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医生专栏：与母亲决裂后的和解，尽力圆满 (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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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和母亲那时“决裂”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我究竟要怎样做，她才会觉得满意。她当时是一个病人，她和我父亲在2016年12月初回国，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美国。在此之前，他们候鸟般往返于中美之间，和我生活了将近14年，期间拿了绿卡。
那年的四月初，我父亲因前列腺癌而手术，九月份我母亲心脏手术，都在同一个医院。我自己也很有压力，倒不是因为照顾病人，而是，和母亲常年的“争斗”，在她手术结束后并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那是一种很深的，到处都是雷区的危险感，只要一触发，就会同归于尽。
“她和阿罗斗不过的，只会两败俱伤，而且是她伤得重。所以真是不能让阿罗再留在美国了。” 阿罗是母亲的小名，父亲旁观我和母亲的缠斗纠纷，时时胆战心惊，就对叔叔这样说。叔叔婶婶是我请来美国的，因为父母都手术，尤其是母亲，是很大的手术，因此我非常需要家人在旁。叔叔婶婶和我关系很好，三人还有一个群，“地下党”，主要是用来日常商量如何应对我母亲和避雷的。
2016年9月14号凌晨五点钟，不待母亲拍门，我已经醒了。应该说我基本没有睡。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我房间的灯一直是灭的，这样，也同样一夜无眠的她，就不会在半夜走出房间的时候，看到我紧闭房门里透出的灯光。如果知道我没有睡，她会焦虑，会喋喋不休。
我们两人静静下了楼，开了一盏小灯，最后检查一次证件，医疗保险卡，还有手术通知单，以及母亲的病历卡，药物单等等。“刚才我已经按照医院的要求，用消毒巾把身上这里，按你说的顺序，都擦了两次。” 母亲看着我，在胸前比划了几下，像一个完成了作业的孩子一样，需要我的肯定。“好。” 我说，同时确定材料都都齐了，我们也可以出发了。医院要求我们六点前check in，因为母亲的心脏手术排在当天的第一台。
天还没有亮，路上静悄悄。这是初秋的清晨，黑夜还没有散去，夜空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关灯，轻手轻脚穿好衣服，换好鞋，关上大门，锁好，发动车子，等母亲坐好，绑好安全带。出发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看向了屋子。屋子里面，有着沉睡的父亲们，和孩子们。“那些冬瓜，最好收了，不然在藤上，可能会烂掉。”母亲看着院子里的瓜棚说，“剪草佬来的时候，让他们把鸭舍那边的梨树修剪一下。”母亲抬起圆鼓鼓的手，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她的眼睑有点浮肿，白发像一堆堆小草那样从染了深棕色的发根冒出来。
路上的车不多，我们开往医院的方向。“美国的心脏手术特别普遍，而且不能让你住太久，最多五天就出院了。每天都不知道多少台，谁叫美国人肥人多呢，心脏自然不好，哈哈哈。” 我故作轻松说着。
“我又不是美国人。”母亲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她的人生哲理N件套又来了。她的心脏一直不好，瓣膜有问题，高血压和甲亢了好几年，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几年前我就和心脏科医生商量，确定一个最佳的手术时间。
“我的心脏不好都是你们造成的。”母亲坚信。“是你们不断刺激我。” 我很想反驳，那我的桥本氏甲状腺病，我的窦性心律过缓不齐，我的垂体瘤，抑郁症，我的那些不明不白，又是谁造成的呢？父亲的神经衰弱，失眠症，神经性结肠炎，抑郁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父亲经常对我说，“你和你母亲说话时，一定要让她说最后一句话，或者最后一个字，不行的话，哪怕是标点符号也行。不然后果很严重”。
“神经病！” 母亲每次听到他跟我分享人生经验，都会骂。父亲不说话，做了一个"嘘"的手势，意思是，看吧，这就是我指的最后一句。
02
心脏的手术如果时间太早，身体还没有失代偿，还没有太多症状的时候，她不会对手术感激，反而觉得没必要。如果手术时间太晚，心功能发生不全，人的其他脏器功能也受影响，手术效果也有差。那样，做手术的意义就会减少很多。
“你来为你母亲掌握这个手术时机好了，我也会监控着，w医生。”心脏科医生Dr. T对我说，他是一个六十岁左右，温和的小个子印度裔医生，每年为我母亲做常规的心脏功能评估。几年前，看到她的左心室肥大，二尖瓣和三尖瓣都开始有关闭不全的时候，就对我说，早点手术为好，不要等病人的心功能发生问题再做。但母亲拒绝接受这种安排，“过几年我也许已经死了，也不劳烦做什么手术了！这些什么手术，很多都是骗人的！有些人好好的，一做手术就死了！我不会做手术的。”
