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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世界正在抛弃美国：即便川普马上下台也难以逆转(组图) [打印本页]

作者: eagle 时间: 11 小时前
标题: 世界正在抛弃美国：即便川普马上下台也难以逆转(组图)
Adam S. Posen/外交事务

在川普所塑造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会受苦——

美国也不例外。

——亚当·波森

Adam S. Posen刊于《外交事务》2025年9月/10月刊评论文章：

1

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经济已然来临。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经济政策上的激进转变，已经开始重塑全球规范、行为模式与制度架构。

就像一场大地震一样，它催生了新的经济地貌，同时使许多现有的经济结构失去了作用。

这场变革是个政治抉择而非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但其推动的变化将持久存在。

没有任何防护栏能自动恢复原有状态。

2

为了理解这些变化，许多分析人士和政治人物把注意力集中在供应链和制造业贸易在美国与□□之间转移的程度。

但这一关注点过于狭隘。

仅仅去问，是美国还是□□将继续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或者主要去关注贸易逆差问题，都会严重低估川普政策转向的范围和影响，以及之前的美国框架是如何全面支撑着几乎所有国家、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经济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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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质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包括保障海空航行的安全、财产免遭征用的保障、国际贸易规则，以及可用于商业交易和储蓄的稳定美元资产——在经济层面上可视为一种保险。

美国通过多种方式向参与其主导体系的国家收取“保费”，包括通过制定规则，使美国经济成为对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市场。

作为交换，那些加入体系的社会得以大大减少为应对不确定性所需的投入，从而专注于推动繁荣发展的商业活动。

4

早在川普上台之前，这一体系内部已经存在一些压力。

但尤其在他第二个任期中，川普将美国的角色从“全球保险人”转变为“利润榨取者”。

在新的体系下，出售保险所防范的威胁既来自外部环境，也同样来自于这个“保险人”自身。

川普政府承诺以比以往更高的代价，换取其客户免受美国自身攻击的影响。

川普曾威胁大规模阻止进入美国市场；

把军事同盟所带来的保护，明确与购买美国武器、能源和工业产品挂钩；

要求想在美国经营的外国企业为川普个人优先事项支付额外费用；

并向墨西哥、越南和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们放弃使用□□的工业投入品或□□企业的投资。

这些做法在现代美国治理史上前所未有。

5

美国撤回其以往的“保险”服务，将从根本上改变其客户，及其客户的行为——且结果绝不会如川普所愿。

□□，这个大多数美国官员最想改变的国家，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小，而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反而会受到最大的伤害。

当其他美国伙伴看到这些依赖性的盟友遭受打击时，他们将寻求自行投保，但这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资产将变得更难以保全，对外投资也会变得更缺乏吸引力。

随着他们面临的全球经济与安全风险上升，各国政府会发现，无论是对外多元化还是宏观经济政策，都已不再是稳定本国经济的有效工具。

6

有人认为，川普的新姿态将推动一种潜在的积极重组。

这种观点称，尽管他的计划要求政府和企业花更多的钱却得到更少的回报，但世界最终会接受这种新的常态，而美国将从中受益。

但这纯属妄想。在川普所塑造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会受苦——美国也不例外。

7

想象一下，你有幸继承了一块临海的土地。这里风景绝佳，直通海滩。

但你只是在一家监管良好、可靠的保险公司出现，并提供足够的房屋保险后，才在这块地上投资建造了一座豪宅。

当然，你必须为此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

但该公司的保险覆盖也让周围地块的业主们敢于建设，从而催生了一个繁荣的社区：修建道路、供水设施、通信基站，房价不断上涨——

最关键的是，只要你持续缴纳保费来防范洪水和飓风，你对房产的进一步投资风险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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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质上，这正是全球近80年来的经济运行模式。

二战后，美国通过充当全球的主导性保险提供者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承担这一角色的同时，它也能在不必诉诸严厉威胁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安全政策保持一定的控制。

作为交换，参与这一体系的国家得以免受各种风险的侵害。华盛顿的军事霸权和它所维持的国际秩序机制，使得国界大体稳定；

多数经济体可以在没有被征服威胁的情况下繁荣发展。

1980 到 2020 年间，参与其中的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的收入总体上实现了趋同。

