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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的罪恶超过两千年专制总和 [打印本页]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9 17:28
标题: 毛泽东的罪恶超过两千年专制总和
朱学渊的“文革”史观,旧文《一堆糊涂虫说林彪》

朱学渊自序:二〇〇四年得自一次偶然的刺激,写下了一篇《一堆糊涂虫说林彪》的借题发挥的文章。二〇〇六年在宋永毅先生主持的,在纽约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曾经出现“人民文革论”的提法,我是部分同意的,因为尽管发动“文革”的是毛泽东,但是“文革”的走向和态势不是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按部就班地进行的,事实上他也根本没有什么部署;党内军内尖锐的反对声音,人民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派性斗争,使得毛泽东内外交困,原先他以为自己是运动群众,收放群众运动的的“里手”,最后是一发而不可收,最后崩溃于“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叛逃出走。
十年又过去,有人说“文革”要回潮了,其实“文革”是毛泽东毕生践履的暴力行为的一节篇章而已,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三十年代的富田事件,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延至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又有哪一次不是戴高帽游街,屠杀战友,羞辱无辜的无名的“文革”?而邓小平对毛泽东“文革”的批判,是三分自私,七分廉价的。他更有敢在天安门前,在国际视听面前屠杀学生的,甚于毛泽东胆力。我们如果还是循着他的口气去批判文革,就实在太没有出息了。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香港《开放杂志》编者原按:最近海内外一片为林彪翻案声,一些高干子弟纷纷立说,为林叫屈,内容涉及九一三事件真相与对林彪的历史评价。本文以广阔的视野剖析林彪在毛泽东政权中的角色,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局限于中共体制内思维的愚昧和虚伪,指出林彪在文革中从拥毛为恶走向反毛杀毛的双重意义。

朱学渊:一堆糊涂虫说林彪

八月初,香港“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节目,连续两个周末播放了中国名人吴法宪将军夫人陈经圻女士的采访记。陈大姐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新四军,从上海的一个中学生变成了一个革命战士,在一次聚会上唱了一首英文歌曲,引起吴将军的爱恋,而结合成一个美满的革命家庭。
吴法宪夫人上电视为丈夫叫屈
采访的主题自然是林彪“九·一三叛逃案”,是时吴将军是空军司令,事后又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因此对事件的始末有相当详尽的了解。陈大姐年过八旬、言辞谦逊,而且记忆清晰,条理分明,她把周恩来带着吴将军处置事件的细节,说得清清楚楚。依我的感觉,毛泽东似曾通过周恩来挽留林彪,只是林彪去意已坚,乃至“折戟沉沙”了。
对吴将军事后所受的处罚,以至株连家属的做法,陈大姐非常反感,她认为夫君虽是林彪提拔的部下,但只有“工作关系”;而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则纯属子虚乌有。到头来,经常“反对四人帮”的吴将军等,竟与江青等同上了一个被告席。对共产党此等“司法”的厌恶,我们与陈大姐有相印之心相惜之感。所谓“胡风集团”,“高饶反党”,“章罗联盟”,“彭罗陆杨”,哪门儿不是假的?有些事情非得落到自己的头上,才会觉得冤枉。
陈大姐提到吴将军出事后,她把与林彪、叶群合影照片、往还书信统统烧了。说来,我们也都经历过那个恐惧的时代,据美国之音报导,《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先生说,毛泽东也派他的亲信女子谢静宜,把“故副统帅府”中的档案文书“清理”了一遍,灭去了许多蛛丝马迹;大家还都知道,林彪死后周恩来大哭一场。
体制内思维的糊涂和虚伪
最近,海内外一片为林彪翻案声,最执着者自然是闻人林豆豆(林立衡)了,她四下活动为父平反,说的无非是她妈和兄弟害了她爹,林彪本人根本就不知道有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云云。林豆豆虽在“北大”受过尖端教育,其实是个非常痴愚的女子,当年她向“党中央”密告叶群有“异动”,致使林彪仓促出走,失事身亡。今天,“大义灭亲”的她,却又期待中央还父亲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这种失智人还很真不少,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即是一个。年初蒋彦勇医生说杨老先生生前曾经向他表示,“六四”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可是小杨先生非但不领蒋医生情,还要连番表示身为党国要人的父亲,是不可能向这个普通军医说这些“圈内话”的。原来,被邓小平愚弄了一盘的杨门之后,还是想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刘少奇之女刘爱琴是又一个糊涂人,八月间她也在“鲁豫有约”上诉刘家的苦,念及了卧轨的哥哥,和病死的弟弟,可是这位“留苏生”的结论竟是:“我爸爸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他本来不该搞政治,政治太残酷了!”最可笑的,还数刘爱琴的继母,被毛泽东害死了丈夫的王光美,曾握着吴祖光夫人新凤霞女士(已故)的手,诛心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些的愚昧或虚伪,就是所谓“体制内思维”的一角一斑。无论是林豆豆、杨绍明、刘爱琴,乃至高了一个辈分的王光美,虽然家人被毛泽东害惨了,而且“姓资姓社”的风水都已经转回了一圈,但他们都还是要“拥护毛主席”,死了还想“进八宝山”的。当今为林彪翻案的格局,还会朝这个忠毛的“牛角尖”里面继续钻下去。
在形形色色的翻案活动中,又以美国吴金秋教授的“说不清论”,最令人困惑了。吴教授是吴法宪将军和陈经圻大姐的女儿,八十年代后期来美留学,于某校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Old Dominion大学教授。美国之音报导她日前在纽约说,关于林彪事件“……应该出来的真相,都已经出来了,各个地方的材料都出来了,如果现在还没有出来的,那就是一个谜了,历史的谜案是很多的”。她强调没有充分的根据证明林彪企图出逃苏联。
我们要说清林彪的问题,还得剖析林彪其人。
军事天才变成山大王的佞臣
说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将军,只是一群聪明而勇敢的造反农民而已;而林彪则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天才。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对我说,抗战时他在重庆侍从室工作,多次参加两党高级将领与会的军委会会议,有一次林彪受蒋介石命,即席分析国际战局,是他记忆中最精辟的讲话。我想,在座的委员长一定会想:我为什么罗致不到这样的人才?