我不能直接把这些话翻译给医生，只好解释说，“她有点紧张，还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把她的复杂表情翻译为，“听到过太多的关于心脏手术的负面故事，有心理阴影。”“你告诉他，我没准备长命百岁，最多再活个五年十年，等你们都不需要我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死有什么可怕的。”我对医生说，我母亲觉得就按照目前这样，活个五年十年就满足了。
“Oh，no no，”印度裔医生摇晃着头说，“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往后的每一年，身体只会比现在更差，一年不如一年，生活质量不好，很辛苦，这是纯机械性地问题，就像车子换发动机，如果做手术，那么她可能会感觉年轻十年，车子保养得好，是可以一直开下去的。”摇晃着的头，带着轻松确定的节奏。听完我的翻译，母亲沉默了。我们随后转诊到心外科，我的医院好友Ruthe推荐了他们医院心脏科手术权威Dr. L。
决定手术前的大半年，母亲心功能不全的症状逐渐明显，频繁睡不着，讲话也开始气喘，上楼的时候，需要扶着栏杆，慢慢一级一级上，脚步似乎很沉重。夜里能够听见她的咳嗽声。白天她吐痰，白色泡沫痰，脸上经常皮肤绷紧发亮，使她的圆脸更加突出，发胀的脸庞挤压了她的眼睛，为了睁开眯缝眼和聚焦，她的眉头比以往皱得更紧，眉心的八字如刀刻。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欠缺耐性。
任何一件小事都能使她情绪失控。
在她心情平静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在纸上，画出心脏的简易结构图，给她解释血流的动力学，以及瓣膜的工作机理。父亲经常也饶有兴趣地在旁边听着，他一直是个好学生。“在医疗方面，我百分之百，千分之千地信任你。”他们在美国的这些年，看医生，体检，都是我陪着，当翻译，也为了更加了解他们的情况。母亲总是说，“在美国就是烦，又瞎又聋又瘸。自己想做什么都没办法，一点不自由。”父亲则享受被照顾，他还打趣母亲，“在美国都说不自由，那你真的是跟世界人民为敌了。至于医疗方面，我绝对相信女儿。”
母亲在旁边哼了一声，“她还不是净挑你愿意听的说。但我是有客观分析能力的。”“那是主观下结论能力。”父亲捧哏，母亲气结。
03
几个月前，父亲进行了前列腺癌的手术。
手术前，我和医生讨论的时候，他就安静地坐在诊床上，带着温和的微笑看着我们。每当医生看向他，他就咧开嘴笑，并拱手作揖，嘴里一直说着，“三克油喂你妈吃。” 医生护士都很喜欢他，觉得他很sweet。他一直说，非常享受在美国的生活，看到不同的人，感受不同的文化，有酒喝，女儿烧饭好吃，外孙们可爱，医生护士总是笑容满面，空气好，气候也好。他还考了驾照，没事就开着小车到处出去逛，他是路痴，经常迷路，因此他学会了一句英文问路的话，“爱罗斯特，爱姆费龙姆China。”（I am lost I am from China）还是把别人震个目瞪口呆，从中国来，还迷路了，咋整？
父亲确实是对我十分信任和依赖，他退休后曾经在深圳和我小住。白天我上班，他自己坐公交车到处玩，寻找古迹，爬山放风筝，自娱其乐，傍晚下班的时候，就在急诊科外的长凳坐着等我。再一起去下馆子，吃不同的餐馆。一次我下班前刚好碰上抢救一个心脏室颤的病人，抢救室内人来人往，我从里面走出来给麻醉科打电话的时候，眼角余光看见一位瘦瘦的男人坐在诊室前面，身子挺直，手脚收得紧紧的，生怕拦住了我的去路。定睛一看，是父亲。他一句话不说，只是对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后来父亲对我说，“你的工作很伟大，你很认真，我很欣慰。”
父亲从小对我很疼爱，几乎没有指责或者打骂过我，他是我心目中的大才子，专业技术水平高，文学底子还好，通晓古今，也很有才情。大学期间，我每周都能收到父亲的亲笔毛笔信。鼓励我好好学习之类。我们常常秀才联盟，共同对抗母亲的压迫。
他在回国两年后的2017年底，得了肺癌，做了手术，一直靶向治疗。这几年又开始老年痴呆，糊涂再也不难，所以我也没有了战友。谁能想到一个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无线电系的高级工程师，最后会变得和小孩子一样简单呢，简单对答说几句话，并且连现在的智能电视和手机都不会用，说话颠三倒四，日夜颠倒，再不敢让他独自上街。
母亲在美国住的时间每次只要一超过一个月，我们家里就开始上演各种争斗戏。
她一回中国，我的月经才恢复规律，人也胖回来一点。我们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开始争吵。每个人都劝我要“顺着她”，我没有办法在一边工作挣钱养家，教育子女之余，一边还要事事都顺着她，何况她有甲亢，看什么都不顺眼，脾气跟炮仗差不多，还经常自燃。发起火来口不择言，每一句话都是使人能气疯那种。婶婶说，因为我属虎，母亲属猴，所以相克。父亲摇头说，“也不能完全相信属相，也要从星座找找原因。”父亲还和我传授经验，“对你母亲的话，不能左耳进右耳出。那样不够，必须两个耳朵同时出，还要加上咳嗽，绝不能让那些话进脑，不然容易神经衰弱和口腔溃疡。”
父亲经常对我说，母亲是个好人，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有时候我不明白上天的安排，明明都是好人，为什么不能同时是好配偶，好子女，好父母？好好说话，为什么就那么难。