9

经济不公现象仍然存在；有时甚至由美国施加。

但整体而言，这一全球保险体系在经济稳定、创新和增长方面，几乎对所有人都是双赢。

总体上的暴力与战争减少，较贫穷的国家更容易将其经济融入对外开放的高收入市场。

这种安全或许依赖于一种共同的幻觉——即只需极少的军事投入和行动就能维持地缘政治的稳定。

但这一体系延续了数十年，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都重视该体系，部分原因在于外部参与者足够相信并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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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安全感已经消失。

再次想象你的那栋海滨别墅。对你财产的威胁正在增加：海平面上升，飓风变得更致命。

然而，你长期信任并按时缴费的保险公司，并没有单纯提高保费，而是突然拒绝理赔，除非你支付两倍的官方费率，并额外“私下打点”。

即便你付了，他们又通知你，普通保费要上涨三倍，保障却更少。

没有其他替代保险公司可选。

与此同时，你的税收上涨，日常公共服务却因灾害应对需求增加而变得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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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导致这个延续80年的经济体系崩解的，并非川普一人。

造成破局的因素清单很长——在海滨别墅的类比中，那些并非由保险公司造成的潜在威胁——包括：

□□的崛起及美国的回应、气候变化、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美国选民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后，对在任精英的信任合理地丧失。

12

但川普政府的政策构成了一个明确的转折点。

总统的支持者有时将其描述为风险的重新定价：自由世界的保险商在调整费率和服务，以适应新现实并纠正之前低估价格的倾向。

然而，这种描述是错误的。

川普政府已明确表态，它希望美国运作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即通过制造和维持不确定性来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同时付出尽可能少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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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及其顾问会辩称，这只是简单的互惠或对那些几十年来“剥削”美国的国家的公平对待。

然而，这些国家从未获得过与美国所得相近的回报：

超低成本的长期贷款给美国政府；

对美国企业和劳动力的巨额外国投资；

几乎全球范围内遵循美国的技术与法律标准，从而使美国企业占据优势；

对美国金融体系在绝大多数全球交易和储备中的依赖；

遵从美国的制裁举措；

为驻扎美军付费；

广泛依赖美国国防工业；

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不仅如此，美国作为保险提供者而获利颇丰，其盟友还在许多重要的安全相关决策上让渡了权力给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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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提供保险的最大好处是，你可以多年不用付出额外行动或成本，就能持续收取保费。

这一点对美国在全球提供的经济保险更为真实，因为美国安全承诺的存在本身就降低了投保者所面对的实际威胁，从而减少了赔付需求。

但川普政府却抛弃了这种盈利且稳定的商业模式，转而强化相反的恶性循环。

客户会越来越少，风险却越来越大。

事实上，企业、政府和投资者已经在根本上改变做法，试图改为自我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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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川普的做法对那些与美国经济联系最紧密、并最习惯于以往游戏规则的国家伤害最大：加拿大、日本、墨西哥、韩国和英国。

以日本为例：它长期押注美国，四十多年来在美国本土大规模投资生产，并在这一过程中转移了自身的技术与管理创新。

日本将国民储蓄中更大比例、更长时间地投入美国国债，超过任何其他经济体。

它同意作为美国在对华前线的“海上航母”，并在国内反对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仍坚持驻扎美军冲绳基地。

日本在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中支持过川普的第一届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又追随拜登政府对俄实施平行制裁；

自 2013 年以来，日本还根据美国的政策优先事项大幅增加军事开支。

16

直到今年，日本得到的回报都是可靠的白金级保障。

日本的投资者和企业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在美国市场上有竞争力地销售产品，储蓄可自由进出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并能安全地在美国投资生产。

日本在川普第二任期前的经济战略就是建立在这种保障会继续存在的假设之上，即便代价更高：

2023 和 2024 年，日本公司宣布的投资计划强调，他们准备将更多资本投入美国工业，包括钢铁等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并牺牲部分□□市场份额以配合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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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然而，今年7 月中旬宣布的美日贸易协议却让日本的成本远远超出预期，同时削弱了保障。