人才大都向往理想;一个政党有理想,才能揽聚人才。共产党那时有理想,于是才得了林彪,他一人将兵,就打下了半壁江山;而周恩来一舌如簧,又说动了天下的人心。可是,得了天下又如何?“时间开始了”,理想就化为狂妄,十年功夫,毛皇帝就把中国治得一团糟。
事情不顺利,就会有分歧;而这个号称“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总要把一切党内分歧都说成是“斗争”,而斗争又必然“残酷”,因此就一味地“残酷斗争”了。那些原本的人才,经过权力的腐蚀的和斗争的恐吓,有些变成了奴才(如周恩来),有些变成了奸佞(如林彪);而彭德怀等人则是“为民请命”的例外。
一九五九年夏天,共产党在庐山开“神仙会”,可是彭德怀才入仙境,就激怒了毛泽东,会议就开成了湖南人的“操娘会”。毛泽东会中搬林彪上山,八月一日林彪有备而来,在常委会上发言:“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一枪就把彭德怀放倒在地,而大英雄的“最亲密的战友”,也就隐然成形了。
彭德怀是个率直而缺乏含蓄的人,他还没有从“胜利的光环”中解脱出来;而两湖三湘出来的革命人物,说话又非常尖刻,如果他不说那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名言,历史或许会改写不少……。但是,依了毛泽东的性格,他彭德怀躲得了一回,也决躲不过二回的。然而,从新式的“公共关系”或“谈话艺术”的技术层面来看,依了这些农民领袖的冲头冲脑和磕磕碰碰(也算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他们难免一天要互相翻脸的。
再说,共产党这个“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武装团体,除熟习“斗争”和“兵法”外,并无其他的见识和专长。因此,林彪也就只能以“出其不意”的“军事艺术”,来执行领袖“歼灭”同志亦战友的“战略部署”了。这回林彪虽然打倒了彭德怀,却成全了彭德怀的万世名,最后又把他自己钉在“野心家,阴谋家”的耻辱柱上。
毛泽东的罪恶超过两千年专制总和
中国的农民造反运动一直没有什么出息,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比捧着“马可福音”的天国洪杨,并没有什么长进。“庐山会议”虽然没有流血,但“文化革命”比“天京内讧”,不仅毫不逊色,而且“青胜于兰”了。有了“枪杆子”在党内斗争中为“山大王”护驾,毛大王也就更加随心所欲,共产党就从庐山上一路滑下去,先似势如破竹,后来就车毁人亡了。
到林彪死,共产党执政二十二年。其间毛泽东所作的恶,比秦皇以来二千二百年的“历史总恶”还要多。而林彪“助纣为虐”的十二年(1959─1971),又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最饥饿、最恐怖的时代。可以断言,没有林彪的坚定承诺,毛泽东绝不会贸然发动文化革命;而牺牲林彪记恨的革命将领贺龙、罗瑞卿等,又是毛泽东与林彪的罪恶交易。
这样的惨剧,完全起于毛林的罪恶合作;而罪恶又加速了罪犯间合作的破裂。两人迅速走向对立的起因,还在于毛泽东的反覆无常。他很想结束文革,但一次一次因“干扰”(如“二月逆流”)而延误,在他骑虎难下时,“打击面”又一再扩大;“九大”鸦雀无声的场面,使他敏感党心已去,于是想笼络一些“老同志”(如陈毅)的旧情,因此开始疏远得罪人的林彪,还在斯诺面前说了许多林的坏话,并借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至今令人莫名其妙),把与林亲近的陈伯达打倒,而且有起用张春桥的打算。
林彪一生为人机警,当更非弱辈女流,我们可以想像他对毛泽东不仁不义的愤怒:“我为你出生入死打天下,为你把战友同志得罪光,到头来你要放我的坏水,叫我孤家寡人,何处落场?”的确,以当时林彪恶人做尽的处境,接不了班,就是灭亡。于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佞”,又立刻拾回了他的曾经造反的“英雄”本色。
时光流逝了三十多年,让我们重温林彪父子的造反组织“小舰队”的纲领
──《五七一工程纪要》,它说:“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不能不说,这是与专制决裂的誓言,这是讨伐暴君的檄文。不管这是录自于一个部下之笔,还是发自于一个奸佞之心,它的英雄气概和对历史的洞察,都大大地超越了一切同时代叛逆者。而毛泽东居然公布了这份暗杀的密谋,他以为人民将站在他这一边;可是这些阴谋的言辞,激起了一场举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人人都应该记得,《纪要》给叛逆们带来的幸灾乐祸的激动,连愚钝的保皇奴婢们也觉察到皇廷梁柱的断裂,“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无地自容,而囚徒们开始走出牢笼,尴尬的毛泽东招回了邓小平,周恩来则嚎啕痛哭……。这是中国共产党空前难堪的时刻,从此流言四起的中国,开始了新的社会躁动。
林彪“自我爆炸”的最大受益者是邓小平,他长林彪三岁,长征路上毛泽东曾经训斥林彪“你还是个娃娃”,邓小平和林彪落在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朱德这群核心中,当然只能算是“小字辈”;但以与毛泽东的私交和果断干练,他们都无人可及。毛泽东所赐予的宠辱,难说不会构结两个能人的“瑜亮情结”。邓小平说的“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倒是他见到隧道尽头亮光的喜悦;可是他一复出,又操之过急……
楚人林彪,是一个剑客。他知道自己的份量,更明白战略实施的难度;而投奔交恶的苏修,等于把剑头刺入毛泽东的胸口。尽管,剑折断在蒙古的荒漠,毛却被他的死讯击得精神崩溃,几乎与他同归于尽;事后,他一定后悔把事情搞得太过火。五年过后,毛泽东打发温顺的周恩来先行离世,天安门前燃起了精神暴乱的烈火;是年秋,在林彪领唱的“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楚歌声中,湘人毛泽东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
善良人的思想,很难兼容林彪既“英雄”又“奸佞”的两面人格。曾有追求理想的功勋的他,本没有必要去扮演一个帝王的谄媚之徒。但我们这个“不厌诈”的民族的最不诚实的领袖,把他推上了“党性”的最高峰。然而,在反覆无常的党内斗争中,即便是奸佞,也无以“从一而终”。