出发点好，就是互相伤害的理由吗？
04
“我的心脏在跳，医生怎么开刀切？”我向她解释了体外循环装置。“那不就是和死没区别？心脏都停跳了。万一恢复不过来……”手术前，母亲整天念叨，她的焦虑和担心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她常常说一些大无畏的话。
在手术前见到Dr.L的时候，医生详细把手术过程，并发症，风险说了一次，并每说完一句话，就让我翻译给母亲听，看她能否明白。母亲眼神倔强，身体绷得僵硬，整个人因为不能参与我和医生的对话而坐立不安。“她的基础条件不错，虽然血压高，胆固醇高，也有甲亢，但这个手术时间把握得不错，效果应该会理想，不过有几个大的风险，如麻醉意外，中风，手术创伤，猝死等，”L医生对我说，“你要和她解释一下，病人的知情权很重要。”
我正要开口，母亲打住了我，“你不用说那些理论，大条道理，我什么都知道，猜都猜得出来他想说什么。你就问问医生，如果手术中我有什么意外，能不能不要抢救？我不要半死不活，拖累你们。” 语言不通有个好处，就是不尴尬。即使面对的是我明显面露不悦的母亲，L医生也没有任何责备或者疑惑的表情。
母亲在2014年在广州口腔医院做了两个根管治疗，之前牙齿总是发炎，做完根管治疗后发炎没有太大好转，一般的消炎药清热解毒药压不下去。她也有点苦恼，常常在镜子面前扒拉着研究牙齿。我看不下去，拽她到我的牙医那里检查，一拍片子，两个根管治疗都没有做好，整个根管都感染溃破了。牙齿要拔掉，没有选择余地。母亲很愤懑，两个根管治疗花了她一万多将近两万人民币。我想她更加害怕没了两颗大牙之后的吃饭咀嚼问题，以前，一口好牙齿一直是她最自豪的。医生建议植牙，植牙后一切烦恼都将解决，唯一就是花钱，三颗牙，要将近一万二千美元。最后研究了，可以植两颗，最主要咀嚼功能的两颗，她说植一颗，医生摇头哈哈笑说no，做不到，那样不如不植。
医生问我什么时候来拔牙，母亲很犹豫，问我，既然很快就要讨论心脏手术的时间，能不能心脏手术后再植牙，那样，不浪费，我永远记得她说的那句话，“假如手术没成功，我没了，那你也能把这一笔钱省了。”我尖叫起来，“不行！心脏是心脏，牙齿是牙齿。你做不做心脏手术，都要吃饭的。而且营养好了，心脏恢复得才快！不要本末倒置好不好！能有什么事？你对美国的心脏科医生有点信心好不好？！我愿意花钱让我妈吃饭吃得香，我愿意！” 我走在她的前面，不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在飞。
“脾气这么大！有钱很了不起吗！何况又不是很有钱！孩子还这么小。” 我冲出去开车，把她的絮絮叨叨抛在脑后。母亲忽然在后面喊我，“哎，你看你看，这里有你最喜欢的那种蓝花，野花！你要不要，要我给你挖。不要说我什么都反对你，总不支持你。” 我回头看见她胖胖的身子蹲在停车场侧面的空地上，捡了根木棍，正在弯腰去挖，那里开着一大片蓝色的野雏菊，是我最喜欢的野花之一。每次见到我都要说，好想挖回家啊，如果母亲在旁边，她会说，“挖什么挖，有什么好挖的。”
母亲的主动脉瓣需要置换，也就是说原先的那个瓣膜不行了，继续下去，心功能只会越来越差。全家为此开了一个会。还是老规矩，我把手术方案，治疗原则，风险，都画在纸上，一步一步解释，并回答她的问题。医院给了一份很多题目的问卷，大概意思是病人的全部病史，以及抢救的意向，遗嘱执行人这些。一聊到这些内容，母亲的脸色骤变，“如果有什么，我不希望抢救，人终有一死，反正我也活够了，人老了就是这样，只会拖累家人。”
她的鼻音重了，咬着嘴唇，脸色凝重。“这个是常规知情权，风险还是很小的，医生都说了，你的基础条件很好，手术后心功能改善，人就更加精神了。” 我给她解释。
“你不用说这些话来骗我，是心脏手术啊，生死一线，说不定就这样去了，当然，我是不怕死的，我怕什么，只是看不到我几个孙子长大了。”
我和父亲都沉默，任由她自言自语，她声音忽然拔高近乎尖锐，“你可就遂了心愿了，以后再也没人和你作对了，但是我告诉你，没妈的人很贱的。” 我抬起头，眼前一片模糊，她的模样，像在水里我看不清楚，我的喉咙似乎被什么扼住了，胸腔如刀子插过一般痛苦。
父亲缓缓说了一句，“你怎么总要这样想，总觉得别人在害你？”
“不是你们害的吗？你敢说我生病不是因为你们的原因吗？如果不是你们这么气我，我也不会摊上这些病！” 我在心里默默想，她是病人，身体不舒服，所以精神也不好，不是故意这样说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的眼泪还是滴滴答答流了下来。
“我还没死你就哭丧！哭给谁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后妈！”
她的这一句，终于让我爆发了。
“我是一名医生，我给出的所有治疗意见，都是基于我的医德和专业知识给出的，你可以对我不满意，但不能质疑我的专业性。我还没有学会怎样在病人面前情绪化和说谎！”
说完，我悲愤地站起来，转身出门。
“这不是我的家，我没资格说什么！是你的家，是我该走，轮不到你走！”
母亲，有时候我真的希望自己是哪吒，可以把身上的骨肉都剔下来，还给她，从此两不相欠。
05
Robert wood Johnson 医院的二楼东区，是手术病人家属等候区。手术病人的名字就在墙上的大屏幕上，显示着第几手术室，手术进程，等等。等候区宽敞明亮，阳光从玻璃外墙透射进来，使整个区域像机场的闸口。阳光下绿植微微发光，格子玻璃窗把湛蓝的天空分隔成好看的矩形方阵。等候着的人们有些在看书，有些在轻声交谈，还有一些依偎在一起。