对日本征收的15%关税，比之前高出十倍，影响到汽车及零部件、钢铁等主要产业。

日本还承诺设立一支基金，额外向美国投资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14% 的资金——这些资金由川普个人酌情支配，并将部分利润让渡给美国。

这与以往的民间投资相比，是日本储户预期回报和自主权的重大缩水，因为过去的投资并不受如此随意的美国政府监管。

协议中还明确要求日本购买美国飞机、大米和其他农产品，以及支持阿拉斯加天然气开采，这使日本暴露于新的风险之中。

即便日本履行了协议，也仍可能受到川普单方面进一步提高保费、减少保障的决定所威胁。

与此同时，华盛顿近期在半导体贸易上的对华妥协进一步削弱了日本走联盟式经济道路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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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预期其关键盟友会为美国的保护不惜一切代价。

迄今为止，日本、墨西哥、菲律宾和英国采取的做法最接近川普政府的设想。

在短期内，这些国家决定无论代价如何，都必须把命运系于美国。

但川普低估了一个事实：与美国越亲近，盟友越会把华盛顿的新立场视作震惊的背叛。

美国的受欢迎度急剧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春季关于对美态度的调查显示，

日本公众对美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比一年前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加拿大下降了20个点，

墨西哥更是下滑了32个点。

这种大幅度的负面转变，反映出只有真正投入关系的一方，才会感受到的深切失望。

19

国家安全考量、既有联系，以及（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情况下）地理邻近，将限制这些最亲密盟友摆脱对美国经济依赖的程度。

然而，他们拥有的回旋余地比川普经济路线的支持者所想象的更多。

加拿大已经抵制了川普单方面修改 2020 年《美墨加协定》并对加国产品征收不对称高关税的企图。

7 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与全国各省省长共同宣布，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们同意限制在川普不断升级的要求下的让步，并积极推动国内一体化。

卡尼还承诺扩大与欧盟及其他经济体的贸易。

20

其他美国的亲密盟友，如澳大利亚和韩国，可能在短期内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站在美国一边。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盟友们很可能会厌倦不断下降的“安抚收益”，转而调整投资方向。

与加拿大一样，他们会尝试扩大与□□、欧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联系。

但这种重新定位的结果将对这些经济体更加不利。

他们之所以长期依赖美国，是有经济理性的；

如果替代市场、投资和产品同样有价值，他们早就选择了。

如今，在缺乏“公平定价的美国保险”的情况下，价值逻辑已然发生变化。

21

川普带来的地震式冲击，同样袭击了其他主要经济板块。

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政策上最紧密结合的五大盟友相比，东盟和欧盟本来就没那么完全一致。

这两个集团本身多元化，成员国在商业专长、优势和政治取向上各不相同。

然而，他们及其成员国——尤其是德国、法国、荷兰、新加坡、瑞典和越南——同样把自身的经济行为建立在美国此前提供的保障之上。

结果，他们在美国供应链和技术投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的政府和民众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购买美国国债和参与美国股市，将资金大量投入美国经济。

他们也同意加入美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机制，尽管执行得没那么一致，同时还直接支持美国军力。

22

如今，川普对这些国家施加了大规模的关税和关税威胁，并提出双边要求，要求其作出具体让步和额外支付，

例如购买更多美国天然气，或将产业生产转移至美国。

这些经济体在维持与美国关系上有更多选择空间，因此正更快地调整行为，加强彼此之间以及与□□的经济联系。

事实上，东盟和欧盟与□□的商业联系本就比与美国更紧密；

这一差距正在扩大，不仅因为□□经济在增长，还因为美国正在限制对□□的出口、进口及投资。

在过去十年里，随着美国份额下降，□□在欧洲和东南亚工业供应链中的投入比例急剧上升。

23

对于欧盟来说，不与□□隔绝在经济上是可持续的；

对于东盟来说，更是如此。

随着美国逐步退出舞台，与□□做生意的收益只会增加。

与□□的贸易并不能替代美国此前提供的“保险”，但随着川普政府让美国在生产上的竞争力下降、并限制进入美国市场（削弱了其增长潜力），扩大与□□的贸易与投资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损失。