按理,学术是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之于局外人都能看得清楚的问题,连自己母亲都已经说清楚的事情,为什么对身为历史学家的女儿,反而倒成了“谜”呢?点明了说,就是吴金秋女士还有“体制内思维”残余,不敢面对林彪企图杀毛的“大逆不道”。倘若吴女士仍兼承乃父对毛泽东的敬畏之心,和对林彪的知遇之情,那末事情就永远也说不清了。
二〇〇四年九月六日
香港《开放杂志》十月号首选文章

附讨伐暴君的檄文:《五七一工程纪要》


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恕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必要性
B-52〈注:毛泽东的代称〉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日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注:指江青等〉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注: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作者: 樊梨花    时间: 2016-6-16 18:58
何 方 采访  宋以敏 整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负责党政事务我和闻天在长征路上始终没有同居过,就是怕生孩子,直到瓦窑堡才同居。结婚的时候毛主席跑了来,说不请客就不承认。那时大家的关系是比较随便的。毛主席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又叫做“皇帝”。他做过一首打油诗,大意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当今在皇位,爱江山又爱美人。因为闻天是总书记,毛主席说我是风流娘娘。我不承认是娘娘,说贺子珍才是娘娘。陈云同志开玩笑,也叫我“娘娘”,我不同意,他说,是毛主席说的嘛!到凤凰山后,毛主席开玩笑,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总是讲,我要进皇宫了,见皇帝,见总书记请示嘛!赖传珠的爱人孙湘是刚来的,也爱讲“进皇宫”。我说什么“皇宫”哟!她说,都讲是“皇宫”嘛!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当了总书记。闻天说过,选他当总书记是毛主席提议的。毛主席是利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国际背景。当时对共产国际是很迷信的。大家都相信共产国际。李德并不是因为高明大家才服他,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那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高极了。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前,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别的什么。许多人都支持六届四中全会,博古有几年力量很大。毛主席当时是靠边站的,还受到一些人反对。很多人都对毛主席不服,连林彪都不服。毛主席当时是跟着闻天的,有事就推着闻天出来讲话。对遵义会议,要看怎么讲。论思想是毛主席的,但是出头的是张闻天。当然闻天讲的又都是同毛主席先商量过的。后来从安排日程到通知开会,闻天也都是先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所以毛主席说他善于归纳。在中央苏区,博古是总书记,谁都称他为总书记。他党政都抓,但在法律上,选举时选的是书记,没个“总”字。当时我在青年团。青年团每次开常委会,博古总是作为总书记,代表党来参加。他会随便开玩笑的。博古、凯丰、我,大家都年轻,比较活泼。一直到遵义会议,大家都喊他总书记,没有谁讲他是负总责。遵义会议后,大家就把闻天叫作总书记了。叫闻天总书记,一直叫到1937年12月会议。遵义会议后,实际上也是以张闻天为首。毛主席脱离中央队“三人团”后,就只管在前方打仗,其他什么事都不管。到陕北以后,有几年都是闻天在管事。他的地位在毛主席、周恩来和刘少奇他们的上面,是领导他们的。我们在保安和搬到延安以后一段时间,中央就在我家里开会。那时我家住得离中央很近,他们开会也不回避我,我也就听到一些。整风之前,闻天和毛主席合作得还是蛮好的,一直到1937年年底我离开延安去莫斯科养病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毛主席有问题就找他谈。这段时间,毛主席经常来,洛甫不在,就让警卫员到处喊,叫他回来,说毛主席来了。参加中央会议的人有博古、周恩来、杨尚昆等。那时的会开得不错。大家谈得都很随和,热烈。
瓦窑堡会议我没有参加,因为发高烧,住到保安去了。长征时把原来的建制打乱了,到瓦窑堡才重新建制。军队、工会、青年团,各归各的口。在瓦窑堡会议上,把军队和党政分开了。那时毛主席在军委,只管打仗。中央的事,后方的事都归闻天管。毛主席就是打仗,游击战,比较高明:怎么打,怎么迂回,怎么保存力量,把敌人算得清清楚楚。也不完全是就他一个人高明。彭德怀、林彪也出了主意。林彪还是比较高明的。林彪是在黄埔受过军事训练后参加北伐的。彭德怀也是懂得军事知识的。还有刘伯承。毛主席是总结起来,综合了意见,看听哪一个的。军事方面,他对中国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党政这些东西,他不管。当时,大家有事就找闻天,不会去找毛主席。郭洪涛、关向应、二方面军的就都来找闻天。交通员来往送信,从别处带信来,都是直接找闻天。王林是第一任交通员,他只认识闻天,不认识毛主席。后来的交通员鲁本也是一样,也是找闻天。到延安后,地方上的事,那些人还是到凤凰山来找闻天嘛!后来,大概要抬毛主席嘛,就变成大家有事都去找毛主席了。历史就是这样的,好事都往一个人身上堆。闻天做得对的,做的好多事,好像都不是他做的,说是毛主席做的。到陕北放刘志丹这些人,是他们直接写信给闻天的。在陕北负责的是郭洪涛,一开始就是他来接头的,程子华过后才来接头。陕北肃反也就是搞矛盾。这一派排挤那一派,那一派排挤这一派。习仲勋那时候年轻,怎么招架得住。习仲勋、马文瑞那些人都被关起来了。