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谈毛新宇的DNA - eNewsTree.com

王容芬：“给我上的那个‘背铐’在北京还好，是从当时的‘苏联老大哥’那儿进口的，那叫‘狼牙铐’，你越挣，它就越紧，整个咬到肉里边去。不过那还是比较文明的。

到了山西，戴的背铐叫‘小铐’，那是在铁匠炉上打出来的，那种铁铐整个就夹在肉里头了，上一把大锁。那种铐戴上去以后不出三个钟头，全都‘招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压迫得心脏都不行，它把动脉整个给你卡住了。

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一咬牙就顶过来。他们觉得‘诶，这女的怎么还不求饶啊？’，这一戴啊，后来就不行了。去了一个法医，看了以后说‘这个女人要死了，你们不能这么下去了’，他们才给我摘。

摘的时候……那还是北京来了人，提审来了，他们怕北京人看见这个难看，法医建议摘下来。摘的时候是十冬腊月，摘不下来了，整个那皮跟铁、跟肉全都长在一块儿了。他们就撕下来的，连皮带肉，就把那个铁扔到那个炉子里。屋里烧着炉子，叫消毒还是叫什么，听着‘滋滋’的响，冒着烟，那是烧人肉啊，都是我的肉、我的血。”

王容芬：“还上厕所？那有什么厕所！来例假你怎么办呢，全都在裤子里边。吃饭的时候牲口还能两个蹄子扒扒、四个蹄子……我没有啊。我就想，你把我胳膊给砍下来，我就不受这个罪了。那受罪受死了，每时每刻都在……

当时跟我关在一块儿的是一个苏联女人，她说‘折磨一个牲口也是抽几鞭子，有时有晌的；折磨人就能这么没明没夜、没日每月的这么折磨下去？’她看不下去了，她心挺好的，给我擦屎擦尿，给我洗什么的。

山西看守所里五毒俱全，什么都有，臭虫虱子，咬得痒的没办法，就拿脑袋在墙上蹭，手不能去抓呀。”

王容芬：“吃东西就在地下啃哪。真是连畜类都不如的，他们对牲口也不能这么待的，真是。”

王容芬：“就是快判刑前一年。还有那个三十斤重的大镣呢，不是《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那样戴手铐、戴脚镣，那么舞起来、飞起来的，根本不行。那背铐背在后头，你哪能动啊。那镣就三个环儿，走一步侧一步，走一步侧一步，根本不能走路，走路就是在磨你的皮呀。这山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啊，那个铁匠炉里打出三个大环子，你想想，两个环套在你的脚上，就只有一个环那么拉一下，拉一下。每拉一次，那声音不是‘哗啦-哗啦’而是‘刺-嚓-刺-嚓’，（人）根本不能动。”

王容芬：“1975年。那我戴的次数就多了，在北京也戴过，但是北京那个镣环儿多一些，走起来‘哗啦哗啦’响。上刑场的人都会戴着那种镣，一听见外边这种响声，就知道有人要死了。就这么一个野蛮社会，把我判了个无期徒刑。”

在本访谈录的上篇，王容芬讲述了1979年被释放的经过。王容芬出狱后，进入了社科院中国社会学会筹备组。

她说：“ 我先是作婚姻家庭研究，后来作马克思.韦伯的研究，这跟我德文到底是有关系的。然后要乘韦伯诞生125周年，我就申请了一个项目，组织……还是你们美国的那个索罗斯，他们给的钱，开一个国际会议，纪念韦伯。”

王容芬回忆说：“韦伯是125年前6月14日生的，要开会纪念他，准备那一天开会。会场都租好了，在社科院开。来华代表的签证他们都已经办好了，什么都弄好了，到了6月4日就出事了。”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杀戮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男）“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王容芬回忆说：“社科院那个会议厅成了兵营，结果会就开不成了呗。那个会议厅是严格防火的，根本不准吸烟，一个烟头都不行的。那大兵就在里烧火做饭哪，洗衣裳，挂在外头。

我们家那时还有电话机了，还不错……老是夜里接电话，时差他们也不管。每一天打电话来问情况，主要关心我的安危。然后问会议能不能开，我说‘拖延，延到什么时候也不一定’。

我每天去上班时，有两个大刺刀冲着我，从那两把刺刀底下钻进去，走进大门去。跟当年监狱里一样，提审、审讯的时候，背后是两把刺刀在我头上压着。

有一个同事刚刚毕业分到我们所里，然后派他去支农，到底下办学去了。那天他刚完成任务回所里报到来了，夜里下的火车，一个‘开花弹’从肺里穿过去了，大家把他抬到协和医院，轮流看着。

大夫说‘亏得是穿过去了，要不然这个人就完了’。说‘你们不能走，要随时有人，大兵来了你们马上就得把他背走。”

王容芬：“没死，后来到加拿大留学去了。办公室的窗户上一颗子弹，一个打飞了的眼儿，插到对面的那个书架上。

从我们的窗户看到，对面的立交桥上从‘六四’到我离开北京的时候，那个桥上一直有一个死尸在那儿。我是6月16日离开的。

王容芬：“他们邀请我去德国，会议改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场所，在那儿开的，还是我在那儿筹备。”