作为本身规模可观的经济实体，亚洲和欧洲国家有更大能力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他们为自我投保所付出的代价将比过去更高。

比如，西班牙和土耳其等北约成员国订购（英国）“暴风”战斗机作为美国战机的替代品已大幅增加。

印尼政府则在 2025 年春与□□达成新经济协议，其中包括一项约 30 亿美元的“双子”工业园项目，将中爪哇与福建省相连。

该项目预计将在印尼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而美国没有提供类似的机会。

印尼央行与□□人民银行还同意推动本币贸易，两国誓言加强海上合作；

这两项协议都让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意外。

24

此外（并且至关重要的是），川普的经济政策正在加剧并加速一种趋势：

在应对宏观经济冲击的韧性方面，新兴市场被分化为两个明显的层级。

在 1998–1999 年和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中，即便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印尼和土耳其——也遭受重创。

但他们如今的韧性明显增强，这得益于国内改革，以及发达国家（包括□□）提供的新出口和投资机会。

在新冠疫情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局随后的大幅加息过程中，他们的经济并未遭受严重金融损害。

这些最大的新兴市场依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

25

相比之下，几十个中低收入经济体却以毁灭性的速度积累了债务。

自 2000 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实际收入下降，抵消了他们在上一个十年中取得的所有进步。

川普的新做法进一步关闭了他们的经济机会，

而他鼓励较大新兴市场（尤其是印度）采取本土优先的政策，只会加深较贫穷经济体的孤立。

26

资本总是寻找机会，同时也寻求保障。

随着美国撤回经济保险，并且川普强硬转向反对对外援助和发展，投资者将更倾向于相对稳定的地区。

因此，中美洲、南亚和中亚，以及非洲最贫困的国家，可能会长期陷入经济低谷，缺乏出路；

而较大、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新兴市场，相对而言将变得更具吸引力。

一些最贫困的国家会寻求交易——例如，向美国提供资源的优先使用权，或作为美国递解移民的目的地。

但这种回应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增长，而许多新兴经济体在过去的美国保障体系下却曾经享有过这种增长。

27

或许，美国对其保险机制所做的最重要改变，是削弱了美元的流动性——这削弱了全球储户投资组合的安全性。

曾被视为低风险甚至零风险的美国资产，如今已不能再完全算作安全。这将对全球资本的可获得性与流动性产生深远影响。

28

在 2024 年竞选期间以及上任后，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多次威胁要将投资者困在美债中，

例如：强迫国家和机构用现有持仓交换长期或永久债务；

惩罚那些推动使用美元以外货币的政府；

对外国投资者征收高于本国投资者的税。

虽然这些威胁尚未付诸实施，但他们与川普政府一再攻击美联储独立性、并承诺让美元贬值的言论叠加在一起，正在稳步削弱外界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稳定性的认知。

29

根本问题在于：全球的储蓄超过了安全的存放渠道。

那些现金充裕的顺差经济体——如□□、德国和沙特，以及挪威、新加坡和阿联酋等规模较小但同样典型的例子——不能将所有储蓄留在本国，原因有三：

其一，如果出现针对性的经济冲击，本国储户将缺乏分散化保护；

其二，将庞大的储蓄强行压入这些相对较小的市场，会扭曲资产价格，引发泡沫、金融不稳与就业模式的急剧变化；

其三，这些国家发行的公共债务有限，至少远不足以吸引外国人长期持有。

这正是为什么几十年来，美国国债市场以其独特的深度、广度与表面上的安全性，吸收了全球大部分过剩储蓄。

30

在美国国债和其他公共市场为全球投资者提供的诸多好处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充足的流动性。

投资者几乎可以随时将持有的这些市场资产转换为现金，几乎没有延迟和额外成本。

他们的投资估值保持稳定，与较小的市场不同，即使是一笔非常大的交易也不会对价格造成波动。

除了已知的犯罪分子和遭制裁对象，全球所有人都能依赖美元计价资产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企业面临现金流紧张或错失机会的风险。