中央派朱理治来当特派员,其实是形式主义。当时是地方势力大,他插不进来的,朱理治也是背黑锅。闻天知道了陕北肃反的事,就找他们开会谈。闻天说,一个都不能杀,叫他们把人放了。毛主席当时在直罗镇,在前方打仗。当时打仗还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巩固根据地,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所以必须打几仗。毛主席要集中力量打仗。他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一起,完全管军事。后方的事,他当时根本不管,不会去解决地方上的问题,仗还没打完嘛。那时陕北连个电台都没有,军委和中央之间根本不会有来往电报。毛主席在吴起镇就和中央没有联系了,到下寺湾才联系上的,怎么能通知“刀下留人”?这件事,郭洪涛知道得最多,现在他也还敢讲一些。王明1937年年底回延安,闻天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但是继续当总书记,继续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只是我1939年3月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中央已经不再在我们家,而是改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我回来时把共产国际的整套密码在脑子里死记下来,回来后写给了中央。我不再在少共中央,调到中央秘书处当了处长。因为工作关系,我可以看出,中央的事情,处理日常的事务,还是由闻天管,电报还是由闻天批。那时也看不出毛主席和闻天之间有什么大问题。对这些事,闻天不大多讲,我也不问。一直到1940年,闻天都是很忙的。那时他还兼任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朱光是副部长。是1941年开始整风,闻天去晋西北作调查后,才不管中央的事的。后来不讲张闻天当过总书记这件事了。闻天是很清高的,人家不提他就不提。他无所谓的,懒得讲。过去错就错了嘛,后来正确就正确嘛。他不像博古。博古受不了,王明更受不了,因此挨整。后来斗闻天,把他的功劳拿给人家,他也无所谓。在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毛主席来找闻天商量问题的时候多。那时毛主席对闻天也很尊重,称他为“明君”。说他办事公道民主,开会做总结时也把他的意见总结进去了。刘少奇在陕北时是向闻天请示问题的。那时他对闻天是毕恭毕敬的。他一回到延安就到闻天这里来汇报工作。是闻天找刘少奇谈话,分派他工作的。研究和组织白区工作,要派刘少奇去,就是闻天决定,和少奇谈的。关于61人出狱的问题,是刘少奇请示他,他和毛主席商量后,由他批准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也不可能自己做主,是一定要向闻天请示的。他在延安常到我们这里来,我招待他吃饭,搞些辣椒什么的东西给他吃。他是湖南人,要吃辣椒嘛!刘少奇的好多东西都是在我们的窑洞里,在闻天这里谈的。他对哲学的兴趣很大,也找闻天谈。我还按他的要求帮他借哲学书,从马列学院找人给他讲哲学。我笑他:你都成了黑格尔了!刘少奇说过,他自己有的问题钻得深,但是不像洛甫那样善于概括;往往会上有许多意见,洛甫就能很快概括出几条,这是因为洛甫有理论。要能概括就要有理论水平。所以刘少奇说他要学理论,光有经验还不行。刘少奇对刘彬(刘英的弟弟,当过刘少奇秘书,当过冶金部副部长)也说过:我这人喜欢钻,钻得深;洛甫善于综合。可是,后来刘少奇对闻天也不公正哎!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和闻天都是很好的。闻天当总书记时,周恩来是很尊重他的,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来我们这里。整风后才不大来了。他是经验主义嘛。周恩来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周恩来是谁当权就拥护谁。他善于迎合领导。他崇拜一个人也不得了。过去非常拥护陈独秀,拥护向忠发、拥护李立三。在苏区的时候,他同博古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李德也是崇拜的。武汉时期他同王明在一起,王明以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名义号令全国。再后来是崇拜毛主席。周恩来这个人是机敏的。顾顺章叛变,是他下决心赶快转移的。他在上海拥护向忠发,说:向忠发是工人,组织过暴动。实际上向忠发是个傀儡,开会时一言不发。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事情都是周恩来这些人在做。向忠发叛变,是他发现的。向忠发穿着缎子长袍缎子马褂,自己有老婆,又搞小老婆,逛窑子,什么也不懂。周恩来对向忠发也注意安排,但还是出了事,被抓了。这是陈琮英告诉我的。她就住在向忠发的机关里,和向忠发一起被捕了。向忠发的小老婆跟她关在一起。她警告那个小老婆,千万不要承认她是向忠发的人,承认就要被杀头的。那个小老婆还能听她的话。陈琮英没有文化,但是政治上很坚定。她不承认是共产党,只说是当保姆的。她带着远志,远志那时还很小。审问她的人叫她签字,她到处乱写,表示没有文化;又捏远志的屁股,小孩子就哭,于是停止审讯。敌人觉得: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是共产党?也没有根据。敌人就把她放了,还给了她五块钱。所以,国民党的官也不一定都是坏的。闻天和陈毅在延安的时候就是很好的,一起跳舞,陈毅还到我这边下围棋。陈毅这个人很豪爽,很随便。我喊他风流将军。整风时没有把陈云算成经验主义。陈云同志和闻天的感情很好,常来我们的住处谈工作,谈问题。他有一次说:我现在体会到,书要一本本地读,读一本就要弄懂它一本。解放后他住在北长街那边,他们两人还常有来往。潘汉年和闻天很熟,平时同闻天老是叽叽咕咕地谈,两个人是最要好的。闻天当宣传部长时,潘汉年当过副部长。陈云对潘汉年也是很好的。潘汉年回到陕北先向闻天汇报工作。他就住在我们窑洞里,我同闻天住在坑上,他支个行军床睡觉。吃饭也在我这里。他同毛主席也谈过一次,是闻天带去的。潘汉年还送一支钢笔给闻天,硬把它插到他的口袋里,说:我在外面搞得到,你在这里没有笔,只拿个毛笔,连铅笔都搞不到。他见我们没有衣服,就送给闻天一件针织的线衣,不是毛的。