“每隔十五分钟，我就会给你发一个信息，告诉你母亲的手术情况，请不要太担心，我们会尽力而为，做到最好。”母亲推进手术室后，她的管床医生，Dr. K对我说。他是Dr.L的一助，“手术结束应该是两个半三个小时之后吧，Dr.L会出来亲自对你说几句。到时你千万别走开。现在你可以四周转转，放松一下。”他温和地笑一笑。我点点头，手里紧紧抓着手机，找了一个正对屏幕的位置坐下来，然后在大屏幕上找母亲的名字。看到了。我盯着上面的字母，那几个字母，就是我母亲的全部信息。
在手术前，需要进一步准备，她换上了病人服，那种背后绑带的碎花大罩袍，又换上了病人防滑袜子，手腕上扣上了病人登记手环，护士把装着她衣服，手镯和钱包证件的塑料袋交给我。她躺在病床上，这些病床都会整张推到手术室，护士为她接上监护仪，戴上氧气，打好静脉通路，插上导尿管，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在旁边陪着，觉得平时异常彪悍的母亲，其实很弱小。
“你叫什么名字啊？”护士微笑问她。“JLG！”母亲回答。“你今天来做手术，你知道吗？”“yes！”母亲她没有一丝犹豫，宛如一名战士，一丝不苟回答着护士医生问的所有问题。视死如归大概就是这种表情。“跟你母亲拥抱一下！要过好几个小时才能再见面啦！”护士笑眯眯。
我伸出手去，母亲也明白hug的意思，也张开手臂，没想到我们母女这么多年没有拥抱过，竟然在这样的场合下发生了。
四月份，同一个医院，同一个等候区，是父亲来做前列腺癌手术，那一天也是我陪着。
他的医生时一名韩国籍医生，高大帅。手术开始前，他要祈祷。这是他每一次手术的惯例。“我会尽力做到最好，但是我也需要上帝的力量。”他俯身向前，在病床前拉着我父亲的手，把头低下，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大概有半分钟。父亲默默看着医生浓密的黑发，表情也很严肃。我走上前，抱住了父亲，护士为我们照了一张照片。
坐在椅子上等母亲，我和弟弟发了一条微信。别的没有多说。短时间内，两次坐在这里，同样的位置，只是四月份的时候，窗外看得见马路旁刚刚开放的樱花树，一堆堆的粉红色。而现在，外面已经开始有了零星的红叶。
不一会儿，手机一震，信息来了，“我们开始了。”过一会儿，又是一条信息，“我们从右侧第二肋间入路了，一切顺利”。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手术视野，无影灯，医生的手术刀，母亲胸腔那搏动的心脏，那一辈子倔犟的心脏，正在准备停止跳动，为了更大意义的活着，而接受以创伤为手段的治愈。
“血压正常，心律呼吸一切正常，暴露心脏了。”
“接上体外循环了。”“心脏停跳，顺利。”
握在手里的手机长时间没有震动，我抓紧了手机。
“在置换瓣膜了，顺利。”我松了口气。
“检查缝线中。无出血。”
“准备恢复心跳。”
“心跳恢复正常，血压血氧正常。”
我心惊肉跳地看着一条条闪烁的信息，仿佛母亲的心脏在我的手中，我如果一不留心，她就会离去。眼前闪现这些年来的种种，不管我们如何纠缠，如何互恨，我还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生活里没有她的日子。如果没有她，我将会是谁？我脑海里冒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念头，回忆令我的表情又像哭又像笑，更多的是嘴角和下颌肌肉抑制不住的细微颤抖，我颇担心自己的面神经因此瘫痪，于是下意识地去揉捏。
昨晚没睡，今早太早，又饿又渴，我眼前微微发晕。忽然一杯热咖啡递到了我的面前，我吓一跳，抬头一看，是我的好友Ruthe，她知道我母亲今天手术，特意从办公室下来找我。我和她拥抱，她把我的头按在她宽厚的肩膀上。轻轻拍着我的胳膊，“别担心，亲爱的，上帝会保佑你们。对了，你的父亲恢复得怎样？”她放开我，和我聊起来。
过了好长一阵子，母亲的名字在屏幕上越发置顶，也就是说，她差不多要结束手术了，我的嗓子开始干燥得似乎要冒烟，一早上喝了那么多水，竟然也毫无尿意。此时，看见一位白袍医生径直走向我，是Dr.L。我连忙站了起来，迎上去。
“她很好，手术很成功，现在转到恢复室等待苏醒，然后会转到ICU监护，相信再过一两个小时，你就可以见到她了。估计明天下午会转到普通病房，今晚我会去ICU看看她，然后下来的五天，我都会每天早上查房，别担心，她会没事的。”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握了手。我千恩万谢。
医生走后，我才浑身颤抖，跌坐在那排深蓝色的椅子里。眼泪不听话地往外涌。打了几个电话给家人报平安，坐了好一会儿，我才有力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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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脏手术后，物理治疗师上门服务
06
几年前，也不知道母亲听谁说的，她和父亲在美国，都有资格申请老人公寓。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美国定居，所以我也不置可否。母亲坚持要我为他们申请，理由是先申请了再说，到时决定不要再不要。这句话，和当年她要求我入党，以及要求我为弟弟申请移民的口气一模一样。
“你先做了再说，到时不需要再说。”