31

美元的主导地位，远远超出了美国 GDP 或其全球贸易份额所能解释的范围，这构成了另一种双赢的保险机制。

美国以较低的债务利率和更稳定的汇率形式收取“保费”，而美国和外国资产持有者都从中受益。

即便金融或地缘政治冲击起源于美国，投资者也假定美国经济仍会比其他地方更安全。

2008 年美国市场直接引发全球衰退时，利率与美元先跌后涨，因海外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市场。

32

如今，美元却开始像大多数货币那样表现——即与利率走势相反。

直到今年 4 月，美元还紧密跟随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的日常波动。

但自政府 4 月 2 日宣布关税以来，美利率与美元之间的相关性反转，这表明推动美元下跌的不再是日常经济新闻，而是其他因素。

33

今年多次出现川普政府突发政策导致市场震荡的情况：

4 月 2 日的“解放日”关税；

5 月的“大美丽法案”财政支出方案；

以及整个 6 月间威胁征收更多关税并轰炸伊朗。

每一次事件的反应都是：美元下跌，美国长期利率上升——显示资本在动荡中流出美国。

34

同样，在现代历史上，加征关税通常会导致本国货币升值，包括川普第一任期时也如此。

然而今年，当川普实施关税时，美元却贬值了。

这一与历史模式的重大背离，说明全球对美国政策不稳定性的担忧，已开始超过往常推动美元上涨的避险需求。

35

川普政府对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采取敌对且难以预测的态度，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支撑。

华盛顿的新立场增加了即便是盟国投资者也可能被制裁的风险。

随着美国主导的联盟安抚能力下降，其他政府正在增加国防开支，使本币的相对吸引力提高。

例如，随着北欧和东欧国家以举债方式大幅增加国防支出，欧盟债券市场正在扩张和加深。

欧元为乌克兰、巴尔干国家以及一些中东和北非国家提供了更多好处，他们希望通过寻求欧元计价的武器、贸易、投资、贷款和发展援助，以减少受美国政策反复无常影响的脆弱性。

36

然而，欧洲和其他市场无法完全复制美元计价资产曾经带来的优势。

随着美国资产流动性的下降，全球投资者——包括美国人自己——将能安全存放储蓄的地方减少。

这种不安全感将推高美国政府债务的长期平均利率，而恰逢美国正在发行更多债务。

所有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借款的主体——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主权国家——都会感受到利率上升的压力，因为所有贷款在某种意义上都要以国债利率为定价基准。

37

一些储户，尤其是□□的储户，可能会寻求将资产转移出美国市场。

但这种资本外逃会给他们本国经济带来通缩压力，因为总体回报下降，过剩储蓄被困在投资机会本就有限的市场中。

与此同时，替代性资产的价值将飙升——包括非美元货币、黄金和木材等传统的价值储藏商品，以及较新的加密货币产品。

由于这些资产流动性更差，他们的上涨几乎必然会引发周期性金融危机，并极大增加各国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稳定经济时面临的挑战。

这对世界来说是损失，却不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净收益。

38

就像长期干旱会促使人们拼命保护水源一样，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匮乏会鼓励各国政府确保本国债务在国内得到融资，而不是交由市场自由决定。

这类措施通常采取所谓“金融压抑”的形式：

通过监管、资本外流管制，以及对新发行债务的强制分配，迫使金融机构（最终由家庭承担）持有比原本更多的公共债务。

金融压抑往往降低储户回报，并加剧其遭遇事实性征收的脆弱性。

39

最终，融资渠道的减少使得私营企业和政府都更难在资金耗尽之前撑过暂时的低谷。

他们不得不积累储备，以应对美元债务（如存量贷款或同业拆借）可能带来的金融困境。

如果各国必须自行投保，政府和企业都会变得更加规避风险，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也会减少，尤其是对外投资，从而加剧世界经济的碎片化。

40

失去美国提供的保险，新的经济联系和投资通道将会出现。但他们的建设与维护成本更高，普及性更低，可靠性更差。

各国无疑会努力实现自我保障，但这种努力天然比风险由单一保险人分摊时更昂贵，也更低效。

驾驭全球经济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但在川普经济政策地震之后，地形变得更加崎岖。

