措手不及。
　　青海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不过以后有人告诉我，青海发生的事件，是西宁市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在北京来西宁串联的一些学生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报社大搞“打、砸、抢”，有几个报社的工作人员竟被活活打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搞来了一批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省军区以赵永夫为代表的领导认为，这样的书面很危险，于是派出部队对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进行了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但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向部队开了枪。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不开枪进行反击，从而致使一些造反派被打死、打伤。当时的情况，赵永夫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军委和叶剑英。
　　中央文革对青海的整件最初保持了沉默，但几天以后就利用简报刊登了青海“红卫兵”的来信，控诉被“武装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还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审青海事件。这才有了毛泽东三月十一日的批示。
　　以后，中央文革找造反派几次了解情况，都是一些一面之词。依据这些一面之词，中央文革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这样解决青海事件。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由来。
　　就在处理青海事件的同时，又发生了内蒙事件，两个事件的经过大体都差不多。事情也巧，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王良太也是我的老部下。我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的时候，他当过纵队参谋长。一九六六年，他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他是坚决支持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和王逸伦、王铎等人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内蒙古呼和浩特“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在冲击自治区党委时，王良太组织部队保卫区党委，最后开了枪，可能打伤了几个人。事情很快就反映到了北京，周恩来要我派飞机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以及造反派的代表接到北京，大概是要听取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说明。
　　由于这个事件又牵涉到军队开枪的问题，所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又一次把这个问题弄到了军委扩大会议上。跟上次青海事件一样，造反派一攻，就把王良太也逮捕了起来。
　　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向我们宣布了。《决定》认为：“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内蒙古军区党委的一些同志，不经过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了已经站在革命群众组织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决定》还认为，内蒙古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的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内蒙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和内蒙古军区的领导负责。
　　《决定》同时还宣布：“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古军区党委，并对军区所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等同志经过群众的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负责筹建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古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抓起来。”《决定》还要求“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
　　内蒙事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我同样不清楚，以后对王良太是如何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历史就是历史，事情总会恢复它本来面目的。
　　青海、内蒙事件处理完不久，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于是，大家又回到本单位，继续接受群众的冲击和“再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回了原单位，因为当时有些地方的情况比较好，有些地方则比较乱，为了保护一些较乱地方的军队领导，军委在会议结束以后，又安排他们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比如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和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就是在北京一直住到了夏天才分别回去的。
　　这次为期三个多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在维护军队稳定、保护军事机关不受冲击、保证军队纪律、组织军队参加“三支两军”，以及维护国家的基本稳定、维护国家的基本生产、保护国家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抹杀的。



二十一、“五一三” 演出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解放军在北京的几个文艺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等，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准备于五月十三日晚上联合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当时，包括军队文艺团体在内的驻京部队，已经明显地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来被称之为“老三军”的，这一派是支持军队现任领导的；另一派是后来被称之为“新三军”的，这一派实际上是由北京“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一次出演，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所以他们又称作“演出派”。而“新三军”则因准备冲击这次演出，而被称为“冲派”。
　　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
　　他们事前制造舆论说：首都的文艺舞台决不能让“老保”占领。如果要演出，一切后果由演出派自负。这时，连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都听到了这些传言。当“老三军”在演出前，报告萧华，请求批准演出时，萧华怕因为演出引起双方武斗，就没有同意演出的要求。
　　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
　　五月十三日晚上，“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刚开始不久，北京“三司”的造反派果然领着军队的造反派就来了。他们分乘几十辆汽车，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往里冲，一边见物就砸，见人就打。两派发生了武斗，打得一塌糊涂。一瞬间，剧场变成了战场。由于来冲击的造反派很多，准备也很充分，于是设施、乐器被砸，在场的演员被打伤，参加演出的同志损失严重。
　　一听说发生了武斗，而且“冲派”又人多势众，北京军区、海军、空军、二炮机关里的人坐不住了，纷纷准备出去支援。与我们空军大院仅相隔一条马路的海军领导机关，由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临走前，李作鹏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这一走，海军大院就空了，叫我们在家里先不要动，万一有情况，我们既可以支援，又可以守卫，帮他们看好家。我说：“好，我们就这样分工。你们放心地去吧，有我们在就有海军大院在。你们去现场支援，担子要比我们重。”
　　放下电话，我立即发布命令，要求空军机关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办公室，高度戒备，并密切保持与演出现场的联系。然后，我立即向周恩来和林彪报告这一情况，并一直在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准备一旦有情况，就马上调动人员去支援，并随时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林彪。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几乎不亚于战争年代进行的一场战斗。一个文艺演出活动，竟然闹到了这样的地步，也真是史无前例。
　　萧劲光、李作鹏率领的海军机关人员一赶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就立即冲进去抢救伤员。“冲派”看到有人来支援，也马上调集力量，又包围了海军的人。恰好在这个时候，北京军区机关、二炮机关和其它部队的人员也陆续赶到。双方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最后，中央文革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算停了下来。
　　陈伯达一到现场，就指责“演出派”不该坚持演出，以至引起武斗。萧华也说：“我叫你们不要演出，就是怕发生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演出派”原本就对萧华不批准演出心中有气，认为是受到了压制。现在被冲、被打以后，反而又受到指责，就更加不满。他们纷纷责问陈伯达和萧华：“我们搞演出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难道是错了？他们联合地方学生冲击演出，搞打、砸、抢反而是对了？”
　　“演出派”本来是保萧华的，但萧华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使得“演出派”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此而种下了他日后被打倒的祸因。
　　武斗被制止下来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五月十四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并且认为萧华的讲话是对的。结果，他的话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下来以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演出派”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演出。这一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这次演出就再没有受到冲击。
　　六月九日，“演出派”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演出。这一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杨成武、汪东兴、姚文元等前来观看了演出，给演出派撑腰。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相反，萧华的日子却不好过了。“演出派”因对萧华在“五一三演出事件”上的态度不满，不几天就贴出了炮轰萧华的大字报。其实，军内造反派一直都想要打倒萧华。这一年的二月中旬，造反派还曾经抄过他的家。而“老三军”一直是支持萧华的。但在“五一三事件”之后，“老三军”对萧华不满，也反起萧华来了。他们把萧华弄到京西宾馆，一连斗了十多天，要萧华承认这个、承认那个，把萧华斗得抬不起头来。
　　“五一三事件”后，林彪仍然准备保萧华。他告诉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演出派”的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的造反派组织“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一看就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
　　这些年里，我看到有不少文章说萧华是被林彪有意打倒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事实。萧华长期以来一直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林彪对萧华是很信任的，而且在“文革”开始后屡屡保他，要说林彪有意搞掉萧华，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

二十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以前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
　　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去巡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由代总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政委李作鹏随同前往。这时，叶帅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边站了，萧华也被轰得不能工作，杨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组”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名义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由我、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我任组长。
　　七月十七日，我接到通知，要我当晚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宣布：“经毛主席批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吴法宪任组长。临时看守小组的任务是，接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交代的任务，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从此以后，我便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凡是会议上通过的有关军队问题的决定，或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对军队有什么指示，就由我们看守小组来传达和办理。看守小组的办公地点在京西宾馆，下面的具体工作机构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这些都是杨成武临走之前给安排的。
　　我们这个看守小组一共存在了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没有干多少事，因为当时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机关，大部分都已经瘫痪，看守小组成立后也就没有向下面宣布，因此没有人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什么也守不住，反而是经常挨江青的批评。在那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就向中央文革写了三次检讨。
　　九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我被任命为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在军委办事组只是挂个名，她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军委办事组的会议她一次都没有参加过，对办事组的工作也从来不加干预。
　　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实际上行使中央常委会议的职权一样，我们的这个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以前军委的正、副秘书长。
　　军委办事组的成立，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领导机构与领导形式。军委办事组成立以后，开始只是在中央碰头会议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中央碰头会议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决定或文件，由周恩来签名以后上报毛主席和林彪，经他们同意以后，才能正式形成文件，再交由我们以中央军委或者是总参、总政、总后的名义下发。
　　军委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军委办事组采取集体办公的形式，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办公，集体讨论需要办理的事情。需要提交中央碰头会议的，晚上就由正、副组长带到碰头会上去研究；剩下的就由我们酌情处理和解决，并交有关部门办理。