衣服小了一点,就把衣服送给了我。男同志也不懂得买东西。我说这是男衣,他说没有关系。他叫“小开”嘛,总想给人送点东西,进来不好带,检查很严,又没有钱。潘汉年被关起来后,闻天和我讲,说潘汉年是什么什么的,政治局都不传达,我到现在都不相信。我说你不问一问?他说,问有什么用啊?毛主席问都不让人问的。任弼时搞白区工作,闻天支持他,所以就出来了。闻天不支持他,他就出不来。康生对闻天也是毕恭毕敬的。刘晓、刘长胜每次回来都向洛甫汇报,要求给他们指示。那时候要搞学校,学生来了学什么,人们都到我们这里来,找闻天问。最后要搞鲁艺,院长谁来当?那时康生已经到枣园了,他要闻天当。闻天说:不行,我兼职太多,不合适,你来当。在鲁艺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还是赞成闻天当。他的威信不一样啊!当然应该是他当啊!后来叫周扬来当院长。周扬是文化人,在白区“左”了,和冯雪峰弄不到一起,调进来了。在延安时他的处境很难,和闻天谈得来。我们是老乡,他们夫妇两个是经常来我这里的。文革开始后,周扬被关了起来。“四人帮”倒台后,在彭德怀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了周扬。他问我:“洛甫同志怎么样?”我说:“不在了。”他很难受。这次和他谈起过去的事,他说像是做梦一样的。后来我也去看过他。他生病后,先前还可以讲讲话。我说要想开一些,我们党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笑一下,不怎么讲话。再去看他,他就根本不讲话了。在陕北,文化人互相斗得不得了。文化人喜欢闹意见。这个人来告状,讲那个人;那个人又来告状,讲这个人。丁玲,还有别人,都跑到闻天这里来,很复杂的。闻天反对“左”,是支持冯雪峰的。冯雪峰非常崇拜鲁迅。闻天也很尊重鲁迅,说鲁迅是对的。冯雪峰和闻天很好。是闻天派冯雪峰去上海的。冯雪峰每次回来闻天都同他谈话,一谈就谈老半天,谈鲁迅。鲁迅送了一条火腿,不好带进来,他们就在西安分着吃了。但是冯雪峰既看不惯周扬,又不赞成统一战线,说打了半天,还搞统一战线?他就跑了,不干了。但不干了也没做坏事情,就是消极了。伍修权在遵义会议后向洛甫表示要求离开李德,洛甫同意了,他就下了部队。冯文彬到青年团负责,是闻天调来的。到陕北后赖大超当少共中央书记,我当宣传部长,胡耀邦是组织部长。张浩建议由我任少共中央书记。我说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又让我当团的总书记,多不好啊,还是刘道生当好。后来刘道生当了,但他是军队作风,实在抓不起来。耀邦和我一起去找闻天,反映了这个问题。耀邦推荐冯文彬接替。后来青年团就彻底改组了。 王明回国1937年11月,我去莫斯科治病经过兰州办事处,正好斯大林派专机把王明送到了兰州。那时斯大林对王明是保护得很厉害的。苏联飞机不熟悉地形,要是落在敌人的飞机场就完蛋了。因此先要在延安降落点的地面上布置好标志,周围插上红旗什么的。中央回电报说布置好了,飞机才起飞的。那时张浩才打通国际路线。因为形势变化大,要搞统战了,季米特洛夫就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央工作。陈云同志是和王明一起回来的。王明住在兰州机场的苏联机关里,不能出来。他非常神秘啊!比毛主席还神秘。陈云同志可以来办事处。他穿便衣把我们几个要去莫斯科的人招到一间房子里,讲王明同志回来了,他现在不便出来,要我慰问这些经过长征的红军同志,送给我们两百还是四百块美元,说这是王明同志给的。陈云那时对王明好尊重的。我们这才知道王明回来了,但这是绝对的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的。王明给我们钱,表示他地位高,慰问我们嘛!我们觉得组织上很困难,我们不要,把钱交给了谢老。我当时感觉,王明一定是回延安来当领袖的。根据当时的气氛,王明必然是领袖。王明在理论上有一套,因为在共产国际搞的时间久嘛。人也比较聪明,思想来得很快,讲话没有稿子,一套一套的。
那时的共产国际,神圣哪!王明在苏联时很活跃,到处讲话。因为他是国际书记处书记,地位高嘛。康生在国际工作时就喊“王明万岁!”我们在莫斯科治病时,钟赤兵还奇怪,怎么喊王明万岁,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呢?王明在国际有威信,四中全会有功劳,带着统一战线那一套回来到处讲,气焰很高。谢老回延安讲了王明回来的事。延安高兴了:共产国际回来了!王明回来了!当时迷信共产国际啊!我去苏联治病,还在莫斯科养病的时候就知道闻天的地位变了。去的时候,王稼祥做翻译,向共产国际介绍说,刘英是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1938年,少共国际知道了我是团中央书记处的组织部长。当时我们已经把青年团改组为青年救国会。他们就问我,少共中央是干什么的,搞救国会又是干什么的,要我去做个报告。王稼祥答应了,说他们有翻译,我就去了。这次王稼祥向共产国际介绍我的时候特别提到,中共领导体制有点变化,加强集体领导,不设总书记;洛甫不再称总书记,但还是主持日常工作负总责的书记。他说到洛甫时,还看了我一眼。我做报告时翻译翻得不清楚,我讲也讲得不清楚,他们就要我写个书面报告。我写好报告交给王稼祥,他在批语中提到张闻天是书记处书记之一,告诉我,好像洛甫不当总书记了。闻天不当总书记这件事,其实就发生在王明1937年回国召开12月会议之后。我看,闻天想辞掉总书记,和王明回国有关系。王明在12月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中国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书记处增加书记,以毛主席为领袖。他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十六人名单,排第一的是毛主席,他自己排第二,把闻天排在老后面。对闻天,他有取而代之的意思。毛主席原先对王明的印象是好的。在开四中全会、打AB团肃反、富田事件等问题上,王明支持了中央苏区一方面军。王明这次回来,一开始毛主席也很欢迎,称赞王明他们回国是喜从天降,增强了力量。那时消息闭塞,张浩回来带回一些,王明回来更是带了不少外面的情况来,而且中央当时对共产国际还是很崇拜的。后来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王明提出不同意见,和毛主席发生争执。虽然表面关系还维持着,两人已经搞得不协调了。毛主席和王明有矛盾,要解决。说是王明有共产国际支持,所以还要解决同共产国际的矛盾。