41

归根结底，用于支付保险的钱多了就等于用在其他地方的钱少了。

政府、机构和公司将不得不把资金用于对冲不良结果，而不是用于推动良性结果。

投资与消费者的选择机会将减少。

随着商业竞争、创新和全球合作创建新基础设施的萎缩，生产率增长（以及实际收入的增长）将放缓。

许多最贫穷的新兴市场将完全失去针对威胁的保障——恰恰是在他们面临的风险急剧上升之际。

42

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会生活在一个更糟糕的世界中。

然而，在这种变化中，□□所处的直接经济环境将是受影响最小的——尽管川普此前声称他的经济政策会最猛烈地针对北京。

相较其他主要经济体，□□已相对有条件在美国撤退后尝试自我投保。

它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减少对美国在出口、进口、投资和技术上的依赖。

□□能否在美国退场时抓住新的外部机遇，将取决于它能否克服其他国家对其作为“保险人”的可靠性怀疑。

□□会不会只是想复制美国那一套“保护性敲诈”，甚至更糟？

43

具有悲剧性和破坏性的讽刺在于：以国家安全之名，美国如今正在伤害那些对其经济福祉贡献最大的盟友，而对□□造成的劣势却小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官员认为这些亲密盟友会心甘情愿接受所谓“再平衡”是根本性的错误。

这些政府会务实，但这种务实将与川普政府所希望的完全不同。

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对华盛顿网开一面。

如今，他们正在失去幻想，对美国的让步将越来越少，而不是更多。

44

在这一个新的格局中，仍然会出现机会。但这些机会与美国经济的关联将越来越少。

最有前景的可能性在于：除□□之外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将联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空间。

欧盟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个由大多数印太国家组成的联盟）已经在探索新的合作形式。

今年 6 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这些谈判描述为一次“重塑”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目的是“向世界展示，在规则基础之上，大规模自由贸易是可能的”。

这些经济体还可以进一步保障相互投资权利，建立有约束力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并整合流动性以应对金融冲击。

他们可以努力维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转与影响，避免这些机构因□□或美国否决必要行动而陷入瘫痪。

45

然而，如果他们想维持全球经济原有的开放性与稳定性，他们将不得不建立选择性成员的集团，而非坚持严格的多边主义。

这会是对美国主导体系的拙劣替代，但仍远胜于简单接受川普政府正在制造的那种经济格局。

46

至于美国本身，无论它签订多少双边贸易协定，无论有多少经济体——哪怕是表面上——以高昂代价与华盛顿结盟，美国都会发现自己在商业和技术领域越来越被绕开，对其他国家的投资和安全决策的影响力也日益削弱。

川普政府声称要保障的美国供应链将变得更加不可靠——天然更昂贵，来源更单一，并且更容易受到美国特有冲击的影响。

抛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会增加移民潮和引发公共卫生危机，还会阻止美国开发潜在的市场机会。

川普政府赶走外国投资的举措将侵蚀美国的生活水平和军事实力。

欧洲、亚洲，甚至巴西和土耳其的品牌，很可能在市场份额上蚕食美国企业的地位，而汽车、金融科技等产品的技术标准将日益背离美国规范。

这些现象中有许多是自我强化的，即便川普下台后也难以逆转。

47

正如那句老歌所唱：“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川普政府将天堂夷为平地，建起赌场，而这里很快将成为一片空荡荡的停车场。

作者亚当·波森(Adam S. Posen)是国际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自 2013 年起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被广泛视为全球经济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波森早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稳定及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与政策实践。他曾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外部投票委员，积极推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也多次受邀担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顾问，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在学术贡献方面，波森合著的《通胀目标制：国际经验的启示》成为中央银行政策研究的经典著作，对全球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欧元区危机、中美经济关系以及全球化前景的深入研究，也为国际学术界与政策圈广泛引用。凭借在跨国经济政策上的杰出贡献，波森获颁英国司令勋章(CBE)和日本旭日重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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