“可是明明知道不会去住的，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去搞？要申请，要审核，要排期，要验证，如果不真的需要，何必呢？就像明知道弟弟不会移民，为什么还要办移民呢？”
“你就是嫌麻烦，不愿多做一些，申请这些又不费你什么事，那以前我们单位的谁谁谁，他女儿也为他申请了，你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为你做了那么多，你这点事情都嫌麻烦，还想你能多孝顺？”
一句，你不孝顺。又将了我一军，这种事情也需要攀比吗？我不能理解。
老老实实去填那些多如牛毛的表格，从国内寄出来的退休工资证明，翻译，公证，体检，面谈，在休息日见缝插针地带他们俩去政府各个部门登记。折腾了几年。母亲喜欢在和国内人打电话的时候这样说，“我们都是有资格住老人公寓的啦，只不过我们想帮他们，也不会搬去住而已。是啊，还不是都为了他们……”
母亲喜欢介绍自己的美国见闻，以非常了解中美局势和政策差别的语气，举重若轻地把别人对她的羡慕揽入对话中。亲友们都说，母亲十分以我为豪，而我却从来没有亲耳听见她在我的面前夸我一句，或者肯定我一次，哪怕是一次，也没有。
“你太蠢，而且太容易飘飘然了。”母亲说。
母亲心脏手术后的大概六周，深秋意味浓重起来。老年公寓的排期，轮到了，通知他们去看分配的公寓，距离家里车程大概十分钟的另外一个镇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顺的事情，心想事成。母亲不是一直要我帮他们申请这样的老年公寓吗？她们如果能够搬出去住，平时经常在我们这里，我们之间有一个合理的距离，这对我们都有好处。我十分开心，喊上一家人，就准备开车去看房了。
这一路上，母亲的脸色都很阴沉，父亲和叔叔婶婶则聊天，和平时一样。到了公寓，工作人员领我们去参观安排给他俩的户型，母亲觉得一室一厅太小。“夫妻就是一室一厅的。”工作人员解释。母亲说，“你告诉他们，我和你爸爸不能在一个房间。至少要是两室的，不然我们就不要。”我为难地看着工作人员，她还在微微笑等我们的意见。
“我父母都有癌症，母亲刚刚做了心脏手术，他们不适合一个房间睡觉。不知道有没有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给他们两个房间？”
我十分不好意思。工作人员说，她去跟上级请示一下，可能要开会，再告诉我。还有就是，如果我要两居室的，还可以加钱，目前这个户型，每月他们只需付100美元，水电全包。
“什么！？还要给钱？那我们干嘛还来住啊？老年人公寓不是免费的吗？那谁谁谁就说他的公寓是免费的。”
“是按照收入和各个州的法律。”
“在这里住，不就是坐牢吗？我们语言又不通，又没有车。怎么买菜？”
“我给你们买。或者周末我带你们出去买。公寓每天有班车出去各个超市，去医生那里还有专门的车子送。”我老实回答。
“如果你们的家庭不需要我们了，我就回国。我为什么要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旁边都是美国老头老太，一个个看着都老弱病残。”
母亲的表情很严峻，嘴角紧紧抿着，因为手术后不久，脸色还是有点苍白，面庞也有点浮肿。
“可这不是你要我申请的吗？”
“是我要你申请的，因为我也不想在你家看你脸色，我也想要一个空间，但是来这里住，等于我没有自由，也对你们没有作用，我还不如回国。”
“那你想怎样呢？”我困惑不已。
“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因为以后不用跟我住在一起吗？你那么讨厌我吗？我不会再你家当绊脚石的。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反正，总之你不需要我，我就回国。”
母亲渐渐激动，我完全不能明白她生气的点在哪里。她气咻咻地走着，爸爸在后面保持一个距离，我和叔叔婶婶跟在最后面，整个公寓区都是红色的枫树，一些树叶翻卷着飘下来，被秋风吹成一团团，美丽而寂寥。四个老人走累了，坐在一张长椅上，身后的枫树的红叶如火一般燃烧。看到这一幕，我还写了一首小诗“从前有棵树，树下坐着人。绿叶随秋艳，人顺天年老。我看四季树，树看四季我。树尚有明春，我无回头年。”
到家后，全家进入了一个唇枪舌剑的辩论模式。如今回想起来，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吵什么。
母亲历数她自从来美国之后所受到的委屈，她的如何奉献，一再强调她来美国觉没有享福。她的叙说时我困惑，我难道没有让我的父母享福吗？我没有孝顺吗？那些每年出外的度假旅游，那些每次她们回国我买的大包小包，为那么多亲戚准备的东西，都不是钱吗？每个月我也给父母零花钱，让他们有自己的银行卡，可以在附近的商店消费，他们有什么要求，哪一次我不是想办法满足？
母亲否定了所有的例子，她开始机关枪模式：“我在这里给你带孩子，回国的机票和买东西这些当然都是应该的。”“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在国内不知道多享福。”“你给的那点钱，是钱吗？想想我们培养你成才，用了多少吧。”“你这辈子都是不够孝顺的，只会和我作对。看你迫不及待要我搬出去就知道了。告诉你，我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委屈。”我被她的话劈头盖脸说得头脑发晕，眼眶发胀，整个人都站不稳。