闻天讲,我干脆不当总书记,挂个名不好做结论,共产国际那些人都是很厉害的,过去我可以做总结,毛主席还表扬我总结得好,把其他人的意见全都总结进去了,还说我是“开明天子”,现在不好办。毛主席和闻天都看出来,王明是想当领袖的。闻天就提出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王明,因为王明在国际的地位比闻天高。闻天是不在乎什么地位的。毛主席不同意,说领导变动要等“七大”,到那时再正式改组。到1938年7月六中全会,那时王稼祥正好也从莫斯科回来了,说季米特洛夫讲,要树毛泽东当领袖,王明不行;中国党还是毛主席,打游击打天下还是他行;王明理论上行,但他四中全会后就去了苏联。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要毛主席当领袖的意见后,闻天又说,他不当总书记,让毛主席当。但毛主席还是说,不到时候。当时王明还在,康生还跟着他嘛!还没有把王明搞掉嘛!毛主席说,现在就先这样:过渡时期还是闻天负责,当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毛主席就去同王明谈,不要去争当领导,说连他自己都不当总书记。所以闻天同中央几次讲要辞掉总书记,但实际上还没动。总书记不总书记的,闻天还在负责,只是增加了几个书记。秘书处在杨家岭,还是归他管,放中央档案的挑子也还在他那里。毛主席还是在军委。王明在统战部,也在杨家岭。后来我们也从蓝家坪搬到杨家岭去了。闻天回来后同我讲:会转到毛主席那里开了,他只负责召集会,总负责的实际上是毛主席了。这些情况外面并不知道,好多人还是把闻天叫做总书记。王明那时是妇委书记,在女子大学当校长,爱出风头,到处演讲。他总是抢镜头,当然,这同他个子小也有关系。闻天不愿意照相,总是站在后面。王明也很会讲话,有煽动性。三八节的会场挂王明的像。有一次中央妇委委员开会,有我和蔡大姐、曹轶欧、孟庆树,张秀霭。我们开会讨论庆祝三八节的事。会开到很晚。当时我们不赞成在三八节的活动中突出个人。那天开完会已经是夜里12点多钟。回去路过毛主席窑洞,看灯还亮着,我说进去找毛主席。我和蔡大姐向毛主席汇报开会的事情,他听后没有做声。我对毛主席说:妇委应该再参加些别人,不要都是老婆;工作上扯到老婆有不同意见,不好讲话,麻烦,多有不便。毛主席说,女的都是老婆嘛。毛主席虽然看似不在意,但意见是听进去了。他注意了这个问题,觉得王明出风头,搞他自己的势力。毛主席本来很想马上开“七大”改变领导。但是他决定一步一步来。他知道那时开“七大”,不一定能拿得下王明。王明借助国际威信高啊!于是延安就搞整风,算总账。讲是要搞和风细雨,惩前毖后,实事求是,把过去的历史总结一下,但是搞着搞着就厉害起来了。 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我不反对延安整风,可是反对审干、肃反、搞抢救运动。肃反抢救没有抓到一个特务,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1939年3月,我从莫斯科回来,1940年生孩子难产,休息了一阵,当了洛甫的政治秘书。我参加了整风学习。和闻天一起从晋西北搞调查研究回延安后,杨尚昆叫去参加学委会,又参加了抢救运动。刘少奇是为了参加“七大”回来的,他支持整风最积极。他过去一直被打成右派,长征时他就是跟着走,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他对从苏联回来的这些人很恼火,但是无可奈何。我们对他倒是无所谓的。整风一开始,刘少奇就给毛主席写信,说一定要搞总结,白区工作一定要总结,对白区工作的“左”的错误,应该从路线上检讨;总结经验,提意见,进行批评,都可以;这不是针对有教条主义的这些同志,他们还是领导同志,批评之后,还是可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就利用这封信发难,把刘少奇重用起来,刘少奇一下子就红了。毛主席把刘少奇信里的意见告诉了闻天,闻天赞成和同意。闻天是被动的,觉得“要作检讨就作检讨”,没有觉得是什么问题。可是,一整风,莫斯科回来的就都是教条主义了,连乐少华也挨整,说他们也是教条主义。乐少华是邓小平的连襟。我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被整的。任弼时是秘书长,支持整风。他还是比较正派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任弼时主持,闻天对草稿作了很多修改后,由毛主席拍板定稿的。乔木说是他自己写的。这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树立毛主席的。王首道整风学习时是我们的组长,我是到他家里去开会的,不和闻天一个组。延安整风一起来反教条主义,他就把书都从窑洞窗口里扔出去。后来闻天说,怎么连马列主义的书都不读了。书还是要读的,不读书怎么能行呢?马列主义的书还是好的,看你怎么读嘛,不是不读书。当然,闻天也不多讲,讲多了没有用。这些人不听他的,听毛主席的。可是毛主席还是读书的。9月以后,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闻天同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等七八个人一个组,在我们住的窑洞开会。我负责招待他们。他们一来开会,杨尚昆就要茶喝。那时茶叶很少,彭真给我们弄了一点,我只给他一个人泡一杯,其他人就喝白开水。他们学习两条路线,大家都实事求是,讨论问题很随便的,都是态度和蔼。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就事评论,治病救人,所以比较平心静气。主要是对王明的右倾进行批评,为“七大”报告做准备。学习两条路线以后,从理论上、政治上大家的认识都清楚了。闻天情绪很好。他学习党的历史文件,总结历史经验。对“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发了言,也感到四中全会“左”的一套是错误的。这个发言没有记录,但他自己有提纲,延安撤退时毁掉了。乔木同志说,闻天在延安写有一个党的历史的材料,向我要,我说已经没有了。总之,那时是和风细雨,学文件,大家都作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发言。博古、凯丰态度很好,都服从真理。那时王明称病,不参加会。他不承认错误。毛主席对王明还是进行说服。后来在大会上揭发王明的问题,孟庆树沉不住气,要把王明抬出来到会上去辩论。