　　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以后屡有变动，先后参加过军委办事组的有黄永胜（杨成武被打倒后，由黄永胜接任军委办事组的组长）、谢富治、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纪登奎、张才千等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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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5）



二十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在一九六七年初产生的。在这之前，中央曾经是两个会议：即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一九六六年底、一九六七年初，由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先后被撤消职务，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书记处会议都先后停顿。这样一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务，就全都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当时，他既要管国务院的工作，又要管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于是，经请求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就以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形式，集体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由周恩来负责主持，吸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讨论和解决党、政、军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且把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报请毛泽东批准后执行。
　　当时，还有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由陈伯达主持，也吸收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主要负责解决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所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也需要毛泽东的批准才能执行。这样，就形成了两个中央日常的工作会议。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对周恩来意见很大，他们要求周恩来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要周恩来直接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为党中央日常工作机构。
　　最初，周恩来没有同意江青等人的要求，照常举行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主要的问题都拿到这个会议来解决。于是陈伯达和康生等人就通过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发泄不满，要求毛泽东下令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来代替它，江青甚至提出公开挑战，宣称：“一定要把中央常委碰头会议摧垮。”
　　毛主席当时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中央常委办公会议开不成了。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议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被打倒，几乎只剩下了周恩来光杆一人。周恩来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经毛主席批准，取消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将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与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合并，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一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问题。
　　我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周恩来早已是这个会议的负责人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十一个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我、叶群、汪东兴。不久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李先念也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议。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六号楼。钓鱼台宾馆原来是国务院招待外国元首的地方，一共有三十多座小楼，装修极其豪华，其中江青住的十一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是最华丽、最好的。当时，江青一人独占了三座楼。除了住宿的一座楼以外，她还有一座专门放电影的楼和一座专门带舞厅的楼。江青也曾为毛泽东在钓鱼台准备了一座楼，但毛泽东除了去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曾在里面休息过几小时以外，再也没去住过。
　　钓鱼台里也有一座楼是供周恩来使用的，这就是五号楼，但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华厅。另外，陈伯达住在七号楼。从条件上看，五号楼和七号楼比江青住的十一号楼、康生住的八号楼要差一点。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都住在十六号楼里。十六号楼是一座大楼，楼上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楼下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办公地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一般是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三、四点左右。
　　整个“文革”期间，钓鱼台都是北京的一块禁地，全部由中央警卫团警卫，戒备森严，任何人都不能冲击。江青曾经下令，如果有人胆敢冲击钓鱼台，一律逮捕，并且可以开枪。那个时候，造反派可以冲击北京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南海都被造反派冲击过，但是没有人敢冲击钓鱼台。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所决定的重大问题，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四个人签字以后，报毛泽东及林彪批准。有一次陈伯达提出，以后会议上定的文件，由周恩来一个人签名上报就可以了。但是江青提出了意见，说：“还是总理的一贯作法好，这样可以表示由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正、副组长共同负责。”周恩来转而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谁都没有说什么。就还是照原样办理。经毛主席、林彪同意的文件，有时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有时用国务院的名义，有时联名下发。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九大以前中央的一种集体领导形式。一般是用文件的形式将所讨论的问题报告毛主席。但有的时候，由毛主席直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一些更重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也不少。林彪因为身体的关系，除了毛主席亲自召集的会议以外，很少参加会议，都是由叶群代替他参加会议。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相反，江青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傲慢。我记得，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你过去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不感兴趣，现在该相信我们了吧，我们还是能处理一些问题的吧。”
　　周恩来说：“当然啰，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威信很高，钓鱼台是我们为招待外国元首而修建的，现在让给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办公地点，这是我们对中央文革的一种尊重。”
　　江青说：“你们现在也是无实可待，闲着可惜，让出来给我们办公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早就建议你和我们合作，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但你就是不听，硬要维持你那个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一直到会议开不成了，你才来钓鱼台。这个教训，你是应该吸取的吧。”接下来她又说：“你想和我们中央文革唱对台戏，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都搞‘文化大革命’，只有中央文革的旗号才打得响。你是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由你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合理又合法的。”
　　还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会，我迟到了，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人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
　　听到这里，所有到会的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会场一片寂静。等了一会，康生才说：“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恩来只好点头称是。江青又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沉默无语，很难表示什么。
　　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我心里感到难过。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德高望重，是我们心里非常敬佩的领袖之一。而江青是狐假虎威而已。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
　　我相信，别人对此也有看法。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我，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我们，周恩来到林彪那里汇报工作时，林彪曾明确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支持。”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除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外，就是江青和康生在起作用。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都要看着她的眼色行事，谁不听她的，在中央文革就呆不了几天，甚至会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对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傲慢。因此，每次碰头会上，我们基本上只有反映情况、听取命令以及具体贯彻执行的权利。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时间不长，我就开始感到紧张、疲劳和力不从心。因为我们要经常接见各地的造反派，处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问题，我对地方的问题本来就不熟悉，每次接见基本上都是陪衬。时间一长，我感到非常厌倦。
　　有一段时间，杨成武经常不去参加会议，他要我参加会议以后，向他汇报情况就行了。可江青抓得很紧，每次都要追问我，我只好替他打圆场说：“杨代总长的身体不好，要我代为请假。”
　　在当时，我除了任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之外，还一直担任着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工作相当忙。每天中午起床以后，都是先抓紧时间处理一下空军的事情。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们说，这是“搞点自留地”，下午去做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晚上再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至于我担任的副总参谋长职务，那基本上是挂名的，总参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但空军的事情，是我的责任所在，我一点也不敢疏忽。这样一来，弄得我每天精神都非常紧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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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6）



二十四、武汉“七二0事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市发生了一场反对和揪斗“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谢富治的事情。这一事件的发生，震惊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应十分强烈。
　　这个事件的发生，还得从军队“支左”说起。在毛泽东作出关于军队应该支持“左派”的指示以后，全军各部队便逐渐开始了“支左”。但关键的问题是，谁是“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军区的领导的认识，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一样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以支持“造反”为目的，而地方上的领导更着眼于当地的稳定。
　　在当时，武汉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了两大派。其中一派是号称有一百二十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反对全面否定和打倒湖北省委，拥护军队。因此，这个组织得到了武汉军区的支持。事实上，“百万雄师”的本身就包括了很多部队的干部、战士，也可以说是在军区支持下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另一派，是被称为“三钢”（“钢工总”、“钢三司”、“钢九一三”）的造反派组织，“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以及“三司革联”等造反派组织。这一派的政治倾向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他们在人数上尽管比“百万雄师”要少，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另外，武汉还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和“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两个造反派组织，但这两个组织已被陈再道打成“反革命组织”，其首领朱洪霞、胡厚民等也被逮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带领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由于武汉的局势动荡，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还特意先期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一号，为毛泽东的到来作准备。
　　毛泽东到了武汉以后，听取了关于湖北和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认为“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而“三钢”和“三新”是革命造反派，武汉军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的意见一言九鼎，一句话就决定了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命运。对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周恩来只能照办。
　　在这之前，由于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先后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当周恩来还在北京的时候，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组成一个三人小组，代表中央去这些地区处理武斗问题。这个三人小组由谢富治带领，成员有王力和余立金。谢富治等人到达重庆以后，发现问题严重，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区领导在“支左”问题上方向搞错了。他们觉得，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他们几个人的能力和身份所能办到的，必须要向中央汇报，由中央出面来解决。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就没有继续飞往昆明和贵阳去处理问题，而是转飞武汉，准备向毛泽东、周恩来当面汇报重庆的问题。