“我是来享福的，我特别喜欢在美国，看着孩子们，我特别幸福，有菜园，有山水，有酒。”父亲在旁边拍着胸膛说，“我很幸福，我很开心。我没有受委屈。”他是看见我伤心的样子，赶忙发表意见。没想到这句话就像捅了马蜂窝，母亲脸色一变，口气非常鄙夷地说，“你当然是来享受的！你这辈子就是个大老爷！你什么时候对家庭付出过！”
父亲不说话，喉结动了动，他把分辩的话咽了下去。母亲越来越激动，脸憋得通红，一直不停口在说我。我只觉得胸口越来越紧，头也疼，人像在水里挣扎，窒息，终于，我不顾一切地说：
“我不需要你来帮我，我可以自己搞掂。如果在美国你那么委屈的话，你们回国住吧。我没有办法做到使你满意。我以为你会喜欢和我住一起，我在深圳时你也要和我住一起，我在哪里你也要到哪里，既然这么痛苦，何必呢？我们分开吧！”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脏痛到要裂开，这些年的大事小事也涌上心头，我的嘴里泛出苦味。我就是那个无论怎么努力，都得不到母亲肯定的人，无论我自认为多优秀，都入不了母亲法眼的那个女儿。
她和我，就像天敌，我不记得这辈子，我们有没有一次机会，我们能坐下来聊过。从小到大，我也没有能在母亲面前撒过一次娇。我经常在梦里跟她吵架，争辩，哭泣，醒过来之后，才意识到人的纠结。我无法不听她的抱怨，也无法无视她对我的要求，我在自己的家里，没有自由和快乐。
而母亲，在听到我说让她回国的那句话之后，也整个人颓了。以往我们的争吵，不管怎样胶着，我是绝对不敢这样说的。她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很快又转为通红，身体僵硬，嘴唇紧紧抿着，手有点哆嗦，那木然绝望的表情使我害怕，更多的是愧疚。
她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有点踉跄，婶婶赶紧走上前扶她，她没有拒绝。“我回房间吧，有点头晕。”她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走上楼，步子很慢很慢，双腿仿佛灌了铅，咚，咚，咚的脚步声，像铁锤一下一下砸在我心窝上，我几乎要痛得背过气去。
07
母亲一整天没有下楼。我去房间看她，房间没有开灯，我坐在她床边，她紧闭着双眼，呻吟着说头很痛，我不顾她的拒绝，硬是给她量了血压，量了两次，收缩压都接近200mmhg，又听了听心肺，心率很快，好在心律还是整齐的。“有没有觉得恶心呕吐？”我问。她嗫嚅了一句说，说有。“你必须去急诊，这是高血压危象，弄不好会是中风或者心梗的。”我的语气坚定，不容反驳。“我吃药就行。你不要气我就行。”母亲抬起左手，指着放药的柜子，又无力地垂下去。
“不行，有病就要去医院，别的再说。我叫救护车也行，开车送你去医院也行。”我不管她多么不情愿，扶她坐起来，穿衣服，穿鞋，同时把出院记录，手术记录和处方药单都拿好，开车和她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
当值医生听了我的叙述，马上安排她做头颅CT和上了心电监护，安排这些的时候，母亲很急地说，“如果有什么，我不要抢救。不要插管。”她带着哭腔。“你不要让他们给我搞得半死不活的。”
“不会有什么的，只要你配合医生。”我冷静地回答。查了，幸好不是中风，用了药，血压下来后，再观察了几个小时，就让我们回家了。一路无言。
回到家后，第二天，父母亲，叔叔婶婶，我和Z先生，一起开了一个会，家庭会议的结果是：父母回国长住。由我出钱买一套电梯公寓，给母亲单住。父亲继续住之前的七楼那个步梯复式单元，上面有他的菜园和动物园。散会前，Z先生还说了一句话：“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一般，积蓄并不多，但为了解决问题，还是决定买房给岳母住，但是有一条，从今以后，她永远不能再来美国。” 我大惊失色，没想到他会蹦出这样一句话，叔叔婶婶也惊呆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父亲马上加了一句：“那我呢？我还能来吗？我不是她。” 母亲的脸色刷一下变得煞白，我分明看到了她眼中的泪。
“你们回国之后，以后我多点回去，经常探望你们，以前是你们跑，现在换我来跑。”我对父母说。父亲点头，母亲声音微微发颤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回来看我们，我们不需要看到你。你过得好就行了。” 我紧紧咬着嘴唇，一言不发。明知道她是在说气话，还是觉得如万箭穿心。
接下来，就是一边准备父母回国的事情，一边托房屋地产经纪看房，也发动亲友帮看，我的要求是，必须可以拎包入住的，越快越好。很快就相中了一套三居室的高层，在家里的一个购物中心上面17楼，朝向和布局都不错，还有空中花园，闹中有静，是家里配备比较好的一个高档住宅小区。于是，12月17日，父母叔婶四个老人家，收拾了十个大行李箱，机场安排了两个轮椅，离开了美国。他俩被机场工作人员用轮椅推进安检区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要虚脱了，那几天，被自责折磨得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觉得自己是大逆不道的罪人，但又不甘心就此低头。