那次开会,我就坐在毛主席旁边,孟庆树一下台就趴在毛主席的腿上哭,说:揭发的不是事实,连在莫斯科的事都揭了,有些事不是王明的责任;王明病成这个样子,你们还整他。毛主席当时不动声色。我看得出,毛主席是下决心了,不迁就了。经过学习,闻天觉得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少,希望到下面去锻炼,做些调查。我也向富春提出了下去锻炼的要求。毛主席支持他下去。他1942年初带了个调查团下到晋西北调查去了。后来林枫回到晋绥地区,说调查团对当地工作的成绩看得不够,不欢迎这个团。1943年3月,我们实际上是被赶回了延安。在这个期间听说整风中对闻天有些意见,他没在乎。回到延安后,因为王明生病,闻天就去看了他。王明在他面前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我跟毛主席讲了,洛甫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相当高,曼努伊尔斯基说,中国的理论家要数伊斯梅洛夫(张闻天的俄文名字)。毛主席听了以后发火了,说:他是什么理论家呀,从外国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他特别反对你。闻天听了没做声。他认为王明是在挑拨毛主席和他的关系,可是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好挑拨的。我让闻天把王明说的这些话告诉毛主席。他说这个问题不好讲,回避了。大家放开揭发后,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李维汉都写了检讨。闻天写检讨写得认真,里面谈了王明挑拨他和毛主席的关系的事。闻天认为王明有野心,是在挑拨、制造派性,自己没有上当,但是应该告诉毛主席。闻天承认自己有错。写好了先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很满意。我们从晋西北回来,审干抢救已经开始。我们回来后继续住在蓝家坪。这是一个院子,里面有四五个窑洞,中间是会场。我们和任弼时、刘少奇住隔壁,任弼时在我们右边,刘少奇在左边。“七大”以后我们搬到枣园。毛主席一直住在那里。那个时期,闻天同毛主席的关系还好。我搞过工人运动,同毛主席、刘少奇、王震这些人是非常熟悉的。刘少奇的秘书是王鹤寿的哥哥,他被捕过,坐过牢,被咬为特务,要审查,已经被关押在西北公学。我从晋西北回来后,刘少奇就要我兼任他的政治秘书,叫康生找我谈。康生对我还好,知道我经过长征,同毛主席熟。但是我不愿意当刘少奇的秘书。审干时,康生是总学委的实际负责人。中直机关学委会的负责人是杨尚昆和李富春。王首道是秘书处的组长,邓洁是行政处的组长。一开始我没有参加学委会。杨尚昆在开会的时候看到邓洁。邓洁是在白区工作的,被捕过。凡是被捕过的这些人,都靠不住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要审查。所以不能让他参加学委会的重要会议。杨尚昆决定叫我接替邓洁当行政处组长。他说是发现了个积极分子,一定要我当这个组长。康生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经过苏区和长征来延安的,我可以拍胸脯担保,别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担不了保;白区来的,你能相信吗?我说,我搞不了这个东西。杨尚昆说,你就搞一搞嘛。杨尚昆是比较客观的。他说:好多青年不是两条心问题,是思想问题。他这样一讲,我松了一口气。小主任除了我和王首道,还有夏耘,后来当了冶金部副部长。他原来是陈云的秘书。这些人都是政治上可靠的。延安十天大会,是康生主持,在中央礼堂开的,主要批王明。但是他病了,没有来。闻天说,康生在莫斯科时那样捧王明,后来看毛主席要整王明了,康生转得快,马上给王明列出60条教条主义表现。闻天看了这60条后对我说,康生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整得过分了。康生是个小人,他刚从苏联回来,要看看毛主席的意志是怎么样的。他是投其所好,投机分子。王明1937年回来时,康生看到他捧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欢迎王明,就没有对王明怎么样,后来才变的。你“左”,我更“左”,要什么有什么。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意志,一方面有苏联的经验。原来搞情报工作的是李克农,康生也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神经过敏,神乎其神,特务搞得越多越好。那时毛主席相信这个东西,也比较相信康生。所以不光是康生的问题。康生没有毛主席,行吗?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发言,由下面的同志起来揭发。大会上你讲什么,我讲什么,都是派了任务的。后来分组开会。华北组批彭德怀,批他的百团大战和主张自由博爱口号。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老总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其实彭德怀不反对毛主席,但是有他的主张。1959年后,我听闻天说,毛主席议论彭老总有反骨,迟早要反,不如现在就整。他对毛主席那一套看不惯。他讲直话。别人不敢讲,他敢讲。十天大会,开得轰轰烈烈,登峰造极。康生要突破一批,首先要柯庆施坦白。他们怀疑他老婆自首过,是叛徒,生怕把他放出去,他会把老婆放跑。王鹤寿在大会上向柯庆施提问题,他回答得清清楚楚。他说,老婆是老婆,我是我,她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妇联就这样造谣,讲柯庆施的老婆曾宪兰跑了。没有跑嘛!他们打了她。蔡大姐也出来劝人家。我说,你也来劝干嘛?她说不搞出一个不行,搞不出来受批评啊!曾宪兰实在受不了车轮大战,没有办法了,神经错乱了,就乱讲了。她半夜三更偷偷跑出去,跳到一个枯井里自杀,死了,这连我们都不晓得。他们明明知道她已经跳井自杀了,还是到处找,还找到我家里来了。妇联搞得很“左”。搞一个劝说运动,斗不下来就不让下来,交代了就戴朵红花,解放了。那好嘛!就坦白嘛。那么多的女孩子就都坦白了。他们敲锣打鼓,一会儿就敲一阵,过一会儿又敲一阵。斗争不能停,里面是换人的,被抢救的坐着不能睡。有的人神经错乱了就讲了,有的就瞎讲起来。