　　这个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以后，也住在东湖宾馆的百花三号。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十六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
　　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上午连续召开两次会议，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朱洪霞、胡厚民放出来。他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要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如果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就会转过来拥护陈再道。他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七月十五日起，一直到七月十八日，周恩来每天下午都在东湖宾馆召集会议，听取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对“支左”问题的汇报。汇报结束之后，周恩来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给‘三司’、‘三新’平反，迅速将朱洪霞等人放出来，支持造反派。估计给‘三钢’、‘三新’平反以后，他们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开完这些会议以后，于七月十八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因为北京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来处理。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武汉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一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来负，但是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会议还决定，要陈再道、钟汉华立即支持“三钢”和“三新”，并且要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像支持上海的“工总司”和王洪文那样，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同时，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各自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
　　第二天，我根据会议上的决定，给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萧前和副司令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照中央的决定办。当时我想，中央的决定一定要执行，何况，作出这一布置的是周恩来总理。
　　尽管中央作出了决定，但要陈再道、钟汉华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他们认为，他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军队受冲击问题》的书面批示和“军委的八条命令”来作的，没有错。
　　事实上，由于当时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非常严重，要做到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军区对两派群众组织都支持，使两派群众组织都满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另外，朱洪霞、胡厚民等人是陈再道下令抓起来的，现在又要放出来，还要平反，陈再道当然不会服气。况且，如果“三钢”、“三新”翻过身来，也必然要揪陈再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传出去以后，“三钢”、“三新”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几十辆车上街游行示威，很快将“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大字报贴遍了武汉街头。另一方面，“百万雄师”也不甘示弱，也组织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这一下，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就进一步激化了。
　　七月十八日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三钢”、“三新”才是革命造反派。他还说，要为“三钢”、“三新”平反。王力讲话以后，“三钢”、“三新”就开始到处播放王力讲话的录音，“揪出陈再道”的声浪也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百万雄师”的不满，他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游行，反对表王力的讲话，把反对王力的大幅标语贴满了整个武汉。两派的斗争就越来越激烈。
　　七月二十日凌晨，“百万雄师”组织了两千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二十多辆汽车和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想质问王力：“百万雄师”究竟是不是群众组织？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是不是错了？但王力就是拒不接见。军区领导对群众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没有奏效。
　　上午七时，“百万雄师”的代表二百多人及军区独立师的一些干部、战士，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的住处——东湖宾馆百花三号，强烈要求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但王力不敢去军区大院。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离毛泽东的住处——梅岭一号别墅，已经很近了。
　　这时，随同王力来到武汉的几个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团”的学生，仗着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气势汹汹地开始辱骂群众，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于是，在一片轰叫声中，王力被抓了起来，塞进一辆小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
　　接着，“百万雄师”又调动几百辆汽车，出动了数万人。他们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大街上游行。同时，武汉军区独立师的数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游行。这一场大游行，导致了武汉三镇的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一时间，“揪出王力”、“揪出谢富治”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当天下午，“百万雄师”又召开了七万人的大会，向王力、谢富治等示威。七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再次出动几百辆汽车，继续在武汉大规模游行。后来人们把这些统称为“七二O事件”。
　　王力被“百万雄师”弄到武汉军区大院的当天下午，军区领导设法将他弄了出来，并转移到了二十九师的驻地。不久，二十九师的领导又将他转移到了小洪山。一直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才由刘丰将他转移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乱，毛主席虽然亲自在那里坐镇，但是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更加激化，问题更加严重了。在北京的领导着急了。在七月二十日上午，当“百万雄师”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以后，江青就非常担心武汉局势的变化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江青当即找到林彪，问他怎么办，并说她想自己到武汉去一趟。在此之前，她已经劝过毛泽东，要他离开武汉，但是毛泽东不愿意。她只好找林彪。林彪说：“你去怕有困难，你还是去和总理商量一下，派个人去劝毛主席离开武汉。”
　　江青听了林彪的话，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说：“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你不能去。可以写封信，派个可靠的人去。”按照林彪和周恩来的意见，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的详细内容我不清楚，主要是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同时，江青又给张春桥打电话，要张春桥立即赶到上海，亲自安排毛主席到上海的一切事情。
　　信写好了以后，江青请示林彪派谁去，林彪说：“派邱会作同志去吧。”于是我立即准备飞机，把邱会作送到武汉。飞机是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多钟到的武汉，之后邱会作由刘丰带往东湖宾馆，见到了汪东兴，然后再由汪东兴带着去面见毛泽东，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送信的任务完成后，邱会作马上又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当时在北京也很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他决定再一次去武汉。我很快安排了一架飞机专门送他去武汉。周恩来的飞机于二十日下午从北京起飞。在飞机飞往武汉的途中，我突然接到刘丰的电话，说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周恩来的飞机预定降落的王家墩机场。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我要飞机临时改为降落在离武汉大约六十公里的山坡机场。山坡机场的条件还不如王家墩机场，在那里降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当时别无办法。
　　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晚上八点钟，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武汉，转移到上海。毛泽东的决定传来，我们在北京为他这次转移研究、设计了两种方案：一个是用飞机直飞上海，一个是调一条军舰从长江到上海。最后，毛泽东决定坐飞机。汪东兴直接从武汉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准备专机，而且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一九五五年以后，中央对毛泽东乘坐飞机有一个规定，就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不能乘坐飞机。从那以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坐过飞机。但这一次情况紧急，就只好破例了。我深知这次飞行任务非同小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我立即命令空军三十四师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并进行试飞，待确保一切正常以后，我才在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多钟批准飞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武汉的王家墩机场。
　　在武汉那边，负责送毛泽东等人到机场的是刘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点多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刘丰找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用一辆吉普车把毛泽东和汪东兴秘密送到了王家墩机场。与此同时，杨成武和李作鹏则走另外一条小路，差不多同时也到达了机场。凌晨两点，毛泽东等人乘坐的飞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当时，我一直在指挥所里坐镇指挥，直到毛泽东等人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安全落地，我才松了一口气，离开指挥所。
　　周恩来在武汉送走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召开会议，对陈再道、钟汉华采取了临时措施，并指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副政委叶明暂时负责武汉军区的工作。他还要孔、叶二人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赶紧表态争取主动。之后，周恩来离开武汉，于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乘飞机回到北京。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余立金和刘丰的护送下，转移到了山坡机场。周恩来上午回到北京后，就立刻通知我派飞机把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二十二日下午三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一起回到北京。飞机到达西郊机场时，中央文革组织了三万多人在机场两边夹道欢迎。当谢富治等三人走下飞机时，首先是周恩来，然后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一一上前和他们握手、拥抱，就象迎接英雄一样。王力下飞机的时候，是一瘸一拐走下舷梯的，腿上还打着绷带，说是腿被打伤了。然后，谢富治三人由周恩来、江青等人陪同，坐着汽车在机场跑道上转了一圈，向群众招手致意。
　　有人说，周恩来返回北京的飞机，本来要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晚起飞半个小时，是由于我从中操作，才使周恩来的飞机早到北京，硬是强迫周恩来不得不在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北京。真亏他们想得出来！事实上周恩来回北京的飞机，要比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早半天，根本不存在我从中操作的问题。为了给周恩来的一些行为开脱，有些人竟编造了这样的谎言！如果周恩来总理还健在的话，他自己会同意这种说法吗？！
　　在毛泽东等人安全离开武汉以后，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的三军联合行动，进行武装游行，声讨武汉的“七二O事件”。同时，会议又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武汉军区发一份电报，要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五人到北京来开会。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一下飞机，中央就派车把他们直接送到了京西宾馆。紧接着，中央文革就把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给了造反派，马上就有造反派包围了京西宾馆，在周围遍地插上红旗，把宾馆围了个水泄不通。然后，中央文革又组织了驻京部队部分干部、战士，由江青、戚本禹和关峰带领，在京西宾馆对面的军事博物馆前面集合，分乘几十辆大汽车，围着京西宾馆一边绕圈一边喊口号，向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示威。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中央文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十万人的大会，欢迎中央代表团胜利返回北京。这个大会，本来林彪不想参加，但江青打电话给叶群说：“这样的大会，林彪同志不出来不好。”这样，林彪不得不上了天安门。
　　七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公告》承认：“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是陈再道对上抵制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领导，对下打击压制群众意见，长期地、顽固地坚持错误，以致发展到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中央军委、反中央文革的‘七二O’叛变事件。”武汉军区还在《公告》中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的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的叛变行动”，“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封信认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利用了“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就在公开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正式下达文件，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接下来，就是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批斗会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轮流主持，但是叶剑英始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他在这个会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周恩来讲完话，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也相继讲了几句。在这些人的讲话中，数江青的调子最高，她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陈伯达也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而是一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中央文革在会议开始后便派车去接王力。不久，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了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那一天，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全都换穿了军装。