他们回去后没几天，在12月26日，为了办理房产证和委托书公证，我也赶在国内放元旦假期前回去了。速战速决，一共就逗留了5天。那是有史以来回国时间最短的一次。在公证处按手印的时候，完全不合格，因为十个手指头的指纹因为工作的原因，全被磨没了，一按一片红点点，没有指纹显现。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好奇地研究着手印，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这么辛苦的？”
08
他们回到国内后，我基本上是每年回去两次。每次停留时间是大概三周不到。
2016年底，父亲查出肺癌三期，我联系省医的大学同学，光速安排了手术治疗，手术效果不错。2017那年我一共回国三次，出钱出力，协助安排他的进一步康复和治疗。并在父亲心心念念的家乡海边，在姑姑家所在的小区，为他买了一间公寓，也是带电梯的，比之前母亲那一套面积更大，房间更多，小区环境和配套也很不错，生活方便，离海边也近。这样他俩就可以在两个城市之间，经常换着地方住。
海边的空气好，父母的同学朋友也多，因此一年之中，很大一部分时间，他们都在海边的公寓住。那两年，我还安排孩子们每年回去过暑假，多陪陪外公外婆。这样的静好生活，我本以为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我认为自己已经做了能做到的最好努力。
后来疫情来了，再次发生了很多变化，父母的，我的，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在同时经历海啸和地震，每个人都在用尽全力活下去。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在三明治短故事学院里写文章，我和自己和解，和母亲和解，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我的身心经历了我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大锻炼。
2023年四月初，也就是今年，国家解封，我停诊回国一个月。这是疫情后第一次回国，距离上一次整整三年半。
我这次回国的一个月，是心无旁骛的一个月。安心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安心做他们的女儿，也安心地成为他们的照顾者。父亲和母亲双双在2023年一月份和二月份接受了手术，父亲是股骨头骨折，腰椎骨折。母亲是椎管狭窄手术。两人都要坐轮椅。他们真的衰老了。
我终于在父母面前，完全成为了一名“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真切医者。父母的病情在我回国的这一个月内，有了非常大的好转，尤其是父亲，几乎变了一个人，之前总躺在床上，消瘦而且非常沉默寡言，在我回家的这段时间，他一天比一天好，开始多说话，胃口好了，脸上也开始有笑容。每天乖乖地坐着等我给他治疗，陪他做康复运动。
“你这次回来，能帮我和妈妈治好病，就是功德无量啊！”在他比较清醒的时候，父亲对我拱手作揖。而母亲在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也恢复了平时的雄赳赳气昂昂。可以自由走动，也可以做她想做的事了。之前的行动不便，对她是很大的打击。腰椎手术前，她电话里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呃，我，可能不是很好，动不了，痛是10了。”（在美国，医生问痛疼程度是用数字1-10 ，数字越高越痛。）我知道母亲很能忍痛，可想她真的受苦了，我很心疼。手术是我以前医院的同事为她做的，术前我对她说：“妈您安心手术，等我回来后一定帮你做好复健。我的技术您放心。”
国内的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我回美国前的那一天早上，抓紧时间给他俩做最后一次针灸治疗，母亲喊父亲准备，“快点啊，别耽误她，今天就是我俩，不管别人。”说起来特搞笑，我回家后，家里成为临时诊所，每天都很多亲友上家里来看病（必须先经母亲同意），母亲轻车熟路地安排，谁谁躺沙发，谁谁躺床，谁谁在哪个房间。再告诉我，我应该先看谁，后看谁，还加一句“把握时间，别搞太久了。随便看看，意思意思就行了。” 我在心里翻白眼，连怎么看病人都要管我，马列老太太简直反了。
我每天几乎足不出户，基本是陪着他们。每天在附近的菜市场买菜，买新鲜的鱼肉蔬菜，烧饭煲汤给他们吃。满足于流连在那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给他们治疗复健，监督锻炼，在他们的健康管理上占了主导地位。
虽然母亲依然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在厨房洗碗的顺序不对，都要被她训一顿，进个电梯，下楼取个团购，还能听见她在我背后，或者从阳台朝楼下吼我，就因为我没有按照她所说的路线出小区。平日里，喜欢把天聊死，还时不时言语挖苦我一番，不断挑战着我的定力，但她最终已经不能撼动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心智地位。大多数时候，我的心里已经波澜不惊。