王容芬：“在海德堡大学，开始是马克思.韦伯客座教授，以后就是办打工的了。然后就补课，因为中国那个学制人家都不承认的，我已经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的那些都不行，都不管用。我（在德国）又做了个博士，还是关于韦伯的，也提到强权政治和个人崇拜。”

王容芬：“他的那个角色……他跟希特勒不能比呀，就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这一点，他比希特勒可要恶得多呀，真是万恶呀！那种手段之残酷，杀人之多，希特勒是望尘莫及的。他在文化革命者扮演的角色，比希特勒要坏得多。无法无天的迫害人，践踏人权。你就别说别人了，国家主席是怎么死的？死的时候那白胡子三尺长（有说一尺长），整个人被绑在床上。”

王容芬：“1966年七月底的时候，我查了一下网上，是7月25日晚上，在北大出了点事。‘中央文革’工作组的几个人，江青、康生、陈伯达，都上北大来了，开万人大会。江青以前是不出头露面的，也没这个规矩，伟大领袖的太太你出来干嘛。

她嗓子挺尖的，先代表伟大领袖问候大家，接着就喊了一连串的口号‘万岁！万万岁！’什么的，喊她老公‘万岁’……

然后突然脸一沉，宣布‘今天是一场辩论会’。大家都楞了‘伟大领袖的太太出来跟谁辩论辩论？’辩论的对象她点了名，是在场的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女的，28岁，叫张少华。

谁也没料到，江青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呀，跟一个……这个张少华其实就是个挂名的学生，28岁了，老毕不了业，就挂着个北大学生的名份……跟这么一个挂名学生叫起板来了。

大家都楞了。接下来江青说的话就更叫人吃惊了，说‘她妈是政治骗子，叫张文秋，很坏，有野心。我不同意张少华跟毛岸青结婚，我从来就不承认他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毛本人也不承认’。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愿意跟着伟大领袖革命，突然，他们家的这些事儿出来，结婚不结婚的。谁都不知道张文秋是谁，又出来‘儿媳妇儿’，又不承认了……

她不但把张文秋、张少华娘俩‘揪出来’了，还把张文秋的大女儿刘思齐的也揪了出来。刘思齐是毛岸英的老婆，（毛岸英死后）早就改嫁了。江青就说这一家子把她欺负得很厉害，说‘真的，我很恼火。10年来我一直受这个女人和她家人的气，所以我很恼火。应该感谢她，正是因为她我得了心脏病……’

说着说着，江青哭起来了，真是动了真情了，真情扬出来的是他们家的家丑——毛家的次子毛岸青有病，不通男女之事。张少华趁机把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个年头谁敢这么欺负伟大领袖的家里人？那就不是‘通天’，而是‘捅了天’的大罪过。

革命群众一下子就‘炸了锅’了，连夜追捕张少华，因为她欺负领袖家里的人，是女流氓，还要追捕她妈。

这事就怪了，江青这么折腾了一通，结果也没追着这娘俩。天网恢恢，真是灯下黑呀，这女流氓一家子都躲进了中南海。那时候江青不能轻易进中南海，得请示哪，江青住在钓鱼台。

过了四年，张少华给毛家添了一个大胖小子。韶华（又作邵华，张少华后来用的名字）说，是伟大领袖给命名的‘新宇’，就是这个毛新宇.

王容芬：“毛岸青是叫毛泽东逼疯了的。这种作父亲的人哪！毛岸青是在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毛泽东让他写检讨。他认为他没说错，毛泽东逼着他写检讨，发脾气。那孩子一下就疯了，从那以后就不通人事了。

1966年外面‘文化大革命’给人家‘鬼剃头’、打死人、自杀的人……四年以后，1970年是毛新宇出生的。他自己说的，他妈那么说的，伟大领袖给的名字叫‘新宇’，要改造宇宙了。”

毛泽东跟儿媳妇十指相扣的呀，毛新宇那事就是一个DNA的事……毛新宇的前妻郝明莉，12月26日毛东东出生了，没两天，郝明莉就死了。在秦城监狱里，说是自杀，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王容芬：“胡锦涛在美国作报告时把‘莘（shen）莘学子’说成了xinxin学子，这可是清华校歌里的歌词。

共产党他们共产共妻.韶华她娘当年就换了七、八任丈夫啊，所谓的叫‘假夫妻’，去行真事去，为了革命，一革命就是共产共妻这么过来的，到现在，反贪反出周永康，不是一大堆那个嘛！谷开来、薄熙来全都糟在这上头嘛！

王容芬：“郝明莉为什么要被关死在秦城监狱里？这是嫁到他们毛家门里的人哪！我可以检举这个事，指控啊，郝明莉这个事件检察院应该是立案的。二十多岁的人为什么就去死，而且死在毛东东出生没两天？”

*王容芬：我建议成立医学科研小组，检查毛新宇、韶华、张文秋、毛泽东的DNA 。韶华是张文秋跟谁生出来的女儿？这跟他那个爸爸刘X源（有说是陈振亚）对不上口的，张文秋作了很多假，两个女儿出生年月都使劲往前提。

毛新宇这个人我觉得不错，起码他给大家添笑料，我对他恨不起来。但是我可怜他，把人家郝明莉关死在秦城监狱里，毕竟人家是夫妻一场啊。毛新宇这个人，让他干嘛他干嘛，而且我看他有时候说话喘、喘……所以从伟大领袖后人的健康，也应该查查他的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