　　接着，周恩来让大家开始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发言。陈再道和钟汉华则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大家乱轰一气，也是有点无可奈何。
　　中间稍事休息以后，江青和杨成武组织了一帮秘书来到会场。这些秘书一个个手持《毛主席语录》，冲到陈再道、钟汉华面前示威，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赶走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七二O事件”。在责问过程中，就有人对陈、钟二人推推搡搡，并打了陈再道。
　　到了下午再开会时，会议的气氛就更凶了。我同陈再道以前很少交往，对“七二O事件”也不够了解，本来不准备发言，但是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得我气往上冲。这件事，就是我前面说的周恩来专机改降山坡机场的事情。我当时想如果飞机降落时发生了意外，我就将成为党和国家的最大罪人。一气之下，我就冲到了陈再道的面前，训斥他说：“你弄来那么多的群众，占领了机场，结果总理的飞机不能降落，要是出了事故，你我都得掉脑袋，你知道吗？”我越说越气，一时冲动之下，就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
　　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恩来责怪我说：“你怎么打人哪！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危险哪！因为你所说的问题涉及到我，我就要批评你。”这个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意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我就对周恩来说：“打人是不对的，总理你就批评吧。”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周恩来公开批评我打人是不对的。我当场表示承认错误，接受周恩来的批评。从那以后，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作任何发言。后来，当周恩来要我主持会议时，我还要在这之前一直站着的陈再道坐下来听取批评，以表示我对他的一种歉意。
　　事过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过于鲁莽。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百万群众的行动，岂是一两个人控制得了的？群众冲进了机场，又与陈再道何干？设身处地想一想，陈再道应该也是不愿意事态进一步扩大，造成“七二O事件”这样严重后果的。我想，事情闹成后来那样，恐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现在形势好了，军队要转过来支持造反派。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现在看来，“七二O事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人所组织和操纵的。事件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武汉广大军民对把百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对全盘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工作成绩不满，对中央文革乱说话，乱表态不满，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对抗中央文革的运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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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7）



二十五、逮捕王、关、戚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自“文革”开始以后，王力、关锋、戚本禹一直都非常活跃，真正算得上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几个风云人物。尤其在武汉“七二O事件”后，王力等人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可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我突然听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和康生谈起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当然，王、关、戚都没有到场。
　　江青首先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表现不好，有野心。他们想搞掉三个常委，问题很大，错误严重。”江青所说的三个常委是谁呢？后来我才搞清楚，是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三个人。但是，王、关、戚三人具体是怎么想搞掉三个常委，有些什么最严重的错误？会上并没有细说。
　　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王、关、戚的倒台，大致上与一九六七年的这几件事情有关。
　　第一件事情，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晚，在新华社送审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里，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接着，在八月一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里，也提出要“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响遍了全国各地，促使全国范围内的反军、乱军事件不断发展，有的地方发展到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有的野战军甚至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提出要“还我长城”。
　　第二件事情，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王力公开鼓动外交部一个名叫姚登山的造反派头头，起来夺外交部的权，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夺周恩来的权，因为外交部一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姚登山原来是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印尼共产党在印尼政变未遂，印尼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他在斗争中坚持原则，表现不错，受到了表扬。回国以后，曾作为英雄人物，在江青的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此，姚登山同中央文革的接触较为频繁。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讲了一次话，公开动员他们起来夺权。结果，在姚登山等人的带领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之后，周恩来把王力讲话的记录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批了三个字：“大毒草”。
　　第三件事情，是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及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为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中国驻香港新闻工作者，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集会后，冲进代办处内进行打、砸、抢，并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这件事情发生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关锋在得知此事后，想趁机扳倒康生。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手迹。他想说明康生和刘少奇的关系非同寻常。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关锋要我派飞机去给毛泽东送信，后来我才知道他送的就是这封告康生的信。
　　这几件事情都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九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十月初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和我一起，在首都剧场审查“样板戏”。散场以后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突然通知我们到毛主席的住处开会。接到通知，我们立即赶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赶到时，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已经在等我们了。由于林彪已经服下安眠药睡觉了，按照惯例他没有到会。
　　在会上，毛泽东指示：“王、关、戚三个人，不能继续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要拿掉。但是戚本禹比较年轻，错误也比较轻，所以要把王、关、戚三个人分割开来，先拿掉王力和关锋，争取戚本禹转过来。”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上，周恩来当面严厉批评了王力和关锋。然后，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也对王力和关锋进行了批评。接着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了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会议改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到戚本禹被打倒时，原先由十四个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只剩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个人。想来也是有点好笑，整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中央文革，最后居然也被打得只剩下这么几个人！
　　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逮捕以后，没有人去过问他们的问题，也没有人敢去过问。他们的事情一直由中央文革负责，除了中央文革以外，谁也不能插手。当时，对其他重要的人物都设有专案组，唯独对他们三个人没有设立专案组。因为他们的问题一经追查，必然要涉及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甚至还可能涉及到毛泽东本人。所以，对他们是破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既没有公布罪状，也没有进行任何批斗，只是把他们关起来拉倒。
　　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究竟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编是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中央文革实际负责的是江青，这个问题是扯不清的。把这个责任完全扣在王、关、戚的头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
　　到了后来，又有人把“揪军内一小撮”和这个口号归罪于林彪的头上。我认为，这更是于理不通和毫无根据的。林彪当时是军委的负责人，把军队搞乱了对林彪究竟有什么好处？事实上，林彪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江青发生矛盾和冲突。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是林彪所不情愿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当时，戚本禹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上学，两个孩子没人养了怎么办？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两个孩子放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
　　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两个孩子送到了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二十六、中央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为处理他们的问题，中央陆续成立了一些专案组。除了这些中央专案组以外，下面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以及各地、县直至基层单位，都分别设立了自己的专案组。有的虽然没有专案组之名，确有专案组之实。总之，“文革”期间的专案组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据我所知，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到我被捕时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中央军委专案组成立以后，还下设了三个办公室。

第一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办公地点在中央办公厅，下属一共是七个专案组；一、刘少奇专案组；二、王光美专案组；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专案组；四、陶铸专案组；五、陆定一专案组；六、张闻天专案组；七、彭真专案组；
　　第二办公室主任先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主任是我，办公地点在军委办事组，下属一共是三个专案组，一、彭德怀专案组；二、贺龙专案组；三、罗瑞卿专案组。
　　第三办公室主任是谢富治，办公地点在公安部。下属四个专案组；一、“五一六”专案组；二、抓叛徒专案组；三、叶向真专案组；四、其他一些人的专案组。
　　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比如在中央专案组“一办”里，主管刘少奇专案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主管王光美专案的是陈伯达；主管薄一波等人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主管彭真专案的是康生；主管陶铸专案的是江青。又如中央专案组“二办”里，主管彭德怀专案的是黄永胜；主管贺龙专案的是康生；主管罗瑞卿专案的是江青。中央专案组“三办”里的各个专案，主管都是谢富治。
　　专案组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调了一批军、师一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一共从部队抽调了三次，一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调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一开就是一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一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其实好多人都是陪会的。
　　据我所知，从我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起，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被捕时为止，这一段时间内，除了刘少奇以外，中央再也没有正式开除过一个人的党籍，整个专案组的进展都不大。由于弄来的材料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无法判定，时间一长，办专案的人就越来越不积极。而这时上面就来压，就批评工作人员“右倾”，要求他们严格审查呀！认真调查呀！赶快作结论哪！然而不管上面如何压、如何批，进展还是不大。本来嘛，都是些冤、假、错案，又从哪里搞得到过硬的材料呢？！
　　关于几个专案组我还记得几件事情，在这里说一说。
　　第一件事情，关于刘少奇被定案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汪东兴突然拿了一份材料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从武汉一个外国领馆搞来的。然后，凭着这份材料，给刘少奇安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等一大堆帽子。最后，由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来，就据此“证据”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定了案，“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
　　第二、关于彭德怀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整理出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而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报告送上来以后，黄永胜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批示：“同意。”