我包容她，也忍耐她，更多的时候，我怜爱她，愿意让她赢。我没有想过已经八十岁的老母亲，居然会下挑战书似的问我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在G家，我是第一？谁敢不听我的？你凭什么和我斗？”脸上那种挑衅得意，使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子，野蛮又令人觉得好笑。我心想，那我也是W家第一啊，我骄傲了吗？
家不远处有一个蛮不错的发廊，洗头很舒服，会按摩头皮和肩颈很久，还用中药洗头。母亲和我非常喜欢去，每当并排躺着洗头时，母亲总要对洗头的店员说，“这是我女儿，当医生的，从美国回来。”
大家惊呼，哇，阿姨您女儿好年轻啊，结婚没有啊？
“哎呀，开什么玩笑，她啊，三个孩子啊，小孩子都上大学啦！”母亲笑眯眯地说。父亲的头发长了，我们也带他来了一次，洗完头剪完头发，他又乖乖地坐在一边等我们，轮椅就在他旁边。发型师给我吹头发，我在镜子里看着老父亲，刚好和他的目光碰上，他微微笑，目光慈爱怜惜，令我倍觉依恋，不能忘怀。
我必须承认，我幸运地集中遗传了父母的优点，在做专业技术和整体性格上，像父亲，比较沉得下心，也耐得住寂寞，却没有他的怕事和懦弱。在待人接物，处理突发问题方面，像母亲一样干练，杀伐果断，却没有她的武断和虎头蛇尾。
几十年的时光过去，像掉入蚌壳里的那颗沙砾，彼此痛苦地接受，磨合，忍耐，成就。我被吞噬，被排斥，被接受和包裹，最后我成了珍珠，他们成了珠贝，彼此都坚硬而宝贵。每一粒沙子在成为珍珠之前，都要经历这个过程。而蚌壳的肉身在沙砾上分泌的物质，最初只是为了保护它自己，蹉跎中不得已才生产出了那颗珍珠。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可以走，一切修为都必须来于自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09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场景，是回国的有一天，大清早，台风欲来，乌云密布，整个天空是黑色的，四周黑夜一般乌黑。海边家的小区里，每个楼层的灯都齐刷刷亮了，大家安静等待疾风和雷雨。天空里雷声隆隆，闪电不时利剑般划破黑色的天空，白光一次次照亮着屋外。
我站在窗边看这黑色的白昼，父母各自在客厅的沙发上，像两只老猫一样，舒服地躺着，歪着，父亲因为老年痴呆，清醒的时候不很多，常常坐着就睡着了。母亲则在刷手机，躺在沙发上，一只脚翘起来，轻松地搭在沙发背上，拿着手机的两手举在空中，脸上很是自在。
对了，新的沙发和椅子是我这次回国时，一进家门的当天就去家私城买的，旧的那套坐着很不舒服，硌得我的屁股疼，母亲说还可以用用，我坚持要换。“你就回来这么几天，还换新沙发干什么？又不是总住在这里。”母亲说。“就是因为我就回来这么几天，才要换！我工作那么辛苦，父母养我那么辛苦，就算只是舒服几天也是必须的！” 我语气霸道。
“你很多钱吗？就知道浪费。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母亲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心疼。
“我有这个钱，也愿意花这个钱，我值得，我爹娘更值得，嘿嘿。” 我对母亲的嘟嘟囔囔充耳不闻。我就喜欢看她拿我没办法的样子。后来她不也是逢人就说，自己的闺女，好任性的，看沙发不顺眼就马上就要换，然后开心地等别人说，“哎呀，她那还不是因为孝顺！”
海边老家这套公寓住得太舒服了，环境超好，小区里绿树成荫，还有游泳池和凉亭，去菜市场和超市都是走路的距离。
风雨欲来，我在窗户旁观察黑压压的天空，和利刃似的闪电。父母的身影反射在窗玻璃上，他们的状态松弛，自在，宛如婴孩。这生我养我的人啊，他们在安心或者不安心地老去，而作为儿女，都在用尽全力地成长，也在摸索中孕育下一代，一代一代，我们对立，纠缠，反思，和解，前进，生活，尽力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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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边家当天就换了的新沙发和椅子
W医生专栏：与母亲决裂后的和解，尽力圆满
这可能是我写短故事以来，最难产的一篇。思绪万千，无从说起。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相对严肃的命题，绕不开，躲不过，不管如何试着忘记，或者逃避，它始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令人内心不安。这种不安，也终将会延展到生活里的各个方面，在命运关键的节点考验每个人的智慧和信念。如果我们都可以客观面对这些命题，发自内心地，诚实地去梳理、剖析自己，就一定会从中获得心灵的抚慰和抱持。我和母亲之间，那些年的相爱相杀，是任何宿命论的解释都没有办法使我得到终极平静的。所以我选择面对它，讲述记录它，即使得不到最终的答案也不要紧，至少我已经可以坦面对这些矛盾，并且在试着放下，而不是忘记。刻意忘记一些事情，并不是通往幸福的捷径，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而能够最终为我们带来平静的，只能是自我探索之后的包容，理解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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