妇联就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凯丰的老婆,那个离了婚的,也被怀疑。讲她是有目的地打进来的。这个问题她讲不清楚。乔木搞她的时候晚上打了灯笼,搞车轮战,疲劳战术嘛。他动员我去,我懒得去。我就自己去劝她,她就哭,说:“我爱凯丰啊!我什么目的都没有的。我很单纯的。”她实在讲不出,一面讲一面打瞌睡,拼命抽烟。后来得神经病死了。中央党校搞得很“左”,有吊起来逼供的。有些“顽固分子”,像滚绣球一样的,送到西北公学去。西公在一个山沟里,和保安处一样,都是关押人的地方。康生叫他们写材料,天天写。康生说,李富春他们中办一个也搞不出来,是右倾。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处也搞不出来。李富春催我们催得厉害呢,说我们右倾。我们完成不了任务,有百分比的。我们只搞了吴亮平的姨妹子,要她写,什么也写不出来,突击她,突击了好久,突不出来,怎么交代?王首道反映,她年纪轻轻地到这儿来,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王首道还问过我:秘书处一个也搞不出来,这是我思想有问题,还是什么事;人家怎么搞的,介绍点经验吧!我说我也没有经验,我也搞不出来。可能是没有吧?可是,人家又搞出来那么多!有公正的人。任弼时、刘少奇、张闻天是公正的人。他们都找李富春、也找我了解情况。十天大会,任弼时去听,去看了,就发现了问题。弼时是好的,他有经验,说没有那么多特务。八七会议时我就认识弼时。他来湖南,是我招待的。他非常谦虚的。他来向我了解情况,我就向他反映说,有些人讲,说是特务,又搞不出来;说不是特务,他们的社会关系又是那么复杂。我也是有些怀疑的。弼时说,复杂不一定有问题。任弼时是二方面军来的,同毛主席、同四方面军没有瓜葛。在苏区,任弼时不赞成搞公开斗争那一套,说他右倾。他一直戴着个右倾的帽子。实际上他是正确的,不是右倾。可是那个时候你不“左”,就是右嘛。那时,他工作倒是工作,实际是靠边站的,陈云同志代替了他。他讲要特别注意团结,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是个大家庭,不搞山头。毛主席讲,要承认山头,要消灭山头。为什么承认?当时革命根据地,需要山头,山头是自然形成的。但现在,不要再搞你是一方面军的,我是二方面军的,他是四方面军的。这不好。是一家人,消灭山头。当时一方面军看不起四方面军,二方面军看不起一方面军。这个事毛主席还是对的。一方面军正统啊!吃得开。四方面军被排斥。李先念这些人,都被弄去学习了。刘少奇也经常找我问问。他说,你们突击的一个医生,过去我一直隐藏在他家里,没有出事嘛!要是特务,我能不出事?他的表现是好的,到苏区来也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同什么人来往。我就相信他讲的这些。闻天没有参与学委会的活动,人家也不会让他参加学委会。他从农村调查回来后,每天到西北局上班,搞边区工业与财经的调查。那时西北局研究室是贾拓夫负责,他把闻天的调查材料拿去印发。闻天躲开了抢救运动。他有怀疑,说遍地是特务,哪里有这么多的特务?没有具体材料嘛。他同康生辩论,讲斗争厉害,没有办法就编嘛!知识分子能写嘛!写了就轻易相信?康生就住在我们窑洞隔壁,拿来一本本材料给闻天看。闻天看了之后还是不相信,说这里头有许多是假的。康生说,那是真的啊,他们保证不翻案啊,已经斗出来好几个了。他讲得天花乱坠。闻天看讲不通,就不再说什么了。闻天先是采取超脱态度,后来看了那些材料,又听我反映,就对任弼时讲,要慎重,知识分子还是追求真理的;不一定能在他们当中发现特务;延安圣地,抗日旗帜,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来的。周恩来没有参与延安审干和整风,他有锻炼,比较稳。我问他:你记不记得当时是你批准我们一些人学无线电的,有人后来牺牲了;现在人家攻击我们这些学无线电的;无线电是共产国际搞的,都是绝对秘密的;十几个人,都是你批的。周恩来承认,是他批的,没有问题。但是对那些人也还是在查。周恩来自己也被动。他搞统战,又长时间在白区工作。白区大部分是“红旗党”啊!周恩来自己还讲不清楚。他不敢讲话,不敢出头作证明。当时他就住在我窑洞外面附近,只给工农讲课,到勤杂人员那里作报告。但是他也申明,抢救搞不下去了。任弼时把意见反映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是听得进去的。十天大会开了三天就停了。再开下去,就都是特务了。毛主席写出了个审干决定。这九条最受抓人者的欢迎,因为实在抓不下去了。整风中人人检讨,把人整垮了。闻天讲,你看老杨(尚昆),人都瘦了,讲他什么主义,他紧张了,灰溜溜的。毛主席对杨尚昆是很厉害的,说他:你这个人是没有角的,你像个橡皮球。就是讲杨尚昆软嘛,和稀泥嘛!其实毛主席的棱角也太厉害了,杨尚昆倒是比较稳的。检讨不过头不行,就是过了头还是不行。王明就不够,没有过关,就作为重点了。整风也使一些人之间结了怨。薛明和叶群就是在那时结下怨的。整风时“七大”还没有开,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选举。中央委员名单,毛主席都是同闻天商量的。闻天说,毛主席负起责任了,来商量了。“七大”代表对王稼祥意见大,在预选中,他没有选上。毛主席说,这些人都落选了,连候补委员都没有上,再选时要把这些人都列上去。他同闻天商量,闻天还在考虑。毛主席讲话是很风趣的,喜欢和人开玩笑,他对我又是很随便的,就说,你是娘娘,也讲讲你的意见。我说娘娘已经下野了。他说,皇帝下野,娘娘没有下野,你也是三代元老了。我就说:列都列上,选不选得上是人家的事;邓发你就不要列了,这个人杀了好多人,肃反,他是保卫局长嘛!我那时就有意见。“七大”预选时落选的,一个是李维汉,一个是邓发。王稼祥是另外的问题。我问过耀邦:王稼祥对遵义会议是有功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反对他?耀邦那时是总政干部部长。他说:主要是军队的代表反对王稼祥当中央委员;好多干部对他也有意见,我还在拼命为他做说服工作,说要从大处着眼;他这个人很刻薄,整人很厉害;他又长期不工作,大事也不管。闻天参加了“七大”的两条路线斗争,又写了检讨。他当选没有发生困难。■(何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宋以敏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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