　　这些年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报刊和书籍上说，黄永胜在这个报告上写下的“同意”两个字，是他“残酷迫害彭德怀的一个铁证”，是他的一个“反革命罪行”。而黄永胜一直只承认，当时他只是同意上报党中央。
　　关于当时的这个报告还在，我已经找到了。节录部分如下：
　　时间是一九七O年九月十七日，彭德怀专案组《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审查的综合报告》
　　此报告的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示。”
　　黄永胜的批示：“同意”一九七O年十一月三日
　　按照我们当时的作法和理解，黄永胜当时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中央。
　　由于黄永胜已经去世，我不得不在这里替他说几句话。虽然黄永胜是彭德怀专案组的主管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第三、关于为罗瑞卿做手术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七月罗瑞卿因腿伤的问题，住到了解放军总医院—三O一医院。由于伤口长期不愈合，几次做手术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本人要求截肢。之后，总医院组织有关专家会诊以后，写了一个报告，也建议为罗瑞卿做截肢手术。这个报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后请示林彪，林彪回复：“到秋天以后再动手术为好。”他的考虑是，八月上、中旬天气太热，伤口很容易感染，而截肢是个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出问题不好。再一个就是罗瑞卿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要抓紧时间搞一点材料。于是，专案组根据林彪的意见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将罗瑞卿的手术推迟到秋凉以后再进行。这个报告上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研究通过。
　　以后给罗瑞卿做的截肢手术很成功。关于这次手术，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由总院副院长曹根慧主持罗瑞卿大将的截肢手术，手术医生是骨科副主任党光博和主治军医王一德、麻醉科主治军医宋运琴、手术室护士张晓媛。外科主任陆唯善到场指导。整个手术进行顺利。当时罗瑞卿平躺在手术台上，头对着门，脚对着窗户，陆唯善主任从侧门进入手术室，一直站在手术台边，视察了整个手术的过程。手术做得不错，手术以后恢复良好。但是因为股骨头已经坏死，所以截肢以后又进行了切除股骨的手术。当时的病例至今都保存着。”我认为这个描述基本属实。但不知为什么，三O一医院给罗瑞卿做手术的几个医生，“九一三事件”以后也都被捕了。我认为，他们为罗瑞卿做手术是认真负责的，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责任。
　　罗瑞卿专案组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材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搞的。一次，专门从海军调来负责罗瑞卿专案的张晓山对我说：“对罗瑞卿确实搞不出什么材料，东拼西凑的还是不行。”
　　一九五九年以前，罗瑞卿一直任公安部长，在这期间他曾搞过几次反侦察工作。专案组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就把这些也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次驻厦门一个高射炮兵师的师长跑到了台湾，并在那边升了官。罗瑞卿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向台湾发了一个假情报，说那个人是假投降，结果台湾就把我们跑过去的那个师长抓起来枪毙了。还有一次，当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负责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怕台湾潜伏大陆的特务搞刺杀行动，于是就要浙江省公安厅利用我们控制下的一个台湾特务，发报给台湾，说毛泽东已经到了杭州，问怎么办。台湾方面立即回电说，应当怎样怎样。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台湾方面的情况，很快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这些都是我们反侦察的工作，当然不能算作罗瑞卿的“罪行”，到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因此，一直到我被捕以前，对罗瑞卿的问题也一直没有作什么结论。
　　第四、关于陆定一的专案问题。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妻子严慰冰引起来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约陆定一谈话，拿出一叠材料交给他，并告诉他，这是由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写给林彪的匿名信照片，公安部进行了调查，核对了许多人的笔迹，确认这是他妻子严慰冰写的。彭真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给他写匿名信，这个问题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另外，这许多匿名信的署名都是王光X，发信的地址也是用王光美母亲所办的托儿所地址，这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的方式发的，这等于是公开的传单。
　　过了几天，彭真又告诉陆定一：“关于严慰冰的问题，中央常委讨论过了，认为严慰冰是个危险分子，中央常委决定要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里去。严慰冰的案子由中央来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显然，是他们委托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陆定一的。
　　为了避嫌，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工作。四月，中央专案组要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以约严慰冰谈话为名，将严慰冰带出中南海增福堂的家，到怀仁堂前，要她坐上一辆黑色的“吉姆”车里，一直送到了炮局胡同一号看守所里予以关押。一九六七年初，又将她送进了秦城监狱。
　　严慰冰在匿名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说：“叶群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了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林彪见了这些匿名信非常生气，为此专门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向中央写了一个证明：“我证明：一、叶群在与我结婚的时候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里所谈的一切全是造谣。”
　　因为严慰冰的问题而受到株连，陆定一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了软禁。一九六八年，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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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8）



二十七、“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在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里，同时被人投入一种油印的传单，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
　　传单还指名道姓地批判了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除此之外，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支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糟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传单还进一步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昝。毛主席以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拨，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了许多人之后，传单对周恩来的这种赞扬显得非常显眼和突出。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十月九日上午，邮局工作人员打开信箱收取邮件时，发现了这份传单，便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上午十时，这份传单送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周恩来看完后十分重视，立即就转给了毛泽东一份。
　　这天晚上，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份传单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时大家谁都没有发言，就连江青也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拿着传单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当晚的会议，对传单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厅亲自召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我们这些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个时候毛主席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专案工作，同时又指定谢富治和我也参加专案组的工作，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我是军队方面的，由我们两人参加，这样，我们三个人组成了这个专案组。
　　十月十一日晚上，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出席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公安部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点头同意，说：“我是义不容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在北京做案的可能性较大，应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这次会议之后，公安部就展开了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来。很快一个月过去了，案子没有什么进展，陈伯达也没有再召开过专案组会议。这一来，周恩来着急了。因为传单是在外交部街发现的，周恩来急于要查清，传单和外交部的人有没有关系？因为周恩来不仅主持外交部，而且传单里唯一赞扬了的就是他。
　　后来，周恩来听到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到朱德、陈毅等人。于是他借机严肃批评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事也凑巧，恰好在这个时候，天津市公安局来了一个报告，说做案的人已经找到了，对原稿笔迹和做案工具进行了鉴定，证实那个传单完全是这个人搞的。接到这个报告，陈伯达立即召集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人来北京汇报情况。谢富治、我以及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这个汇报会议。天津方面在会上汇报说，做案的人是个工人，传单从书写、油印，到来北京将八十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一个人所为。经鉴定，可以证实这一点。
　　听完汇报，陈伯达不相信，他怀疑地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来吗？一定还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回答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
　　听到这里，我对陈伯达和谢富治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然后我解释说：“陈伯达同志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这件事，当然要实事求是。”这样，“非常委员会”专案组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就结束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伯达又召集了专案组的第三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津市的汇报仍然同上一次一样，没有发现其它问题。听了这个汇报，我认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可以结束了，再追查下去没有多大的意思。散会以后，我和谢富治交换了意见，他也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接着，我们两个人便直接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我们汇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对这个案子，以后就没有再追查下去了。

二十八、到上海带人
　　一九六八年春，上海的红卫兵搞到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一些生活作风方面的事情，并将这些材料印成了小册子，在上海市悄悄流行了。江青知道以后着急了。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哭哭啼啼地向周恩来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
　　周恩来同意派人到上海彻底处理这个问题。他当即布置说，去上海的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把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都抓起来，另一个就是把上海市有关江青的材料，包括小册子和传单，都统统收到北京来。
　　事情决定了，但是派谁去呢？周恩来和江青都要我去。江青说：“吴法宪有飞机，来去方便，就要他去。”我不想去，怕事情办了反而不讨好，就说：“我对上海地方的事情不熟悉、不了解，怕办不了事情。”这个时候陈伯达说话了，他说：“不要紧，由我们碰头会议全体给你写个授权书，集体授权给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听了陈伯达的主意，周恩来马上点头说：“好！”
　　于是，陈伯达当场起草了一个授权书，并给这个任务起了一个代号，好像是叫“四一二任务”。在授权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周恩来，第二个是陈伯达，第三个是江青，以后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所有到会的人，也都依次签了名。这样一来，我再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同意去上海跑一趟。
　　会议接着决定，我负责到上海去把抓到的人和收到的材料送过来，由杨成武负责在北京接人和材料。至于怎么处理这些人和材料，会议没有具体讨论。
　　会后，我把授权书复印了几份，保留在我的办公室里。江青这个人反复无常，经常出尔反尔。像这次去上海，我怕弄不好江青以后说成是我去收集她的材料，就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上海以后，我把授权书交给了张春桥，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交待的两个任务。我还特别向张春桥说明，由于我在上海不熟悉，具体问题需要他来办理，他交来什么人，我就负责转送北京去；他交来什么材料，我也就负责统统转交给周恩来和江青。
　　结果不久，张春桥就把黄赤波等人交来了，我就派飞机把这些人都送到北京，交给杨成武。至于红卫兵们在上海散发江青的材料，到处都是，没有办法收干净，反正张春桥交给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送回北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回到了北京。我把带回来的材料全部交给了周恩来。对这些材料，周恩来不拆封，更不看，只是贴上了封条就全部交给了江青本人。我把这次去上海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由杨成武和我两个人签名，提交给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想，这个报告是会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在我临离开北京时，江青当面向我交待，要我为她找到一个叫孙竣青的人，把他带到北京来，说是想见一见他。我说我不认识孙竣青这个人，她就说，“你自己想想办法嘛！”接着她告诉我，这个人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书。最后，她还特别吩咐我，把这个人带来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张春桥知道。
　　不让我告诉张春桥，我就只好通过空军找。正好碰到了空四军政治部的一个部长，他对上海文化界的人很熟悉。他说他知道孙竣青这个人，于是就通过这个文化部长，把孙竣青找了来。孙竣青来了后，我告诉他说，江青要他到北京去，想见一见他。孙竣青听了很高兴，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明天晚上就有飞机，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吧。”我是把孙竣青当作江青的客人送到北京的，还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我哪里知道，孙竣青一到北京，就被江青抓了起来。至于江青为什么要抓他，还有江青为什么不让张春桥知道这事，我实在是至今也搞不清楚。

二十九、林立果到空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到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学校里混乱的情况还没有好转。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她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新组建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了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他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很快成了学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他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沈阳军区政委、中央政治局联络员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一九六七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空，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不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再说离你也近一些。”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了“党办”一个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他。以后，帮助他的人又加上了一个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积压文件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他的写作水平不错，一九六六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党办”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我对他说：“林立果在政治上当然是没有问题，现在要看其它方面的表现，主要看他的思想意识、工作情况怎么样。”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我表示，只要他够条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会上，支部的其他同志也对林立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然后，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我又鼓励他说：“有这样的决心就好。希望今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步。”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预备期为一年。以后，林立果转正的支部大会，我就没有再参加了。
　　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她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我表示说：“这样很好，立果向你们反映什么问题都可以。空军有林总和你的支持，工作是一定会搞好的。”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一九六五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结果她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儿林豆豆。”我把毛泽东写的这个报头和题词，转交给了《空军报》社的社长朱鸿。这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空军报》这个报头的来历。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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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19）



第十二章   九大前后
一、“杨、余、傅事件”
　　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乱糟糟的“文化大革命”终于逐渐安定下来，筹备“九大”一事也被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就在这时，一九六八年三月，北京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个事情，实际上连我也一直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瑞卿下台后，经林彪提议，杨成武被任命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又当了组长，实际上也就是军委秘书长。
　　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从杨成武大女儿杨毅的工作安排也可见一斑。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是叶群出面要我安排的。据我所知，对下属的子女如此关心，由叶群亲自出面安排工作的，仅杨毅一人而已。
　　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但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
　　有这样一件事，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杨成武派人去上海为江青取材料。叶群通知我，要我从空军里派一个人，交杨成武统一安排去执行任务。我当即派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朱铁峥。杨成武也选了总参一个叫陈洪的干部，与朱铁峥一起去上海办这件事情。然后，江青、叶群、杨成武三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布置任务。在他们开会研究之前，叶群跟我说，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越少越好，让我不要参加。
　　事后，朱铁峥告诉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杨成武负责把这些材料拿回来。这个任务，杨成武就交给了朱铁峥和陈洪去具体完成。朱、陈二人到了上海，把这一箱材料拿回来交给了杨成武。然后，杨成武就把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宾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央文革碰头会在怀仁堂开会。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杨成武到怀仁堂时，江青突然向杨成武发开了脾气。她说：“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说：“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说：“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说：“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就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这箱材料烧掉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关于组织写作“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的事。一九六七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并且提出要先写出一个提钢。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提纲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提纲由军队组织写。
　　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抽调了三十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来写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杨成武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社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三、四个月，提纲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提纲里面总共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在这之前，有一次，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你们现在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示”。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以后，毛泽东一看就说：“我早已经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我把这两件事情一联系，我当时就感到江青这个人，用心叵测。
　　“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提纲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到了一九六七年底以后，我就感觉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的信任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事情总有症候。从表面上看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是与以杨成武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是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的，文章写好以后，杨成武在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曾亲自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酌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随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将这篇文章送到了陈伯达处。以后经陈伯达同意，这篇文章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了。文章见报以后，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电台一天三、四次地广播。我还记得，文章发表以后，杨成武曾高兴地对我们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以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
　　谁知道，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了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真理相对的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十二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各个地方的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一九六七年底，有一次我们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这次审查。这个时候，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中央军委任命刘贤权为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组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实际上等于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当时刘贤权还没有到任，政工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组副组长刘锦平在主持，刘锦平原是中国民航总局的政委，经杨成武提议，调来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的。那天的晚会就由刘锦平主持。
　　这个晚会，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到场。这个事，杨成武头一天晚上曾经告诉过我，但他那天大概因为在忙于别的事情，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没有及时通知叶群。林彪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到了八点钟就要吃安眠药睡觉，如果晚上八点钟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参加，就一定要早一点通知他。那天因为事前没有接到通知，依照惯例，林彪到了晚上八点钟就吃药睡觉了。而在京西宾馆这边，所有预定来的领导人都到了场，唯独林彪和叶群没有到。看到林彪没到，江青不干了，非要坚持等林彪到场不可。结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从床上拉起来，送到京西宾馆看节目。
　　这一折腾，叶群不干了。演出刚刚开始，她就把杨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里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杨成武解释说：“这次演出，我已经委托刘锦平主办，要他全权负责。”叶群斥责说：“叫刘锦平主办，你就撒手不管了？你这个总长是干什么吃的？”她这一骂，骂得杨成武一声也不吭了。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对这件事，杨成武不满意，我也不满意。
　　这两件事情以后，杨成武的情绪有些低落，经常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甚至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也经常不参加，只是要我在会议以后向他通报情况。
　　杨成武和我在红军时期就相互认识，一起在军委办事组工作，也有半年多时间。本来我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时间也相互配合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我们两个人之间却出现了矛盾。
　　矛盾是由扬毅引起来的。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京西宾馆办公处理问题时，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副主任周宇驰一起闯了进来，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吴司令，空军发生大问题了！余政委的秘书单世充的老婆縱素梅找到党办，哭哭啼啼地来告状，要我们救救她。”
　　事情是这样的：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那天下午，他的老婆来到空军党办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提出的根据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杨毅因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而单世充则几乎天天往京西宾馆跑，还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每次縦素梅问单世充去干什么，单世充就说是到京西宾馆洗澡。
　　除此之外，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纵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我听了以后，不觉大吃一惊。我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真要是这样，对杨代总长的影响就不好了，杨代总长会怪我们的。但是，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你们先找单世充谈一谈，问清楚究竟是怎样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要单世充承认错误，不准再闹离婚，同时不准纵素梅到外面去乱告状，要注意保护杨代总长的威信。”
　　王飞、周宇驰回去后就找单世充谈话，但由于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就形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一怒之下，就把单世充给软禁起来了。
　　我听说单世充被软禁以后很生气，因为关押了单世充，一是叫我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代，二是我认为这是党办王飞等人借机扩大事态，要整垮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空军党办的王飞、周宇驰等，对党办另一个和他们有分歧的科长卫球不满。由于卫球曾说过不同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而这句话又正好是林彪讲过的，于是王飞、周宇驰直接向叶群控告说，卫球反对林彪，是“现行反革命”。王飞、周宇驰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党办另一些秘书的不满，从而就在党办里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王飞、周宇驰为首，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以卫球为首，包括了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他们两派之间对立情绪严重，关系十分紧张。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一听说王飞等人扣押了单世充，反映到我脑子里的就是王飞、周宇驰要借机整人了。于是，我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我找到了周宇驰。盛怒之下，我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并且对他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
　　没想到周宇驰回去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向我大发脾气。她问我：“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我解释说：“叶主任，你这样说不是事实。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怎么成了立果要夺我的权？”叶群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我说：“叶主任，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批评了周宇驰，周宇驰是空军党办的副主任，难道我连批评周宇驰都批评不得吗？”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很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一O一’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我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
　　消息传得很快，刚刚放下叶群的电话，杨成武的妻子，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赵子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要我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林彪和杨成武都是我的上级，而叶群和赵子珍这两位主任也都是了不得的人，我谁都惹不起。在当时，为了一个单世充，真弄得我左右为难。一边要我放人，一边不让我放，真是弄得我好为难。
　　明知道这次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当时我实在是不愿意去，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子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
　　我当时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我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子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得罪了。
　　余立金看到这种情况，就动上了心思。这以后，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杨成武那里。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我自己认为，几年来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不错，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
　　这两位主任都是不得了。
　　回家以后，我把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了叶群。叶群告诉我，杨毅和豆豆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杨毅早就给我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
　　她说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而且也不归我管，但对单世充究竟作何处理，我却一时举棋不定。为了慎重起见，当天晚上，我亲自找纵素梅谈话了解情况。纵素梅所说的情况，与党办几个人向我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在同纵素梅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谈话，一边要秘书作记录。最后，这份记录交纵素梅自己看过，并签了字。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叫秘书去复印了几份，以备日后查证。
　　第二天上午，赵子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他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纵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余立金同回到空军大院以后，就立即找纵素梅谈话，警告她不要为人所利用，扩大事态。并一再对她晓之以利害。纵素梅留恋与单世充的感情，不想让单世充真的受到伤害，就想要改口，但是话说出以后，再改也难了。
　　赵子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另外，当天是星期天，陈绥圻也正好在家休息。于是，我告诉陈绥圻，要她和我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
　　临走的时候，我又带上了秘书张云龙。我的本意是，在杨成武和我谈话时，如果有机会，就请他记录一下。后来，车到了杨家门口时，我又考虑这样恐怕不太妥当，就叫张云龙在车上等候。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子珍把我们带到了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子珍向陈绥圻说：“成武同志要和法宪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一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不能证明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当然我希望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材料怎么办，也不是我做主的事情，要上面来定。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军委办事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空军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处理，基本上都交给了余立金，怎么能说他在空军没有权呢？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对他，我们是需要教育一下，并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理。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要是弄得满城风雨，影响好吗？”
　　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我和陈绥圻走的时候，杨毅还在那里哭哭啼啼。赵子珍送我们走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在那里大声叫喊：“要把杨毅弄出空军也不要用这个办法嘛！”
　　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一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内容没有通知，只是说要赶快去。
　　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
　　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毛泽东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杨毅和单世充的问题上，即使他全是错的，也不至于受到这样严重的处理！除了空军这件事情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这样处理是不是太重了？我当时也不敢多问。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19），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19）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接着，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毛主席还说：“至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毛泽东和林彪走后，周恩来继续主持我们开会。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很强，考虑问题非常周密。在他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讨论和决定了五个问题：
　　第一、要我立即派飞机去广州，最迟要在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来。黄永胜到北京以后，只准我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回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他谈话。
　　第二、通知李作鹏和邱会作两个人，带领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跟他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来，由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同时准备飞机把傅崇碧送到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领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我问周恩来说：“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周恩来说：“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代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要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
　　第五、决定于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布置完这些事情以后，就要我先回空军大院，一是安排飞机到广州接黄永胜，二是协助杨德中逮捕余立金。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立即通知指挥所安排飞机，同时给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奉命转告他，说中央决定要他立即到北京来，飞机可能很快就到广州，请他作好准备，等飞机一到，就立即随机前来北京。
　　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我家里来。这个时候，杨德中也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商量好，由他带领警卫团的人在我家的院子里等候，等余立金一来，就执行逮捕任务。接着，我要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他到我家里来一下，说我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
　　接着，我又通知空军党办和空政保卫部对余立金的家进行搜查和监视。这时，余立金的秘书打电话到杨成武家里，说，吴司令半夜里把余立金政委抓走了，想问问杨成武，这是不是吴法宪搞的政变。当时杨成武正在睡觉，只是秘书听到了这个情况，没有惊动杨成武。
　　大约就在这时，由李作鹏和邱会作带的部队也到了杨成武的家，把杨成武带到了人民大会堂。以后听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起，他们到杨成武家，要杨成武跟他们走时，杨成武还以为是我伙同李、邱在搞政变呢。
　　我把两件事情办完以后，就又回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已是拂晓，天快亮了。周恩来正在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同郑维山谈话。周恩来见我来，就叫我也一起参加。我坐下后听见周恩来告诉郑维山，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被撤销了代总参谋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线，揭发他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又带领我们一帮人找傅崇碧谈话，不过这次谈话是由林彪亲自主持的。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上午十时左右，林彪、周恩来又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找杨成武谈话。林彪第一个讲话，他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杨成武当时想申辩几句，但没有容他多讲，林彪就接着对他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林彪当场命令我，准备飞机把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去。同时，要我通知武汉军区立即作好准备。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便同杨成武一一握手告别。
　　杨成武走了以后，林彪同周恩来一起商量，要我负责清查杨成武所有的文件，并封存备查。这时，江青在会议上又提出，是不是把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也一起收审，以便彻底清查问题。陆力行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上海市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都是由她姐姐保管的。在此之前，江青已叫人将陆力行的姐姐收审了。对江青的这一提议，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于是就算通过。陆力行被抓起来以后，可能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
　　从大会堂回来，我按照林彪的命令，立即通知空军指挥所准备一架大飞机，把杨成武一家人和家里的东西一起送到了武汉。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左右，去广州接黄永胜的飞机即将降落在西郊机场。我接到报告以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坐车去接黄永胜。
　　黄永胜下了飞机，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一路上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紧急要他来北京。由于周恩来曾明确交待过在路上不要对他说什么，我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总理在人大会堂等你，由他亲自和你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把黄永胜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不久，林彪又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现在总参的问题和北京卫戍区的问题都解决了，空军政委的问题怎么办？你可以考虑一个能同你合作的人选。”我想了一下说：“现在空军没有别人了，只有一个王辉球。他是从井冈山《吴法宪回忆录》（19）下来的老同志，现在任空军副政委，提他任空军政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王辉球在空军的时间也很长了，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原来空军是两个副政委，一个是余立金，一个是王辉球，现在余立金不行了，那么就是王辉球吧。”林彪听了很高兴，说：“很好，提一个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当政委也是很好嘛！你写个报告来吧。”
　　回去以后，我立即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这个报告经过林彪报毛主席批准，王辉球就正式接替余立金当了空军政委。
　　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驻北京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这个会议从晚上九点，一直等到了二十四日凌晨才开始。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以及刚刚到北京的黄永胜，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林彪在会议上首先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事前和毛主席商量过，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
　　林彪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比其它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除韩先楚、排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部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接下来，林彪讲了杨成武个人所犯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之后，林彪又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重点从哲学上讲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批判了杨成武所署名的“大树特树”那篇文章。
　　周恩来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和命令”。他还在讲话中要大家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周恩来讲完话，是江青讲话。她的讲话不长，只是表示了“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
　　陈伯达的讲话稍长一些，他除了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以外，还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过程。他认为，从“文革”开始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一共经历了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清除“王、关、戚”；第五个回合就是这次与“杨、余、傅”的斗争。他在讲话中还就批准发表杨成武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评，说由于杨成武不断地催促，就让这篇文章发表了。
　　接着是康生和姚文元讲话。他们讲完话后，时间已是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了。就在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的军队干部，以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看见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到会的军队干部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场面十分热烈。
　　这次会议开过以后，本以为事情就至此为止了，没想到后来又召开了一次更大的会议。这次大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原因是出自一件小事情。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的第二天，江青给温玉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送到北京卫戍区收发室时，收发室的人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傅司令，哪里又来了一个温司令！”他们把江青的这封信退了回去。这个情况反映到江青那里后，她大为恼怒。就在当天晚上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要单独召开一个卫戍区的干部和地方干部一起参加的会议，对“杨、余、傅”问题进行传达。这样，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决定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传达中央的两个命令。另外，会议还决定，这两项命令都发到解放军团以上单位，并向全体指战员宣布。
　　第二次大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参加者约有十多万人。大会首先宣布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布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命令说：“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接着，又宣布了黄永胜、温玉成任职的命令。两个命令宣布完毕，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相继讲了话。
　　杨成武到了武汉之后，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暴露了。很快，武汉的红卫兵就准备包围杨成武的住地，把杨成武抓走批斗。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央文革以后，经碰头会议研究，又把杨成武一家转移到了河南的龙门，并在那里住下了。
　　至于杨毅，由于她已经不能在《空军报》工作，我们把她调到四川的一个航校当了干事。但是杨成武的事情对她刺激实在太大，她到了四川不久就吞服安眠药自杀，好在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杨毅自杀的这件事，我报告了林彪。林彪说：“那就把她送到杨成武那里，让他们全家住在一起吧。”按照林彪的意见，我派人把杨毅送到了龙门。至于那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向我提出，要把我的两个和单世充关系比较好的秘书调到五七干校去，我没有同意，在一般的情况下，司令员的秘书和政委的秘书关系比较好是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扩大打击面。
　　“杨、余、傅事件”以后，叶群对我说，“要防止‘后院起火’，你要把陈绥圻调到空军来，替你管管家。”不久，叶群就通过军委办事组，把当时任中国民航局生产计划处处长的陈绥圻调到了空军，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与此同时，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妻子，也同样作了相应的安排。
　　一次，林彪还曾经要叶群对我解释，说当时为什么没有提我当总参谋长，是因为我的资历不够。我当时就对叶群说：“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要当这个总长。我当不了总长，这一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我说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建国以来有好几个总长倒台了，如黄克诚、罗瑞卿和杨成武，甚至包括粟裕
　　黄永胜接替杨成武任总参谋长以后，军委办事组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我仍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同时周恩来宣布，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所有成员，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还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刘锦平被调回民航工作。
　　关于恢复总政治部，是江青在一次碰头会议上提出，要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要军委办事组写出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同意”的批复。这样，李德生就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以后，李德生的兼职很多，既是总政的主任，又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等。
　　“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至牵连到他的妻子陆力行，那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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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岁月——吴法宪回忆录》（20）



二、中央文革碰头会进一步分裂
　　毛泽东常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就开始对军委办事组不断寻机闹事，从而导致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始分裂。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玉成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在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由于时间紧迫，而且外交部早已经将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了阿方，临时换人也来不及了，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黄永胜回国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号”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会以前，毛泽东对我们说：“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历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不久，江青到了场，毛泽东就再没有说这件事情了。
　　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我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不断地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当晚十一点就散会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大概是次日的凌晨三点左右，我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间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他，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好，就是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
　　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汪东兴也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这件事情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江青对我们的不满，林彪看得很清楚。一次林彪对我说：“江青说了，第一步是拿掉杨成武，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还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主席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接着，一九六八年五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样了！”黄永胜有个秘书叫李必达的，原来是温玉成的秘书。他这个人很有心计，平时对我们说的话都暗中留意，听到我们说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写成个小“小报告”，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他把这个“小报告”送到温玉成那里，温玉成便转交给江青。之后，江青又将这个“小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转交给了林彪。林彪就又转交给了黄永胜。
　　黄永胜看了这份“小报告”，十分生气，认为温玉成太绝情，竟然在我们中间使用特务手段，把这样的报告送给江青，险些酿成大祸。于是他和我商量，决定对李必成采取措施，由我派飞机把李必成送到广州去软禁起来。
　　到了此时李必成仍然不死心，在被送往广州的飞机上，他又悄悄地把一个《毛主席语录》本丢在他的座位底下，上边写了几行字，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希望检到这个语录本的人，能把它送给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飞机到达广州以后，机上的服务员在搞卫生时，检到了这个语录本，回到北京就立即交给了空三十四师师长胡萍，胡萍又交给了我，我马上转给了黄永胜。
　　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这一事件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潮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三、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说：“关于‘九大’开会的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原定在一九六八年国庆节以前召开的“九大”，没有开起来。于是，毛泽东提议，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并将这个会议作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中央全会，全会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五人，但实际上只到了五十九人。在没有出席的一百三十六人里面，除了有十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打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七十四人。所以，实际与会人数为一百三十三人。
　　在十月十三日的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共三项：一、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进行专案审查，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面前的敌人很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要困难得多。问题是犯了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都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各项任务，都要彻底完成。把这些任务都搞完，估计要搞三年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夏季就估计差不多了。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共讲了两次话。他的这两次讲话，都没有讲话稿，也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事前只准备一个提纲，然后在会议上即兴讲演。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还说，我们国家的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一片红就等于欧洲一片红。
　　他还在讲话中谈到了世界文明史上几次文化革命运动。他认为，第一次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影响了人类文明上千年。第二次是十四、十五世纪在意大利首先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资产阶级文明，使欧洲进入了繁荣时代。但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生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全会讨论了刘少奇专案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认定，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曾三次“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同时，全会还根据康生等人的提议，专门用了几天的时间，又批判了一次“二月逆流”。
　　最后，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意见》、《关于“九大”主要议程的决定》、《关于<</SPAN>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一致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共中央还没有开除过任何人的党籍，但是从刘少奇开始，第一次使用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办法。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切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全会以后，江青还准备以“美国特务”的罪名，把王光美判处死刑。但毛泽东说：“王光美纵然是特务，也要留活的证据。在延安我就不赞成杀王宝味。要刀下留人。”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使王光美得以幸存下来。
　　在全会上还批判了“二月逆流”。这一点，我已在前面关于“二月逆流”问题的章节里讲过了。
　　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闭幕。在闭幕式上，毛泽东再一次讲了话。他说：“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情不大了解，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会议上，先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然后大家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大家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情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有些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在背后议论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有左、中、右。通通是左派，我就不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但保还是要保。对邓（小平），有人说开除党籍，我有一点保留，他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
　　闭幕式上，还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逆流”应当成为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个内容。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